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清 华 文 革 琐 记

小 鹰

一、“蒋介石万岁”?

十三、语录操

二、反蒋和保蒋

十四、清华武斗初起

三、“鼓掌了没有?”

十五、逃难清华园

四、王光美打菜

十六、夜走八号楼

五、红八月

十七、保定府的“勾腿子”

六、大串联

十八、“逍遥派”

七、北京日报社

十九、“堂·吉珂德”

八、干部问题

二十、5/30会战

九、批斗王光美

二十一、“反动标语”事件

十、井冈山分裂

二十二、“反动日记”风波

十一、“线路斗争”及“鸡血疗法”

二十三、告别清华园

十二、上方山云水洞


  • 《附录》就有关“‘反动标语’事件”与当事人的通信

  • 一、“蒋介石万岁”?

    自从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在党内传达之后,1964─1966年初,报刊上隔三岔五便有什么东西被批判,例如,哲学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艺界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吴唅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邓拓等人的杂文集《燕山夜话》等等,一浪高过一浪,渐渐地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时毛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已成名言。

    记得在文革前两年,我听说农村中有过这样一副春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社会主义好”。当时校方党领导告诫我们,这是恶毒讽刺“社会主义”缺衣(一)少食(十),“你们瞧,这就是‘阶级斗争’”!是啊,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着头表示赞同。那时我们并不了解社会,没有,也不敢去深究。毕竟,毛泽东的“威望”和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毛派不断地鼓吹和灌输毛式“阶级斗争”的观念,让人感觉处处都有“反党分子”,事事皆为“阶级斗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们的神经已经高度紧张,嗅觉、视觉、听觉与幻觉极为灵敏,甚至到了“疑神疑鬼”、“一触即发”的地步。1965年初社会上传言《中国青年》杂志封底的一幅题为“你追我赶”的油画里面暗含有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我也看了那幅农村青年争送公粮的画,并不以为然。画中前景的那些芦苇叶本来就是左一撇、右一撇的,似乎可以想像成任何中国字。一位大学同班煞有介事地说,那是要从画的背面、且倒过来看,才能看得出来啊!──若果真是这样,那画家也实在太累了点了。

    可以说,文革前夕,一般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正是这样:对“毛泽东思想”基本盲从,然尚有些“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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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蒋和保蒋

    1966年上半年,我们工物系五年级的同学都正在京郊乡下搞“四清”,我因手腕骨折,和其他一些病残同学留校而没有下乡,其中也有我的好友张燕生。燕生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右腿残了,走起路来一高一低,我们有时戏称他为拐子,他性格开朗,并不介意。记得有一次,燕生同我谈起小时外婆抱怨他刷牙时挤的牙膏太多,故意板起脸来说道:“哼,这老太婆!也不想想,你几颗牙,我几颗牙?”说罢,便轻声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充满杀气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毛泽东又批发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说是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搞修正主义。大字报的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来头和煽动力。

    于是,燕生、我,还有其他几位留校的同学聚在一起,对时事议论纷纷,情绪高昂,很快地,我们也凑出一些问题,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好像是“清华校党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内容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最后签名时,室内却安静的出奇,一人签完便把笔递给下一个,没有人出声,大家似乎都意识到,会有些什么可能的后果。C同学是我们当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我注意到他有些犹豫,但在众人注视之下,也跟着咬牙签了名。

    那张大字报是贴在我们所住的八号楼的西墙上,不久,就有消息说,夜里已被人照了像。过了一两天,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已是铺天盖地了。张燕生的姐姐在物理教研组工作,她心急火撩地带了些同事赶来我们宿舍,和我们这些签名者“座谈”,大讲五七年清华反右的“经验教训”,我们便纷纷认错检讨,但并不十分在意。只是C同学已是懊悔莫及,特别是有天下午,在大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时,他被人通知留在分团委办公室值班,不必与会,他立刻脸色苍白,意识到自己已不被组织信任。过了几天,传来兼任高教部长的蒋南翔停职反省的消息,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又立刻占了上风。C同学高兴地对我讲,现在成了造反派,可以扬眉吐气了。一天清晨,专业班主任G老师忽然把我从梦中摇醒,他诚恳地向我道歉,握手表示错待了我,要一起干革命,云云,弄得我莫名其妙,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我从未认为自己是个造反派,也未感觉有什么被人错待之处。事后想想,按照清华政工系统的严密和高效率,特别是因为我在文艺界的父亲从1964年起就受到全国批判,这次又贴了那张大字报,我可能已被内定划了什么反党分子的线,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

    我认为这老师是真诚的,但也不排除他考虑若是不主动先来道歉,万一消息走漏,怕我因此而在运动中记恨报复他。这倒也不是过虑。当时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已进校,下乡参加“四清”的同学也已回校,大字报开始贴向系里的领导和老师。我年级S同学便毫无道理地写了正告L老师的大字报。更有甚者是屡有暴力“批斗”的事发生。一天下午,我在八号楼前便见到斗争一位系里的普通干部,记不得是吴英禄还是余兴坤,大家喊喊口号也就罢了,忽见低我一级的Y同学跳出来,面孔扭曲,极为愤怒地把一桶墨汁劈头盖脸地浇在那人的头上。我赶快闭眼离去,心想,他果真有那么仇恨“修正主义”吗?还是他要表现自己特别的“革命”?

    自五七年反右之后,以蒋南翔为首的党委在清华建立了严密的体系,是所谓的一架“永不漏气的发动机”,自上而下,铁板一块,无人想、也没有人敢反对蒋南翔。事实上当时教学和科研都欣欣向荣,学生老师各得其所,清华园内稳定和谐,并没有什么大矛盾。而且,蒋主张干部要“又红又专”,清华要“培养红色工程师”,“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但对社会上愈加流行的形式主义学毛选、大搞阶级斗争的风气是取应付和抵触的态度。例如,他讽刺读毛语录可以帮助做“引体向上”的说法,告诫同学和老师,“不要以为‘左’比右好,因为从左边掉下茅坑,和从右边掉下去是一样的臭!”这些话颇得多数知识分子认同,但蒋南翔校长显然是毛要整掉的所谓“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以司令部及其路线来划分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再分配。毛的话就是先验的绝对真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他说你是错的,你就是错的,完全无理可讲。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只是毛的工具和借口,而红卫兵小将除了成为“打砸抢”的暴力之外,一天到晚就是忙于“揪出走资派”。从聂元梓开始,文革中揪这、揪那,基本上是按中央文革的指示或暗示,或凭“小道消息”、或凭冒险一赌所行,揪对了,就成为左派英雄,揪错了,就成为右派翻天。至于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究竟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无人深究。批判会只是空喊口号,一切以毛语录为标准。到后来,文革中你死我活的两派互打语录仗,不得不由毛亲自出面来定是非,往往仍搞不定。这样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已关不上了,毛运动群众,自作自受,“骑虎难下”也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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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掌了没有?”

    清华的运动,可以说,也是上述的缩影。刘少奇派工作组进校后,制止了遊斗教师和一般干部的作法。刘不明白毛的真实意图,只是不希望运动失控,但被人认为是压制了群众运动。六月中蒯大富、刘泉等人给工作组贴了大字报,6月24日又在大礼堂进行辩论。辩论开始是纠缠在工作组官僚作风问题上,即王光美言而无信,又拒不解释的事件。蒯大富自己於2013年回忆时也说,当时如果工作组适当地给个说法,这小事便可以化了。然而,工作组自持“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仍按反右时的传统出牌,坚持认为蒯大富是反党,要夺工作组的权。这一来,性质就严重了,校内“无限信赖工作组”的舆论占了上风,同时也把各系反工作组的所谓“蒯派人物”逼到了角落。我的好友张燕生便是我年级的一名蒯派,6/24辩论之后他不服,当晚便冒雨与一些人一同骑车到国务院,反映工作组定调子压制群众。张燕生是被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认为是“闹事”者而记下了名字的八人之一。

    校园里不断传来工作组得到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以及国务院许明等“上级”的支持,各系很快掀起“反蒯”、“抓蒯氏人物”的浪潮。我系九字班学生朱德义因反工作组的言行受到批判,迫于压力,于7月2日晚在五道口卧轨,断腿一只。7月5日自控系老师史明远在十三陵服敌敌畏自杀。当时的压力之大,由此可见一般。张燕生“大闹国务院”一事也在调查之中。

    7月8日在大礼堂召开批判蒯大富的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发表讲话。那天我和张燕生没有能挤进礼堂去,便站在礼堂外边的圆柱旁听广播。数日后,张燕生班上的J同学来找我问话。

    “开会那天你和张燕生在一起,是不是?”

