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是从运动一开始的“社教二十三条”，到“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条”，从1966年毛的亲笔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到1976年初下发的中共中央4号文件《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都反复写明的宗旨。
要深入批判“文革”，“走资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但对它的任何“曲解和淡化”，对于认识“文革”的本质，都是有害的。
以下是一位友人近来给我的通讯摘要：
我本人关于“走资派”的说法，以前在我的几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走资派”是毛泽东为了整肃党内不同意见的干部而生造出来的概念，既不符合实际，也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是个伪概念。吉拉斯的“新阶级”比他的“走资派”更加正确。但是这个新阶级是包括毛自己在内的，毛的思想高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毛在其他场合提出来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一定要把主义二字加进去，就是要把自己从这个阶级中划分出来，但是用“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概念来划分阶级，是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所以到最后，只能回到“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的继续”，用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来打倒他的政敌。
我的回复如下：
我很看重一对一的、有深度的交流讨论，但不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而是彼此质疑互动，有针对性地、有根据地提出些“好问题”来，相互启发切磋。
现在我开始回应。
一、“新阶级”这个词，其实等同于“官僚”或“官僚主义者阶级”，用它来取代“走资派”，同样是混淆“概念”，更混淆了说这话的“主体”。
吉拉斯提出“新阶级”的说法，无疑是对共产党统治制度尖锐有力的批判，但文革不是吉拉斯发动的，不能把他(或你赞同)的看法强加在毛身上。
正如你所说，若是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整肃“新阶级”，这显然说不通，因为它(新阶级)“是包括毛自己在内的”一个开不得的“潘多拉盒子”。
毛提出的“走资派”一词，是专指那些对抗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并非指党内在一般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而党内这种“大是大非”，或路线上重大的分歧，在建国初期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後，并非是毛“心血来潮”、“空穴来风”。
你认为，“走资派”是毛泽东“生造出来的概念”，它“不符合实际情形”。
那我就特别要问，你怎样看1951年7月“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的重要批示”，以及“刘少奇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的内容提纲”？
前者，他直言反对搞“农业合作化”，指出它“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于後者，他明确地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这两件涉及重大路线分歧的史实，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里，都故意略去不提。这是为什么？
还有，我在《“文革”问答三》(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里列出种种所谓的“黑线”，以及“貌合神离”的“两个司令部”在各项政策上的反复较量，是不是“实际情形”？
现在有人把它们“淡化”、“降格”为一般的“不同意见”，或“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内斗，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吗？
二、你认为毛生造出来的“走资派”概念，也“违背马克思主义”。这里你所说的“违背马克思主义” 是什么意思？愿闻其详。
我常看到一些“批判文章”质问道，共产党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刘少奇又怎么可能违背马克思主义，要搞什么“资本主义”？
现在多数人，在谈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时，依据的仍是经山寨主毛先生咀嚼後吐给他们的那些东西，他们只知道什么“造反有理”、“消灭私有制”等等，自己却没有认真读过原著，也不愿去领会原意。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强调：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且不要管这话是谁说的，只问这个论断，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而纵观毛执政以来，毛的一切“所作所为”又是不是用其“法令”来“跳过或取消”我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看看马克思还讲了些什么？》(https://www.azcolabs.com/xy_MKS.html)一文中，除了上述关于“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的陈述之外，我还提到他关于“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的陈述，即：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告诫一些自命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像十九世纪中叶德国那样的封建专制、生产落後的国度里，决不能去搞什么“社会主义”，而是要先把“法国的生活条件”搬过来。
什么是“法国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这样解释道：任何地方要想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具备三个前提，分别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
而他又更明白和具体地说明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要素”，即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这就是“法国的生活条件”，马克思认为，若是一个封建专制、生产落後的国家还不具备的话，那就先去建立她。
以後，直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方可谈论“社会主义”革命。
按照他的这些学说来看，马克思是不是“封建专制、生产落後”国家里“走资派”的鼻祖？
