小 鹰

姚蜀平：

久未联络了，近来可好？

前不久写了篇《“真实情节”与“真实关系”──从姚蜀平<悲情大地>一书谈起》(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BQDD.html)，也发在《华夏文库》。

写完之後，有人问我，“要是不写‘牛主任’，那文革中被群众批斗的干部里，有谁和什么是可写的吗？”

这是个好问题，我讲了半天“路线斗争”、“司令部斗争”，都比较抽象，除了阐述与毛式“社会主义路线”对立的刘少奇方针政策之外，人们还需要看到一些具体的“党内走资本主義道路当权派”的形象。

思索了一下，我第一个想法是，其实你哥哥姚监复，就可以写。我印象中，他有许多“走资派”的言论。但仔细一查，那好像都是在文革以後的事，1982年他才被调到“农村政策研究所”，成为赵紫阳的智囊人物。

只是不知为什么他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我猜想，他或许是对政治问题有些与毛派相左的独到之见。

那文革之後，又是谁因此而看上了他的呢？

是杜润生。

杜出身破落富农，年轻时参加学生反蒋运动，成为骨干。1936年入党。抗战时在太行山区打游击，国共内战时从事党政工作，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後参加淮海战役。

建国後，1953年出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秘书长，土改之後，邓和杜曾提出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即“四大自由”：商品交换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租佃关系自由。1955年10月，因反对“合作化”，他们二人被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点名骂作“小脚女人”。

1956年5月，杜润生调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在反右期间保护了许多科学家。1961年又主持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其中一些概念成为1962年周恩来和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先声。

就是说，建国後，刘和毛争论的那些事，实际上，底下的确有人在具体干，绝不是如纽约政论家胡平随意宣称的那样，“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

也正因为此，文革中，杜润生被开除了党籍。

文革之後，1978年杜被平反复出，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搞“包产到户”。1982年春，出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所”主任，配合胡耀邦、赵紫阳等，连续五年制定了一系列农村工作文件。

8964之後，因反对以开枪方式处理学生运动，杜润生与李锐、于光远、李昌等一起受到整肃。

这样一个干部，算不算是个典型的“党内走资本主義道路的当权派”呢？我想，应当算的，毛发动“文革”要整的，主要就是这些人。

可是，现在我听到过的评价是：主张“包产到户”不算，只有“分田到户”才算是“走资本主義道路”！

还有人讲，“刘少奇1951年的建国纲领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够好，私有制要永远不能触动才行！”

这些党员、红五类，在文革中“先知先觉”地紧跟毛泽东去打倒“走资派”，声声“义正词严”；现在又“大澈大悟”地出来“批判”文革，却把“标杆”设得比天还高，再次把“走资派”贬得“一无是处”，而且依然是“词严义正”。

这帮人什么时候都能混得“如鱼得水”、“风起云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除了邓子恢与杜润生之外，有具体形像可写的“走资派”还有邵荃麟和韦君宜，蒋南翔和罗征启，顾准和孙冶方，李锐和杜导正，邓拓和田家英等一大帮。

如果把眼光再放长一点，回到民国时代，就可以看出这帮人的“来龙去脉”。

在《从悼念唐伟所想到的》(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TW.html)和《有两拨人》(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TW_2.html)中，我提到“走资派”和“毛派”就是多年来在许多基本观念上处处对立的“两拨人”。

可是，建国之後，在毛派的打压之下，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反修防修，逐步把党内外的“走资派”精英，即所谓“来自内部的敌人”(Enemy From Within)，整得“七零八落”，最後是“文革”，来了个“包圆”，打倒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毛派完胜。

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那时都受了毛的蒙蔽，在他的“民粹主义”之“豪言壮语”的蛊惑下，文革中跟着他去反动正当的历史潮流；更不幸的是，其中有一些人，至今还认识不清楚毛文革反“走资派”的本质及其恶果，还在鼓吹些什么“文革反官僚”之类的说法，来替毛发动“文革”开脱圆说，更欲为自己当初不光彩的追随加上一轮“正义”的光环。

这种历史教训，值得今天研究和记取。

文革之後，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总结道：

胡的这一句话，抓住了建国後党内“两条道路”斗争的核心所在，也是我们认识毛、刘之所以“分道扬镳”的关键。

但现在一些“学者”不这麼看历史，反而指斥刘派是“官僚”，而“戴着枷锁跳舞”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朱熔基、李克强等也都不够好，都是些“体制内的人”。因此，现在一些所谓的“改革派”还在等着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华盛顿”或“林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走资派”。不过，要是真的等来了，他们敢不敢认，还是个问题。

人是有灵的，灵里不合，就很难相处。“两拨人”，说简单些，就是：他喜爱的，你很厌恶，你以为“是”，他认为“非”，反之亦然，格格不入。

我以为，从灵里“有两拨人”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不但对理解“文革”来说，比局限于打倒腐败“牛主任”的层次，要深刻些，而且，对于历史上，以及今天各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更容易看明白了。

再回到我们的话题：一本小说，或一篇文章，写什么？怎样写？也就是如何处理“题材问题”？

其实，天南海北、古往今来，人物山水、花鸟鱼虫，都可以是题材。(参见：邵荃麟致《文艺报》主编张光年 1960年12月5日)，https://www.azcolabs.com/Letter_QLtoZGN.html。

只是细看现实人类社会，“除了性爱和友情以外”，还有着其它的“人对人的”“人的关系”在冷酷地驾驭着社会的人生。

而文艺“现实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勇于揭示社会矛盾。关系就是矛盾，所谓的“人性”也只是在这些“关系”中才得以生存、表现和发展。

一个作者对“现实的真实关系”理解得越深刻，其作品就越有价值。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拴、闰土、七斤、单四嫂子、以及吕纬甫与魏连殳等人物，身上都集中了旧中国各种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样，美国的《阿甘正传》、《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经典，也均是如此，因此它们经久耐看，令人深思，给人启示，我们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主义文艺的魅力。

邵荃麟讲“作品的故事不过是个躯壳，躯壳里面的灵魂，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作品的灵魂呢？

我的理解是，这灵魂便是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矛盾，以及围绕这矛盾而展开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的表达，而灵魂是不可以用公式来把握的。

你是个资深作家，我这样交流浅见，不是想“班门弄斧”，也更无意冒犯。我只是想搞清楚“文革”里的“真实关系”。

希望能听到你的批评回应。谢谢！

小鹰

写于202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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