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

小 鹰


近两年来,清华的秦晖教授一直有个说法:“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秦晖:《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在讨论假问题》,2015年,财经内参;《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2016年,华夏快递。)

秦教授如此不断抨击这一“资产阶级”口号,表明他对其来源的无知和对她真谛之扭曲,实在令人吃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于,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挣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自由”的对立面是“专制”,“平等”的对立面是“特权”,当时在人权的意义上提出“自由与平等”的口号,是针对“封建社会”帝王和贵族的“专制与特权”而言。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人身、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争取在“人权、法律和真理”上的平等。“自由与平等”这一口号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纳入了“美国独立宣言”之第一条,是美国立国的根基,这句话也曾刻在法国的硬币上。我们现在肯定这一口号,就是因为我国还存在许多源於“封建社会”的“专制与特权”。历史的经验表明,正是专制制度造成人类的不自由,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简言之,专制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可是,秦教授却把“自由”与“平等”本身对立起来,说什么“自由”多了,就会不“平等”,“平等”多了就会不“自由”。由此,他又来划分“左派”和“右派”,滔滔不绝,真是让人越听越糊涂。

这里的“猫腻”就在于,秦教授把“自由”和“平等”局限在经济意义上,然后又把它与“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扯在一起,来“批判”所谓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而嘲笑这“普世的价值观”“非常动听”却“经不起推敲”。这种说法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和“偷换概念”。“平等”(Equality)与“平均主义”(Equalitarianism)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样,“自由”(Liberty)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也不容混淆!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计较这些概念呢?

因为现在人们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只着眼于经济方面。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承认“資本存在的合法性”,采取“市场经济”的措施,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甚至更好。这是个极大的误导。

要知道,成熟的资本主义搞的不只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措施,在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里,她还有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独立的法制体系来支持和监控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化上她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推崇“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这些内容互相支持,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她的核心在于“自由”二字,同时又有公众民主监督的约束,她才会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而在“党有、党治、党享”的国家里,现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核心,说来说去,还是脱不开“专制”二字。“勞動群體”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事事唯“马首是瞻”,又哪里来的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僵死的“社会主义”与活泼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也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价值所在。难怪马克思如此看重“自由”,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毛式“社会主义”恰恰是对民众在经济上大搞“平均主义”,在政治上则继承封建社会的“专制与特权”。而文革中搞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血统论”等,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民哪里有过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现在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真“资本主义”?什么是假“资本主义”?就应当抓住“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原有的革命性内涵,从而看出其中的本质差别。

可是,无独有偶,另一位教授也曾告诉我们,“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疑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参见:袁伟时,《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摘自《中国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2015年10月29日,搜狐文化,采访者王远哲)

袁教授说的这“四大自由”倒不只是限于“经济”范畴了。

的确,这“四大自由”,其实,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作为“人”而生来具有的“四大基本权利”,即,它们是人人皆应有的“权利”,而不只是由少数人才得以享有的“特权”;这人生的基本权利,更不能被少数人以权力横加干涉、甚至任意剥夺。特别是,要保障“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自由居住与迁徙的权利,有自由就业与创业的权利,有接受教育与医疗的权利,有享受并保护自然环境不受污染的权利,等等。而且,这“四大自由”或“四大权利”也要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真正做到“人人平等”。这样,“自由”与“平等”,在这个意义上,便统一起来了,二者并不对立,且是可以并求的。

当然,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人权上的平等”,不是“物质上的平均”,即这不是说,人人都要住一样的房子,拿同样的工资、上同样的学校,看同样的医生,才叫做“平等”,这不过是一些人对这“四大自由”先歪曲、再批判的低劣伎俩罢了。

尽管小罗斯福的这个主张,曾被人叫做“鼓吹社会主义”或“宣扬资产阶级那一套”,后来又被称之为“白左”或“反动右派”,但我觉得叫她“人道主义”更准确,因为这还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不涉及什么“阶级意识形态”,它只是一个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合理要求与必要准则。虽然近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一些“政客”和“精英”愤愤地反对实行这“四大自由”,其理由与秦教授说的大致一样,就是“自由”多了,就不“平等”,“平等”多了就不“自由”,但事实却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做到、或正在做到这一点,“自由女神”给一切人以平等的权利和相应的机会去享受自由,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世界美好的未来;而在历史或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又哪里有过什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因此,与袁教授说的恰恰相反,“四大自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却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所在。

弄清楚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因为现在有人讲,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承认“私有财产”,也搞“市场经济”,甚至也有了“股市”和“资本家”,“资本家”还可以入党做官,这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他们还侃侃而谈道:“今天在世界各國,資本主義邏輯中也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邏輯中也含有資本主義因素”,因此二者差别不大了。

就连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也讲过:“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当时党内保守势力很顽固,竭力反对改革开放,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而且要快上。因此,那时他讲“不争论”,讲“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对的,否则永远也迈不开这第一步。

不过,就是因为那时“没有说清楚”这“主义”的差别,后来的路就走歪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道路是什么?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马克思却讲请楚了什么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1848年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它“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直言痛斥处于封建落后的德国中的假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马克思这里指出了被假社会主义者诅咒的“资本主义”的所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因此,要谈论“资本主义”,这三条,缺一不可!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这种完整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而不是那些“假社会主义”和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

然而,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搞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呢?

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都以为是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我看现在却不是,因为除了一直没有那后两条之外,现在恐怕连“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也没有了。一旦权贵们依仗权势介入“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竞争”就变得很不公平,专制和特权很快就导致“市场垄断”并“两极分化”,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官场的各种黑暗和腐败。这和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因此,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说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准确些。

秦教授宣称:“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我想,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之下坚持搞“专制和特权”,没有“思想与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等等,一句话,没有“自由与平等”,这就是“中国特色”。而没有这些,中国倒底是不是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也还是个问题。事实上,由于政府多年来恣意对国内外经济恶性干预和操纵,弄得现在国际上都不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了。

秦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就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而“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在他看来,“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这样便可以避免社会发生“极右到极左的震荡”。因此,“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以便“告别革命”。

可是我们要问,难道只要国企“分家”要分得“公平”一点,就会“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吗?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可以顺利“转型”为“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吗?

我们还可以问,即使“公平分家”之后,又怎么样呢?大家“分得一样的家当”,就有一个“公平的起点”了吗?日后我以“权势”“自由地”吞了你的那份家当,让财富有了“不平等”,那你就自怨“天资”不够,或没有“本事”去吧!

看来,不是别人,正是秦教授自己在“制造伪概念”和“讨论假问题”。我们在《“概念”六日谈》中反复谈“概念”,就是要防止有人先把“概念”的清水搅混,然后从中摸出几条臭鱼烂虾来忽悠人。人们要警惕“混水摸鱼”的人啊!

写于2016年除夕夜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2018年4月)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2018年3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摘要本) (2018年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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