四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又处在哪一个阶段？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特地撰写了这第三章，其中批判了种种流行的假“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100年前马、恩就已“量身定制”地把推行这种组合的毛式“社会主义”称作是“反动的社会主义”。
你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这些内容吗？
三、当初刘少奇等“走资派”，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主张国家朝这个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新民主主义”方向走，建国初期更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又有什么不对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党内“走资派”的来历：
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1945年“七大”时的中共头脑还算清醒。“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讲道，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建国前夕，共产党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在民族独立的平台上，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而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更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他就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
共产党的这个纲领合乎中国的现实需要，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繁荣，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
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此後，刘少奇与毛泽东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
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总结道：“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
我以为，胡耀邦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正是马克思所指明过的“走资派”的“进步”路线与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决不可以把它庸俗地归结为“官僚集团”之间的什么“利益的对抗”(即杨继绳所谓的“第二重紧张关系”)。
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走资派”和“走社派”的斗争，你以为如何？
四、如果你对这样肯定刘少奇，感到不舒服，那你怎样看待“离经叛道”的铁托？也用“新阶级”来“一言以蔽之”吗？其实，刘提出的那些主张比铁托要更早，只是铁托做了刘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还有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以及王若水、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知识分子，和蒋南翔、陆平、刘达、李达等文革前的高校领导人呢？
即使你把他们都说成是属于“新阶级”，那其中的成员又有没有“异化”(Alienation)的可能？比如，戈巴乔夫和叶利钦？
所以，“一丘之貉”说是不是太简单了些？
或者，问得更白一点，假如六四广场学生那时听懂了赵紫阳的话，明智地积极配合党内反对派行动，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五、现在一些“史家”对慈禧和袁世凯尚且都“体贴入微”，强调要对他们“有所肯定”。为什么人们今天就舍不得给刘少奇一点credit？反而对他那么苛求？
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刘少奇讲“农业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及“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假如，那时敢讲这些话的那个人，不是刘少奇，而是某个“经济学家”，你现在会如何评价他？
六、我概括了一下你关于对“走资派”的看法：“走资派”是毛泽东为了整肃党内不同意见的干部而生造出来的概念，既不符合实际，也违背马克思主义。……而“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实践中也行不通，……所以到最后，只能回到“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的继续”，用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来打倒他的政敌。
这好像是说，“走资派”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纯属是“子无虚有”东西，是个“生造出来的概念”，毛本人并不相信，而最後连他自己也抛弃不用了这个“借口”。
但事实上，毛死前从来没有放弃过“走资派”的说法，他坚称刘少奇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中，谈的主要还是这个“路线斗争”问题，那时他还在讲“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甚至主张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反走资派”的文革。
这个“与毛远新的谈话”是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它被杨继绳动情地誉为毛要“留给后代”的“最后的思想”，即：“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
那你怎样理解和解释这个文件的中心思想？
难道，从“社教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条”，以及“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直到这“最后的思想”等所有中央文件里写明的文革“反走资派”宗旨，整个就是一个“大阴谋”、一场“大骗局”吗？
如果这样讲，你的依据又是什么？
七、当年毛泽东自己也知道“走资”还是“走社”，这毕竟还是个“路线问题”或“思想问题”。如果按以前党内多次对“路线斗争”的处理原则，这还是个“内部矛盾”，定不了刘少奇的死罪。但毛自己心虚，恐怕日后刘会翻案，因此，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外，毛又在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最后给刘定的罪名还有“叛徒”、“内奸”和“工贼”，这就够上了“敌我矛盾”，所以要“永远开除出党”。后来查清楚，这些历史问题都是毛派一手制作的诬陷。
而现在杨继绳给刘少奇戴上“官僚”的恶谥，比毛强加在刘头上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罪名更毒，因为后者毕竟只是个历史问题，冤案总可以查证推翻，而前者妙就妙在其“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弹性很大，说不清楚，但在百姓的心目中，它又比“叛徒”和“工贼”要具体得多，也可恶得多。