    “是的。”

    “那叶林讲话时,他鼓掌了没有?”

    “鼓了。”我肯定地答道,同时觉得这问法有点古怪,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你好好想想,到底鼓了没有?”他翻了翻眼睛,这样暗示道。

    我感到些许侮辱,因为这不是一个“好好想想”便能改口的问题,就没有再说话。

    他见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悻悻然地离去,同时又撂下一句威胁性的话,

    “你再好好想想!”

    “鼓了,鼓了!”我在他身后不高兴地喊道,断了他再来找麻烦的念头。

    叶林讲那些文革套话时,我们能不鼓掌吗?不过,我们俩也确实有不跟着大家一起鼓掌的时候。

    事后我见到系里揪出张燕生的大字报上,写着“在叶林批蒯讲话时,张燕生横眉怒目,拒不鼓掌。”等字样。

    这当然是件极小的事情。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领导讲话,鼓掌了没有?”这真是个愚蠢可笑的问题。拒不鼓掌,就是反党,就要揪出来吗?这是一种什么文化?哪里有任何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在西方国家,这完全是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而我们对这类思维方式竟“习以为常”这么多年?

    我决不是要指责当年某个同学,只是想,这中西文化差异、制度差异有多大!美国民间集会抗议官员或总统,以文字和漫画、示威游行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法院驳回国会、勒令总统等,是“司空见惯”的事,天下并没有大乱;也不会以“写小说反党”、“恶攻罪”(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颠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名目,禁拍禁演电视剧《纸牌屋》。这些要在国内,肯定就要“维稳”了。连在家里开会,或要求官员公布财产,都是“犯罪”,要走“法律程序”,以“寻衅滋事”来抓你没商量。这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

    张燕生也的确不是个一顶到底的“圣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内心也有矛盾,也有思想斗争,也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有错误。7月29日王光美终于在大礼堂亮了相,王光美讲话之后,张燕生班上几个同学等在礼堂门口,邀请王光美到物701班来座谈,王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表示要住到学生宿舍来。工物系只有极少数女生,是住在另一栋楼里。于是班里赶紧安排,负责抬床的P同学,为如何摆床还化了些脑筋,最后决定安放在门后边,不致于让人在楼道里一眼便看到王光美。

    第二天,7月30日晚间王光美如约来到物701班的男生宿舍。701班有近40人,六人一间的双人床上下坐满了人,还有些人要坐在门外。我是外班的,只能站在门外看听。张燕生穿了件背心,和王光美面对面地坐在中间,离得很近。天气热,室内人又挤,只见张拿了把折扇拼命地搧,神情仍相当镇定。我的印象中,他作了检查,但同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并没有过分自责。王光美也是记得多,说的少,没有什么过分之举;相反,倒是有些同学的发言有点高调和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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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王光美打菜

    又过了几天,大约是8月2日,王光美来我们的八饭厅学生食堂为同学打菜。只见王光美打菜点排了很长的队,由食堂大师傅主打,王再添一点。我们平时轮流在食堂服务,都知道打菜并不轻省,若是一个人连续为那么多人打,手腕就吃不消。当时我嫌人多,便去另一个点打了菜吃。说实话,我那会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或责备。我觉得政治家题词、植树、抱小孩,名人签名、合影、做慈善,都是有其理由的,那是他们生存或工作的一部分。90年代初我在美国麻州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作研究,时任共和党州长(William F. Weld)来厂访问,临走时几百名员工自发排队与之握手,我的老板也拉着我去了。轮到我时,Weld面带微笑,伸出大手,专注地看著我有好几秒钟,他似乎期待我会说些什么,可能因为我是一位华人工程师。我却没有说什么话,不过他那和善专注的眼神和热情紧握的双手,给了我很好的印象。Weld是当时共和党一名很有潜力来竞争总统的年轻政治家。从此以后,在报刊和电视上听到他的消息,我便自然地格外注意些。这就是这类行为的社会广告效果,人毕竟是人啊。

    近来有人评论当年王光美打菜,说“看到她这种做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其实,有哪个领导人在公众面前的“劳动”不是做样子?毛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时不也是一样吗?不知这位评论员,看到对毛的这个新闻宣传片时,有没有也“反胃”?说句公道话,这类“劳动”本身并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政治家,亲民树立形象,宣传鼓动人们跟着自己的主张走,才是他们的本职。所以,这类“做秀”正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看透就罢了,不必过于计较。[注]

    不过,文革中在听到江青那种歇斯底里的讲话、泼妇般地泄己愤,报私仇,恣意定人以可怕罪名时;或她口称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长时间弯腰鞠躬不起,过瘾似地听任群众一声高过一声地呼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时,那才真正叫人肉麻和反感。呜呼!这类拙劣虚伪的演技曾赚得过多少激动的泪水?江青真不愧是个在旧“上海滩”练过的戏子。

    人的印象和感受总是和自身的经历和悟性有关,领受过毛和“四人帮”恩惠和雨露的人,自然不免对他们和自己的“崢嵘岁月”有所留恋,深受过文革迫害的,也自然不愿重走老路、再来一遍。无论是用阶级论或是人性论来解释,这在个人总是难以避免的事,难的倒是不计个人得失,摆脱历史情结,真正以江山社稷为重,借鉴历史,吸取教训,走当走的新路。

    [注]:1967年4月10日清华批斗王光美会结束后,清华《井冈山》报出了专刊,登载了一篇《三审王光美》的报导,其中记录了王光美对“打菜”一事的问答。

    时间:1967年4月10日晨6点半左右,地点:清华中央主楼。

    ……

    问: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的指示很少。

    问:那你卖菜是谁让干的?捞政治资本。

    王: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去劳动了。

    问:那你老老实实劳动啊!为什么三个饭厅去卖菜?

    王:走三个饭厅,不是因为接触面更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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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红八月

    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出面介入,传来“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阻碍运动”的话,要撤销工作组。于是又有人,受“高”人指点,赶快给“工作组”、给王光美贴大字报。到八月初,清华的“工作组”在部分“革命群众”的锣鼓声中,体面地撤离了清华园。

    工作组一撤,“真空的”校园里已是大乱,各种红卫兵蜂起,各式各样的“安民告示”、“严正声明”、“最后通牒”、“砸烂狗头”的大字报比比皆是。二校门的牌坊被拉倒,校系领导统称作“黑帮分子”,教授们皆呼为“牛鬼蛇神”,被迫在东操场劳动,任人围观、戏弄。我亲眼见到建筑学副教授、系党总支委员黄报青一边抬着沉重的土筐,一边坚持认为“蒋南翔同志是马列主义者,不是走资派!”结果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社会上更乱,红卫兵以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为名,任意打人、抄家、焚书、毁坏文物,随意以“群众专政”的借口,给人戴高帽、关“牛棚”、设私刑、剃阴阳头、游街罚跪、强迫劳动、打扫厕所等,不一而足,极尽虐待污辱之能事。毛泽东八月一句“要武嘛!”,纵容教唆更无异于“火上浇油”。中国疯狂的“红八月”比上世纪卅年代法西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破了旧”自然还要“立新”,一时更名、砸匾成风。“红卫”、“向东”是流行的名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王府井大街改为“反修路”,我们年级的女生就在那里被人剪去了长辮子。而最“匪夷所思”的是,有人倡议交通灯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色代表革命,在革命面前人们岂可停顿不前?!

