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 文化革命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


小 鹰

杨继绳在其文革史的第一章,大谈导致文革的“尖锐的官民矛盾”,他认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以至于文革时“毛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1]

我不否认文革前国内的任何“官民矛盾”,也不否认体制内有“官僚”存在。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当时那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

从建国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1951年提出的建国蓝图里,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甚至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吗?是他1955年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吗?是他19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吗?是他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在城市搞了“市场经济”和“物质刺激”吗?是他60年代中又试办了工业托拉斯吗?是他支持王稼祥在外交上搞“三和一少”吗?是他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注]

[注]文中的缩写“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脱帽加冕”则是指“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自62年到65年,毛泽东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实际上,可以说,这正是建国后“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说起文革前的“官民矛盾”,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官民矛盾”,就是如杨继绳在第一章里列出的许多官僚特权享受细节的例子。看到这些远超出正当不平等的腐败现象,也的确令人气愤。

可是,在一个足够大的社会里,人们总可以举出任何一些例子来“支持”任何一种观点。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一、那时这类事件的数量究竟有多大?是否足以引起广泛的“民愤”?第二、即使数量不少,但有毛泽东不允许“揭露黑暗面”的宣传方针(点击参见: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那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事?如果多数人都不知道,那又从何谈起由此而来的“官民矛盾”呢?说老实话,那时人们对党的高级干部,上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下至彭真与蒋南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普遍存有着一种崇敬拥护的心情。就是文革前我们在校能接触到的高干子弟,多数也还都简朴自律,与平民子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差与冲突。

第二类“官民矛盾”,包括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公地划为“敌我矛盾”的“政治贱民”及其家属在内。但同样地,它涉及的数量还是在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十之下。而且,不光彩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或大多数人,尤其是被毛式“阶级斗争”观念洗了脑的“泛红二代”,即杨继绳书中所说的享有特权的“优势群体”[注],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并不同情,反而存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和天生“幸运感”,并由此滋生对毛的“愚忠感”。故这一类矛盾并不构成文革的起因,相反,作为结果,该矛盾进一步加剧。后者在文革中不但毫无“造反权”、“话语权”,且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牺牲品;前者则成为毛文革的“御林军”,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诉求”。

[注]按照杨书的定义,“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

如果真要谈论“官民矛盾”,倒是应该注意到以下的第三类。

在拥有亿万人口的广大农村里,人们更加关心的是自己每日的温饱生计及周围的人事关系。在这一方面,正是从“农业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为引导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官民矛盾”,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工作中“五风”盛行,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此风源於社、县、地、省,以至中央各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呼应,越颳越旺。那时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民众每时每刻都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忠党”干部们的“多吃多占”及“霸道作风”,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乡官、县官。更不用说,毛发起的“反右倾”运动竟直接导致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这才是我国“官民矛盾”的主要根源,而主要不是由于杨所列举的那些当时鲜为人知的高层腐败事例。

那么,毛泽东对这三类“官民矛盾”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会要揭露杨继绳书中强调的那类“官民矛盾”里隐藏的“黑暗面”吗?恐怕很难。“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那时敢说这话的是作家王实味。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这样说道:“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2]五十年代初,如杨书中所提到的中南海里“有漂亮的女演员伴舞的”舞会,正是毛带头搞起来的。毛自己拿的也正是那“差距达36.4倍”的最高工资,他还有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语录而获得的巨额稿费。其它的事,如行宫、服务人员、私人泳池、专列和特供等,就不必说了,尽管毛也常常大骂“资产阶级法权”。

那第二类“官民矛盾”也都是毛一手造成的。“阶级斗争”正是他治民的手段,动不动就要拿“五类分子”出来“涮一涮”,叫做“反面教员”,以提高“愚民”们的“阶级觉悟”,他怎么可能会要去“缓解”这“对立面”呢?倒是被毛指斥为大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要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结果,统统被毛骂为“翻案风”。

第三类“官民矛盾”的“始作俑者”又正是毛自己树立的“三面红旗”。要平复起来,他更有“投鼠忌器”的“难言之隐”。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一追究,他就要讲“形势大好,前途光明”。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颳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还“以攻为守”,又祭出“一抓就灵”的“法宝”,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谓的“阶级斗争”,以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直做到人人自危,战战兢兢才好。毛岂能容许有任何人质疑他的道路?