因此，杨的这些文革“反官僚”的说法颇能迷惑和迎合一批人，他同时也相当地美化了毛，并致命性地诋毁了刘，是不是？
八、共产党内的确是有许多封建专制的“官僚”，包括毛泽东自己及其“四人帮”在内，他们“草菅人命”、腐败堕落，而现在还有更多。但“走资派”不等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并不是很多官员能够配得上“走资派”这一光荣称谓的。
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和妥协，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张闻天和周恩来，以及邓子恢和王稼祥、李维汉和陶铸、陈毅和万里等，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邓拓、田家英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宋庆龄、张东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黄炎培，以及林昭、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林希翎、谭天荣等。
而“走资派”的存在也不就止于“文革”，之後的历次运动中，又有不少被废黜、关押或赶出国门，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然而，要做区分的是，现在搞“中国特色”的一帮人，并不配叫做“走资派”，其中的贪腐官员更是一堆“行尸走肉”。他们穿着“资本主义”的“新鞋”，走的是毛式“社会主义”的“老路”，整个体系只有“资本主义”的“躯壳”，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资本主义三要素”，因此，与其说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的名号。
九、最後，欢迎每一个人都认真再思考这个中国现当代史中最重要的问题：
十亿人搞了十年的“文革”，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
以下是杨继绳的回答：
杨在其“文革史”《天地翻覆》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
“毛想寻找一种形式，不通过官僚体系，直接地、公开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蜕化变质。通过多年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他不甘心失败，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
总之，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以至于文革时“毛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
以下是央视的回答：
“文革‘艰辛探索’”说，2019年9月。
关于“文化大革命”：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敌视、封锁和孤立，以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施加的巨大压力，严峻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立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与方针政策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地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积累发展，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延续十年的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
读者不难看出，以上这两个答案，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如同“双簧”表演，一个唱红脸，说着“官腔与套话”，另一个唱白脸，讲些“花言与巧语”罢了。
以下是我的回答：
文革是建国17年来“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毛要整治和铲除的是党内外的“走资派”。
然而，文革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和需要，也反动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所以，这场伪革命注定要失败。
文革的本质是：由“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混成的、更加反动和凶恶的毛式“社会主义”，以最“革命”的言辞和最野蛮的手段，疯狂地阻挠打压新兴活泼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诉求与发展。
说到底，这就是“两条路线”之争，其核心是关系到“封建专制、经济落後”的中国社会出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对以上这三个说法，或者，扩大到对本文“附记”概括的有关“文革”的各种“说法”，作为读者，你会怎么看？如果都不赞成，那么，假如“百科全书”请你撰写“文革”条目，要求用几百字写出来，你又会怎样写？
总体来看，在我的回应中，有些问题问得有点“咄咄逼人”，但决无冒犯之意。我只是想把问题提得尖锐些，以引起重视与思考。
希望读者最好能逐条回应，以做学问的态度，有针对性地讨论，或可简单地质疑，暂不必系统地成文，只指出破绽、漏洞或不足即可。让我们继续交流和争论，我会认真思考你的每一个批评意见，以便共同加深认识。
然而，我的经验是，多数亲历或半亲历文革的老人，由于各种原因，至今私人成见仍如此之深，他们一味固执己见，面对挑战，既拿不出有力的论据反驳，更不愿思考讨论，只是故作高深不屑状，以沉默回避问题。十余年来，已令余几近绝望。
现在，我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与“文革”没有瓜葛的年轻一代，希望他们当中，有些认真做学问的人，能站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历史的高度上，潜心和客观地研究“文革”──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现当代史问题。
蛇年大吉！
小鹰上
写于2025年2月7日
自有“文革”研究以来，注家蜂起，据作者归纳，除了文革“反官僚”说之外，还有诸如以下所谓的“说法”：
“争权”说、“试错”说、“艰辛探索”说、“破旧立新，质疑权威”说、“马丁·路德改教”说；
“饰词”说、“毛心理问题”说、“人品低劣，动机隐密”说、“中共话语陷井”说、“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说；
“阴谋”说、“博奕”说、“偶然性与个人因素”说、“打打杀杀，大革‘文化’之命”说、“尚未解密不好定论”说；
“一丘之貉”说、“两个文革”说、“空穴来风”说、“一场混战”说、“民族英雄、世界伟人”说。
还有什么：毛搞“文革”是因为“刘少奇‘僭主越位’，大有‘逼宫’之势”，“刘少奇‘自作孽、不可活’”，“天派地派两个毛泽东”，“毛泽东、官僚、造反派的‘三国杀’！”等等。
总之，是越说越玄，越说越糊涂，就是不肯承认毛自己宣称的“文革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更看不出为什么毛“走社”是反动的主张，刘“走资”是正确的道理，结果路子越走越窄，题目也越做越小。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答对我“文革观”的一种议论》(2025年1月17日)
小鹰：《杨继绳“文革反官僚”说的恶果》(2023年5月17日)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