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题记: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



“文革”对话录 (续)

小 鹰

[内容摘要]本文以对话体的形式,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剖析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法则”出发,追溯到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以求证究竟是“刘修”还是“毛修”?且由此肯定现代的、完整的“资本主义”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文中亦涉及对刘少奇及马克思的评价,探讨了对“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思想”、“言论自由”等概念的新看法。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刘少奇,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


目 录

讨论一、关于“走资派”刘少奇

1-1,文革前的“走资派”
1-2,辩论刘少奇
1-3,两种偏见

讨论二、关于“走资派”与马克思

讨论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讨论四、关于“阶级斗争”

讨论五、关于“剩余价值”

讨论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讨论七、关于“道路选择”之困扰

讨论八、关于马克思的六道思考题

讨论九、关于遇罗克及思想言论自由

讨论十、“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讨论一、关于“走资派”刘少奇

甲:在上次的对话中(点击参见: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我们谈到了“文革”的实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清除他那条“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他借助“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打倒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然而,毛泽东“文革”最终的惨败,也否定了毛氏自己。虽然,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仍是争议不断,有趣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却多是负面的。似乎,无论文革成败,刘都是个历史的千古罪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乙:文革之后,刘少奇的确是被搞臭了,人们对“刘修”的印象深刻之极。毛派人士不必说,就连现在一些主张政治改革的开明人士中,也普遍流行这样一种看法:毛泽东固然不好,但刘少奇也不怎么样。

甲:是啊,我在网上一查,这类看法“比比皆是”。你瞧,“自‘七大’以来,正是刘少奇把毛捧上神坛,是故‘咎由自取’!”、“刘少奇比毛泽东更左,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中,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把农村里的阶级斗争估计得比毛泽东更为严重。”、“文革时是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刘少奇也整人,”戚本禹说,“华岗不是他整的吗?”解放后,刘整过彭德怀,彭又整过粟裕。又如,说“刘少奇鼓吹‘修养’,要人做‘驯服工具’”,还有人指斥:文革初期刘少奇谈论罗瑞卿自杀事时毫无同情心,刘少奇贬损梁思成……等等。

乙:你说得不错,这类事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然而,我以为,评价人物,看待历史,我们首先还是要着眼于政治家的政见在大局、大方向上的不同,即“主要是看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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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革前的“走资派”

甲:那我们就先谈刘少奇的路线。

刚建国时,刘少奇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先搞些“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1951年土改之后,一些同志对农村中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党内有人建议“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刘少奇立即批评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显然,他那时反对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刘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乙:不仅如此。如果不健忘的话,当时国内还有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主张“批判现实主义”、主张“人性论”和写“中间人物”等“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刘少奇的身影。

按文革时对刘少奇的批判来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刘少奇麾下有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组织部”、“外交部”,“中联部”,国务院及各部委,党校和社科院,报刊出版等舆论机构,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门。1965年毛泽东要批《海瑞罢官》,在北京硬是推不动,他也只能到上海秘密地搞。总而言之,按毛的话来说,那时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泽东真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甲:由此看来,文革前国内果然“形势严峻”。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刘少奇的确是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乙:先不要忙着戴帽子。刘是“走资派”又怎么样?问题是,你说哪条路线是正确的?文革时批判的那些东西,到底好是不好?难道真理面前不该人人平等吗?你自己愿意生活在哪一种社会环境中?是刘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安定团结、“丰衣足食”?还是毛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整天搞“政治运动”,却“缺衣少食”?或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疯狂斗争的岁月吗?

再问一句,又是哪一种“人文主张”能让人心舒畅?让工作积极性陡涨,能使生产力发展?能提高人民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品质?前卅年中国的“经济起伏”和后卅年的“经济起飞”不都表明刘的路线是对的,毛是错的吗?连马、恩老祖宗也说刘是对的,毛是错的。那么,现在来看,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何罪之有?要是那样,我们早就国富民强、国泰民安了!

甲: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刘少奇到底是否有过一个和毛的主张对立,而又具体可行的建国纲领呢?

乙:刘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甲:啊!假如真按刘少奇的蓝图来搞的话,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亚洲四小龙”更早。

乙:可是毛泽东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自己不通马克思,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自行其事,妄想一步登天,反而失去了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机遇。

甲:那老毛真成了“老佛爷”了!但他与慈禧太后的“守旧”不同,毛是以其极“左”的方式,也成功地打压了一次“维新”尝试,扼制了马克思所期待的“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发展机会。毛泽东和慈禧“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在这个意义上,毛自己才是“形‘左’实右”吧?他才是个历史的罪人!

乙:是啊,刘的那种建国蓝图决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构想出来的。它没有照搬苏联的作法,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又具体可行。我真希望人们由此能改变一点对刘少奇的成见。

甲:嗯,看来刘少奇还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

乙:在这一点上,我赞同《炎黄春秋》杜导正和李锐等前辈的说法,从大体上看,建国之后,毛泽东是一条路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邓子恢、王稼祥、彭真、陆定一、周扬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基本上是另一种主张。毛不断地搞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要求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搞集体化,城市搞国有制,其实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东西。刘少奇这拨人比较清醒,他们还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这一条路线。这是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而且党内也的确是存在有两个“司令部”,在许多大事上主张“格格不入”,各自号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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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辩论刘少奇

甲:即使是如此,若当年按刘少奇的办法搞,只不过是少一些运动,困难时期会少死几千万人,但最根本的政体不会变化。就像第5代,第6代领导人一样,还在走老路。毛、刘没有本质不同,刘充其量搞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乙:让我们先撇开政治,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是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能够“少死几千万人”,就很了不起!毕竟那是几千万个灵魂啊,这就是巨大的差异。这里包含执政是否有“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当年刘少奇讲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怒斥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在乎生命”,仅此一点,刘少奇就是很不错了。

而且,你又怎么知道经济发展之后,政体不会改变?刘不会搞民主和法制?老毛不是管他叫做“走资派”和“赫鲁晓夫”吗?小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令”,“异化”了老蒋(介石)和旧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也是在台湾经济起飞之后。如果刘不行,党内也不失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开明的领袖。更不用说党内外还有过一大批所谓的“走资派”干部和“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民主自由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少奇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路线。总之,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所以,我们首先应当把问题集中在道路或路线上,看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等。这是个函数的一级展开式是正值还是负值的问题,以后再谈其它高阶小项的加减等等。

甲:我同意,这样的思想方法是对的,特别是,还要撇开个人的得失好恶等情感因素。

乙:当然,在“毛婆婆”掌权治家时,刘少奇不是没有跟着干过些坏事,讲过些错话,我们没有必要替他遮掩。

甲:那我就要说,刘少奇64年搞“四清”运动,在基层整了不少人,那可是够左的了!

乙:刘少奇那会儿搞“四清”,搞了个“社教”17条和“桃园经验”,主要还是在基层清查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反污吏”吧?这并没什么大错,(当然,“四清”运动不免也有扩大化之弊。)但毛并不欣赏,反而说他是形“左”实右,为什么?这值得思考。

甲:刘这么干,和毛后来搞的“四清”23条,以至“文革”又有什么不同呢?

