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 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2018年3月)


  • 《附录一》黄万里:《花丛小语》,1957年
  • 《附录二》沈河:《1960年的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案”》,2007年



  • 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一


    小 鹰

    杨继绳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一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简短的结论”

    其中杨继绳告诉我们,自1949年以来,“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但由于“极权体制”的限制,他一直不能如意,于是“毛想寻找一种形式,不通过官僚体系,直接地、公开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蜕化变质。通过多年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最后郑重地强调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这个“简短的结论”,也是这本近百万字“文革史”的主旋律。

    但是,文革的起因果真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吗?自他执政以来,他真的是“好心善意”要一而再三地“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吗?

    杨要把刘少奇打成“官僚”,也不应当这般不顾事实地美化颂扬毛泽东啊!

    谁都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的各项运动都是为了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推行毛式“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政策对百姓“横征暴敛”、不给自由,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他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是“阶级斗争”,他的“阶级路线”不断地煽动“阶级仇恨”,制造更多的社会对立;哪里有过什么要“缓解官民矛盾”的事?毛的宣传方针只许歌颂“社会主义”的“形势大好”与“前途光明”,只能描写全国到处是“莺歌燕舞”和“花好月圆”,连文艺作品都不可以触及社会矛盾[1]哪里有过什么要“揭露黑暗面”的事?

    在1962年“大连会议”上,作家们谈起前几年农村流行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抱怨“无法区别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风,小说没法写。”对于这一类的“黑暗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会上也问到,“比如农村有些干部,蜕化成敌我矛盾,象恶霸似的,能不能写?”尽管他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要“划条线也很难,编辑也很难,可以讨论一下”,他自己在会上仍然疾呼:“从‘左’的方面来看则是否认这个矛盾。粉饰现实,回避矛盾,走向无冲突论。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回避矛盾是不行的。写,是为了克服矛盾,是为了教育人民。”因为他一贯坚信“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这是马恩对于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2](点击参见: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为此,在“大连会议”上,他针对我国文坛上当时出现的一批粉饰现实的“假大空”、“高大全”式的无矛盾、无灵魂的作品,提出了文学要描写“中间人物”,即“处於现实矛盾中间”的真实人物。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邵荃麟的这个“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却遭到了党内和全国报刊的大批判。(点击参见: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

    作为一个十分老到的政客,毛泽东深知控制舆论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并娴熟驭政之术。他在野的时候,为笼络人心,会大讲“民主制度”、“舆论自由”,用以反对国民党独裁。他当政之后,便又绝不容得任何批评与异见。从党外人士胡风和章伯钧,到党内“同志”刘少奇与彭德怀;从“反党小说”《刘志丹》,到“替右倾分子翻案”的京剧《海瑞罢官》,再到“隐喻讽刺时政”的杂文《燕山夜话》,有哪一个逃得过他的“法眼”和掌控?就连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1957年在清华校刊上发表的2600字的小说《花丛小语》(见附录一),毛也放不过。黄教授从清华附近的马路质量谈到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计划,批评那些不尊重科学技术的“官僚”,批评“唯命是从”的“歌德─但丁派”“学者”。对这些真心要“帮助党和政府纠正缺点和错误”的“直言”,毛怒斥一句“这是什么话?”,黄就被定为了“右派”。那时,假若曾被毛称作“骨头最硬的”鲁迅还活着,在他看来,也只有“闭嘴或坐牢”的两种选择。毛泽东又何尝容忍过任何敢于揭露“黑暗面”的人?

    相反,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之后,毛倒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控制新闻出版怎么行?中国五十万个大队,一个大队报道一条社会黑暗面,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垮台了。”(大意)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其诡辩之处在于:以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而出现的荒谬,来“证明”另一个“极端”存在之必要。

    之后不久,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发生了女工罢工。这个社会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道。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公私合营”后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刘宾雁自传》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可是很快,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全国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那时不要说是“工人罢工”了,谁只要是提个意见,或流露一点对共产党或“社会主义”的不满,就要被打成“右派”,送去“专政”。於是,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道,自然不可能再见报了。

