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清 华 文 革 反 思

──“红卫兵运动”的兴、盛、衰


小 鹰


[摘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必然要否定“红卫兵运动”。本文把“红卫兵”在清华的兴起、鼎盛与衰亡的三个阶段,作为一条线索联系起来反思文革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或简称“毛刘之争”,并著重讨论了毛泽东与“红卫兵运动”的关系。



目录:

一、赶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

二、打倒刘少奇──红卫兵鼎盛

三、工宣队进校──红卫兵衰亡



清华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从大尺度上来看,清华人在文革中只干了三件事:赶走工作组、打倒刘少奇、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终结了全国的武斗。这三件大事也标誌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鼎盛与衰亡的三个阶段。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红卫兵”并非特指某个组织,它既包括早期的“老兵”和“联动”,也包括后来自称“红卫兵”的各种造反派组织,例如“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等。

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似乎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给社会以民主与自由”等美好宣称的具体体现,实质上,它不过是专制独裁者在政治斗争中的木偶与炮灰而已。清华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缩影。



一、赶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充满杀气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毛泽东又批发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此后,清华经历了“反蒋”与“保蒋”,“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的争夺战。平心而论,到七月中清华园里“反工作组”的势头已被压制住,不再有什么影响力了。

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出面介入,传来“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阻碍运动”的话,要撤销工作组。于是又有人,受“高”人指点,赶快给“工作组”、给王光美贴大字报。到八月初,入驻清华的“工作组”在部分“革命群众”的锣鼓声中,体面地撤离了清华园。

实际上,七月中毛泽东返回北京后,於7月24日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正式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仅靠后来校园中的几张大字报,工作组哪里就会自动离去呢?

杨继绳同学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和表面化。

事实上,自从6月1日批发了由康生暗地鼓动北大聂元梓写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便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来领导他的文化大革命。问题是,既然毛早已蓄意要打倒刘,毛自己发动的文革为什么还要让刘来领导?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工於心计”的毛给刘设的一个局。毛把文革之火点燃之后,便躲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指其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在幕后观察。他实行的还是“反右”时的“欲擒故纵,以逸待劳,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老策略。

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毛间或以社论或通过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来搧风、干预,诱导、鼓动、教唆、挑逗并激化矛盾,搅乱局势,以至无论刘怎样动作──“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毛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最后终于给毛等到了机会和借口,凭借多年来“造神运动”给自己树立的威望,把群众的怒火一举烧向刘少奇。毛抓住聂和蒯这两块石头,在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其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示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新帐和老帐一起算,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现在来回顾,可以说,以聂来“投石问路”,在北大布阵,诱敌深入,原是在毛的设计之中;而蒯大富和王光美在清华的纠缠,对毛而言,则是一个意外之财。没有后者,毛照样会在派工作组的事情上收拾刘少奇,这一点可以从北大率先驱逐工作组看出。至少从7月15日起,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已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计划、按步骤先后四次云集北大,名为“听取不同意见”,实为为“踢开工作组”定调子。江青开始打出了毛的旗号:“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北大同学曾来清华点火赶工作组,遭到驱逐,故清华驱赶工作组的波峰比北大要滞后一个位相。

无论如何,燕园和清华园里这场自上而下精心导演的,急上、急下、急转弯的过山车游戏已告一段落。当真相被揭示出来之后,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免总有一种被作弄、被演戏的感觉,这就是毛运动群众的手法,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社会主义大民主”。

与工作组被赶走的同时,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亲笔撰写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作为会议第二个文件下发,并附有清华附中关于“造反有理”的几份大字报内容。毛泽东对之的“热烈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像瘟疫一般地迅速爆发,各地各种“红卫兵”组织蜂起,矛头直指信中所说的“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也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八月”的“红卫兵”以血腥和暴力的方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舞台沉重的帷幕,而这场大戏幕后“运筹帷幄”的总导演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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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倒刘少奇──红卫兵鼎盛


自从1966年8月“炮打司令部”以来,毛泽东更是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泽东意识到,挑动由狂热的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团体去“批斗走资派”,可使他的政治对手即刻“土崩瓦解”。你想,面对狂怒群众的文武暴力,谁敢且谁又能有任何招架之功?如稍有反抗,便加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之罪名,予以“肉体消灭”。至于谁是“走资派”?斗谁?保谁?一切都由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说了算,“革命群众”只有揣摩、紧跟的份儿,若有任何“非分之想”,敢越雷池一步,定遭同类的“砸烂狗头”──此即“大民主”。“红卫兵”所有的“革命行动”都不受“宪法”与“党章”的约束,更无所谓对“人权”和“人格”的尊重,一切都可以“无法无天”地干──此即“大自由”。

