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关心的人很多。然而,今日的现实再次把人群撕裂,如同文革初期一样,不同观点的派别已然形成,彼此话不投机,便刻意回避;若矛盾再尖锐些,恐怕就又会老拳相见,“砸烂狗头”了。
人们对文革的看法多有不同,这不要紧,也很正常。不正常的却是不容许表达不同的观点。文革的思维和文化,依然如故,很不可思议。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阴魂好像仍在离我们不远的街角徘徊,并没有散去。
就思想界而言,可以说,我们还处在一个非理性且浮躁又狂傲的“后文革时代”。
我们且不谈当局一贯全力打压异见的做法,就连2016年初北美有人要主持召开文革研讨会,设置的“清规戒律”也甚多,像是不准谈“路线斗争”和“回归新民主主义”,不准谈刘少奇和马克思,也不准谈林彪。据说是“因为观点不同会引起争议”,“要谈到会后去谈!”但“研讨”不正是会议的目的吗?如果只讲共同接受的内容,你好我好,那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还是要搞“舆论一律”吗?难道还是要开成像“九大”那样的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一些刊物论坛审稿人也只允许说自己热衷的“宪政”,认为任何与己不同的见解“都已有人讲过,全是些老套”,“没有新意”,不予讨论或发表。这样限制思想,惟我独尊地在“小圈子内”搞“近亲繁殖”,不是“文革思维”,又是什么?
现在反思文革,如果替刘少奇和马克思讲几句公道话,那就是踩了“雷区”,被人归为“异类”、“体制内”,被骂为“脑残智障”、“顽固不化”,甚至迁怒于“编辑让这样的文章发表,也属无知!”又或被人先指为是“X二代”──一个类似文革中对“黑五类”的蔑称──谈论的对象不同,但思维方式还是一个。以血缘把人分“类”划“代”,先胜一筹,以保享自身廉价的“优越感”。这种“论辩的灵魂”是不是同样源自毛泽东的“阶级分析”?
文革结束了四十年,怎么还在变相地搞“血统论”、“贴标签”的把戏?文革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只由几个“精英”、“导师”把持研究,不容他人置喙?怎么可以动不动就戴帽打棍,搞一言堂?如果我们跳不出这类丑陋的“文革文化”,又怎么可能研究透文革呢?
所以,我以为,文革50周年时,首要反思的问题应当是:什么是“文革后遗症”?如何破除“文革思维”和“文革文化”?如何走出“后文革的时代”?否则,到了文革100年时,还是今天的老样子!
破除“文革思维”和“文革文化”,比“对文革研究本身”更重要。这就像卅年代时,“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宗派主义问题,比对口号内容本身的争议更严重,影响也更长久一样。这是要从几十年的尺度上,才能看明白的事,也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问题。
记得在上世纪卅年代,左翼文坛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文学家邵荃麟先生曾感慨过:“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在中国文学界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宗派主义的观念是中国文人脑子中一种很深的传统观念。”(《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1936年。)
至今80年过去了,华人学界还是一样,毫无长进。而且,这种思想独裁的问题不但共产党当局有,经多年“耳濡目染”,连一般文人自己也很容易就沾染这类封建文化专制或宗派的习气。一些当年经过文革历练的“左派”,今日难免技痒,重操旧业,那时没怎么经过文革的一帮中小学生,现在又无师自通,技高一筹。这些人有文无化,对不同思想管、卡、压的本事比“中宣部”还“中宣部”,非常可怕!
对此,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话,──不幸得很,又是一个叫做恩格斯的人说过:
“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说到“反思文革”,一位德国学者魏格林女士,在对比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反省经验之后,写道:
“在经历过像文革那样不幸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个民族要重建自尊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各个记忆团体都无法对此历史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历史评价,而只能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竭力保护自身的利益。
正是由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2006年)
看来,还是局外人看得清楚些。的确,正是这种“派性”的持续发酵,使得现在一些“反思”陷入死磕当年恩怨的细节,推理精确至分分秒秒,或导致“论述”中的偷换概念、罔顾事实,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论如何,其目的还都是一个,就是要设法肯定自己在历史上的“正当性”。这种“‘造反’情结未了”综合症之另一个表现,便是打压异己异见,还在幻想效法“一言九鼎”和“句句是真理”的威权时代。
“记忆团体”,或更一般地说,派性或宗派主义,是历史研究的大敌。世界是这么大,对同一件事,原来可以有这么多与自己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只有容许表达,鼓励争议,才能使这世界不断地进步。想想美国,还是多亏有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独立媒体,有一大批理智敢言人士,更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才没有堕落为法西斯国家。而我们“文明上下五千年”、“‘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没有这些,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美国的开放、包容,自由和民主是她的力量所在,也是世人向往之地,而不是仰仗气大财粗,蛮横无理来获得人心。假如美国不幸也沦为法西斯国家,那世界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让我们一起自觉惭愧、反省顿悟,抛弃私利、放下自我,忘记辉煌、从零开始,回复春秋战国时期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实,也不必回到春秋战国。回顾上世纪的“五四”运动前后,文坛和思想界的论争可是热闹的很,报刊上你来我往,直呼其名、直抒己见,批评尖锐,不留面子,常常争得不可开交。正因为此,也造就了像鲁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一代文人。遗憾的是,现代的人倒是圆滑世故得多了。我们现在许多反思多是自说自话,或拉帮结派,相互吹捧,期望从此一言定乾坤。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意见,不是拒听拒看,就是粗俗谩骂,或加以种种限制,不准出声,更不用说有彼此间的批评讨论和思考交流了。
这可能是被历次“运动”整怕了,出于戒心和顾虑,恪守“不与陌生人交谈”的家教;或是出于礼貌或矜持,以为争论会伤了和气或降低自己“名人”的身分;也可能是在效法政治强人的“不争论”也“不讨论”的规条,采取“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态度,或笃信“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古训;甚至是因为自己不讲理,便心虚,怕别人挑战自己,就以不屑理睬来回应主动的商榷,叫人“莫测高深”、自惭而退,最好让你自己去“闷死”!结果彼此都永远停留在原地踏步,保持着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却难以加深认识。这种学术氛围,令人非常失望。
为了打破这种“死水一潭”的沉闷学风,我在论文中有时甚至故意用词尖锐,点名道姓,带些挑战性,实在是希望能就事、就观点引发些争论,而并不是要针对某个人。
与此同时,我却又很高兴在北美发现了《华夏》这一片自由表达的乐土!正如《文革博物馆》的主持所说:“我们不会根据文章/观点是否受到读者的欢迎来决定取舍,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就能够接受。”而这其中也包括点名与主持先生本人意见相左的文章。
对于设置思想论辩的平台而言,这是一个何等的境界和榜样!
“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消除派性、争鸣交流”,这是我对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第二个想法。
写于2016年4月,12月修改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