    三年大饥荒时期还有过这么件事: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1960年3月12日,北京也发生过一件奇怪的“白日点灯案”(见附录二)。那天中午有人点了一盏灯笼,在天安门广场上“旁若无人”地行走。这件事立即被敏锐的伦敦《新快讯报》记者及路透社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报道称,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事后查明,四川达县灾民、红军烈属何明渊一路讨饭进京做此事,就是要表达“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的控诉。这可以说是一件早期的“行为艺术”吧?这事件惊动了除毛泽东之外的陈毅、彭真、周恩来,以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他们听到了他的呼声,对农村大量饿死人的严重事态表示愧疚与痛心,事后对何明渊的处理也还算是说得过去。

    这些人民起来反对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黑暗面”,毛泽东都让“揭露”了吗?显然没有。就是在“大连会议”前不久,邵荃麟在党内也传达过来自高层的讲话:“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3]对此,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破口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刮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不容许有任何人质疑他的道路。

    而对付那些起来反对毛路线的民众,毛最拿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手法是,军警迅速到场抓捕,控制媒体滴水不漏,甚至公开“辟谣”否认。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如有类似抗议政府或罢工等事件发生,警察也是迅速到场,但只维持秩序,防止肢体冲突,保护抗议者的人身安全。有“无冕之王”称号的记者也闻风而至,对当事人拍照采访,当晚就上电视,第二天一早见报,当局却无权干涉。

    当然,西方也有政府当局实施暴力,打压公众和媒体的事情发生,如尼克松总统执政的时期。但有法律保障舆论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不会屈从政府的淫威,任何人都不可高于法律,总统也不例外[4](点击参见:小鹰:《“宪政”与“舆论自由”及“司法独立”》,(多幅照片))。因此,几百年来,西方国家里该垮的政府,就垮了,存留的政府继续为公众服务,并受到社会主人──人民的监督。

    写到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资本主义国家里,主流媒体奉行“黑暗面”与“光明面”并重,且“敢讲真话”的报道方针,其实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的原则: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於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马太福音,5章37节)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雅各书,5章12节)。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马太福音,10章26节)

    “真相使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

    现在世上一些国家的领袖又在风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以“维稳治国”或“打假新闻”为由,禁言禁声;他们甚至效仿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大独裁者,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又将敢言的个人与媒体打成“人民的敌人”,企图实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然而,无论中外马屁文人如何“趋炎附势”与“搜索枯肠”,又无论摩登墨客怎样“摇唇鼓舌”及“花言巧语”来为之狡辩,胡说些什么“‘传统媒体’已经过时,‘政治正确’必然消亡”等昏话,这只能令人想起当年毛式“红卫兵”等“造反有理、砸烂一切”之蛮横嘴脸。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舆论自由”──决不过时,也永不消亡!它是人民反对专制独裁的利器,万万不容放弃。

    曾记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美国曾有过一桩瞩目的《纽约时报》诉讼尼克松政府案。1971年6月30日下午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出版自由,以“六比三”的投票表决,判《纽约时报》社胜诉,取消了纽约地区联邦法院的“禁令”,因而“五角大楼文件”得以继续发表。在说明判决结果的理由时,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1886─1971)回顾了“第一修正案”的产生过程,他讲清楚了为什么美国除了“宪法”之外,还需要有“权利法案”,并写下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话语:

    “我相信,坚持对这些报刊实施遏制令的每一时刻,都是对第一修正法案公然的、不可原谅的、持续的亵渎。”

    “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和语言支持如下观点,即必须让报刊自由发布新闻,无论其来源如何,不得加以审查,发布禁令,或先行遏制。”

    “新闻出版界原本是服务受治者,而不是服务治人者。”

    “政府对新闻出版界审查的权力已被废除,以至新闻出版界应当永远免除政府的审查。”

    “只有一个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界能够有效地揭露政府中的欺骗。”

    “在我看来,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它新闻报刊来说,他们勇敢的报导非但不应受到谴责,反倒应当被称赞,因为他们为奠基的国父们所清晰看到的目的尽了责。”

    参见注[4]之《附录三》“大法官雨果·布莱克的陈述”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无论对现在的美国,还是中国,仍然很有意义。它告诉了我们,“舆论自由”要自由到什么程度,才叫做“自由”,“司法独立”要独立到怎样的地步,才叫做“独立”。

    再回到“揭露黑暗面”的选择性问题。杨继绳在该书的导论里宣称:“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他用这一堂皇的借口来掩盖毛派专制、特权和腐败的“黑暗面”,却选择把“官僚”的帽子戴到刘派的头上。由此,又衍生出一套“文革反官僚”论来淡化,甚至美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掩盖了两条路线斗争以及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这样主旋律的《文革史》不就是明显地站到了毛派的一边,去为毛料理他的“文革后事”吗?

