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文革”对话录

小 鹰

甲:现在贪官污吏盛行,人人痛恨,而一些年轻人往往以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反官僚”、“反贪腐”,毛主席给了人民“大民主”的权力,因此是件好事,故也怀念毛时代。那么,文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乙:是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文革结束快五十年了,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不仅是年轻人那样想,一些亲历文革的“造反派”现在反思时,习惯性地又回到文革初期的状态和思维,仍然以为毛是人民盼望的正义和高尚的“大救星”,是英明的领袖带领百姓反“昏官”、“庸官”。例如,杨继绳同学认为,“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结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

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了批示。请注意,在这个批示中,毛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替工人说话,真让人“热血沸腾”啊!(见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下同。)

乙:从表面来看,文革似乎是解决“官民矛盾”的运动,它也的确冲击了大部分干部,“造反派”可以起来“批斗”官员,公开揭发他们的“罪恶”。但这种逻辑有两点说不通的地方。

甲:那是什么呢?

乙:第一,“官僚”是个含糊的概念。人们通常是在作风和道德的层面上来理解,即指脱离群众、无所事事,以至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员。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这就说不通。

如果要谈论“官僚”,毛泽东本人难道不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官僚”吗?只要看看他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知道,心高气傲的他有哪一项主张不是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致使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真可以说是败笔连连,劣迹斑斑,他却一意孤行,拒不认错!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以及康生、陈伯达等人难道就是“公仆”,而不是可憎的、无视人民的“官僚”?1976年的清明时节百姓不是表现得更憎恨他们吗?

所谓“造反派”一语,也很含糊。同样,只有跟着毛去倒刘的算是“造反派”,而那些反毛和林彪、反“四人帮”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蓮、丁祖晓、王容芬等就都绝对是“反革命”!

甲:你是说,这貌似正义公平的“反官僚”现象之下,有一条暗藏的界限?

乙:是的,那就是划分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即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暗藏的”界限,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在“五·一六”通知里就讲明了这一点,只是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同学在内,对此“视而不见”,至今还在“隔靴搔痒”地谈论“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

此外,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治官、要搞平衡,或只是官僚之间的内斗,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这是“反官僚”一说的另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甲:杨继绳同学这样来解释,即认为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也是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特权阶层”,所以也要批斗。

乙:这种推广把党内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学术权威”,都纳入了“特权阶层”,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这是想给毛泽东发动疯狂的文革找一个“正当”,甚至“正义”的理由吗?

甲:我也觉得那样讲很“牵强附会”,因为那又怎样解释,文革中,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

乙:所以,这里还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些大帽子一压下来,中小学教师,甚至一切知识分子还逃得掉吗?

甲: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本身“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时间一长,总会滋生贪官污吏,这也是事实。

乙:不错,共产党内的腐败历来就有,早年有顾顺章、向忠发,后来有张青山、刘子善等代表人物。解放后,干部收入高些,也的确有特殊的待遇,包括困难时期的“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等(指困难时期17级和13级以上的干部有些额外的糖豆和肉蛋的供应)。但总体上,那时干部与普通工农的差异,并不到《九评》所说的苏联官僚们“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样严重的地步。那时官场上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也远不及今日那么普遍、猖狂。总体而言,政府还算清廉,官员也尚俭朴。就高级干部来说,待遇和特权彼此大致相同,毛和刘二人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能因此便说,刘少奇及其一伙就是“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而毛泽东的一派便不是。事实上,生活上刘反倒比毛要清廉自律,他没有毛的那些风流韵事。所以毛并不能以“官僚主义者阶级”构成打倒刘少奇的口实,更不用说有“海瑞”口碑的彭德怀了。

甲:那毛为什么要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说法呢?

乙:我想,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一个不通之处。他恐怕人们会问:“你毛泽东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就不是吃人的‘官僚’了?”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路线和司令部来作为划分干部好坏的界线。现在一些人抓住毛在64年的一个批示,按自己推理的需要,大作文章,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形。

甲:记得是陈伯达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太绕嘴,就给简化为“走资派”了。那么,究竟什么又是“走资派”呢?

乙:这个“帽子”果然厉害!它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戴给刘少奇,小号的可以戴给中学校长。毛自己的准则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欢的人,统统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这样一来,连清官“海瑞”也逃不掉了。

甲:有没有中号的帽子?

乙:大多数就是中号的。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例,一位国务院的部长,可以算是个“当权派”了。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爪牙戚本禹拿了这句“金口玉言”到北京矿业学院去煽风点火,正在“大庆”蹲点的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

甲:张霖之属于钦定的“走资派”,应当算是个“典型”了,但他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

乙: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注:据文革时的揭发材料,张霖之在煤炭部的确推行过“计件工资”措施,把煤炭产量搞了上去,这是他作为“走资派”的一条“罪状”。──小鹰又及)

甲: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恨张霖之?