乙:“四清”运动其实是毛发动的,刘不过是和他一起干。他们的不同就在于,刘的做法不合毛“整党内走资派”的思维,事实上,刘少奇根本就反对有“走资派”一说。所以,65年一月毛用23条否了刘的17条,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66年上半年又用“5·16通知”否了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再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因为在毛看来,刘抓抓基层的所谓“阶级斗争”,是以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抓些小人物来应付,或让人这样来理解,毛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而自己却在“中央搞‘修正主义’”,保护“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毛说刘是形“左”实右,而且是“右”到了他无法容忍的地步!所以毛称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所以要“炮打司令部”!这就是“差别”。这些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在文革中应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只不过,现在看来,毛的指控完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我们前边列举刘少奇一派的那些所谓“罪状”,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或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主张,倒是毛自己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

如果现在说,刘搞了“四清”和“社教”17条,就是和毛一样,甚至说他比毛更左,是不是只看表面,没看到实质?你又怎样解释毛刘在上面那些大事上的尖锐对立?

甲:那文革之初,还不是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呀!

乙:这是毛给他加的罪名。问题是,既然毛泽东早已蓄意要打倒刘少奇,毛自己发动的“文革”为什么还要先让刘来“领导”?那是毛要“引蛇出洞”而为刘设的局,以便拿住他的把柄。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以至无论刘怎样动作──“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毛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而“文革”中所谓的“革命群众”不过是毛“炮打司令部”的炮灰和木偶而已,除此之外,在这场“攻打‘东’宫的运动”中,“群众”又得着了些什么?

甲:有人从道德上指责说,“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就抛出蒋南翔是为了自保”。

乙:刘不“抛出”,蒋南翔就躲得过毛氏“文革”这一刀?“5·16通知”讲明了就是要整文教领域的“走资派”,若高教部长不是,那谁是?刘不正是努力按毛说的去办吗?可怜刘不明白毛最终的意思是要打倒他,却仍要紧跟,糊里糊涂地做了“党的驯服工具”,上了圈套,结果把自己给卖了。他当然没有想到、也不会承认自己就是“文革”的主要对象。况且,你若看仔细,毛发动“文革”的宗旨,以及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本身,和“反右派运动”一样,都是一种对历史的反动!因此,如果说刘少奇本能地对抗“文革”,从本质上讲,那还是正义的和正确的。

甲:说实在的,“四清”与“文革”相比,“派工作组”与“反右斗争”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许多政治运动,没有毛的发动,是搞不起来的。刘少奇、周恩来等多是跟着搞,或讲点政策,有所抵制,就被毛骂为“走资派”、“右派”。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放手让刘、周搞,事情会大不一样。因此,要说刘比毛更“左”,似有太过。“修养”极深的刘少奇,实际上完全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他一直被“工於心计”、“心狠手辣”的毛耍得团团转。

乙:你说得不错!我们还可以这样来问:假如没有毛婆婆,完全让刘主政,会不会有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会不会有“抗美援朝”?会不会有反胡风,反右派?拔白旗?会不会有“高级社”、“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会不会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不会有“共产风”和“浮夸风”?会不会跟着饿死几千万人?……看来都不会有。恐怕中国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就是“差别”!当然,历史不接受“假设”,但你从他们通常的言行思想和嗜好倾向,总可以有个感觉或想像吧?

甲:是的,刘可能会镇反,搞土改、搞互助组,搞“统购统销”,搞“五年计划”,搞个“三反”、“五反”什么的,或整整高岗、饶漱石等政敌,但以上毛热衷的那些事似乎不是刘想做的事,刘少奇等人更想搞的是“经济建设”和“工业化”。

乙:不过,话说回来,毛带头搞了“政治运动”,别人会跟着干,干得时候也会表现得很“左”,这是由共产党的文化,或“组织原则”决定的。

甲:因此也有人指斥刘少奇一派“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往往立即退缩,没有继续据理坚持斗争”,所以认为算不上是“路线斗争”。

乙:这些“铁面才子”的无知和自负,实在令人吃惊!政坛上的较量历来具有明争暗斗,此起彼伏,关系复杂的特征,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一个刘少奇已弄得毛泽东“坐卧不宁”,以至“不共戴天”了,这还不算是“路线斗争”?“金无足赤、世无完人”,我们不可要求,也无法想象,毛刘二人平日总是怒目相视、见面就掐,一开会就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难道只有这样,才算是“有差别”吗?才算是“路线斗争”吗?……政治上的事情哪里会有这么简单!

甲:我对彭德怀、张闻天印象很好,他们与毛斗争尖锐、敢言,应当看作是反毛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不是刘少奇。

乙:不错,彭德怀、张闻天反对毛很尖锐,人品更令人钦佩!但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组织上,从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毛更要认真对付的是刘,不是彭和张。开一次“庐山会议”可以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但对付刘少奇,就得大动干戈搞“文化大革命”。而且非先花几年功夫作准备不可,先剪除“彭罗陆杨”等“羽翼爪牙”之后,再靠“红卫兵”的文武暴力,才可能整个摧毁刘的“司令部”。这些不是彭德怀和张闻天可以比拟的。毛把与刘的分歧提高到“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样的高度来谈,而有人现在却说毛刘都一样。怎么会相差这么远?你有什么新证据、新理论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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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两种偏见

甲:可是有人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他们都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共产主义,全都迷信无产阶级专政,在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一基本点上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

乙:是的,他们都是共产党,但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每个人的经历、教育、品质、性格、悟性并不都一样,我们要看到这方面的差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是见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从总体言行来看,他们更体察民情民心,更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人对事更包容、更“通情达理”,更“实事求是”,更有世界和人类的眼光。不错,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各人的理解完全不同。刘少奇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坚持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没有读懂马克思,他信的更多是秦始皇,是他自己。毛泽东不是管彭德怀叫做“革命的同路人”吗?就是从民主革命走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再跟他走了。质朴的彭德怀未必读了马克思,但他关心民间疾苦,即使跟着毛打了天下,彭德怀也是反对毛搞他的那套“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

当年红军拒绝联合十九路军抗日的蔡廷锴,只因为“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一句话。解放后斗地主,根据“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生物界现象,就论定所有地主都是坏的。如果现在认为“只要是共产党,那就一定都姓毛”,如果说“就算是刘的主张还可以,那……那他以后还是不行!”我看,这种推理法有点像是“血统论者”给“黑五类”学生作政治鉴定:哼,你表现再好,本质上还是个“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以后肯定还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谈论的对象不同,但思维方式还是一个。这种“左”派逻辑貌似“洞察一切”的深刻,实在是太简单化了。现在重点是要批毛,如果看不到差异,看不到路线斗争,一概而论,把水搅混,倒轻易放过了毛泽东。

甲:这里恐怕是有一种“偏见”在作怪,妨碍了正常的思维。

乙:是的,偏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换位思考”。如果能“设身处地”来想问题,许多事情就不难明白了。说来好笑,前些日子有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谈起文革时,说清华大学的二校门是被蒯大富的“红卫兵”拉倒的……

甲:嗨!那是清华早期另一拨“红卫兵”干的事,若加在老蒯头上,他肯定觉得很冤枉。

乙:可是,不要说事隔几十年,就是在文革当中,许多被抄家批斗的老人,又哪里分得清什么“清华井冈山”和“西城纠察队”的区别?如何懂得什么天派、地派,团派、四派的复杂性?他们只知道来人戴着红袖章就是“红卫兵”,就是“都一样”地跟着毛主席来要革他们的命了,不是吗?

如果把上面说毛刘“都一样”的话,改换稍许,说“红卫兵”和“造反派”都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都迷信毛主席,全都搞“打砸抢”、搞“武斗”,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基本点上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天大的冤枉啊!我是受蒙蔽的,我没有“打砸抢”,没有参加过“武斗”,我很讲“政策”,和另一派不一样!要区别对待呀!──是不是?