    真是“革命革命,群众群众,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这里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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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串联

    “八一八”毛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

    和《围城》一样,城外的人要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我们也挤上了去外地大串联的火车。那时我的父母早已是“黑帮分子”,因而我从来也不是“红卫兵”的成员,最多只是在外围混混。我和几个要好的“麻五类”结伴,一次去了重庆、成都,另一次同张燕生等人去了广州,住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里。在那里一天吃饭时,我竟然遇见了我在北大教书的姐姐!原来她和一帮同事也敢出来串联了,这世界真小。她讲了些家里的事,给了我些钱,几天后就又走了。我在中山医学院也遇到过清华的其他熟人,他们一帮是决心要步行走回北京的!当然,一路“革命”不免也要兼顾游山玩水,例如,到韶山去“朝圣”便是他们的计划之一。其中也有些成员是属于“并联”者,即相爱的男女并行“串联”,简称“并联”,最后,“一路革命”成功,有情人终成眷属。

    燕生和我都没有这等福气,我们留在广州有几个月,到高校和报社做了些社会调查。有一次还与清华井冈山头头鲍长康等人一起和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谈判。我们自己毫无准备,只是将道听途说来的一些消息拿来质问,被赵紫阳三两下就化解了,鲍和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可再说,完全不是对手。当时所谓的红卫兵“炮轰”大约就是这样的水平。不过,那时的红卫兵还是很神气,除了吃饭、乘车不要钱之外,打长途电话也不付钱。电话局的人开始不肯接通,我们的头头L同学,大发脾气,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有重要情况要汇报,你不接就“造你妈的反”!结果线路畅通。

    当然,我们也要游山玩水的,我和张燕生几个人便悄悄地坐海轮到湛江去了一趟。那是一个新开发的港口,安静而美丽,印象甚佳。在那里住了几夜,然后又坐长途汽车经佛山市,回到了广州。以革命串联的名义,这一切,包括车船吃住,自然都是免费的。在广州还结识了一批女中学生,后来我们回到北京,她们也串联到了清华。她们讲起一位因瘦小被叫做“小萝卜头”的初中女孩,说她在一次从军区“抢枪”的行动中,被枪弹打死了。我们听了都十分黯然,我记得那女孩苍白的面容和沙哑的声音。那时,广州两派已开始有真刀真枪的“武斗”了,两派都坚信自己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那些天真的女孩子,更是忠勇异常,毫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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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北京日报社

    回到北京已是秋冬时分,学校里仍然无事可做。记不得是什么原因,张燕生和我来到了《北京日报》社“干革命”。那里已有北航、北工大和一些中学生红卫兵进驻了。报社很乱,编辑人员基本上靠边站,而我们这些人居然可以写社论和评论。在那里,我知道了中国地方报纸是怎样编出来的。开始时我每晚还为第二天的报纸内容发愁,老编辑却稳如泰山,等到午夜时分,电传机便开始蜂鸣,一条条中央报刊社论、文章、各种消息便纷纷传来。编辑们照本宣科,不慌不忙地开始排版。如果版面还有空间,他就拉开抽屉,寻找些以往累积下来的稿件,说这就够我们吃的了。排好后便送车间印刷,然后就发行。一条龙,有条不紊。所以,那时的报纸基本都一样,只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翻版。而红卫兵笔杆们写的本报社论,也不过是些套话和废话而已。

    一天,北航的W同学拉住我,笑嘻嘻地说,走,去逗黑帮玩去!我被他拉到报社的后院,那里关着前社长范谨。W隔着窗户喊道,“范谨!出来!”一位中年妇女应声走了出来,低头站在那里不语。W便呵斥道,你要老实交代!向革命群众低头!这时我忽然想起我的母亲,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副厂长,也是属于被揪斗的黑线人物,因为北影拍过“美化刘少奇”的《怒潮》,以及卅年代的旧作《早春二月》(柔石)、《林家铺子》(茅盾)等“反动影片”,她脱不了干系。我便拉住W,说我们走吧。这样就结束了他的“逗乐游戏”。我真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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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干部问题

    一月中又回到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已占绝对领导地位,但“山寨”内部也已在蕴酿着反对派。

    “井冈山”兵团内部一些早期造反派在对待解放干部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蒋南翔时代清华的干部教师一贯以政治业务双肩挑著称,能力强、口才好,笔杆硬,思想敏捷,组织严密,自成体系。文革开始,蒋因属刘少奇一线倒台,大量清华的干部教师也因而挨斗受批,他们岂肯就范,服气甘心?“东方红纵队”等人主张尽早解放他们,实现校领导的“三结合”。而以“28团”为主的蒯氏核心害怕那些干部能力和势力太强,最终会夺了自己叱咤清华的“权”,更怕他们“秋后算帐”,因此还要继续毛的革命路线,防止“走资派复辟”。后来即使是老四,在具体结合干部时,也表现有类似於“武大郎开店”的盘算。实际上,这里还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力斗争。

    这一点,其实,也始终是毛自己的一个矛盾纠结。他既要彻底铲除刘少奇根深蒂固的势力,包括刘的干部系统,以防“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又要实现所谓的“大治”,就不能不“用人”。他所扶持的造反派乘直升机而起,忠心有余,治国能力不足,争权夺利却很在行。而毛对原有的干部、知识分子始终不予信任,采取又打又压又拉,又用又疑又防的方针。设置五七干校,对调各大军区司令,用尽手腕,洗脑惩治。不要说对周总理和老帅们,就是自己的打手“王关戚”、“杨余付”、“陈伯达”、“黄吴叶李邱”,以及林彪等,也都先后一个个因政治平衡或失去信任而倒台。实在没有办法可想时,他不得不老着脸又拾起被自己打倒过的“难得人才”邓小平,但也要让他两起两落,战战兢兢,保证“永不翻案”。最后连忠实走狗“四人帮”也不尽如意,称心的恐怕只剩下他身边的一批“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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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批斗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在清华主楼前的广场上批斗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最近蒯大富本人对此事件始末作了口述,王广宇又做了些补充说明。作为一个普通的与会者,我也想谈谈当年的一点印象。

    批斗会的场面很大,“捉鬼队”神气十足地把王光美押上台,也是出尽风头。老蒯的讲话及其他人的“批判”内容,都是些文革“套话”,一点也记不得了。不过,有一个场景却使我难以忘却。那就是当王光美被押上台后,我注意到,蒯大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她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文革之中,百姓山呼万岁、犯人下跪请罪是屡见不鲜的事,这正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的陋习,国人从来没有做人的尊严,而膝盖不会打弯的“洋鬼子”则属异类。不过,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蒯大富在讲台上居高临下,身后高远处是悬在主楼上的巨幅毛画像,眼前近下处是被押的王光美,这三点几乎是处於同一直线上。蒯这到底是要王向毛下跪,还是向他自己,或者二者兼顾,一时就很难说清楚了。王光美当然不肯,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口号轰然,在“捉鬼队”的强力按压之下,王不得不就范。在这之后,我立刻听到蒯的得意声音:“哈!哈!王光美,你也有今天!”这些话显然是真情流露、即席发挥,不在其“革命”讲稿之内。当时我沉默不语,事后也只同个别挚友私下谈起过我的反感。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人注意到了这一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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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井冈山分裂

    因批斗王光美,蒯大富在全国闻名,人称蒯司令。那时他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井冈山内部的分歧愈来愈尖锐,4月14日那天反对派在清华成立了“414串联会”。

