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对谈钱理群先生的“文革观”

小 鹰

甲:最近钱理群先生这样论述文革初毛、刘在清华的“角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的模式和官僚政治的模式。”(《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记忆》,170期,10/15/2016)

我看,这种说法模糊了文革的实质,好像刘少奇派了工作组,便是维护“官僚政治”,而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倒刘,却是要反旧有的“官僚政治”?似乎其好心仍是要寻求“变革”?“独裁政治”对“官僚政治”──难道这就是“文革”的矛盾所在吗?

乙:我同意你的看法。钱先生的文章割断了文革与十七年路线斗争的历史缘由,只看在“清华文革”那一段时期的现象,仅根据是“派工作组”还是“放手发动群众”这一点,就对毛、刘下断言,以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毛定意打倒“走资派”刘少奇,是他发动文革“积蓄以久”的原因;而他在派“工作组”一事上大作文章,不过是个借口和煽情的手段。因此,如果单看毛、刘在“派工作组”一事上所谓的“角斗”,那是只看表面现象,“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了“原因”。也就是说,钱先生至今还停留在66年8月的思维里,仍然入了毛先生的“彀”,着了他的“道儿”。

事实上,和“四清”时一样,刘少奇一派根本就不赞成有“党内走资派”一说,他们搞了个“二月提纲”来抵制毛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化革命”。刘少奇其实并不想搞什么“文革”,更谈不上有什么自己对文革的“理念与设计”。但那时无人清楚毛到底要干什么,刘少奇也没有料到毛“文革”旨在打倒他自己。你毛皇帝又要搞“运动”吗?那就和以往一样,再派“工作组”来领导吧。有人要“反党”?那就按你老毛57年的办法,抓“右派”!

甲:正是这样。1966年8月4日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在会上董必武副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董是个老实人,他的老实话代表了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恐怕也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真实想法。

乙:况且,派“工作组”一事,事先也是按组织纪律“请奏允准”过的,现在你老毛又出来做脸,故作惊讶,大表痛心,令蒯大富等“造反派”棋子“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地成为打手,以死相随。这等“一石二鸟”的暗算,如此低劣无耻的演技,难道钱先生现在看了也还动情吗?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说,刘派对毛牵头“文革”一事,是从“消极抵制”或“想不清楚”,到跟着“揣摩”或“应付”,完全谈不上是“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或“两种模式”的“角斗”。

甲:钱先生提出了所谓“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斗争的说法,试图以此解释文革现象。虽然他也提到“群众政治”,但正如他所说,那只是毛派的附庸或工具,因为在拿掉刘派之后,“造反派”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亡了。但是,他说的“政治”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有点“云山雾罩”。

乙:是的,钱先生这里说的这些“政治”,都是些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概念”,是一种唯象的“描述”。“政治”,“政治”,“政治”究竟在哪里?“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内涵到底有什么质的不同?不问建国以来在路线、方针上的斗争,这样空谈“独裁”对“官僚”,一点“政治”内容都没有!“独裁”就不依靠“官僚”啦?四人帮又是不是“官僚”呢?毛泽东骂刘少奇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那1976年四月五日的血洗天安门广场,毛干的是不是“镇压”?是不是“恐怖”?这个恐怖又是不是“来自中央”呢?

甲:钱先生承认:“我们这里说的两种政治模式,不过是一党专政的不同形式。在维护一党专政的这一根本点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无分歧。”

乙:很好,既然“并无分歧”,那我们又绕回到原来的问题: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把刘少奇往死里整?文革中毛泽东曾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钱先生能不能讲清楚,自建国以来,毛、刘有没有过重大的“政治”分歧?如果没有,怎么会弄得非“不共戴天”不可?

甲:钱先生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图以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取代旧官僚政治的一次大实验。”

乙:但问题是,毛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取代”性的“大实验”呢?我也听到有人说,毛把刘派搞掉,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搞掉”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甲:我想,还是二人政治路线、治国理念的对立,且这“对立”的程度已是“水火不相容”了,才要“大动干戈”。什么是“政治”?“政治”者,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是也,是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也。“专权”的目的还是为了“役政”。

乙:对!现在许多人谈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总是以“官僚政治”一言以蔽之,这不免掩盖和歪曲了“文革”斗争的实质。那就让我们来谈谈文革前的“政治”是什么吧!