甲:那毛泽东到底还是被刘少奇捧上了台的,不是吗?

乙:这又是另一个常见的“偏见”的特点──“忘我精神”太强!一些“造反派”认为刘少奇捧毛上台,是其人品所致,他只是垂涎那山寨的二把交椅,嘲笑刘是“被他自己抬起来的神砸死的”,自作自受。但“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忘了,当年正是自己把毛捧上了天,只是后来抱怨遭到抛弃和整肃,才明白是受了毛的蒙蔽。如果结合自己的感受,回顾四十年代的情形,我们又比刘少奇高明多少?恐怕是还不如他吧!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显示的“政治才干”和“领袖魅力”,的确迷惑了党内外的一大批人,那会儿,不只是刘一个人捧毛。一直到文革时,“三忠于”、“四无限”、“誓死保卫红太阳”等口号满天飞,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现在,对“领袖”的肉麻吹捧不也还是一样吗?中国历史上人们喊“吾皇万岁”喊惯了,真是听着极舒服,喊的更起劲。这是源于中国浓厚的封建文化的一种劣根性,是长期生活在“君王制度”下人们的一种陋习。我们的社会,自上而下,似乎很难接受“公仆”和“民主”等“公民主仆关系”的概念,相反,奴隶心理、奴才习性却刚好与“帝王思想”、“个人迷信”配为一对。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甲:看来,我国的“个人崇拜”是有悠久的历史根源。

乙:事实上,无论刘少奇以前怎样努力树立过毛泽东的威信,毛还是认为刘是他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毛泽东的确是把刘少奇当作“中国的赫鲁晓夫”来处理的,他知道他们之间分歧之深和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威胁。他比你我更清楚这“本质的不同”,甚至提到了“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样的高度,且不惜一切代价搞“文化大革命”来拿掉这些“走资派”。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关注思索的大历史和大是大非,而不是仅着眼于某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更不可随意就淡化“路线斗争”的意义,简单地把“文革”看作为“一场混战”或“一笔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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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二、关于“走资派”与马克思

甲:那么,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乙:来自马克思。

甲:什么?你说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乙:是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前四个阶段的划分,看来大致是对的。按他所说,最后一个社会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时人类将彻底地解放了,人完全自由了!这是个非常美好的理想,可惜实现的难度太大。

甲:难度有多大?

乙:我想,除非经过像“从猿到人”那样的质变,现在丑陋的人类远不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社会体制,还不如说是对人类本身素质的一种要求。社会群体若没有这样的素质,这体制就不可能稳定。这是后话,我们今天先不多谈。

甲: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从“封建社会”直奔“共产主义”呢?即使它很遥远。

乙:马克思认为不可以。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她“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正相反,马克思告诫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要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我只知道马克思一味反对资本主义,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见解!

乙:正是这样!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功绩,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所有封建社会国家开过的一个“药方”,就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先搞“资本主义”,彻底破除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特权”,禁忌是:在这些封建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那只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明白的话,奇怪却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后人反倒是信了那骗子“创造性发展了的”什么“高峰和顶峰”。

甲:以前是否有人想过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乙:不但有,而且那些尝试都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分析过的那些“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就是如此。马、恩写道:“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甲:马、恩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指的是什么呢?

乙:那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而这三个前提在封建社会里还正是尚待争取的。

甲:这就是所有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失败的原因?

乙:正是这样。在“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们看来,“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甲:对了,历史上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但毛泽东和他们不同,毛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他是否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

乙:还是不行!毛泽东等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政权,就可以不顾“物质条件”,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等由他“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带来的损害是空前的。虽然毛泽东更加系统地卖弄他的学问和权术,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但客观规律是违反不得的,历史证明他同样遭到了惨败。

甲:问题是俄国和中国当时又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乙:列宁的头脑一度是清楚的,他认识到,“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因此,他讲:“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后来列宁也搞过“新经济政策”,也许是被迫地,但因早逝,他没有能展开。

甲:那中国呢?

乙: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甲:这你有什么根据?

乙:关于这一点,1945年“七大”时的中共头脑也算清醒。“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共产党的这个纲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

甲:后来呢?

乙: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与毛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甲:你这样说,是勾勒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大框架。封建社会的中国可能的确是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后卅年来搞的“权贵资本主义”,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国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盜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现在人人痛恨它的残酷和不公,这种“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好的?

乙:你说得不错。因为中国现在只是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这样搞下去,又把“实验”条件搞错了,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予言。

甲:你的意思是,所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不仅是要搞“自由经济”,主要还是指破除“专制和特权”,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

乙:对!也就是说,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就应当大大方方地搞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这里的规范化便是指: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之下,对政府和资本运作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和规章条例加以制约,包括司法独立、舆论自由、运作透明和公众监督等规矩,以及对金融和资本的必要节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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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甲:在《讨论二》中,你“挺刘批毛”的理论依据是,看哪条路线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又是根据什么来建立的呢?

乙:我想,他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并将它规律化。说得简单和形像一点,就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

甲:这个法则似乎是个政治经济学中比较枯燥的问题。我只记得,生产力中,除了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则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

乙: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抽象,它是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实际问题。比方说,你是否喜欢你与上司及同事间的工作关系?是否满意雇主给你的工作酬劳和待遇?你的劳动有没有合同保障?合同是不是合理?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你是否因种族、性别、宗教、残障或年龄等因素受到歧视?你们单位的士气如何?员工是主动创新还是消极怠工?假如一个企业劳资关系紧张,怨气十足,纠纷不断,甚至出现员工连连自杀的现象,那生产关系肯定是出了毛病,即使在高压之下该企业的GDP产值一时还可以是很高。

甲:对个人,对企业是如此,我想,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更是这样了。假如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处理得不好,就会极大地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甚至会导致社会动荡、“阶级斗争”。

乙:一点不错!我们在《讨论一》中也谈到过毛、刘两条路线之争,那焦点就在于生产关系是搞“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问题。

甲:按毛泽东的看法,他搞“公有制”就意味着向“共产主义”前进,刘少奇主张保留“私有制”就是“走资派”!

乙:这种不顾我国生产力的实际落后水平,人为强制地设置“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真的“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吗?

甲:那时流行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有什么错吗?

乙:其实,对历史上类似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有过研究和结论。王若水先生曾这样概述道: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回答实际上是否定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甲:这也就是说,毛泽东企图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观臆想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乙:是的,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条路根本行不通。50年代末,毛泽东“三面红旗”的瞎指挥已明显失败,却仍然坚持“反右倾、鼓干劲”的极左路线,致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并爆发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多亏刘少奇于1962年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改变了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这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通过实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好不容易才从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

甲:那么一般来说,怎样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呢?

乙:那就要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看人是否有生产积极性?是否有创造性?这会直接反映到市场是否繁荣?

毛泽东违反农民意愿,在生产关系上强制搞“集体化”,生产和分配中又搞“强迫命令”、“平均主义”,结果往往导致“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或造就懒汉和贪腐官员等问题,结果是大家一起混着过“穷社会主义”的日子。你看,自50年代初搞“统购统销”以来,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那些年,市场越来越不行,没东西吃和用,什么都要按“票、证”供应。

甲:对比解放初期,农民刚分得土地,欢天喜地,发家致富,干劲十足,那时市场供应也还繁荣,要什么有什么;而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刘少奇,国民经济却变得“奄奄一息”。在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户农民自发立约又搞起“包产到户”,被邓变成政策,迅速搞活了农业经济,一时农贸市场供应丰富的程度,决非于六、七十年代可以想象。

请“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解释:人还是中国人,地还是这块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变,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消失了,或什么东西又都冒了出来?