乙:其实,毛对张霖之的“业绩”或“恶行”有多少了解,或张是否与毛有什么“过节”,这并无关系。毛泽东那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

甲: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刘少奇说他不是“走资派”,那他一定就是了。

乙:正是这样,此乃“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毛这般定罪法,是不是个专制的“官僚”?这和斯大林动辄指人为“人民的敌人”,便予以枪毙,又有何区别?

所以,文革的本质决不简单地是个“官僚”和“造反”的问题,也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而的确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就是政治权力之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自己是十分清楚的,包括清理阶级队伍,抓“叛徒”,也只是抓刘系的“叛徒”,而绝不触动“自己人”,如张春桥、江青。

甲:我明白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简单地说,本意是要打倒“走资派”。而毛说的“走资派”并不等同“官僚集团”,这是两个概念,虽然毛为自己占据道德高点,以便煽情造势,常把二者混为一谈。可是,“官民矛盾”的确是群众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是不是?

乙:要说官民矛盾,我觉得在文化落后、贫困的农村里也许更能直接感受得到。有些基层干部们多吃多占,滥用职权,甚至像恶霸似的。但在农村中,这些出身好、根子正的“土皇帝”反倒是难以撼动,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都奈何不了他们什么,在基层还是他们说了算。相反,那时在城市里,特别是出自高层的官民矛盾似乎并不那么明显。文革前我们对“彭罗陆杨”又知道多少?历次政治运动,例如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和社会矛盾,相对六亿人口而言,也毕竟还是少数。那时没有那么多上访的人群,政府也没有那么庞大的“武警队伍”和“维稳费用”。

而我们具体可见到的高教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当时还是被多数师生认可和拥护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校园内也还算和谐,那时教学和科研都欣欣向荣,学生老师各得其所,并无什么严重的矛盾冲突。“劳逸结合”、“女生食堂”等措施,还被当作是“党的关怀”而感激。所谓的“修正主义”是很抽象的东西,不知当年你在校时的感觉如何?官民很矛盾吗?

甲:我是1962年秋入学的,那会儿我国刚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1962年初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讲了话,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纠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一时间文化界、科教界人心舒畅,工作积极性陡涨。我们这一届,恐怕也只有这一届,高考录取的所谓“政治条件”降低了,许多成绩优秀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可以被录取到“保密专业”学习,大学中的政治气氛也一度变得宽松起来。

乙:是啊,那时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都很活跃,校园里周末有舞会、音乐会,也放过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毒草”的电影,像《五朵金花》、《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早春二月》、《怒潮》、《红日》、《洪湖赤卫队》、《柳堡的故事》,其实都很受同学欢迎。后来大学里也放映些香港和西欧影片,看得人就更多了。那时的香港电影没有什么警匪打斗片、武侠动作片,多是反映社会普通阶层的生活故事,像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类,国外的影片有《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三剑客》、《伪金币》等,很有些艺术性和“人情味”。总之,校园生活相当丰富多采。

甲:可是后来这些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化”来批判了。

乙:其实,那时学校当局还是努力按毛的指示进行教育改革,例如,精简课程,缩短学制,也常组织师生下乡下厂劳动,访贫问苦,接受军训,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生中来自贫下中农家庭的也很多,贫农家庭出身的蒯大富63年不也入读了清华吗?那时上大学不但不用交学费,贫困学生还有“助学金”保证吃饭和生活零用。不知为什么毛泽东说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我们年级有位Z姓同学,来自四川农村,有一冷天在校园里光脚走路,被蒋南翔校长看到,便关心地问他有什么困难?并特意指示行政部门帮他买了双鞋穿。文革时此事也被拿来批判,说蒋南翔以“有碍观瞻”为名歧视工农子弟。

甲:反正只要不如他“毛婆婆”的意,就说你是“修正主义”、“走资派”。

乙:如果说刘少奇、蒋南翔在清华搞的是“资本主义”,那我看,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学,比文革中由“工农兵”上、管、改的“社会主义”大学要强百倍,比现在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化”大学更是要好很多。你说呢?

甲:就是嘛!要是解放后没有毛路线的“主导”,没完没了地搞什么“教育改革”、“阶级斗争”、以至“文化大革命”,那清华早就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了!