1966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讲“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啣命而去,旋即率领“井冈山兵团”搞了个“12·25”大行动,把打倒“刘、邓”的口号响遍北京城,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在这样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或简称“毛刘之争”──中,在毛派的授意和操纵之下,清华“井冈山兵团”冲锋陷阵,为毛泽东立下了辉煌的“汗马功劳”。从“批斗王光美”到“打倒刘少狗”,从“革命串联”到“揪刘火线”,这一类活动“层出不穷”,可以说是把“红卫兵运动”推到了最高潮。至此,“破四旧”的“红卫兵”已晋级成为毛氏文革之“御林军”。

《孙子兵法》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毛泽东通过“红卫兵”“无孔不入”的造舆论、造声势,的确在全国把他“久攻不下”的刘少奇搞臭了,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红太阳“神”。

惯性的力量是可怕的。现在,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对毛泽东的评价仍是争议不断,有趣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却多是负面的。似乎,无论文革成败,刘都是个历史的千古罪人。毛派人士不必说,就连现在一些主张政治改革的开明人士中,也普遍流行这样一种看法:毛泽东固然不好,但刘少奇也不怎么样。他们主要的理由都是在“刘捧毛上台”和“毛刘都一样”上做文章。

一些“造反派”认为刘少奇捧毛上台,是其人品所致,他只是垂涎那“山寨”的二把交椅,嘲笑刘是“被他自己抬起来的神砸死的”,自作自受。但“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忘了,文革中正是自己把毛泽东捧上了天,只是后来抱怨遭到抛弃和整肃,才明白是受了毛的蒙蔽。如果结合自己的感受,回顾四十年代的情形,我们又比刘少奇高明多少?恐怕是还不如他吧!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显示的“政治才干”和“领袖魅力”,的确迷惑了党内外的一大批人,那会儿,不只是刘一个人捧毛。一直到文革时,“三忠于”、“四无限”、“誓死保卫红太阳”等口号满天飞,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现在,对“领袖”的肉麻吹捧不也还是一样吗?中国历史上人们喊“吾皇万岁”喊惯了,真是听着极舒服,喊的更起劲。这是源于中国浓厚的封建文化的一种劣根性,是长期生活在“君王制度”下人们的一种陋习。我们的社会,自上而下,似乎很难接受“公仆”和“民主”等“公民主仆关系”的概念,相反,奴隶心理、奴才习性却刚好与“帝王思想”、“个人迷信”配为一对。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另一些人认为“毛刘都一样”,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他们都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共产主义,全都迷信无产阶级专政,在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一基本点上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

是的,他们都是共产党,但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每个人的经历、教育、品质、性格、悟性并不都一样,我们要看到这方面的差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是见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从总体言行来看,他们更体察民情民心,更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人对事更包容、更“通情达理”,更“实事求是”,更有世界和人类的眼光。不错,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各人的理解完全不同。刘少奇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坚持在封建主义专制的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没有读懂马克思,他信的更多是秦始皇,是他自己。毛泽东不是管彭德怀叫做“革命的同路人”吗?就是从民主革命走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再跟他走了。质朴的彭德怀未必读了马克思,但他关心民间疾苦,即使跟着毛打了天下,彭德怀也是反对毛搞他的那套“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更不用说党内还有过像胡耀邦与赵紫阳那样开明的领袖,还有过许多所谓的“走资派”干部、文人、学者、知识分子,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民主自由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少奇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路线。

当年红军拒绝十九路军抗日的蔡廷锴将军,只因为“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一句话。解放后斗地主,根据“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生物界现象,就论定所有地主都是坏的。如果现在认为“只要是共产党,那就一定都姓毛”,这种“左”派逻辑貌似“洞察一切”的深刻,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当前的重点是要批毛,如果看不到差异,看不到路线斗争,一概而论,把水搅混,倒轻易放过了毛泽东。

和指责“刘捧毛上台”一样,说“毛刘都一样”也是一种偏见。偏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换位思考”。

说来好笑,前些日子有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谈起文革时,说清华大学的二校门是被蒯大富的“红卫兵”拉倒的,云云。这事乱扣在老蒯头上,他肯定觉得很冤枉。可是,不要说事隔几十年,就是在文革当中,许多被抄家批斗的老头、老太太,哪里分得清什么“清华井冈山”和“西城纠察队”的区别?又如何懂得什么天派、地派,团派、四派的复杂性?他们只知道戴着红袖章的就是“红卫兵”,“红卫兵来啦!”──就是“都一样”地跟着毛主席来要他们的命了,不是吗?