乙:你说的都是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对比50年代初、60年代初、及70年代末那前后几年市场农副产品供应的好坏,就可以看清楚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作用了。就这些小段间隔而言,生产力中的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自然环境等物质因素变化不大,甚至人群也几乎是同一个,可以说,生产关系是这期间唯一的变量,即:主要是僵硬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压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而活泼的“自由经济”却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所在。

甲:农业集体化是如此,那么,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又怎么样呢?它是否是适宜那时中国的情形?

乙: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供思考。

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这个社会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导。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甲:后来这场罢工怎么样了?

乙:不久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全国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导自然不可能再见报了。然而,正如刘宾雁所写的那样:

几个月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从此罢工事实上变成非法的了。永大纱厂这种危机将在几百上千个工厂发生,但再也不会扰乱各层领导的安宁,因为一般不再采取罢工形式,而表现为不声不响的持久怠工了。讲究实际利害的资产阶级懂得这种怠工比罢工可怕得多,注重装潢和喜爱安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宁愿让工人怠工,因为它不致扰乱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又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崇高美丽的原则丢丑。但这将是无声的腐烂……

甲:看来我国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究竟哪条路线在破坏生产力?究竟哪条路线会促进生产力?谁是谁非,读者应当不难自行判断了。

说到这儿,你看毛式“社会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物?

乙:我想,可以说,那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两种“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后者的特征是“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即“专制和特权”。

甲:能具体谈谈吗?

乙:毛式“社会主义”不顾我国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现实,一味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生产关系中,以政治权力强制推行所谓“国家所有制”、“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强迫农民建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等。这些滥用“国家机器”的专制作法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和造就了新的一批“贵族”或“官僚”特权阶级。

在分配原则上,毛泽东推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等价交换”,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他不但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反而以汉末张鲁的“‘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来搞吃饭、医疗不要钱的“原始共产主义”。

甲:我应补充一句,毛式“社会主义”除了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原则”上的反动之外,又不停地大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万马齐喑”,还加上“大跃进”和“人海战术”的“瞎指挥”,结果国民经济生产力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乙:对!事实就是这样。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深受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甲:不过,有人这样替毛泽东辩护,说他同情工农,痛恨官僚,希望早日实现“世界大同”。

乙:应当承认,我国的确存在城乡、工农、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而且相当严重,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经济高度发展才能最终消除这些差别。“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这也正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主张。事实上,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差别今天已然缩小很多。例如,美国解决农业问题就不是靠集体化,而是通过产业机械化、工业化。

甲:那毛泽东是妄图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我国那“三大差别”的呢?

乙:他是采用专制的手段,例如,他要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就强迫医务人员下乡上山去为“缺医少药”的贫下中农服务。他还强迫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以为靠“外部输血”而不是生产自救,就能消灭“贫穷和落后”,这实际上是妄想采取一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来“跑步”实现他的“共产主义”天朝理想。在这一方面,柬共波尔布特做得则更绝,干脆强制柬埔寨的所有城镇居民,即毛所谓的“城市老爷”,直接搬到乡下去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彻底“和工农兵打成了一片”──废铜烂铁!这类执政理念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落后的小农经济及愚昧的封建文化所滋生的反动的“民粹主义”,这种“流氓无产者”式的执政行为只是反社会和反人类的野蛮暴力专政。

毛泽东曾不无得意地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一句话,“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

甲:这点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和实质!

乙:最后,我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根源和动力,所以恩格斯讲: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

在我们以后的讨论中,被马克思极为看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是一个纲,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便“纲举目张”,它对我们正确理解“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等概念,很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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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四、关于“阶级斗争”

甲:你这样说,也有些道理。但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暴力剥夺私有财产,我还是不能赞同他的学说。

乙:这个问题和前面说过的实现“共产主义”的难度有关联。人类的“私有观念”起源于“生存意识”,然而,财富增加了,社会进化了,人的私欲、贪欲并未减少,整个人类仍处于一种低级的生物性状态,对待同类有时甚至还不如禽兽。这能否改变?怎样改变?我不清楚。在这种阶段的人类,用革命来剝夺、消灭对手阶级,进行财富再分配,实际上只是造就了新的有产阶级。因此,就现在的人类而言,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并达不到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目的。他给“资本主义”社会开的这个“药方”,的确值得讨论。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我也不能说,这样做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甲:这又怎么讲?难道“阶级斗争”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乙:我想,要了解马克思,就要回到他的那个时代。马、恩写《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那时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读过《资本论》,更没有具体见识过。但“资本的原始累积阶段”恐怕的确是很残酷的,如他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时经济学家的调查是:“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我们也许也可以从夏衍先生1936年写的报告《包身工》里略窥一二。如果是这样,马、恩当时对被残酷压榨的工人的同情和对资产者的憎恶,也是可以理解的。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有时空穿越的能力,可实地观察当时劳工的悲惨生活、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贫富悬殊的社会情景,我们今天又会如何作想?还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马、恩再世,他们对今天权贵们的“第一桶金”又会作何评论?它是否也是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甲:现在已没有人再提“阶级斗争”了,不是吗?

乙:对这个说法,我宁肯保持谨慎的态度。……这要看你怎样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

甲:什么是“阶级”呢?

乙:我认为,阶级是生产关系中按地位和利益的不同所划分的群体。有人以为“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但这样讲有点简单化。在封建专制社会的基础上直接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立刻剥夺“私有制”,但在这貌似“公有制”的新“生产关系”中,专制和特权又造成新的“权贵阶级”,他们不仅统治也剥削人民大众或“平民阶级”。这也是《新阶级》一书的观点。

甲:那什么又是“阶级斗争”呢?

乙: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的极度不公造成仇恨,仇恨又导致暴力,你来我往,永无休止,这从人类早期社会起就是如此,并非自共产党始。“活不下去了!”──更学术的说法是: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会有抗争,就会有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甚至会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管它叫做“阶级斗争”。

当然,任何生产关系中地位和利益的矛盾或不平衡都是绝对的,而适度的不平衡或许还是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只有在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中,这种阶级对立才会爆发为严重的冲突或“斗争”。

甲:在网上看到,易中天讲,“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和土匪强盗没什么两样。

乙:这种看法太浅薄了,难怪今日的权贵富豪都为之叫好,一致反对再提“阶级斗争”了。是的,历史上民粹主义者和流氓无产者劫持了这一概念,他们的确是以此为招牌来这样行的,它为人人憎恶。但我恐怕那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甲:那你认为马克思的本意是什么?

乙:我的理解是:“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一种群体的政治行为,目的是改变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或社会结构,以解放生产力。马克思试图以此来解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寻求社会进化的原因和动力。这也许是无数血淋淋的历史事实的归纳,它包括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包括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的王朝统治社会,也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现在中国的各种“群发事件”。尽管在有些变更之后,可能只是一些新的统治集团代替了旧的统治集团,彼此并没有质的差异,但由于新政往往推行开明或让步政策,社会生产力多少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甲:那么,这里的关键词是不是“解放生产力”和“使人类得自由”?

乙:你抓住了要点!生产力(Production forces)中,除了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的本质就是从各种奴役的束缚中解放人类自身,激发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由创造的潜能。这和通常说的生产能力(production capacity)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衡量后者的尺度才是GDP。

甲:那你怎么看待“暴力革命”?

