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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问答三 (摘要本)

小 鹰

[说明]本文是《“文革”问答三》的内容摘要本,每段800字。如有兴趣,愿闻其详者,可点击阅读完整本。

目 录

一、“文革”不是什么?

二、“文革”是什么?

三、“文革”反动了什么?

四、结语


一、“文革”不是什么

谈到文革的起因时,杨继绳告诉我们,那是由于当时“官民矛盾”严重,而文革的实质,便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在杨看来,文革中被批斗和打倒的“走资派”及“学术权威”等都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杨继绳依据的是毛在64年的一个批示,以及毛在文革后期的一批荒谬言论。他赞赏地写道:“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

其实,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但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走资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司令部来划分干部好坏。毛自己的准则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欢的人,统统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

我们不否认文革前的任何“官民矛盾”,也不否认体制内有“官僚”存在。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实际上,这正是建国后“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而杨又借口不谈“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掩盖毛派特权和腐败的事实,却把“官僚”的帽子戴到刘派的头上,这就明显地站到了毛派的一边。

如果像杨继绳那样,认为毛泽东是“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会误导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向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总之,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但文革决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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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是什么?

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走资派”。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及其亲自修改过的戚本禹“讨刘檄文”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这包括:

刘在1951年就看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提出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的建国蓝图,并公然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六十年代初又推出“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他的“文艺黑线”提倡深入揭示社会矛盾又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还公开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又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

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

杨继绳的“文革史”对毛、刘的这些重大分歧的史实,却只字不提。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

总之,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有着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而且党内也的确是存在有两个“司令部”,在许多大事上主张“格格不入”,各自号令不同。所以说,“文革”是十七年来这些矛盾斗争累积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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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革”反动了什么?

文革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注定要失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在像中国这样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专制的国家里,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即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这也就是马、恩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三个前提条件,在封建社会里还正是尚待争取的。在这些封建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那只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

这些都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1945年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也讲到,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便以此为依据。他早在48年就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建国初期,刘少奇又讲资本家“剥削有功”,讲的其实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些便是“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核心。

这一共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这个政治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就是毛刘建国路线分歧之根本。文革时,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文革反动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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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文革是“反官僚”,还是“反走资派”?关系到要“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的问题。

文革的“一大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摧毁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假如我们把刘说成是“官僚”,那毛泽东拿掉刘少奇,就是个“英雄”,文革的这条“宗旨”就应当肯定。然而,刘少奇要是如毛所指责的那样,是个“走资派”,那我们就可以辩论一下,看“走资派”好不好?

对于政治家,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他们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是“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肯定在封建专制、经济生产落后的中国里“走资派”们的主张,这也是众多民主党派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向往的建国道路。

“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动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走资派”不等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走资派”在中国存在是必要及合理的。

杨继绳给刘少奇戴上“官僚”的恶谥,比“叛徒”和“工贼”的帽子更毒,令他在人心中真就是“永世不得翻案”,其结果就是做了毛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使得“走资派”连同整个“资产阶级”也跟着臭不可闻了!

其实,要说“反官僚”,刘少奇搞的“四清”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而作为“文革前奏曲”的毛“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及毛“文革”则是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一场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总之,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毛“文革”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差别。

“反官僚”一说,说到底,目的还是要设法肯定自己当年文革的“正当性”。


2018年2月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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