五十年代中,在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反‘右派’运动”之后,“踌躇满志”的毛泽东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而,到五十年代末,这所谓的“三面红旗”已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城乡上下物质极度匮乏,“民不聊生”,一个好好的农业大国,竟开始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以至饿死了几千万人。

由于其政策的失败,自六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处处受人抵制,说话已没有人听。在他看来,中宣部是个和他作对的“阎王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部,还有那个“城市老爷”卫生部;而“教育部”只会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我们的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就连身边一个北京市委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阻挠他的“大批判”,整个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指控,农村里在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城里推行的是“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讲“合二而一”,文艺上提倡“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特别是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更是挺身而出,当着与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接点出了毛泽东的错误。接着刘少奇又主持了中央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如史称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等),具体地大幅度向“右”调整了毛泽东的各项政策,这也就是他说的“要退够”的意思。因而毛泽东确信,刘少奇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毛岂容党内有两个发号不同命令的“司令部”?所以他才要“清君侧”。“清君侧”清的就是“异己者”和“绊脚石”,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

甲:是啊,你说的这些事,现在许多人好像都忘记了。钱先生割裂文革与17年历史的关系,不探求“异己”异在哪里?不追究“绊脚”绊在何处?这样不谈“路线斗争”,不问“是非对错”,只纠缠在“官僚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形式之争,又怎么能搞清楚“文革是什么?”、“文革从何而来?”等问题呢?难道上述毛泽东的那些指控,都是旨在“反‘官僚政治’”吗?

可是,另一方面,刘少奇也的确从来没有反对过“一党专政”。

乙:不错,刘少奇是没有反对过“一党专政”,但刘少奇信守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缔结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他和一些领导人,如周恩来、陈毅等,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也比较尊重,善于聆听和团结他们,又有民主协商的精神,不像毛泽东那样专横霸道、目无他人。而另一方面,如钱先生所指出的,在毛、刘“影响下的两派的主流(即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一党专政(党的绝对领导)本身也并无怀疑”,“基本上属于‘奉旨造反’”。因此,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刘少奇那时要是公开反对了,毛泽东就不用称他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也不用搞什么“文化大革命”,直接送进“秦城”就好了;而任何“造反派”胆敢这样想,也立刻会被同类“砸烂狗头”,并扭送“专政机关”。

现在有人却以这种近乎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来指斥刘少奇,来为“文革反官僚”说做铺垫,替毛倒刘说项,或为自己当年追随毛“造反”倒刘寻得某种“安慰”,实在不高明!研究文革,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毛、刘建国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何在?看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路,总得一步步走,要求刘少奇“走资”,就须“一步到位”,废除“一党专政”,否则就“哈,你也不怎么样!”如此脱离当时实际的社会状况,强求前人是不应该的。

甲:可是现在不少人就是指责刘少奇“不反体制”──而这背后的“潜台词”便是:你不能反驳吗?所以我说毛、刘都一样,甚至毛比刘还强些,毛至少还反了“官僚”体制。他失败了,虽败犹荣,还是个和百姓同在的“英雄”。这也就是秦晖教授所说“但刘(少奇)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的意思。也正是由此,他把“文革”发生的原因歪曲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难道秦教授就真的不明白,我们上面说的那些事,谁“左”谁右吗?

乙:这些指责人的人,他们似乎都是“改革派”,都愿意中国繁荣又民主,但他们公然宣称过“反体制”了吗?他们高喊“打倒共产党”了吗?我想也未必。彭德怀和张闻天,胡耀邦和赵紫阳又算不算是“反体制”人物呢?或者,他们也都是“官僚”?现在主张实行“宪政”,主张“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的人呢?

甲:平心而论,从刘少奇到胡耀邦的时代,以至到现在,企望要有个政党来代替共产党,掌管全中国,恐怕还不现实。党内外的那些明智改革派的斗争才是希望,如果把他们一概斥之为“拼命维护体制”的旧官僚,是不是有点太“左”了?

乙:是的,这种不做区分,把一切人都骂为“官僚”以拒之的态度,实在是要害死人。二十多年前,“左派”学生领袖听不懂总书记赵紫阳的呼求,不知进退,一味拒绝合作,结果党内“保守派”占尽上风,广场血流成河,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或赶出国门。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应当吸取吗?

甲:文革时遗留下来的这种“唯我独‘左’”的毛式思维方式,到现在还很流行,而它与“民主化”的精神及“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刚好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人还没上台,往往就已经在不择手段地打压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了。难道他们来掌权,就不是新“官僚”啦?

乙:看来,在这些当年自己“奉旨造反”的人的眼里,只要刘少奇不“反体制”便算不得好汉!因此,我造你刘少奇的反,就是造了“官僚”的反。这逻辑是多么地“顺理成章”啊!

但是,如果一定要用“反体制”这个词,那我认为,刘少奇在1951年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他敢讲“资本家‘剥削有功’”,敢有批示“反对农业合作化”,且指出“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反体制”,即反对毛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或“体制”。这是毛、刘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甲:可是刘少奇最终也是要搞“共产主义”的,不是吗?