乙:无论你喜欢不喜欢,现在即使抛开“阶级”这个字眼,至少“不公──仇恨──暴力”这一公式在地球上还成立。因此,笼统地指责过去的暴力,指望以后不再有暴力,恐怕是个幻想。而这种迫不得已的暴力革命对社会的进步也或许有些好处,破坏和战争终归会教训人类自己。关键是要顺乎历史规律,走正确的道路。你瞧,美国正是通过战争嬴得独立,又通过战争废止了奴隶制,剥夺了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使黑奴解放得自由,并按资本主义立国,建立了崭新的生产关系,从此“大气磅礴”、“一日千里”。要是没有这两次“暴力”,我想,恐怕也没有今日的美国。

甲:可是,资中筠先生讲“美国是‘谈’出来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

乙:资先生的说法,对民主建国而言有相当的启示,但有些片面,没有抓住实质。

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式名称是“美国革命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它从1775年打到1783年才“尘埃落定”,英国最终被迫承认了美国的独立。这场八年战争至少死了两万五千人,美国人争的是什么?就是要改变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生产关系。英国殖民者任意加税、强取豪夺,严重地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当地移民极度不满,才爆发了这场要求独立的“革命”。

而后来的“南北战争”(1861─1865)更死了62万多人,仅葛底斯堡一役就伤亡五万多,战况极为惨烈。这又是为什么而“打”?自由的北方联邦持守“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建国原则,主张在“生产关系”中要废除奴隶制,而南方联盟要保留奴隶制;双方“谈”不拢,那只有“打”了。

甲:所以,如果只讲“谈出来”,不提“打出来”,那就会误导人们以为“暴力革命”都是不好的事。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乙:其实,“谈”也好,“打”也好,这里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是民主,还是一党专政、甚至是一人专制?而不是单看手段是“暴力”或“和平”的问题。

当然,暴力并非是改善生产关系的唯一选择。现代更多的情形是通过对话、谈判、立法,甚至通过示威、游行、罢工等非暴力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只是比较温和罢了。但我们必须明白,旨在摧毁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暴力革命并不等同于反人类、反进步的恐怖行为,不过,它只是人类争取社会进步的最后的手段。

甲:旧中国老蒋搞专制独裁,搞官僚资本主义,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共产党顺乎民意,推翻了蒋家王朝。如果共产党按照历史规律办事,在这个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平台上,放手让刘少奇搞些“资本主义”,本来或许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乙:可是毛泽东陷在“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里,“发动民众”打倒了“走资派”,文革中更是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他和“四人帮”逆历史规律而行,结果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千疮百孔”,反令民众饱尝其恶果。

甲:看来,老毛搞专制和独裁比老蒋还厉害,现代的“权贵资本主义”比当年“官僚资本主义”更贪婪,结果社会没有进步半分,封建主义反而得到大大地发扬和复辟。

乙: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

甲:不过,正是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最多,他不是要人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吗?

乙:毛泽东人为地划分等级,制造仇恨,在政治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推行所谓的毛式“阶级斗争”,任意破坏合理的生产关系;他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但剥夺了公民正当的私有财产,还剥夺了人民思想言论的自由,结果,大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它已经完全走了样,成为其帝王专制维权的工具。这已不是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即,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斗争,因而是我们绝对要摒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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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五、关于“剩余价值”

甲:那你怎样评论马克思?

乙:我对马克思也只略知一二,远无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无力,且也不打算对他做全面的评论。不过,在我的印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更像是“学者”而非“政客”。马克思这位“医生”在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的同时,也指出了恶性“资本主义”的弊病,指出其内在的“死亡因子”──极度贪婪。这实际上还是挽救了“资本主义”,后者懂得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保持“规范化”,要分享资本利润和回馈社会,才能“长寿”。

甲:说到“资本积累”以及“分享利润”与“回馈社会”,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 “剩余价值”学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乙:马克思的一大发现,就是指出了商品生产中“剩余价值”的秘密。我想,这“剩余价值”的存在的确是个事实,不过,应当说,其来源不只是工人的劳动,它也包括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没有后者,这“剩余价值”也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因此,我看问题不是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而是在于如何合理地分配这个“剩余价值”?不错,和劳动者付出了劳动一样,资本的运作、生产管理、市场经营,以及属于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本身,对“剩余价值”产生,也都是有贡献的,因而它们也应得到相应的回馈份额。然而,如果“剩余价值”全归资本家所占有,那就构成了“剥削”,这对劳动者来说,自然是不公平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不公平”恐怕也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事实上,据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说,直到20世纪初,美国企业界仍流行着“尽可能少地给工人工资的习惯”。(The custom of paying a man the smallest amount he would take.)

甲:但有些富豪坚持认为,我的钱全是憑我自己的本事和智慧挣来的,为什么要去“补贴”别人?

乙:对此,曾是世界首富的投资家华伦·巴菲特却有个有趣的看法:“他们会那么富有,都是因为有这个社会,所以要对社会有最基本的回馈。如果他们认为一切都是靠自己赚来的,那么就让他们重新投胎,诞生在西非的马里共和国,家里五个小孩,只有挨饿受怕的母亲抚养他们,长大后被送到象牙海岸的可可园当奴工,看他们能变得多有钱、多成功。”

甲:巴菲特的揶揄激怒了不少富豪,他们咒骂他是个“恶毒的民粹主义者”、是“一隻有钱的老鳄鱼”。

乙:这事自然可以争议。不过,从总的趋势来看,相对於马克思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已有许多改进。除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外,通过“分享利润”与“回馈社会”、“回馈自然”,它对劳动者、对社会整体,以及对自然界本身都有更多的顾及。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公平合理,是不是?

甲:的确,现代的资本主义已与早期大不一样。美国以及一些先进工业国,特别是从二战之后,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设立了反企业垄断法、非歧视的雇佣法,设置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标准,建立了雇员休假、劳保、医疗、退休等福利措施,以及社会贫困和失业救济制度。通过资本利润的分享与回馈,工薪阶级的工资和福利不断改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也可以参与股份投资。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稳定的中产阶级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生活具有相当的保障,有受教育的权力和能力,也有进取的余地和盼望;同时,他们又成为国家税务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现在劳资之间仍会有矛盾,不时仍有罢工发生,但国家在整体上却仍然是稳定的。

乙:也许,这种改良的“生产关系”正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教训了“资产者”的结果。不改革,不让步,就可能被推翻。假如历史上被压迫的“无产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抗争,恐怕资本主义也不会进步到今天的地步吧?

甲:听说国内现在根本不许提《资本论》,有民工学资本论,讲资本论,差点就进了大牢。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似乎也触痛了某些官员的神经。

乙:权贵们岂止是要掩盖这“剩余价值”里“剥削”的秘密,他们自己公然掠夺“社会财富”,极为贪婪,简直是不择手段。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从上到下,各级都有官员要从他掌管的权力中捞到好处,而在权力阶梯最底层的普通群众,则只能得到社会财富经过层层剥削后的可怜的余额。

如果说“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还有属于自己应得的正当份额,那么通过“权钱交易”的机制,大小权贵们则完全是“不劳而获”,他们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只是构成了新的纯粹的“剥削”因素。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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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甲:现在有人讲,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承认“私有财产”,也搞“市场经济”,甚至也有了“股市”和“资本家”,“资本家”还可以入党做官,这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所以,我有点糊涂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听有人说,“今天在世界各國,資本主義邏輯中也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邏輯中也含有資本主義因素”。因此,看起来二者差别不大了,是不是?