    前边提到两派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现在414派更一般地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必须肯定;而蒯大富一派则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两派日后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5月30日本是蒯大富成立“革委会”“登基”的大喜日子,校园内的反对派却不给他面子,特选在此前一天,414从井冈山里正式分裂出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的414总部。那天在西大操场,我和许多同学一起退出了蒯大富召开的兵团大会会场,用脚投了414的票。就我个人而言,我的选择更多只是出於直觉地对文革霸蛮“新秩序”的反感,并非在理论上有什么追求和执著。

    一个兵团,两个总部,蒯大富5/30的统一美梦彻底给搅黄了。从此,清华两派就有老团和老四之称。团者,大约是源於蒯大富的核心和嫡系“28团”之称谓。一年之后的5/30,团派为报此“一箭之仇”,在清华园主动发起一场针对老四大规模的血腥武斗,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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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线路斗争”及“鸡血疗法”

    414成立之后,两派之间你争我吵,摩擦不断。尽管激进分子宣称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多数人开始厌烦这类“派仗”,私下进行自己的“线路”斗争,即女同学热衷於织毛线,男同学忙于焊收音机。同学间常谈论哪里有处理品的元件卖,有一X姓同学因为精於此道得名“X处理”。而两性通用的广义“线路”斗争,还包括围棋桥牌等,每日纸上谈兵,么五喝六,攻城略地,开路搭桥,“斗”得不亦乐乎!

    身体不好或有慢性病的同学则钻研“鸡血疗法”。据当时流行的说法,肌肉注射公鸡的血可以包治百病。这也许是异体蛋白可刺激免疫系统罢?反正没事可干,相信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成为“革命新生事物”。清华园里的学生也开始养鸡,校医院也替学生抽鸡血、注射,只要你把鸡抱去就行了。我们年级的L同学,患慢性肝炎,也在宿舍楼间的空地上搭了个鸡窝养鸡。然而,不久就出现了矛盾。“鸡血疗法”是指明要用公鸡,而公鸡早上是要打鸣的。这一来,清晨时分,宿舍楼间的鸡叫声此起彼伏,搅醒了大家的好梦,于是意见纷纷。后来一天,鸡忽然不再叫了,原来鸡窝都被人端了,鸡也不见了。那是个“革命年代”,许多“战斗小组”可以自由地采取“革命”行动。在L那鸡窝旁,就有一张大字报,严正声明不许养鸡,署名“鼓上蚤”战斗队。鼓上蚤是《水滸传》里好汉时迁的绰号,善于偷鸡摸狗。那鸡大约也已被“革去了性命”。事后,我见到L呆立在他的鸡窝旁,木然伤心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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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上方山云水洞

    67年9月,在上面撮合之下,好不容易实现了团四联合,双方虽然是“貌合神离”,但总算协议一致要开始“复课闹革命”。十月初,复课的第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便“杯葛”了它。其实,并没有什么“革命”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原已计划要到北京南郊房山县的上方山“云水洞”去玩,不愿放弃而已。

    我们一行骑车去了,当晚在山下的一所尼姑庵里过夜。因被红卫兵“破四旧”,庵里早已既无尼姑,也无青灯,且破败不堪。银色的月光穿过空窗直泻而入,轻轻地抚摸着那些散乱在地上约半尺厚的经书残卷,山风的叹息伴随着秋虫的低鸣,我们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沿着有铁锁链的石阶上山,在一所同样空无一人的道观后院,终于找到了云水洞。那是个有许多钟乳石和石笋的喀斯特溶洞,大厅里有山有水,但还未开发,一片漆黑,路滑难走,加之洞里水汽很大,由于散射强烈,手电筒的光也照不多远,只好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不久我们发现一个洞套着另一个洞,即所谓“别有洞天”,因此也很容易迷路。我们记住进洞一路是沿右手拐的弯,这样经过了几个洞,最后我们来到一处穴位,只能匍匐而行,爬过之后,里面不再是溶岩洞了,满地是些巨大的石块,像是新塌方不久的样子。在黑暗中,我们感到了恐惧,不敢久留。出来时便按左手拐弯的原则,沿原路返回洞外了。从黑暗中出来,重见光明,那种感觉真好!

    初秋的天气凉爽,天高云淡,山上的树叶开始发黄、变红、飘落。空荡的山谷,在残阳的斜照之下,景色显得分外迷人,且静寂得可怕。回到尼姑庵,我匆匆检起几本经书的残本,带了回来。到校后细细检视,方知可能是“大涅槃经”的一部分,上面还有清秀整洁的朱笔小楷眉批,只是不知伊人今安在?想到这里,心中不免有了一丝淡淡的惆怅。

    喧闹已久的校园里又现读书声,但所谓复课已不再是原来学院式的讲课了,因为已经“革命”,老一套必须砸烂。有些同学要求进入实验室动手,老师也已成“惊弓之鸟”,生怕被人指为又搞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挖空心思地要革新。於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讲,干脆把讲义发给学生“批判”。那些文革前编写的工物系专业课讲义,都是些油印的本子,我认为很好。79年随我带到美国,无论是读研究生或在公司工作,查看起来仍感到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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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语录操

    文革中社会上一度流行“三忠于”、“四无限”一类的歌颂崇拜毛的风气。我们的确听说过,有些地方电话员接线或进商店买东西,都要先以毛语录为发话词,像是姜昆1997年相声段子《如此照相》中说的那样。但我自己并没有遇到过这类事,听了也只是作为笑谈而已,我们还不致于堕落到那样愚忠的地步。当时确有个别同学坚持“早请示、晚汇报”,特别是在食堂吃饭前,先要到毛画像前,口中念念有词地站立一会儿。初始时大家不免侧目,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也没有跳过什么“忠字舞”,不过,我倒是记得一种类似的活动,值得一提,那就是“语录操”。

    复课后的一天,大约是十一月间,校革委会通知各班派人去学语录操,回来教大家。我班的H同学很积极,自告奋勇去学成了之后,就在课间把大家从实验室里喊出来教。所谓的语录操就是,一边喊着毛语录,一边做相应的肢体动作。因为好笑,到现在还记得一两节。

    其一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全身直立,口呼“贪污”时,把两手搂向怀里,“浪费”则两臂向左右摊开,意义“不言自明”。然后左脚向前做弓步压腿,上身低头弯腰,两臂向后高举,做文革中流行的斗黑帮的“喷气式”状,因为那是“极大的犯罪”所应得的惩罚,然后还原直立。重复时则再出右脚弓步,如此左右轮流,共做四次。

    另一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身直立,双手平端至胸,表示“全心”,然后双臂向上高举过头,掌心向上,以示“全意”,再就是侧身弓步压腿,上肢同时做背纤拉犁状,意味甘做人民的“老黄牛”。这也要分别向左右伸展,各两次。

    发明这种体操的人,实在是很有创意和想象力。那时课间做这样的体操,嘻嘻哈哈地伸伸腿脚,也还舒服。不过只做了几天,就没人再做了──新鲜劲儿过去了!现在忽然想到,不知今日的贪官坐牢,放风时是否应罚做此操以自省?或者,鼓励所有官员以此为“工间操”,口念毛语录,时时以“喷气式”的下场“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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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清华武斗初起

    经过一年多的唇枪舌剑,“批判的武器”终于变为“武器的批判”。清华园的武斗开始了。

    真正参加武斗的人很少,两派的铁杆们都准备了用钢管制作的长矛和柳条帽,以抢占楼宇为目标。若一处团派势力大,就把老四赶走,反则反之,而势力相当或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便成了双方争夺的地方。要争夺就有厮杀,4月23日旧电机馆大战就是一例。那天在楼前围观的人很多。两派逐层争夺,从楼下打到楼顶。我就目睹楼顶二人对刺的一幕。两位身着棉军衣,手持长矛,摆着弓箭步的武士都很谨慎,小心地移动脚步,以防自己滑下楼顶,同时伺机发起攻击,你来我往,形同法国电影《三剑客》。几个回合下来,不知是团还是四,其中一位失去了平衡,于是扔掉长矛,沿着斜面的楼顶滑下,观众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然而,他似早有准备,到了楼顶的边缘处,纵身一跃,抱住邻近的一颗大树,很快地便溜了下来,安全着陆。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为他的脱险、或为他的灵巧果敢而喝采,形同古罗马斗兽场上的看客。但另一位便不那么幸运了,他被迫从楼上的窗户跃出,摔在地上,不能起来。当他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时,却还有另一派的人朝他丢石头。惭愧的是,人群中只有一位小女生勇敢地冲出,奋力将这受伤的同学拖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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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逃难清华园