    写于2018年3月


    引文出处

    [1] 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 (2012年8月)。亦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

    [2] 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4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175 - 206页。

    [3] 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4] 小鹰,《“宪政”与“舆论自由”及“司法独立”》 (2016年),(多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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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黄万里:《花丛小语》



    这还是三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完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泛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照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入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方生把湿手巾投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着头叽哩咕噜些什么?那张纸给我们看看。”两人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大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没看过,怎会受到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颂功德的那派‘学者’。你看!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即使他来后,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薰销烬灭’?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顿。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派诗人,但知丁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稳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议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早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统计曾经过无─有─无─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是反映着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了一些责,脸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假作真的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激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着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见,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渐渐的大家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的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化了多少人民的寃枉钱?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原载《新清华》,182期,195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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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沈河:《1960年的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案”》



    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时许,一个四十来岁的小个男子来到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后,他从包袱里取出了一个折叠着的长圆形状的白色纸灯笼!他在众人惊讶目光的注视下,又从包袱里拿出一支红色蜡烛,点燃后,小心翼翼地插在灯笼里面底部的一根钉子上。然后,小个男子就提着这盏纸灯笼,离开了纪念碑,慢慢地朝广场的南侧方向走去,不久,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不是两天后英国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短消息,北京大概也没有人想到这小个男子竟然制造了一起被外国新闻媒体称为“带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路透社的这条消息转发自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那个提着灯笼的人正是在天安门广场点燃白色纸灯笼的小个男子──他手执灯笼,旁若无人地行走着。背后,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报道称,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

    路透社转发的这条短消息在播出后几小时内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获悉,外交部部长陈毅决定立即向总理汇报。

    周恩来果然非常重视。这是有原因的:1960年3月6日,周恩来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批转过来的一个文件,这份材料向中央反映当前农村缺粮情况严重,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

    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挂号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发生严重粮荒,和县铜城闸已经有多人饿死,两县农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抛弃了子女,当地干部作风恶劣,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

    针对“白日点灯”事件,周恩来当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询问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此事,于是便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也不知情,于是便向市委如实说明,并表示立刻开展调查,查明情况后立刻向市委汇报。

    受命调查的8人小组连夜对此事进行了安排。第二天,从天安门广场传来消息:那个人又出现在广场上,并且再次企图制造白日点灯案。警方当场予以制止,那个上了大洋彼岸西方报纸版面的灯笼也被同时查获。

    公安人员随即对小个子男子进行了讯问,很快就查明了事实真相──

    他名叫何明渊,四川达县人氏。何明渊因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出现的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的饿死,其妻因此而失踪。

    近三个多月中,何明渊一边要饭糊口,一边去专区、省城上访反映情况,结果先后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还被送往公安局拘押。伺机逃脱后,何明渊对上访失去了信心,也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便打定主意到北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何明渊对此举的用意直言不讳:就是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何明渊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

    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这样,对他来说,此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群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了。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所以《报告》中称其为“该犯”。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又将冯基平找来,仔细询问案情。

    彭真听完后,沉默了片刻方才缓缓开口:“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

    冯基平点头:“是的。”随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微叹一口气:“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他没有往下说,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

    稍停,彭真又说:“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关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

    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可是,何明渊并没有领悟到这层意思,他在大约一个星期后,就突然来了个不辞而别。

    那天,看守所要购买当月的囚粮,派了两名看守员押着4个“外劳动”推了一辆人力车前往粮站。因为“外劳动”是属于受信任的人,以前外出从来没有发生过逃跑事件,看守员因而没太在意。结果,何明渊瞅了个机会,逃了!

    让何明渊做“外劳动”,是根据冯基平局长所转达的彭真的指示后讨论决定的。如果何明渊逃跑之后在社会上继续搞白日点灯的把戏,或逃跑出去后发生意外,被外国新闻媒体诬为“杀人灭口”,问题岂不更严重?怎么办?市局领导当即下令紧急追捕。

    何明渊那天逃跑后,偷偷爬上了附近停着的一辆军用卡车,一下就到了秦皇岛。然后,他就在秦皇岛一带流浪,靠乞讨糊口。5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4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由于得到彭真关心过问,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似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这正是何明渊所特别担心的问题,因此他立刻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原载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500.html,200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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