乙:现在人们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只着眼于经济方面。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承认“資本存在的合法性”,采取“市场经济”的措施,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甚至更好。这是个极大的误导。

要知道,成熟的资本主义搞的不只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措施,在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里,她还有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法制体系来支持和监控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化上她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推崇“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这些内容互相支持,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她的核心在于“自由”二字,即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挣脱了封建社会“专制”的桎梏,同时又有公众民主监督的约束,她才会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而在“党有、党治、党享”的国家里,现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核心,说来说去,还是脱不开“专制”二字。“勞動群體”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事事唯“马首是瞻”,又哪里来的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僵死的“社会主义”与活泼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也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价值所在。难怪马克思如此看重“自由”,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甲:现在有人羡慕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在某些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更接近些“共产主义”,那里的“资产阶级”真的比所有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更接近些马克思。

乙:不过,我也应当补充一句,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身也并非就是完美和终结,它也还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和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史告诉我们,资本如果没有规范,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致命的;而政府如果打压思想言论自由,没有公众监督,没有法制,那专制和特权就还会滋生。“当权者”或“资产者”应当警醒,人的堕落是个熵增加的自发过程,只有外力做功,才可逆转。

甲:除了社会革命之外,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如北欧的实践,在发达的市场社会中,通过高额的所得税,进步的契约意识,完善的法律,使全体公民都有权在医保、教育、住房等方面公平地享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这一切是通过非革命、非阶级斗争完成的。

乙:不错,这也是一条路。人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记得有人曾问比尔·盖兹,你做慈善事业,是否是出于对穷人的怜悯?比尔答道:“不是的,我是为了自己,我是美国制度的受益者,我不希望这个制度出现巨大的动荡和不安,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弥补这个社会的空缺,尽量地消除富有与贫困之间的差距,让这个制度能够更加稳定,这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企业更好地发展。”

同样,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1914年1月主动把公司的最低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工时从每周54小时减少到48小时,深受职工欢迎,并一时轰动了社会。但许多雇主认为这不过是在做广告而已,他们又谴责福特“搅乱了尽可能少付工资的惯例和标准”。福特回答道,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我们认同的社会公义性”,也不只是“为了让别人快乐而使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同时这也是为了“使企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福特认为,“低工资意味着低购买力,结果抑制了国内市场”,而“大多数人的工资等级与生活品质决定着国家的繁荣。”(Henry Ford,《My Life and Work》,1922)

这些在“生产关系”中主张双赢的见解与前面谈到华伦·巴菲特关于回馈社会的理念类同,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开明的政治制度,要懂得珍惜和保护它。但世间不是所有人都像比尔、亨利和华伦那么聪明,他们因为喜欢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希望她能保持长久。有些人则往往要以艰难痛苦的办法才能学会些东西。所以,不可轻言弃绝第一条路,尤其是在那些专制制度的国家里。但是,“迫不得已”的暴力革命应当是一种正义的政治行为,决不等同于反人类的恐怖主义。

甲:我宁愿走民主这条路。

乙:我也一样。民主是个很好的手段,但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同时,民众也要有一定的素质,有理智和耐心,这手段才能被得当地掌握和运用。这等以后有机会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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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七、关于“道路选择”之困扰

甲:好!就算是在道路问题上刘少奇是对的,他读懂了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必要性,那为什么中国到底还是走了个大弯路?

乙: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刘斗不过毛,除了共产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独裁,以及社会上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列宁去世得早,“新经济政策”没能展开,而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头几十年的时间内,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大萧条,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一度引人瞩目。这种高度集中的、强化的国家机器也使它得以抗衡并最终击败入侵的德国法西斯,而一跃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在希特勒面前,自由民主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反倒不堪一击、一败塗地。实践似乎也“表明”苏联这条“捷径”行得通。当然,由于根本违反了“人类的本性”,根本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这一“泥足巨人”日后的坍塌是不可避免的事。(点击参见:小鹰:《大尺度的思考》(2009年9月修改))众所周知,在“柏林墙”设立之前,已经有两百万人从东德跑到了西德去,人们用脚投了体制的票。不难想像,一个要靠钢筋水泥墙、靠刺刀和手铐来维持的体制,又能支撑多久呢?

但49年建国以来,苏联的这种颇有诱惑力的假象也曾误导了国人,让刘派的主张在毛面前始终低声下气,理亏三分;其时党内宁“左”勿右,业已“蔚然成风”,刘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即使今人回到1949年,凭心而论,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在苏联的“成功实践”面前讲出什么话来,除非真正了解苏联的真相、真正了解马克思痛斥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深意。这就是道路选择之困扰,中国遭毛这一“劫”之必然。由此亦可知,刘少奇能读懂马克思,在1951年就看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敢有文字批示反对“合作化”,并日后一再坚持当“走资派”,实属不易!否则,文革时也不会成为“过街老鼠”,为亿万人喊打,那时国民就是这个水准。而今天当政的和在野的,又有多少人读懂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和“要做些什么”?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所说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凶恶实质?并在这个意义上,来肯定“走资派”的主张?来支持“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诉求?来理解“自由、平等、博爱”之重要?来阐明“民主、人权、法制”之必须?

甲: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已给刘少奇平反了吗?给他摘掉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还说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乙:“走资派”怎么样?不提了,毛式“社会主义”呢?也不提了,这就怪了,“文化大革命”居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了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悖论!十年的文革竟成了十亿人偶然卷入的一场儿戏,成了历史上没有是非对错的一场混战。这里的“含糊其辞”,是因为“投鼠忌器”吧?

甲:对!器者,我想,就是现行共产党的“理论、道路、制度”。如你所说,真追到马克思那里,就看得出,自四九年以来,共产党搞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到今日的“权贵资本主义”,都没有放弃封建的“专制和特权”,这实在是与马克思的主张“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乙:这里的毛病在于,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以“创造性发展”为名,以“中国特色”为名,另搞自己的一套,“为所欲为”。“中国特色”真是个筐,什么破烂都可以往里装?“我行我素”找借口,误民误国心机枉!

甲:不过,目前的反贪腐还是得人心,容易达成民间共识。

乙:“打老虎”、“拍苍蝇”,当然是好事。然而,官员贪腐是源於“专制和特权”;没有“政治改革”的“反贪腐”,等于是只斩草,不除根,结果是贪官们“前赴后继”,反不胜反。

甲:更糟糕的是,一旦朝廷黑白颠倒,“指鹿为马”,那“打黑”不就变成“黑打”了吗!

乙:所以,与其利剑高悬,不如“釜底抽薪”,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同时,实行司法独立、舆论自由、运作透明和公众监督等民主规矩。(点击参见:小鹰:《美国议员是如何申报私人财产的?》)

甲:看来,现在政府的方略是,以经济改革为诱饵,以法家的高压重典治乱世,搞儒家的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愚民政策”。

乙:其实,这些玩艺老蒋也都搞过,还不是被人赶走了?老毛读的古籍还少吗?光一部《资治通鉴》,300多万字,他圈点读过一十七遍,有谁能出其右?可他最后又把中国引向了何方?我国历代王朝均以儒法治世,循环不已,新政为何不能有些新意,真正实行民主,彻底跳出那个“周期律”呢?