如果把上面说毛刘“都一样”的话,改换稍许,说“红卫兵”和“造反派”都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都迷信毛主席,全都搞“打砸抢”、搞“武斗”,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基本点上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天大的冤枉啊!我是受蒙蔽的,我没有“打砸抢”,没有参加过“武斗”,我很讲“政策”,和另一派不一样!要区别对待呀!──是不是?

又有些人说,搞“文革”是因为刘威胁到毛的权力了!但掌握权力,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权力之争的背后还是政治路线之争,如果权力之争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就说明,这两条路线的差异有多大,怎么能说是“都一样”?

让我们先撇开政治,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是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按刘少奇的主张做,能够“少死几千万人”,就很了不起!毕竟那是几千万条性命啊,这就是巨大的差异。这里包含执政是否有“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当年刘少奇讲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怒斥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在乎生命”,仅此一点,刘少奇就是很不错了;更何况他的“走资派”路线在中国是完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现在的一些反思舆论往往只是谴责文革中“打人”的人不能忏悔道歉,但文革中跟着毛泽东以文武暴力去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批斗各种“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今天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和延安肃反时一样,也跟错了领袖,斗错了人?有没有自责狂热地把毛捧成“红太阳”?有没有为文革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痛悔?有没有追究为什么自己会受蒙蔽?有没有考察国人为什么难能“独立思考”?很少。多数仍旧停留在指斥早期“红卫兵”打人的行为,嘲笑“刘少奇捧毛,自食其果”的浅层次。自己呢?还是一段“造反有理”的光荣历史,或只承认“受了蒙蔽”。……

如果今天认真反思文革的话,我们不能不回答:这场你死我活的“毛刘之争”,到底是谁该死?谁该活?那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哪条路线是反动的?哪条是正确的?这里没有中间路线可言,因为两个相反的矢量无法构成一个有合力对角线的“平行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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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宣队进校──红卫兵衰亡


“红卫兵运动”是一把双刃的剑。它的文武暴力,固然为毛泽东打下“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天下,但同时也深深地种下了“无政府主义”的祸根。恰如同“飞去来器”一般,它最终又打回到这位文革“始作俑者”自己的头上。

“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分有不同派别,双方辩论不过,往往就老拳相见。自1967年始,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又面临着夺权的诱惑,在中央文革“文攻武卫”的指示下,更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连毛泽东自己也几乎为“革命群众”围困挟持,险些成了“瓮中之鳖”。这是毛泽东所不希望看到的事。

1966年12月26日,73岁生日那天,毛泽东曾兴致盎然地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来的他却不得不三令五申地下指示、发通告要制止武斗。但“潘多拉”的盒子既已打开,“造反派”们为自身的存亡计,各以“情况特殊”为由对之“置若罔闻”,使毛的“大联合”计划成了泡影。

清华也不例外。1967年中“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个414派,双方都宣称自己“无限忠于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经过一年多唇枪舌剑的“语录仗”,“批判的武器”终于变为“武器的批判”,清华园的武斗开始了。在两派心目中都把对方的同学看作是些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一定要消灭掉。加之毛以最新语录“火上加油”,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然是打国民党,那自然是你死我活了,在手段上就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双方攻城略地,构筑工事,武器很快地从长矛、弹弓等冷兵器升级为步枪、手榴弹,也有土坦克、燃烧瓶。攻击性更强的老团围困老四据点时,采取停水、停电、火攻、投毒等手段,甚至以狙击步枪封锁道路,猎杀无辜,以致困守“科学馆”和主楼的老四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此后团派不断制造事端,使武斗升级,除了想要压垮414之外,还想压中央表态。414则几次在京城抬尸游行,抗议团派杀人,亦是希望上边出手解救。

武斗中处于劣势的414顽强的坚持,终于让毛泽东坐不住了,他必须结束全国这种失控的状况。于是毛重施“运动群众”的故技,请工宣队、军宣队来“领导”清华的“革命运动”。真不知这和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同?