乙:是的,他不是华盛顿。但如果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而毛泽东担忧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也正在于此。刘少奇若能这样想、这样做,至少是开了条路吧?如果刘走不到底,党内还可能有别的类似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开明领袖啊!

甲:这倒也是。你知道吧,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

乙:除了我国农村在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甲:这样看来,如果封建专制的中国能够按照马、恩所说的,把“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当的政治制度”先搞起来,又有什么不好呢?

乙:是的,这三件事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落后的封建专制社会首先要成为高度和完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才有资格来谈论以后的事。

可是,当年又有哪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怀疑过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呢?有谁曾想到过在生产落后、封建专制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吗?甚至那怕只是稍微考虑一下“不破坏私有制”等大胆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很少,所以难怪到现在还看不出毛、刘的差别!

甲:啊!是先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物质条件,还是不顾一切地搞“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混成物?原来这就是毛、刘道路的差别!

乙:现在有人根本看不懂这里的对立,却肤浅地把文革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说成是“独裁”对“官僚”的关系,对毛、刘各打五十大板,貌似非常公平和彻底。其实,“独裁”又怎么样?毛泽东历来承认,并自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自己就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官僚”则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如此一来,在一般人听来,毛反倒比刘还好一点,似乎毛有“正气”,一副“帝王相”,他痛恨“官僚”,痛恨“资产阶级”,出发点还是个“善”字;相比之下,按他们所说,刘则像是个“猥琐不堪”和“祸国殃民”的佞臣贼子,形同“过街老鼠”,令“神厌鬼憎”,其中的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可怜,某些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到现在还在替毛打工效力,拼命把“反官僚”的桂冠戴到毛泽东和自己的头上。

甲: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这属于“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结果是,把文革研究引上了歧途。

乙:一点不错!这种“逻辑混乱”的根源在于,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进而他恐吓人们说:你们瞧,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做官当老爷”,叫你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现在许多贪官“认罪检讨”时,也总是说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被“资产阶级”腐化了。

甲:其实,他们干的事,自古以来,还没有“资产阶级”时就有了,是“封建特权”。“贪腐奸淫”的事,无需“资产阶级”来教化,有特权就可以做。而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出现,反的就是这“封建专制和特权”。

乙:然而,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走资派”就是“反官僚”,“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甲:好,让我们再回到“清华文革”。我想,正是这种“概念偷换”不可避免地又导致了一个“悖论”,那就是让许多人抓狂的两个毛泽东:十七年打造“官僚政治”并“主导红线”的毛泽东,和文革伊始带领“造反有理”且“继续革命”的毛泽东。

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造反派”因此曾分裂为两派,“团派”强调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414派”则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不容否定,更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匪夷所思”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清华的团、四两派,以至全国众多“造反派”之间,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乙:其实,这“悖论”之解在于:建国之后,只有一个毛泽东,一个刘少奇,他们背后有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各领域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搞清楚哪一条“路线”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黑暗与反动?哪一条“路线”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代表光明和进步?或者,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反修防修”,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看,究竟谁才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这些才是现在“研究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甲:所以,可以说,清华文革“群众政治”中所谓的“团四之争”,毫无意义,他们无论是跟哪个毛泽东都是跟错了人。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刘少奇语),尽管他们的初衷可能刚好相反。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乙:这也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甲:最后,那你认为,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吗?

乙:钱先生撰文讨论了“文革时期群众政治与国家、政党高层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群众政治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阅读该文对于理解一个极权国家中所谓的“民主”,以及如何认识群众运动中的“民众”本身,都很有教益。

如果进一步跳出“文革”的圈子来广义地思考所谓的“群众政治”,那么,清华文革的实例,对于研究群体政治行为,政客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包括对比中西方国家有关政治诉求、利益冲突、伦理道德、社会公益的公投与选举、抗议与示威等活动,均有启示;对于了解某些群众团体与宗教组织在信仰心理、崇拜思维上的短视盲从、急功近利、狂热极端等弊病,亦不无借鉴之处。

甲:还有一点,我以为,钱先生虽然提出了“群众政治”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但他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这是他与后者的重要区别所在。

乙:是的,钱先生有勇气这样讲真话,的确难能可贵!这很令一些人不爽。虽然,遗憾的是,从文章一开始立论,钱先生就把“文革”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角斗,但是,这种错误的基调并不影响钱文对“群众政治”的许多分析和结论,它仍然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然而,搞清楚“文革”的本质,却可以解决令“造反派”分化的“两个毛泽东”之“悖论”,从而把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引向深入。

写于2017年6月,2017年9月30日首发于《记忆》197期,p.40 - 51。这里的文本略有补充。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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