甲:真希望今天的共产党“掌权者”能自己独立地认真钻研些马克思,真正认识清楚社会发展的规律,放眼近代世界,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什么是民主和自由?搞清中国症结所在,再对症下药。只要你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老百姓就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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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八、关于马克思的六道思考题

乙:我对刘少奇和马克思的一些看法在另一篇里都已详细谈过。(点击参见: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基于最近和友人的交流,我这里想归纳为以下六个问题,把涉及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部分再提得尖锐些,以便大家思考其中的合理成分。

一,马、恩若是共产狂人,为何又痛斥力主批判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为什么那么看重当时德国所没有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他们对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怒气,是否也适用于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毛式“社会主义”?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当的政治制度”?49年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这是否是他们“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惨败的共同根源?

三,毛搞他的“社会主义”,是否如马克思早年所嘲笑过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也忘记了,“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走资派”刘少奇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否比毛要高明些?

四,马、恩认为,即使“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十九世纪的俄国也不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为什么?这是不是在批判和否定毛氏关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主观臆想?

五,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直言痛斥处于封建落后的德国中的假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今天在中国,有没有这样自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自由主义”、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代议制国家”的主张、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竞争”、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法”、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人?这些主张究竟是否适合今日之中国?为什么?今天又有几个共产党人敢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讲?敢这么公开地在政治上拥戴“资产阶级”?马、恩是“走资派”的鼻祖么?

六,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开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样一节,其中写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这里所说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究竟指的是什么而言?“挥舞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在今天又是指什么?他们所作的预见准不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却没有能立即“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完全理解错了,还是马克思讲的根本就不对?请指正,越具体越好,越有针对性越好。请不要光轻松地甩给我一句“反正我不相信”或“完全不值一驳”,也不要“泛泛而谈”或“顾左右而言它”。

甲:谢谢你的问题!我会认真思考。

乙:恕我再说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更像是“学者”而非“政客”。因此,我们对待他们,也应取学者的态度。不可采取文革时盛行的“大批判”手法,不看历史条件,不加具体分析,只远远一望,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把马、恩他们看成和毛一党,像姚文元那样,蛮横地说:“够了,够了,XXX的狼子野心不是已‘昭然若揭’了吗?!”

况且,晚年时恩格斯自己也有所承认,当时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看法的人,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主张把马、恩与毛做些切割,马克思其实是毛泽东的死敌,他也是我们今天反封建和去毛化的利器,而不应轻薄地对他们“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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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九、关于遇罗克及思想言论自由

甲:听你这样说,我倒想起了一个人。你知道文革中因“思想罪”被“四人帮”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吧?他的妹妹,遇罗锦,旅居德国,最近她写了些有关遇罗克信仰的回忆。我摘了几段如下:

近年来,一些人便提出了遇罗克的信仰问题,一是说他思想有局限性,竟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二是把他归结为“体制内”的。尤其是海外个别名人和大网站把马克思这个人描绘成恶魔时,那么,谁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谁也就似乎是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了。

……

我的第二问:中共几十年来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一无所取?我只看到,那些真地通读了(甚至有反复读过多遍的)《马克思全集》的有独立思想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和审慎的,是多次地论述过马克思的著作里国人以前所不知的许多内容的;而那些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或是一知半解的人,说的话反倒是非常武断和绝对,他们彻底否定马克思,除了谩骂,却从未见全面地令人信服地阐述过。

我只能从另一面去看马克思是否是恶魔,或只是个活生生的人:德国不准许有希特勒的雕像和命名的大街,却对马克思的旧居、博物馆、著作和雕像都保存完好。以“卡尔·马克思”命名的大街,各城市都有,西德比东德还多。因为西德各城市的大小街道,尽是以著名的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一旦经过了市政府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也不会随着政局的变化随生随灭。德国始终是把马克思视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待的。……

与德国人的心胸相比,某些中国人应反思:为什么我们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恶魔,好象从未见过人似的?……

乙:她真是问得好!我也补充一句,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资本论》又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西方有人评论道:“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我赞同遇罗锦为其兄遇罗克的辩护、为马克思的辩护。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马克思,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要做些什么”,不一定行得通,但他说的封建主义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却为实践证明无误。因此,我不满再以文革的那套思维方式来对待他们,以“文革逻辑、文革语言”来批判刘少奇和马克思。

甲:可是,相比西方人文传统的客观、理智、淡定和包容,我们有些人的头脑总是那么偏执、狂热、浮躁和武断,又喜“贴标签”、好“走极端”──非圣即魔,非红即黑,不知为什么?

乙:他们可能还是习惯文革的思维方式吧?文革中一些人自诩“立场坚定,斗志强!”我看他们是“头脑简单,形而上!”或者说,“有文无化,素养劣!”

甲:一点不错。文革中我们听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以及“最最最”一类结结巴巴的囈语。像我们现在这样有针对性的理性探讨,实在很好!

乙:现在批判文革和批判毛的文字,披露史实多,血泪控诉多,自我忏悔多,这都很好,很有必要!但深入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还觉不足,这就难以防止旧物将来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甲:这里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我国学界受毛氏“舆论一律”的影响太深:“除了我,你就不该有别的神!”因此,任何异议和异类都无“立锥之地”。

乙:一点不错!毛泽东以极“左”的方式复辟了“封建主义”的皇权,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还妄称其为“无产阶级专政”。青年工人遇罗克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反人权的封建“血统论”,最后竟因思想获罪被处极刑!

甲:我国这个“思想罪”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了。近来网上有人考察:“1644年11月23日,英国作家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书。几乎与《论出版自由》出版同一时间,1648年(顺治五年),清人入关第四年,清廷下令:全国府学、县学都要树立一块卧碑,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三大自由被一网打尽。这三项人的基本权利,被清国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大忌,必欲禁之而后心安。”(罗慰年:《朝代国家亡国基因图谱》,2015。)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我们历代朝廷都善长使用“可恶罪”和“文字狱”来治国,这恰好与约翰·弥尔顿提倡的“出版自由”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

乙:我也想提一下,1842年2月马克思平生写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便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9世纪40年代初,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非常高涨,所以他所谈到的问题,即关于普鲁士的出版状况问题,在当时显得特别尖锐。

马克思严厉批评这种制度,“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承认独断意见的权利就是承认专横的权利。”

最后,马克思的结论是:“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他认为:“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甲:啊,马克思那时就看出了国家的法制与党的法制之区别!他指出了什么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什么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

乙:而所有这些西方今日看为常识的事情,我们的“党”却连想都不允许去想,更不用说去做。这里的差异何等之大?!难怪邵荃麟先生曾写道:“这在世界已经是一次看熟的旧课本了,而我们还在从头念起。我们的文化运动仍然还不能离开启蒙阶段,而且还仍然遭受种种迫害,这深刻地显示了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历史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道路也是迂回曲折的。”(邵荃麟:《我们需要“深”与“广”》,1946年。)

甲:现在的领袖“习以为常”,还在鼓吹人们去“尊孔读经”,文化上“独尊儒术”,自己还要做“高老太爷”,动不动就以“寻衅滋事”问罪。这不是又退回到“五四”运动以前去了吗?

乙:是啊!“五四”时代的革命先驱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写过一篇仅五百字的短文《法律与言论自由》,他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你看,他这样写道: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於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像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造成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像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和他不一样,他便要办他儿子忤逆不孝的罪;认真严办起来,岂不要断绝后代!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反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论他,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约束人民的行为,不应约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像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甲:“一针见血”!陈独秀的说法与马克思完全一致!他们都点出了今日我国社会的弊病。

乙:不知今天的总书记看了这中共首任总书记的主张,会有些什么感想?到底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者?

甲:听说最近国内官方学界也要对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了?

乙:问题是他们要抛弃什么?保留什么?是不是还是要“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无论如何“花言巧语”,我只看他们对“思想言论自由”这一条实际取什么态度?