    此后风传学生宿舍楼也是要被抢占的对象,即刻校园内呈一片逃难的景象,只见人们手提着细软,或用自行车驮着铺盖,东奔西走,显得焦急而慌张。大批同学离校回家,或在园内觅一自认为安全的住所。我因父母均已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家里无人,也没有意思,便打算留下来再看看。一天,燕生与我同几个还未离去的同学,去某宿舍楼寻人未遂,便在楼内闲逛。楼道里空空荡荡,多数房间里东西还在,但一片狼籍,人已不知去向。同去的一位J同学忽然检起一本郑易里主编的《英汉大字典》,扔给了C同学,说:拿着!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本郑易里吗?C同学接住了,却一时不知所措。随后,J同学自己顺手拿起一本小说,一边翻看一边往外走。我们走出宿舍门,C同学手里拿着字典像拿着一块烫山芋,满脸通红地说道,我想我还是不要了……,便跑回几步,把那字典又扔回了那宿舍去。C同学是个有南方口音、小个子的党员,平时待人很和气。C和J不久也都离校回南方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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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夜走八号楼

    我们所住的八号楼414的势力较强,当时我属于414这一派,燕生好歹是团派的系分部委员,但对蒯大富的极端颇有意见,在许多事情与我看法相同。老四要占八号楼的消息越来越明确,甚至具体到哪天会动手。但那时我们正当年轻,在不确定的危险临近时,常为一种既害怕,又好奇的心理所支配,一心想知道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发生?冒险的欲望引诱着我们,两人谁也不愿说破这种莫名的亢奋和冲动,反而决定驻足不移。

    我们住二楼,我室六人,那时只剩我一人住了,燕生便移来,并把自行车也推进室内,因他怕车子被扣。他的腿残疾,要是没有自行车,就别活了。我们仍希望事情不会发生,但也做了些准备。那晚我预先把固定纱窗的钉子松开,又在靠窗口的暖气包上系了条绳子,必要时是条出路。

    我们忐忑不安地睡到午夜时分,听到一楼有打斗声,又有声音喊道,人可以出去,自行车留下!后来知道,自行车的内胎是要用来做大弹弓用的。我和燕生慌忙起身,先用桌子把门顶死,然后我跳上窗台,一脚把纱窗踢掉,抓住那绳索,溜了下去。燕生先将自行车坠下,由我在地面接好,然后他也顺着绳索滑了下来。我们松了一口气,正准备推车离去时,一位燕生的同班W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是坚定的414,正负责楼南侧的巡视,他手里没有拿长矛,但嘴角却衔着个口哨。我们彼此沉默地对视了几秒钟,W没有说话,只将头一摆,示意我们赶快离去。燕生骑上车,我们便一同走了,身后不时还传来楼里的尖叫声和金属的撞击声。

    深更半夜,我们来到工化系学生宿舍,宿舍里学生已不多,到处都有空铺位,我和燕生便随便找了一空间,囫囵倒下,胡乱地将就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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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保定府的“勾腿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楼道里看到两位正要离去的书生,可能是老四,被几个人拦住了。其中一个粗壮矮小的人,燕生认出他是清华中技校的学生,皮笑肉不笑地一边搭讪着,一边用手拍拍一位书生的左右肩,似乎在试探着什么。他突然抓住肩膀,用力一拉,同时用脚绊住那人向前移动的脚,那人一个趔趄便扑倒在地,连眼镜也掉了下来。中技生赶上一步要去踩那眼镜,却被那人的同伴抢先拾起。那书生站了起来,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斯文地说道,我知道你们要打的,那么就打吧。其他同学连忙过来,将这两个呆子推走,并把中技生们隔开,那个短粗打手似未过瘾,还颇有些悻悻然。

    这是我在工化系宿舍里近距离目睹的打人一幕,我记起并写出来,除了揭恶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对“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的流行说法作了更正,指出“狗腿子”实际上是“勾腿子”之误读,后者是在保定地区流行的一种武术招数。按他对这招数的描绘,那天我看到的那只短粗狗腿子所使的正是“勾腿子”一招。

    这一合理更正为保定人摘去了头上误冠多年的恶谥。“狗腿子”天下到处都有,并非保定府专属,同理,“马屁精”亦然。文革中不乏这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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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逍遥派”

    远在清华武斗之前,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已经开始厌倦“文革”生活了:每日大字报和大喇叭的对骂,狂热的口号和千篇一律的套话,没完没了的游行和锣鼓标语,加上上层台面人物像“走马灯”似地更迭,让人目不暇接,心烦意乱。我们对运动只是消极被动地跟着走,愁眉苦脸,强打精神,心中一直渴望着有些消闲放松的活动。

    一天,燕生邀请我和几位同学到他姑妈家去玩。他姑妈住在北郊小汤山疗养院,那显然是个好去处。那天春暖花开,阳光明媚,我们一路骑车谈笑,兴奋不已。快到小汤山时,一位上海来的C同学忽然凑近燕生,小心地问道:“见了你姑妈,我们该怎样称呼她呢?……是叫伯母,还是岳母啊?”燕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我姑妈倒是有两个女儿,人家肯不肯嫁给你,还是个问题!”众人听到后,笑得差点没从车上掉下来。──是的,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地开怀大笑过了!

    话说回来,武斗开始之后,那时校内团派已占压倒优势,工化系又是蒯大富的大本营,宿舍位于校园西侧,离有战事的东区和礼堂区很远,属于大后方。食堂照常开饭,也无人来查问你是那一派的,因此生活和安全暂时是没有问题了,后来日子甚至还过得有点悠哉游哉。那时校园里人少,非常安静;天热了,可以骑车到附近的颐和园去消暑,从园围墙倒塌的一处唿哨而入,无需门票。在昆明湖僻静无人之处的芦苇荡,我们脱得一丝不挂,尽情地游泳和晒太阳。那时故意这样做,似乎是为一种莫名的反叛心理所驱动。后来得知国外管这叫做“天体运动”,不过,我们只是限于几个男生罢了,还不到“男女同浴”那样“前卫”的地步。

    燕生体胖又不善水性,落入水中往往激起“千重浪”,且常呆站在水中,只露出个脑袋看着我们戏水,因此得号“河马”。远处游泳场的高音喇叭隐约传来“严正声明”:“本场内从未淹死过一个麻疯女人!造谣可耻!传谣可恨!信谣可悲!”接着就是播放那文革中熟悉无比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大家听后“处惊不变”,议论纷纷:“说没有便是有。”“游泳场内没有,场外就有。”“没有一个,可能是两个。”“没有麻风女,肯定是麻风男。”……,我们对文革“派战”中的这类“辟谣”声明,早已学会“正面文章反看”法了。记得有位老四因故从二楼窗口跌下,团派的广播即予报导:“现场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而四派的喇叭里却说:“他拍拍身上的尘土,微笑地又投入了战斗!”

