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自《“走资派”是个“伪概念”吗？》的讨论之後，又收到友人的回信解释：

我的回复如下：

谢谢你的回馈，它有助于我思考和更好地表达。

不过，看来，恕我直言，你还是把文革的发动，归结为毛的“面子工程”，或有“心理问题”，而不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认为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有点像是俗人对“市井纷争”、“妇姑勃谿”等“家长里短”的通常“仲裁”，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结果反而降低了论者自己的水准。

此外，指责毛“用意识形态来划分阶级”是在理论上“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论理方式，有些令人费解。它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你赞成那种刻板的“阶级”划分理论是正确的，并依据它来推论出“走资派”根本就不应当存在，“‘走资派’是毛生造的罪名”，是“贴标签”，从而断定，毛发动“文革”就是毫无根据地在打“假想敌”。

但这究竟是毛的看法，还是你自己的想定？这里似乎又混淆了“主体”。

毛在他最後一年下发的中共中央4号文件《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中，这样谈到“文革”：

也就是说，在毛看来，他把刘派划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不但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相反，他这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新理论，甚至还被自诩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因此，说他“发动文革”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又怎么样？一点都动他不得！所以，关键还是要拿出历史事实来做具体分析和判断。

你说毛提出“走资派”的概念，“也违反实际情况”。这好像是说刘派并不是毛的什么“绊脚石”，但你没有证明展开。

因此，我就特别要再问一次，你怎样看1951年7月“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的重要批示”，以及“刘少奇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的内容提纲”？

前者，他直言反对搞“农业合作化”，指出它“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于後者，他明确地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是要长时间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这两件涉及重大路线分歧的史实，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里，都故意略去不提。这是为什么？

事实上，此後在道路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又较量了几个回合，其中包括1962年重新推出土改以後他就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即“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指：“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纲领”。

而从《炮打司令部》清算“六二年的右倾和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开始，到临终前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还在“耿耿于怀”地数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种种“罪恶”：“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所以说，刘少奇是他在路线上最大的“政敌”──“最危险的‘敌人’来自阵营内部”，对此，毛自己心里是“一清二楚”的。

自1949年之後，毛、刘两条对立的建国路线的“明争暗斗”一直都存在，不过，最终是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

这就是建国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当然，你也可以举出无数的事例，来指控刘少奇的种种“劣迹”，例如，“七大”时“吹喇叭、抬轿子”，把毛捧上台、“土改”时推行“斗地主”、“大跃进”时也跟着头脑发热等等。或许，这些都是你说的“实际情况”吧？对此，我并不否认，但这里有个“权重”的问题，即：究竟哪些是属于认识错误、工作错误？哪些是根本性道路的分歧、是本质和主线？在什么问题上，毛、刘二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而最终，又因为什么，毛称刘是“死不悔改”，而刘则坚持“宁为玉碎”、“至死不屈”？

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总结道：“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

我相信，胡耀邦的这一句话，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正是马克思所指明过的，在封建社会里，“走资派”的“进步”路线与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决不只是什么“政策层面的斗争”，更不可以把它浅薄空洞地归结为“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对抗”(即杨继绳所谓的“第二重紧张关系”)。

总之，文革毕竟是毛发动的，毛发动文革的确就是要整那些让他“憋了一肚子气”的“走资派”，但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曾让他当众大丢“面子”，而是不清除这些“绊脚石”，就无法推行他的“社会主义”路线。毛发动“文革”，决不只是为了修复丢失的“面子”，也不是为了“平息心中的怒火”，“役其‘社会主义’之政”才是终极目的。

毛自己当然明白，“官僚”或“官僚主义者阶级”与“走资派”是两个概念。

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了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其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自文革起始至终都直接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路线和司令部来作为划分干部好坏的界线。

