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堕落”是如何开始的?

小 鹰


会员制电子版刊物《记忆》的读者,大约多是主张民主改革、言论自由,痛恶专制独裁之人士。但如果“派性”太强,容不得不同意见,那这些人从主张“民主自由”,堕落到实施“独裁专制”,也就是“一步之遥”。

去年底,杨继绳先生出了一部“文革史”《天翻地覆》,他希望在《记忆》上开一个专栏来评论这本书。五月下旬,我送了一篇《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给《记忆》主编,他立刻采用,编入5/31日出版的183期。除了我的质疑与批评之外,同期该专栏还有李辅和丁东的两篇,都是着力肯定与推荐杨书的。有趣的是,我们都谈到“文革史观”,而且几乎同样地引用杨的文字,观点与结论却“截然相反”。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的事,读者可以思考,可以讨论,可以比较,可以鉴别。但很快我就听到主编告知,对他发了我的那篇,抱怨声蜂起。特别是,何蜀来信,指出我的那篇“已在《华夏》上发表过”,违反了《记忆》要求“首发”的纪律。这一来,便弄得主编“很难过”,他认为我这样做,“是对我们这个平台是否尊重,是否诚实守信的问题了。……如果您明知道记忆要求首发,却连知会商量的余地都不给我们,而一定要挑战记忆这个底线。记忆只好对您说,对不起。”

这些话,很重了,类似“最后通牒”──显然,“恶人先告状”的“心理学优势”已先胜一筹。然而,经过查证,何蜀后来承认,他说已发过的那篇“与《记忆》发的不一样”,但仍强调“观点是一样的”。

是的,我对杨先生文革观的异见,从2013年11月就开始有,那时他给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写的序言就是这个观点,为此我也同他通过邮件。几年来,我不断写文章,在电子刊物上发表过,在清华群里也讨论过,那时杨也在群里,但没有说话,硬着头皮顶住了。

一个人写几篇文章,观点一样,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已没有能说“一句话顶一万句”的人了,能说“句句是真理”的“天才”要“几百年到几千年才出一个”,先前的那位刚走了几十年,要有还早着呐!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批评的;也不能因为文章观点一样,就不符合“首发”的规条,或者,说过一次,就不许再说了。即使是杨先生,他的观点在不同的文章中和各种场合下,也是反复地表述。这就叫做“争鸣”,什么鸟也不是只叫一声就不叫了。

这样,主编发表我的异见,正是坚持“多种声音,一个平台”的正确办刊方针。他没有技术犯规或违背自己的“承诺”,我也没有任何欺骗行为。但我奇怪的是,我的那篇稿件是针对杨的《天翻地复》的治史观而写的。在一片叫好声中,发些不同的声音,有什么不对之处吗?对《记忆》刊物及其读者,是有害还是有益?何先生为什么那样不高兴呢?他有不同看法,可以写文章批判,大家辩论一下,不好吗?为什么只抓住“首发”不“首发”来作文章呢?还不用说是“子虚乌有”的指控,那只是怯懦和无能的表现。

事实上,倒是丁东的那篇《<天翻地复>争议管见》,5月23日在《地方文革史交流网》上就已先发表过(丁东:《杨继绳书管见》),题目和文字略有不同,但实为同一篇文章。只因为是“同派”观点,无人“举报”罢了。

其实,我对它发没发过毫不介意。世界是这么大,网络又如此发达,信息排山倒海;而每个网页或媒体,只有有限的读者群,加上官方的网络封杀,每个人也只能看到冰山之一角或九牛之一毛。有内容、有争议的文字能被人看到,并引起思考或讨论就好了。只要能推进学术研究,首发不首发,实在没有太大意义。现在早已不是纸质媒体时代,并无一稿两投,或有稿费争议等问题,如仍拘泥于“首发”的概念,约束手脚,或甚至以它作为排斥异见,搞“一言堂”的借口,就很有些守旧和愚蠢。而缺乏尖锐的争论或棱角,恐怕只会给《记忆》带来损失。许多开明活泼的网站,如《华夏》等,就没有这类陈腐条规。