    夏天西红柿一分钱一斤,买一脸盆来洗净后随便吃;燕生和我有时读古文《聊斋誌异》,星空的夜晚下我们争相复述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并赞叹文言文的精义和传神;……既刺激,又享受,我们已成为了“逍遥派”。

    然而,我们的思想并没有逍遥懒散。

    “文化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我和一些朋友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做法已是疑团满腹。高我一级的好友J同学,曾同我谈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核心就是“一人”。也就是说,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君王专制的社会,一切由皇帝自己说了算,或者“朕即国家”,然后就是“君臣父子”的顺从道德关系。我们同意黑格尔的看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也不过是这种体系的延续。同时,我们也谈到《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辛辣而俏皮的口气写道: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看到这些,我们也不禁哑然失笑。但当时,除了观察和思索之外,我们并没有,也不能做些什么。

    然而,马、恩所说的“封建纹章”究竟指的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又是指什么?这些问题,挥之不去,断断续续地竟缠绕了我几十年。后来,我忽然明白了:“封建纹章”指的就是“专制和特权”,今日权贵们挥舞“经济改革”的大旗,以“无产阶级的乞食袋”为饵安抚民心,却拒不进行任何触及“专制和特权”的“政治改革”。原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啊!

    自文革正式发动以来,不到一年,校园里就有大量的“逍遥派”出现,原先充当“先锋”的学生们开始厌倦、不满、抵触和怀疑这场运动,从“盲从”转向“思考”。“战无不胜的毛思想”已不再有运动初期那种神奇的魅力,文革机器开始丧失动力。只有少数红卫兵和造反派还在紧跟,不过,为了自己的缘故,已从最初激情的“奉旨造反”变为现实的“争权夺利”,“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此时“骑虎难下”的毛泽东已感到民意对他的嘲笑,尽管他不断提高调门,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指控刘少奇不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还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内奸和工贼”,但已无强心作用。可以说,68年“七·二七”事件之后,文革败象初见端倪,到71年“九·一三”林彪出走,毛派已是“枪法大乱”矣!

    马克思告诉我们,封建落后的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自由和法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五十年前,我们看不清楚毛泽东“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没有“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相反,盲目地“一拥而上”,跟着他去批斗“走资派”,为巩固“封建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为对抗“社会发展规律”徒劳做功,结果不但荒废了自己的青春,更把我国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推迟了许多年。历史表明,我们全都错了。

    现在文革已结束40余年,可怜一些人当初“革命豪情”太过投入,或於毛赐“雨露恩惠”难以割舍,至今“红卫兵”情结未了,“造反派”块垒难消,谈起文革来,纵使是“批判”,仍然脱不了“毛腔毛调”。一些论客坚持认为毛“与百姓同在”,仍感念他对“官僚”们的所作所为“怀着深深的忧虑”;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有人还在大骂刘少奇“自作蘖,不可活!”俨然一副比毛泽东更恨“走资派”的样子。这些当年的“革命小将”现在来“反思”文革,甚至还远不如那时的“逍遥派”们看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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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堂·吉珂德”

    当时肯留校参加武斗的同学不多,两边都是些很认真的激进派,不少是体育代表队的,身强力壮。但有一位曾和我同室上下铺的Z同学成为团派武斗队员,参加守楼,这却是我万想不到的事。Z是上海人,瘦长的个子,脸色苍白,说话口吃,平时不甚用功,成绩却很好。然体育极差,百米和投手榴弹都不达标。我见过他练习投弹的样子,无论如何呲牙咧嘴,也扔不到20米。因为形似,我们戏称他为“堂·吉珂德”。

    武斗时,Z同学被派驻新航空馆,那是位于414所占的八号楼和科学馆之间交通的咽喉之处。后来老四从八号楼突围,与科学馆会合,就是要经过新航空馆的门前。老四突围是个中午,新航空馆里不少人在午睡,Z和几个人正在打扑克牌。忽听到老四突围了的消息,老团们慌忙扔下纸牌,抓起长矛,趿拉着鞋就追。Z自然是落在最后,待他赶到大礼堂时,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知道是老四投了弹,老团们不得不停了下来。如当年有机会,我倒真想为他拍张照片,看看他拿着长矛是否更像现代的堂·吉珂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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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5/30会战

    5月30日凌晨,团派按预定计划,携带长梯,趁夜突袭老四固守的东区浴室。不料老四已有准备,前一天在楼顶加焊了铁栏杆。攻防一直持续到天亮,团派并未得手。清晨,老四调来队伍,从工物系馆出发,意图解围,但受到老团阻击,于是两派武士在东大操场会战。一开始,老四队伍组织精良,三人一组,彼此掩护,进退有序,并有土坦克助阵,老团一时不支,向后撤退,由武斗队技术教练许恭生断后。他后退时不慎被土堆绊倒在地,遭一拥而上的老四们乱枪刺中股动脉,失血过多而亡。许曾是高校击剑比赛的重剑冠军。老四方面亦多有伤亡,其中一人身中毒箭不治。双方在操场相持不下,老团又开始强攻老四固守的东区浴室。

    那天早上,我在工化系宿舍楼道里听到喊声,“快去看武斗!”我和燕生便随着人流走,过了十饭厅后边的那条小河,便有老团的武士不让再前进了。聚在那里围观的有几十人,远远可以望见东区浴室的战斗。在那里,我见识到那用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的威力。一位手执长矛,头戴柳条帽的老四,被射来的砖头当胸击中,立时仰面倒下。但老团几次试图以云梯强攻亦未遂。修缮科工人段洪水从梯上被挑,摔下来当场死亡,足球队的时作隆又被人怂恿作了先锋。我后来听到在场的F同学说起,当时有人喊道,“小时行,让小时上!”就给他扣上了柳条帽,他其实并不是武斗队员。时作隆上到云梯顶端,守卫的老四一枪刺来,被小时躲过并抓住了长矛,但老四却顺势将长矛一送,小时便连人带矛一起跌下云梯,以致高位截瘫。后来毕业分配时,因武斗残废学校是不管的,时同学生活没有着落,有24位同学便相约每人每年寄给他半个月的工资,我在青海时的C同学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按时寄了的,但据时作隆说,后来因各种原因,有些人就中断了。这种江湖义气式的约定,最后不了了之。时作隆于1985年去世。

    最后因屡用云梯强攻失利,老团开始采取火攻了。不久浴室上空冒起浓烟,外围老四几次救援,都不成功,便转而袭击老团的第一教学楼,试图“围魏救赵”,但也未果。最后,因伤员危殆,守浴室的老四同意放弃,条件是要将伤员立即送医院救治。5/30会战以双方死伤多人而黯然告终。

    现在来看,如果说当时那些武斗干将神似堂·吉珂德,并不过分。在他们心目中都把对方的同学看作是些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一定要消灭掉。加之毛以最新语录“火上加油”,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然是打国民党,那自然是你死我活了,在手段上就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双方的武器很快地从长矛、弹弓等冷兵器升级为步枪、手榴弹,也有土坦克、燃烧瓶。攻击性更强的老团围困老四据点时,设置了重重关卡,其中最别出心裁的是,在第一教学楼前立起一个由木杆和绳索组成的装置,形似一个巨型的苍蝇拍,当有人从下面通过时,哨兵只要松开机关,“蝇拍”便将来人拍倒网住。据说它的确这样捕获过俘虏。后来更采取停水、停电、火攻、投毒等手段,甚至以狙击步枪封锁猎杀无辜,以致困守“科学馆”和主楼的老四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

    团派不断制造事端,使武斗升级,除了想要压垮414之外,还想压中央表态。414几次在京城抬尸游行,抗议团派杀人,亦是希望上边出手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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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反动标语”事件

    414顽强的坚持终于让毛坐不住了,他必须结束这种失控的状况。于是毛重施“运动群众”的故技,请工宣队、军宣队来“领导”清华的革命运动。

    工宣队进校,结束了武斗,总是件好事。但除了带来“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活动之外,就是大抓“阶级斗争”那点本事,因为毛语录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记得一天系工宣队在工物系馆的阶梯教室里召开什么全系的大会,我照例坐在最后一排。散会后,便各自回宿舍了。几天后接到工宣队通知,那天与会的人都要再去阶梯教室,而且必须坐在上次坐过的座位。大家一时一头雾水,后来底下得知是某座位处的桌面上发现了反动标语,所以要重坐一次,以便锁定作案者。

    问题是,大概谁也不记得上次自己座位的桌面上写有什么字,而那条反标又肯定已经被去除了,否则,谁也不会再去坐那个倒霉的座位。这一来,大家不敢造次,竭力回忆上次身旁的人,彼此印证。待大家坐定,工宣队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便又宣布散会。这大约是我平生参加过的最短的一次会了。

    后来反标事件怎样了?工宣队没有再提,那时我们正忙着毕业分配,各奔东西,也没有人关心。直到2013年我准备写本文,想起此事,试着到网上一查,竟然有了下文!