甲:不过,这种思想独裁的问题不但当局有,经多年“耳濡目染”,连一般文人自己也很容易就沾染这类封建文化专制或宗派的习气。记得在上世纪卅年代,左翼文坛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荃麟先生也感慨过:“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邵荃麟:《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1936年。)前面提到那些人无理指责遇罗克一事,也正是这种文化基因的表达。

乙:其实,洋人在野的“革命党”里也有过类似的事。恩格斯1889年曾批评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出现的阻挠言论自由、打击不同意见人士的现象和做法,他这样写道:“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甲:问得好!我想,没有宽阔的“胸怀”和极高的“道行”,常人多无法避免落入这些划分“宗派”、“朋党”、“门户”或“圈内”之“俗套”。

乙:是啊,现在海内外常有出版物或会议探讨“文革”历史,但一些人仍然打压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准讲“两条路线斗争”,不许提“回归新民主主义”,只能说自己热衷的“宪政”,认为其它见解“都已有人讲过”,全是些老套,“没有新意”,不予讨论或发表。这样限制思想,惟我独尊,不是“文革思维”,又是什么?

甲:可是“文革”是这么大的历史题目,哪里可能只由几个“精英”写几篇文章、讲几句话就可以穷尽了的呢?即使以前有人已这样谈过,我们也很难说某些人的论述就是“空前绝后”、“一劳永逸”了,就不容他人再来“置喙”、“争鸣”。

乙:所以,我愿送一幅对联给这些文人。上联是:“武大郎开店,长子莫入”,下联是:“洪教头坐堂,高手勿扰”。横批是:“无敌天下”。你看如何?

甲:哈!这倒很形象,也很到位。希望他们能反省顿悟,放下自我,抛弃私利,回复春秋战国时期真正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乙:对!那才会给我国带来“文艺复兴”,才会“振兴中华”。我觉得,人对事物的印象和感受总是和自身的经历及悟性有关,各人从不同角度来谈问题是件好事,可以彼此启发思考。回顾上世纪卅年代,文坛的争论可是热闹的很,你来我往,直呼其名、直抒己见,批评尖锐,不留面子,常常争得不可开交。正因为此,也造就了像鲁迅、郭沫若、胡适、梁实秋等一代文人。

甲:遗憾的是,现代的人倒是圆滑世故得多了。我们现在许多反思多是自说自话,发些感慨和议论,却少有彼此间的批评和讨论。这可能是被“运动”整怕了,出于戒心和顾虑,恪守“不与陌生人交谈”的家教;或是出于礼貌或矜持,以为争论会降低自己的身分;也可能是在效法政治强人的“不争论”也“不讨论”的原则;甚至是因为自己不讲理,便心虚,怕别人挑战自己,就以不屑理睬来回应主动的商榷,叫人“莫测高深”、自惭而退,最好让你自己去“闷死”!结果彼此都永远停留在原地踏步,保持着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却难以加深认识。这种学术氛围,令人非常失望。

乙:对此,我也深有同感,这也是我们“文革”的一项“遗产”吧?与友人们交流,常使我受益匪浅,除了一併感谢之外,我们在此“抛砖引玉”,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坦诚地参加批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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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十、“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甲:时间不早了,我总结一下。这些天来我们谈了社会发展规律,明确“资本主义”是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又从刘少奇谈到马克思,他们都是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刘少奇,你批评了“毛刘都一样”和“刘捧毛上台”那两个“偏见”,肯定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对马克思,你也指出,针对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开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药方”,不可乱用。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毛泽东不听“医嘱”,自己开方子吃错了“药”,狂热地去胡搞他那套山寨版的“社会主义”,作为受害者,我们今天要认真批判毛,而不应当搞“医闹”,反去无理责怪“医生”、谩骂“医生”。你的这些看法都很有些新意。

但是,有人讲,刘少奇和马克思都是些过气的人物,已经不会吸引人们关注了,而且王光美最后都与毛不计前隙了,你还去较真?

乙:这不是个法律诉讼问题,好像当事人的家属王光美、刘源都“撤诉”了,律师还忙个什么劲儿!?毛刘之争,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要讨论文革,要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不能回避刘少奇和马克思。在道路问题上,我们肯定刘少奇,是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

甲:也就是说,不只是为刘少奇本人平反文革冤案?或者,不是像有人所讥讽的那样,只是出於“中国人喜欢同情弱者”?

乙:你说得对!我们探讨毛刘政见之争,把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为了去毛化。国人不明白有节制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适合中国的情形?毛式“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反动的?因此在肯定刘的主张时,往往理不直、气不壮,好像说不过毛的那些“豪言壮语”。现在人们顶多是同情刘的文革悲惨遭遇,一提他是“走资派”,就嘴软三分,矮了一截,或者,干脆认为他反正和毛是一党的,都一样。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也是批毛的,“走资派”在中国是合理的,认识到为什么中国必须要搞“政治改革”?那就可以在一个高层次上来倒毛,更深入地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毛泽东和文革“血泪控诉”的水平。

要剥开毛的“画皮”,还得请老祖宗出面,看究竟是“刘修”还是“毛修”?看中国到底要走什么道路?从理论上彻底破除现行共产党对“理论、道路、制度”的三个自信,而不是鄙夷地把马克思推到毛的一边去,把刘少奇也推到毛的一边去,一起加以贬损。

甲:一些当年亲手参与打倒刘少奇的“造反派”,在心理上恐怕难以接受这一点。

乙:是啊!当初他们奋勇参加“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参加过“大批判”和“揪刘火线”,对刘少奇的“种种反毛罪行”了如指掌,他休想“蒙混过关”!现在回顾文革时,却忸怩地回避历史的诘问:那么到底哪条路线是正确的?是谁该死?谁该活?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刘少奇?特别是要从人心里面替刘少奇翻案──那岂不是文革连一点可以自慰的“功绩”也没有了吗?

甲:这就是历来运动中所有整人的人对被整对象的通病:最后的平反结论往往遣词“吝啬”,而且还总要为自己的缘故保留许多“然而”、“但是”等“莫须有”的尾巴。只有胡耀邦等少数人有魄力把那些“尾巴”“一风吹”,有气量为受害者说些“公道话”。今天我们对刘少奇难道不也应该如此吗?

乙:大哉耀邦!反观我等俗人,运动之后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人也不多。现在的反思舆论至多是谴责文革中“打人”的人不能忏悔道歉,但文革中跟着毛泽东以文武暴力去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批斗各种“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今天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和延安肃反时一样,也跟错了领袖,斗错了人?有没有自责狂热地把毛捧成“红太阳”?有没有为文革时自己“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痛悔?很少。多数仍旧停留在指斥早期“红卫兵”打人的行为,嘲笑“刘少奇捧毛,自食其果”的层次。自己呢?还是一段“造反有理”的光荣历史,或只承认“受了蒙蔽”。……对不起,我这么讲,看样子是要得罪一大批过了耳顺和古稀之年的人了。

甲:你得罪的岂止只是那些老人?还有不少少壮精英哩!我们谈话涉及对刘少奇及马克思的评价,探讨了对“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的新看法,冲击了当局对“理论、道路、制度”的自信,挑战了流行的“左”和右的各种观点……,我们无疑是进入了“雷区”,因此,你完全可借问一句:“Is there anyone I haven't offended?”( 还有哪位我没有得罪到的吗?)

乙:啊,这却不是我的原意!我只是更欣赏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一句题辞而已:“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欢迎批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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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14年6月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欢迎批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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