制止武斗是件好事,可是,毛泽东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让毫无准备的工人们领命前往武斗地区送死?学生领袖们对此百思不得一解。(见本网另文,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现在看来,这显然是毛故意给学生们设的一个局。你想,学生们如果识相缴械便罢,如若不依,打死打伤无辜工人,他们自然理亏嘴软,不由得不听任摆布,而吃了亏的工人们则更记恨这些“臭老九”,伟大领袖便可以从中渔利。

1968年7月27日上午,入驻的几万工人,不明就理,手持毛语录,懵懵懂懂地来到清华。414自是盼来了“救星”,立即放下武器,配合行动。工宣队却受到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731人。那时狂傲的老蒯,自持是毛泽东的文革宠儿,眼见得眼中钉414即将被压垮,岂肯就范於半路杀出的什么工宣队?他向毛告状,要抓黑手,不料正抓到了毛的头上,自讨了一个没有趣。在入驻的工人死伤多人之后,7月28日凌晨3点半毛才出面接见了五位学生领袖,“英明地”指出,他所倚重的“小将”们没有按照他的方向去搞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文革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了。

这样的表态实出乎两派意料,团派尤甚。“狡兔尽、走狗烹”,小将们的历史任务完成,该是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了。

那些死伤的工人们呢?后来似再未见有人提起过。现在想来,他们实在有点冤枉,既然伟大领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老人家早点出面,工人们的死伤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易拿住小将们的短处而一举镇住他们,亦不能突显领袖的英明。况且领袖也讲过:“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及时抛弃鸡肋、顺利完成文革换马之大计,区区几个工人的性命,又何足挂齿?毛后来只用几顶高帽和转赠几个外国芒果便抚平了工人们的怨气,可谓既周到又经济。

学生们下台了,除了迷茫和失落之外,他们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自慰呢?或更一般地问,如何看待文革中两派的斗争呢?

多年来,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毛手中的棋子,半斤八两,互斗毫无意义。现在细想之下,也不尽然。特别是造反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破了毛的如意算盘,让他的“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的美梦,变成“来一次七、八年”的尴尬。看到他后来“骑虎难下”、“众叛亲离”、“枪法大乱”的狼狈相,着实也有些快意。试想,如果当时人们对他百依百顺,诸事都遂了他老人家的意,让“四人帮”顺利接掌江山,那中国还不知要倒退到什么黑暗的地步去了!在这个意义上,414坚持信念、殊死抵抗是令人感佩的。他们和所有不合毛意派别的存在一样,阻挠了毛尽早结束文革的计划,尽管他们还都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从毛7月28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来看,毛泽东是明显地痛恨414坏了他的大计,而偏袒心仪的蒯大富团派。对后者毛只是大骂他们“愚蠢”,而且去而复返,再次特别交代“‘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杨继绳同学认为,这很令人感动。

是这样吗?

毛泽东枭雄一世,整人无数,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其乐无穷”,哪里有过什么恻隐之心?他这样嘱咐,不过是表达其“投鼠忌器”的隐忧,器者即他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他晓得,若是否定他所依仗的“红卫兵造反派”,那下一步就是要否定他自己了,恰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若是否定了“三面红旗”,那就意味着否定他自己一样。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了眼泪。那天北京阴天,正下着小雨,毛似乎预感到“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凄凉和恐怖。毛泽东运动群众、算尽机关,撒下怨恨与分裂的种子,最终自食其果,活该!

通过“七·二七”事件,毛泽东公开出面,总算是摆平了他仰仗的“红卫兵”造反派与全国无政府主义“武斗”的矛盾势态。此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小将开始淡出历史舞台。1968年11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以“头号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等恶谥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其肉体亦按需要及时地“病故”消灭,蒯大富等则毕业分配,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两年之后,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全国大规模开展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的“X色恐怖”,自此,喧嚣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即已“声名狼藉”、“荡然无存”矣。而毛泽东悄悄地完成了这个政治切割,抽身而退,他和他的“文革”依然“神圣”,不容否定。

人间的悲剧往往由真诚与欺骗、梦幻与现实、良善与邪恶、坦荡与暗算、爱情与仇恨、忠贞与背叛、南辕与北辙、希望与绝望等元素构成。尽管大多数文革参与者都是些真心追求美好理想、希望社会进步的无辜青年,他们不惜为之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然而,类似於清末效忠皇权的“义和团运动”,“红卫兵运动”,在整体上,却是一场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群体盲动,加之过程充满如上诸矛盾要素,因而,这绝对是一场国人不可忘却的历史大悲剧。

历时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发源於清华,也终结於清华。“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其教训,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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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于2014年9月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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