    据物九的G同学2009年回忆,那条反标是“有人在桌子上乱涂鸦,写了一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又有谁写了句‘将一事无成’。也不知鸡和蛋谁为先,反正发生‘追尾’撞在一起事就大了。查了半天,揪出了SXX,成了全年级批斗对象。可能他在那位子坐过,或也曾涂过,更重要是他父母在美国,据说是学汽车制造的,于是推论出‘给美帝制造坦克’‘镇压越南人民’,有此阶级斗争背景,SXX千口难辩,此事后因缺乏实证而不了了之,S却很受了阵罪。”

    2013年10月我设法找到SXX同学,向他求证补充了此事。我们的通信已列在文后的附录中,可供参阅。

    除了前文提到的“隐含反标”的油画之外,我还有过一次“狼来了!”的经验。

    1960年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一天政治老师宣布,在西亭子教室的窗台上发现了辱骂领袖的“反标”:“周猪毛,三百斤,该杀也!”,公安局已来照了像,要大家检举。在压力之下,一位初中生很快便“自首”了。概因他们班有一周姓同学的外号就叫猪毛,他因故气不过,或是开玩笑,便连姓带号一起写了出来,不料犯了“忌讳”。只是那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大家吃不饱,当局便格外心虚敏感,以至“草木皆兵”,以为什么都是在影射不满政府罢?

    其实,历来小孩子也有“发宣言”、“写标语”来出出气的权力,例如,旧时“用木炭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今天我们社会里的一部份人已经先富了起来,古人云:“饱暖思淫欲”,若是把“小三子”换为“小仨儿”,鲁迅先生发见的这条儿童“标语”,怕也道出一些成人们现在的心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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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反动日记”风波

    工宣队抓的另一起“阶级斗争”则发生在我们年级。F同学,河北人氏,平日喜好舞文弄墨,常在日记里宣泄自己的感情。他的日记不知如何被人看到并汇报,工宣队认为其中有很多黑话,便编辑印发成《F氏黑话》一册给大家批判。我在其中没有看到什么反动言论,只记得有几句怒气十足的话(或诗?),如“我恨,我恨!要像砍野草一般地,杀,杀,杀!”之类,并无具体对象。那时,我们本应在1967年毕业分配,拖到68年秋仍无音信,多数人早已不耐烦呆在学校里再搞什么“复课闹革命”了,只希望早日毕业,工作挣钱。我想F的怒气恐怕也是由此而来。

    既然工宣队抓了“阶级斗争”,那批判会还是要开的,但大家都不当一回事。记得年级里的批判会是由张燕生主持,有几个人绘声绘色地念了些“套话”稿子,F氏在台上低着头站着,说了几句俏皮话反驳,否认对他批判的不实内容,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连燕生也都忍不住笑了。一秒钟后,燕生便又扳起面孔,领呼口号,“F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总得给工宣队些面子不是?

    批判会就这么结束了。F氏没有“投降”,也没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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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告别清华园

    那年的秋天,我们年级毕业生终于被分配了工作,众人星散全国各地。张燕生是分到了南京,我则去了青海高原。临别前,一些同学买了些苹果和梨,在一起聚会告别。末了,有人喊道:“先分苹果,再分梨!”另一人则回应:“我们不要分梨(离)!不要……”,声音有些哽咽。

    出来时,夜已深了,漫步长安街上,见灯火辉煌,有洒水车缓缓驶过。夜风吹来,已有些凉意。我们就此互道珍重,握手惜别。

    从此,燕生和我都离开了这多事的清华园。


    2013年8月为纪念亡友而作

    2014年9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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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就有关“‘反动标语’事件”与当事人的通信

    [说明]:在写完“‘反动标语’事件”一节之后,我有幸找到了当事人S同学。S是个很诚实开朗的人,我们通过邮件和电话详谈了整个过程,包括他事后的感受和看法。除了纠正一些细节之外,他并没有因“事过境迁”而夸大或渲染事实。这种求实的态度,在研究无论大小的历史事件时,是极为要紧的。我原想把这求证过程简要地加在正文中,后来觉得,不如把我们的通信,略去无关的部分,直接列出如下,由读者自己来看得好。


    10/9/2013,7:14 AM

    SXX同学,你好!

    我是清华物七的XXX,L同学最近把你的邮箱告诉了我,故我冒昧同你联系。

    现在许多清华文革中的名人已纷纷著书立说,写回忆录,这是件好事。最近我也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回顾自己所经历的文革,写了一篇(《清华文革琐记与反思》 (2013年8月))

    其中第二十三节,记了一段68年工物系“反动标语”事件,没想到L同学会认识你,因此也想请你这当事人指正,并谈谈更多的细节。

    琐记部分是清华文革时我所经历和观察到的一些事和人,也许较容易读。许多事是“有目共睹”的,但每个人的感受和经验不同,如果大家都谈出来,就可以比较、切磋,得到对客观更完整和更准确的认识。有些人和事你可能都知道,如有不确,还望指正。

    反思部分也是有感而发,特别是针对杨继绳同学对文革的看法,发了些不同意见。杨是改革派,我当然支持他,不过他似有些造反派情结未了,恐会让毛左钻了空子。我的看法不一定全面或正确,只是希望引起讨论,加深理解。

    ……

    总之,这是个纯资料性网站,绝无病毒和广告,欢迎有空时浏览。谢谢!并祝安好!

    XXX


    10/9/2013,12:45 PM

    XXX学长,你好,

    这是文革旧亊,想起起来可笑。以下是我的囬忆反思:

    这个字确实是我写的,而且工工整整写的,工宣队找到我,領我到阶梯教室去看,我即承认了。当时是因为做毕业分配,号召“四个面向”、“与工农兵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当时我囬到现场时,見到的是上行“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下行是“則將一事无成”。因为我不记得中间是否写有“如果不与工农兵相结合”之类的字,或被人抹掉(钢筆字),所以我确实无法辩解。事后没有批斗,但我记得某天我看見女生食堂外墙上有一个标语云SXX写反动标语。之后工宣队也没有怎么揪这件事,所以我也没有机会与他们探讨这件亊倒底他们是怎样看的。总之缺乏充分的沟通,从现在的覌点看。那时候的我仍是不成熟的学生孩子,但我只承认我写的,我不曽承认是反动标语,也不承认有反动思想动机。

    工宣队也没有说是构成或筆误成反动标语之类对我说过什么。我后来被待分配,与0字班00字班畄校接受再教育。工宣队也从未跟我说过为什么没有如期分配我,我也不敢去问。也从來没有人想问过此事。在待分配期间我与低年级同学一起去工厂农村挖防空洞,拉练学軍活动中,我有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我这个人也算是看得开,不给自己什么压力的。因为自己始终认为自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哈哈,我就是想得开。唯一有问过我的是工物系的一位女老师,大概她也没有说这是反动标语,只是说对这样的错误我要挖思想根源,但我始终不承认。她也未施压或揪住不放。我们是在一个小组的。五好战士,一对红等都是由小组选出再上报的。既然上报后能评为五好战士,我认为工宣队没有太大的歧视。(当然在分配时还确实不一样)现在我反思起来,当时我能继续留校确实对我有思想有冷静沉淀的作用,冷静稳定不少。试想在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确实需要cool down。如果那时我自己背上写反动标语的包袱,我完了。那自己可能做儍事了。实际上工宣队并没有把我怎样。囬想起来万一自己寻短,按現在话來说就是舆论、媒体害人了。所以我认为囬想起來工宣队还是有一定水平的,有人要写反动东西不会隐藏笔跡吗?我猜工宣队也没有在我的档案写下这一筆,如果在68年勉强分配,写上这事未定性也会以后给我很大麻煩的。这要不是在淸华,那这事结局还真可能不同。在我分配之后再也无人提此事,现在你们提这事我开始还有点奇怪,怎么这么多人知道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你们还有回阶梯教室重坐一事,看來一开始工宣队没把这个当小事。

