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

小 鹰


文革的史料丰富,浩如烟海,任何“文革史”因篇幅有限,都只能挂一漏万,但基本的资料和文献都是公开的。因此,写作“文革史”的主要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统帅历史材料?而正确的史观应该是建立在全面客观地梳理史料的基础之上。

如果有意略去或曲解那些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资料与文献,如果带着主观的偏见或“派性”,“先入为主”,选取“史料”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见,那么,这种“文革史”还是在“打派仗”,观点上就站不住脚,而结论也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还没有通读杨先生的《天翻地复》一书,但从该书的前言,以及他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治“文革史”的观点。以下对此先简单谈些看法。

杨继绳说:“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受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有组织的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更野蛮,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八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天翻地复》)

对杨继绳的这个文革史观,我有几个问题。

一、文革开始的头两年,造反派反的是什么?是不是如钱理群所说:“基本上属于‘奉旨造反’”?造反派是不是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跟着毛泽东去打倒“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司令部”?造反派“得势”的这两年,是不是如鲁迅所说的,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二、文革的后八年,造反派之间又在争什么?争生存?争宠幸?或是争做“新官僚”?毛认为他们是在搞“无政府主义”,破坏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不听话(“造反派真的反了?”),所以要镇压。这后八年以及后来,多数“造反派”不但没有受到提拔、重用,没有让“出国镀金”,许多属于“泛红二代”的“造反派”也没能如“正红二代”那样“升官发财”,反遭到整肃,这又是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钱理群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

那到底什么是“造反派”呢?“造反派”与“红卫兵”当年都戴着个红袖箍,神气得很,其实在本质上更是一样,他们在紧跟“心中的红太阳”去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点上,“大同小异”。

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和当局打压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刘少奇语),尽管他们的初衷刚好相反。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是搞不了“文化大革命”的,而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红卫兵”和“造反派”,无论是“彻底否定”,还是“基本否定”。对一些人来说,要否定自己,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因此,他们至今“红卫兵”情结未了,“造反派”块垒难消。

三、文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反“官僚”,还是反“走资派”?

杨继绳认为,文革是一场“独裁”对“官僚”的斗争。文革发生的原因是他所谓的“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与“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的“互相交织、互相纠结”。而“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但是,这种说法有什么历史文献和重大史料作为根据吗?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是杨继绳自己的揣测?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我以为,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当年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戚本禹“讨刘檄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斗争”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文革中它“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怎么现在这些刘少奇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情都没有了?

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这属于“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结果是,把文革研究引上了歧途。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其目的无非是要拼命给毛泽东和自己戴上“反官僚”的桂冠。

我的看法是,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彻底解决“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我接受毛本人的说法,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搞清楚哪一条“路线”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黑暗与反动?哪一条“路线”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代表光明和进步?或者,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反修防修”,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看,究竟谁才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我认为这些才是现在“研究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受走,以为文革是一场“独裁”对“官僚”的斗争,这种治史观点不仅肤浅,更是错误的,它模糊了文革的实质,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有害的。

[附注]:本人更详细的论述,点击参见:《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一文,那里最后的一句结语是:

“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

愚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后者的实例。其它的例子,远的有“义和团”,近年来有反日、反韩等“公众爱国示威”活动,砸车、砸店、砸手机、还砸人。而最新的例证,就是网上对讲美国空气好的杨舒立同学的围攻。时代不同,人群不同,但思维方式还是同一个。

想到这里,忍不住离题再说两句。

那黑格尔说的前边那句话,又有什么例证吗?

有。前些年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和最近在河南驻马店的女子,都是被汽车碾压两次而死。在他们第一次被撞之后,不仅肇事车辆逃逸,途经的路人和车辆亦均“视若无睹”,无人驻足救援。除了“社会道德”沦丧之外,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些什么别的东西?

如黑格尔所说,这种“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正是滋生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土壤”;而历届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们又最喜欢民众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

结语的两句话,道出了现实中人群的两个极端,那出路又何在?

2017年5月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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