去年底征求会员制意见时,我就曾建议:“现在互联网发达,但每个网站都有自己有限的读者群,我想,《记忆》不应介意门户,一定要求‘独家首发’,也不应只限于给‘草根’作者一个发表写作的机会,而是应采纳百家之长,如有好的文章、独到的见解,也可适当转发或加以引导讨论,鼓励争鸣。”

主编在2/14的【方答读者】中也写过:“接受小鹰和王复兴的意见,增加了可以通过推荐好文章一项。”

我的理解是,“好文章”是发表过的,否则,没有读过,谁又会来“推荐”呢?当然,我写的那些算不算是“好文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评杨书的风波,还没结束。

我在那篇短文后面,曾列有一篇在《华夏》上“已发表过的”参考文献:《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因《华夏》在国内早已被封杀,故我注明也放在我那个人的网站,《追忆与思考》,上。多年来这个网页在国内一直可看,统计显示很多都是国内的读者。但自六月一日起,就不再有一个读者是从国内来的IP地址,据了解,从那天起,我个人的网页在国内也已被封杀,但港台欧美等世界各地还都能看。

我认为,这是有人不满我的批评意见,不想让读者看到我那“观点是一样的”参考文献,于是向当局告密后,网管才作出的封杀。我这样推断的理由有三:

第一,5/31发文后,抱怨蜂起,6/1即封网,这在时间上太巧合了。

第二,像我这样的海外小网站极多,显然,没有人专门举报,国内网管是顾不上的。

第三,我那网页主要是谈前辈文人和文学,但也有几篇文章,批评的是类似杨继绳等国内“异见分子”的文革观,“五毛”和“水军”粗粗一望,还以为我是“异见分子”们的“敌人”呢!不至于立即“咬牙切齿”、“群起而攻之”。但国内和海外,有谁会对我的观点最恨之入骨,视作“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拔除之而后快呢?我到底刺痛了哪些人?

不惜采用这等背后捅刀子或“借刀杀人”的手段来打压不同见解,那就不只是“怯懦和无能”,更是“卑鄙与下流”了。

对于思想问题,我完全赞成“求同存异”的原则。不过,我以为,这里的关键词是“求”。

我们要“求同”的是,在对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比如,大至“文革”,小到“时政”,以至某些流行的名人“观点”和“见解”。对此,100个人有101种看法,这不奇怪,所以才要“求同”;而“求”字就意味着讨论和争议,能各抒己见,又彼此聆听。“求同”的过程,正是由于对彼此有所了解,各方才能深化思想,更好地表达自己。即使“求同”不成,也允许“存异”,让时间去检验。这才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境界。

在“舆论一律”的独裁专制国家里,是不允许有“言论自由”的,根本没有“求同”的过程,更不容许“存异”。但在反对派的里面,有时也会沾染这类“恶习气”,对自己也不准批评和异议。2015年郭道晖在《炎黄春秋》的春节座谈会上,就引了恩格斯的话,当年恩对还处于在野党地位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出现的阻挠言论自由、打击不同意见人士的现象和做法提出的严厉批评。他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这话对G党当局适用,对改革派人士也适用。

的确,在自己受压的时候,有一千个理由,要求给予自己民主和言论自由;但由于“派性”发作,往往又有一千个“理由”,来打压与自己或本派不同的意见,开会不准谈这个,刊物不能发那个,……,加之“派”内交易着廉价庸俗的相互吹捧,“堕落”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我说,对于私利和“派性”太重的人而言,从“民主”到“独裁”,只有“一步之遥”。

“文革”还在继续。当年能从“文斗”搞到“武斗”,有各种“理由”去残杀自己同学的人,在今天也仍旧一样,为了本派的利益,诬陷、暗算、告密、借刀杀人,又有什么手段使不得出来?谁说“文革”之后,“告密者”已“臭不可闻”,为人唾弃了?现在还有。但是,人在做,天在看,各人心里也都有数。

要防止这类“堕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情搞得公开和透明,让公众都看到里外,然后才能有“公论”和“监督”。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各位会看到我的这篇东西。本人实在无意冒犯,也谢谢大家耐心把它读完。欢迎批评指正。

2017年6月底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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