    还有更有趣的,在清华90周年校庆吧,应该是2001,我班部分同学回校聚会,有我的室友在会上承认是他揭发我的,而且向我道歉,大意是从现在的观点看,这就不是那么回事。我当时不在场,是我另外同班同学在美国告诉我的。我要谢谢这位老同学老室友,在我有限的记忆儲存中永远是和你们同学的快乐时光。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向你详细讲我知道的经过和正面的反思,因为我确实思考过,不幸中的万幸。所以你一问我,就不需要再思索了。谢谢。再联系,问老同学们好。

    SXX


    10/9/2013,4:08PM

    SXX:

    谢谢你的快速回应!

    你的回顾把这段文革旧事补全了。这当然是件小事,但也的确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我同意你说的,工宣队的处理还是得当,更主要是你自己想得开,才没有造成悲剧。但文革中这类事在全国都有,不少人便没有你那么幸运,因此而受害甚深。毛好像总有不稳定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才要大抓阶级斗争。历来独裁者都是心虚又恐惧。而在“阶级斗争”中,亲友同学中彼此揭发告密,也是专制社会里的特点。

    我写这篇琐记,是想把文革中的“众生相”留下来。同时很想听听你对我《反思》部分的看法,也欢迎你把那网址送其他同学浏览,希望能引起批评讨论,帮助我加深理解。

    我们都是LXX的朋友,保持联系吧。

    XXX


    1/22/2015,2:03PM

    SXX:

    久未联络,近来可好?

    有人把我那篇《清华文革琐记》放到64社区网上,结果我年级有读者对我所写“反动标语”一事作了补充(以下红字)。

    我原文:“大概谁也不记得上次自己座位的桌面上写有什么字,而那条反标又肯定已经被去除了,否则,谁也不会再去坐那个倒霉的座位。这一来,大家不敢造次,竭力回忆上次身旁的人,彼此印证。待大家坐定,工宣队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便又宣布散会。这大约是我平生参加过的最短的一次会了。”

    他评论补充:“是一个工宣队队员坐在那个位置上,同学都坐好后,没坐的那位同学就被工宣队带走了。”

    这很有戏剧性,很刺激,但这是他的杜撰吧?你好像是不知有再“开会”排座位一事,根本没有在场。我也完全没有(有人被带走)这样的印象。所以我向你求证,肯定或否定这一说法。

    XXX


    1/29/2015,11:25AM

    XXX:

    你好,看來你仍在认真追求真实完美。我也不大记得上次怎样向你描述的。总之是在年级一次号召四个面向为毕业分配的动員会上,在会上常提到的词是四个面向,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如果不与工农兵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事后工宣队把我又找去现场问是不是我写的,我承认了。当时我看到现场是在桌子左上角有“xxx揮手我前進”,然后隔下下行有写“则将一事无成”。

    在此我要补充的是这两句上下相隔的空间足夠再写上从左至右的一两行文字。工宣队在其中继续进行了什么调查工作我就不清楚了。在我的记忆中工宣队没有要求我做过书面检查,更没有什么批斗会或小会了。我也没有主动找过工宣队师傅。在我心目中这应该是加引号的所谓“反标”。或者是硬被打成,“构成”的反标。当时所有在工宣队能控制或者不能控制的行为都是狂热,偏激的,或带派性的。但是有一点可以找当时同学问有没有作为反标开过任何会,批斗或隔离,既然工宣队没有定性或進行调查,我都无法说这是寃。因为只有一开始工宣队把这亊当“反标”看,我才能说寃,一开始没有那么说或者对待,所以我没有找他们说或澄清。在毕业后的档案中我估计也沒有这一筆。要不然以后我会要屢次过这一“关”,回忆起了这并未成我的包袱,只是有些尴尬。

    作为正式文革历史,我觉得是不太値一提了,要是有点搞笑篇大概还可以。

    SXX


    1/30/2015,6:14AM

    SXX:

    我很高兴你如实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没有因为时代的不同就编造出不同的故事。在《清华文革琐记》中,我只写出了我所知道的过程,并加了G同学的版本(蓝字是你的评注):

    据物九的G同学2009年回忆,那条反标是“有人在桌子上乱涂鸦,写了一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又有谁写了句‘将一事无成’。也不知鸡和蛋谁为先,反正发生‘追尾’撞在一起事就大了。查了半天,揪出了SXX,成了全年级批斗对象。(在我记忆中,这个不曾发生过。看看谁的记忆有误。)可能他在那位子坐过,或也曾涂过,更重要是他父母在美国,据说是学汽车制造的,于是推论出‘给美帝制造坦克’‘镇压越南人民’,有此阶级斗争背景,SXX千口难辩,此事后因缺乏实证而不了了之,(据我看来,已有当事人承认,无所谓证据不足一说。只能说其本身不是反标或者现场是否有变数,工宣队调查之后作为有这个亊件, 不是反标,不成立,作为no case 处理。)S却很受了阵罪。(有阴影)”

    看来,G同学版本已经有所放大,而我们年级那位同学说:“是一个工宣队队员坐在那个位置上,同学都坐好后,没坐的那位同学就被工宣队带走了。”这更是文学上的夸张和想像,绘声绘色,很有戏剧性,很刺激,但不是事实。

    我之所以反复向你求证,就是因为恐惧这类雪崩式的放大效应。我相信他们也不是故意要编故事,但人的记忆和表述都有局限性和畸变的可能。和说梦一样,把记忆中的碎片或印象,“张冠李戴”,“添油加醋”,然后用“胶水”把它们“合理”地联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真”。成语“曾参杀人”就是古例。

    你一定知道伊战时美国大兵营救被俘的女兵Jessica的故事吧?Jessica长的楚楚动人,是个典型的“英雄救美”的故事,加上反伊的“正义性”,有人就添油加醋,说她如何勇敢地战斗,不幸被俘等等。但Jessica却讲了实话,说她在车队受到伏击时,自己十分慌乱,没有战斗,也不知如何开枪还击;被俘后并没有受到虐待,好像伊兵还给了她帮助照顾等事实。她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只希望过平静的生活,要媒体放过她。这是普通美国人的诚实,令人尊敬。我读你的说明,也有这样的感觉。你并没有因为批毛的“需要”或迎合公众趣味就歪曲真相。这是对“工宣队”具体人员的尊重,也是对你自己人格的尊重。

    再谈!

    XXX

    [后记]:在林彪红得发紫的岁月,历史上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就改为了毛、林会师,连朱德的扁担也变成林彪的扁担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董希文的名画《开国大典》必须一改再改,一定要抹掉那些接二连三被打倒的开国元勋们。《欧阳海之歌》中的英雄欧阳海死去多年后,也仍会因刘少奇被打倒转而改变态度,从“深有体会”到“厌恶痛斥”刘的《修养》一书。这些“指鹿为马”或“言不由衷”的行径,是文人主动或被迫“好好想想”后的结果。

    无论如何,这类事情的发生,本身就值得今天“再好好想想”。在“鼓掌了没有?”一节中,我曾就那种带有威胁性的“你好好想想”的暗示问道:“这是一种什么文化?”难道“诊断”真的是如秦晖教授所言:“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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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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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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