不过,这类“官民矛盾”毕竟涉及人数太多,范围太广,已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稷存亡,党不得不采取措施。到六十年代初,破坏生产关系的“五风”问题虽已逐步纠正,但暴露了共产党基层官僚“变色”的严重问题。于是,自63年起,全国先从农村,后及厂矿,全面开展了“四清”运动。

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主持的“四清”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但在65年初颁发的社教23条中,毛泽东却力主把它转变成自己的毛“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我们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四清”理念的斗争,直接引发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因基层官员的贪腐和霸蛮造成的第三类“官民矛盾”,是推行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

刘“四清”清查的是基层官员的贪腐问题,他在农村辅之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在城市搞些“市场经济”和“利润挂帅”等“走资派”措施,目的是要帮助恢复受到毛路线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即刘派在经济上还干了点惠民利国、大得人心的实在事。但在毛看来,若按刘的这个路子走下去,毛氏的“三面红旗”将不复存在,即要发生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毛决心要“釜底抽薪”,反其道而行之。

毛“四清”,又称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是要在全国上下,名为“清理阶级队伍”,实为拉帮结派营私。毛深知,广大的基中层党员干部是他统治的根基,其中一些人即使已经腐败不堪,深为百姓憎恶,但只要他们忠心拥护毛式“社会主义”路线,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好干部;在决策高层,即使有重大历史问题或犯过严重错误的官员,但只要他们是“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基层的“优势群体”中,又鼓吹“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力栽培所谓“毛著学习积极分子”,要人效仿,以充当大批判的“打手”。对其他“心怀异见”的人,对不起,给你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交由“群众专政”去批斗!他决心要索取性命的,就是那些像刘少奇那样“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干部,以及文艺界、思想界、教育界一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四清”和后来的毛“文革”一样,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打击消灭异己,维护其毛路线的统治。

毛“四清”与刘“四清”的区别和斗争是很明显的。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作为“文革前奏曲”的毛“四清”,以及后来的毛“文革”,都是一场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除此之外,毛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狠狠打击“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包括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故它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重大区别。

1964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两周之后,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书面文字写得这么绝,竟连一点面子都不留,这在党内是少有的,可见会上吵成了什么样子!毛这是“将白手套掷地”,要公开与刘“决斗”的表示。

19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再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语气咄咄逼人,更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

总之,上述第三类“官民矛盾”虽然严重,而且数量很大,但也并不直接构成文革的起因。倒是高层如何看待和解决这类矛盾的分歧,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直接导致了日后的“文化大革命”。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笼统地讲,那是刘少奇的“罪恶”!杨继绳的“文革史”和一些人到现在还是认同持守毛对刘“形左实右”的指斥,或说他极“左”,“打击了一大片”,似乎基层的官僚就不是杨所说的“官僚”了。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泽东“文革”的头上去,说毛“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混淆”和“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所以,如果只是空泛地奢谈“国家机器”、“社会制度”或“官民矛盾”,而不具体分析背后的毛、刘两派“路线斗争”的历史,就很难看清文革的由来及其特异性实质,更难以判断其中的大是大非。

结语:

杨继绳认为文革起源於“官民矛盾尖锐”,这不合乎实际,逻辑上也说不通。它很难解释为什么其它“极权制度”的国家里,并未发生什么“文化大革命”?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贪腐与特权“于今为烈”的中国也没有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除非在推理上另外加上一个“假定”,那就是最高极权领袖真的是“与民同在”,要“为民作主”,例如杨宣称的:“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才能圆了“官民矛盾尖锐”是“文革”起因的这一说法。可是,这样一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他便又一次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个推断似乎“顺理成章”,叫人无可推诿,然而,不幸的是,杨对文革的“宣称”和“结论”均有悖於基本的历史事实与政治常识。

我们重申,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两条路线及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点击参见:小鹰:《“文革”问答三》)

这是“走资派”的“进步”路线与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不是“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对抗”;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斗争”,而不是毛“怀着深深的忧虑”为要解决“尖锐的官民矛盾”而发动的“反官僚”运动;这是“亿万政治愚民”狂热地跟从毛泽东去反“走资派”,去“反修防修”,要“誓死捍卫”毛式“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自觉地起来要“砸烂”这个制造“官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文革反官僚”论掩盖了两条路线斗争以及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甚至偏褒毛的“出发点是善”,“是民意和底层社会的代表”;与此同时,如果又刻意美化拔高自己,认为毛不对,刘也不对,文革就我“奉旨造反”对,那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或撰写文革历史,只能是欺骗自己,误导他人。

写于2018年4月


引文出处

[1] 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为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一书作的序,2011年。

[2] 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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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马克思 VS 毛泽东》(2018年4月)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 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2018年3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摘要本) (2018年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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