据我所知，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类似的浅薄说法是：文革就是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是毛要死保自己的皇位，害怕死後遭“赫鲁晓夫”鞭尸，其它都是托词。例如，“史家”高华就认为，毛搞文革，是因为刘少奇“僭主越位”，大有“逼宫”之势，毛讲的“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这种否认政治内涵的单纯“争权”说，经不起分析。它会面临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的权力，他要掩盖自己的错误，那在1969年11月24日刘已被整死之后，刘派官员已“溃不成军”，毛在全国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极点，无人可以再威胁挑战他了，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呢？他自己还有几年可活，为什么要关心身后每七、八年的事？

我想，这正说明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发动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身后继续实施毛式“社会主义”之政道路上的障碍──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

所以，“清君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权力是实施理念的工具，专权是为了役政。

我想，那些论客恐怕是廉价“宫斗剧”看多了，只会看表面的“争权”情节，不去看或看不懂背後的“政治”实质。他们“大义凛然”地指斥“毛不好、刘更坏”，甚至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

他们以为自己很超然、很前卫，实际上，见识很肤浅、很庸俗，结果是把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或者，是有意换一种法子来淡化、遮掩，甚至袒护毛和毛路线的“反动”之处。

他们“避重就轻”，把毛顽固推行其“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从政治上的“反动”降格归结为毛的“道德品格”或“心理素质”问题。“饰词”说，其实是在为毛而“饰”。

当然，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简单化”，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但这决不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把一场严酷的“路线斗争”降低为“个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主要线索，不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属性和体制设置的深度，来分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去判断两条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难道日后人们只要精心甄选些“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领袖，中国就可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文革”那样邪恶的“政治运动”了吗？

现在，官方评价“文革”时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坊间“论客”也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只是“宫斗争权”罢了，毛不好，刘更坏，他们是‘一丘之貉’”。

杨继绳的“反官僚”说、高华的“饰词”说、秦晖的“刘派反毛不反左”说，以及坊间的“一丘之貉”说，和官方口吻一样，都否认有“路线斗争”，他们“颠倒黑白”、转移目标，“异曲同工”地在帮毛料理文革後事，集体沦为毛的“清客”和“帮闲”。

面对如此明显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些论客随意作这样“降格”和“淡化”处理，不禁使人疑心，这目的是否是要设法肯定自己当年文革“所作所为”的“正当性”？甚至，是否是论客出于欲掩盖自己当初“不光彩的追随”──“吹喇叭、抬轿子”，把毛捧上了天，故也要搞一项“面子工程”，或也有“心理问题”呢？

相反，作为与之对立的看法，我以为：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有着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而且党内也的确是存在有两个“司令部”，在许多大事上主张“格格不入”，各自号令不同。所以说，“文革”是十七年来这些矛盾斗争累积的总爆发。

这里就要问，那究竟孰是孰非呢？

如我上次谈到，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马克思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

正面的经验，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兴旺富强，也都是些极好的例子。尤其是，如果对比历史、经济、文化与资源都相似的东西德，以及南北韩，看他们在不同制度下的不同发展轨迹与现状，就更能说明这一规律的正确性。

而负面的经验则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在内，那里的政府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为地强行去搞所谓的“社会主义”而无一不遭到惨败，其中包括毛式“人民公社”的消亡、柬共的垮台、以及苏联的解体。所有这些“乌托邦”式的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特别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坚持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这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他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大败亏输！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毛式“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因此我说，刘少奇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而毛泽东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总之，我不赞同文革是“反官僚”一说，坚持文革的宗旨还是“反走资派”，但毛文革“反走资派”完全反错了，“文革”是场伪革命。现在不管人们如何不喜欢刘派，他们的“走资派”路线毕竟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动“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因此，只有从根本上翻了这“走资派”的案，证明刘“走资”代表“进步路线”，毛“走社”代表“反动路线”，才能彻底否定文革。

否则，批判“文革”，只停留在“打打杀杀”、“血腥残酷”、“摧残人性”、“破坏文化”等低层次上做些文章，光是骂骂“大魔头”、“秦始皇”，一点都不起作用。不但毛自己历来一概承认这些“骂名”，毛粉也可以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等毛语录，或以“没有革命是不流血的”等借口，就终结所有的指控，并自慰得“理直气壮”。

欢迎我们继续交流探讨与碰撞。

小鹰上

写于202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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