乙:说起“文化大革命”,杨继绳同学认为“官民矛盾是‘第一重紧张关系’,它的确是群众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但文革开始时,我们系低班Y同学把一桶墨汁倒到系领导的头上,他真是因为有什么苦大仇深的“阶级仇恨”而要起来造反吗?我很难理解。打死张霖之的“造反派”,打死校长的“红卫兵”,对他们批斗对象的“罪行”有多少了解?又有些什么“不共戴天”的“第一重紧张关系”或“官民矛盾”,非如此处置不可?我想,多半还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蛊惑、恫吓和煽动,出于对毛狂热的崇拜和盲从,以及对“修正主义”抽象的恐惧和仇恨,把他们想象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更说得通些吧。

甲: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为私利,出于好胜、表现、嫉妒、争宠、献媚等不善之心,甚至是虐待狂,这是人性“恶”的一面。然而,在那个年代,他们却以“革命造反”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

乙:是的,不过这里还有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除了素质归因之外,还有情境的归因。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1971年所作的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表明,在一种权力突然膨胀并失控的条件下,即使是平时心理健全的好人也会主动做出许多邪恶的事来;或在极度专制的环境中,你以为自己只是去执行“伟大领袖”的命令而不用担负任何责任,你就会违背良心,允许你自己做一些你以为你从来不会做的事情。所以说,创造了这类环境和体制的人更是罪魁祸首。

女附中的学生你一拳、我一脚打死校长,便是一个例子。年轻的女孩更容易冲动失去理性,且相互攀比,下手更狠,当然,更多的人是跟着去助阵,呼呼口号,打打“太平拳”。在这一点上看,追究凶手是没有意义的。那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校长老师都成了“黑帮”,毛还煽动“要武嘛!”这是什么“革命”?!这种“环境”的造成,主要是毛泽东的责任。正如上世纪卅年代法西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是希特勒反犹太政策的结果。

甲:说起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我感到,长期以来国人被引导对“右派”、“地富”等黑五类及其后代的歧视和虐待,也有类似之处。社会上流行以所谓“出身成分”或“政治表现”来划分人群的优劣贵贱等级,并煽动“社群”之间的仇恨和斗争。这种变相的、丑恶的现代“种姓制度”加上祖传的“株连九族法”,使许多“社会贱民”及其后代长期生活在受歧视的阴影和迫害之下,完全不顾人的平等、尊严、价值和才能。

乙:这正是毛泽东为治国而实行的对民众分化打拉手段,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断树立各种“斗争对象”,同时,又给众多追随者以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幸运感、安全感,进而树立对他的畏惧感、愚忠感。这是专制统治所必须的“党文化”和“奴才文化”。

甲:看来,文革中所谓的“群众发动起来了”,也是制造仇恨的专制制度使然为主,人性软弱、心理缺陷使然为次,并非是因为什么“官民矛盾”或“第一重紧张关系” 所致。

乙:最近陈小鲁、宋彬彬公开道歉一事又引起争议,但似乎无人关心或询问文革中涉及其它文武暴力事件的“造反派”是否应当道歉一事。虐待打死张霖之的人在哪里?那些紧跟毛泽东和“四人帮”搞“大批判”,“摇唇鼓舌”、以笔杀人的“文暴”秀士们又在哪里?有没有道歉过?不错,蒯、韩、聂等为自己文革中的罪行被判刑坐过牢,但刑事责任和惩罚是一回事,内心的忏悔和道歉又是一回事,二者并不等同。他们的灵魂里有过后者吗?大概没有,相反,韩爱晶还在大谈毛的“人民性”,蒯大富自认在法庭上的自辩是有力的,他打也是毛这张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张牌就有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更不用说戚本禹之流的走狗们,至今还“有持无恐”地喊着“江青同志”,以表忠心!

甲:我想,大多数“造反派”是受了蒙蔽,文革中跟了反动的路线和反动的领袖去为反动历史而斗争,可以说是“集体失智”。但我并不赞成因为要否定毛泽东,就要惩罚文革中追随过他的大多数“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也是毛的封建主义的一种遗毒表现。

乙:我赞同你说的。虽然对多数人而言,不应去追究个人的责任,但这毕竟不是光荣的历史,而是沉痛的教训。记得看过历史资料片,当年德国民众狂热拥戴希特勒的光景,和文革时一模一样。这是不是群众被政治家玩弄的“羊群效应”?法西斯德国迫害犹太人,还是以官方为主的行为,而民众参与的“水晶之夜”也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哪里有像“文革”时的群众和官员互整,群众和群众互斗,迫害与被迫害涉及范围之广?之久?之毒?之狠?如今希特勒已被世人唾弃,德国人仍常常反省自己的历史。然而在中国,只要毛不倒,一些“造反派”和“官员”就各有一种道义上自慰的理由,而那种专制文化也得不到清算。这可算是“中国特色”了。历史有可能重演,中国的路还长得很。

甲:杨继绳同学认为,“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于是就得出结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乙:我以为,这样讲有点含糊不清,似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这可能会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因而值得商榷。如果笼统地说,“文革就是反官僚特权”(或说它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官僚特权正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尤其在今天──那就会导致基本肯定文革,并且把毛泽东划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一边,让人同情、怀念和拥护他。

甲:可是杨继绳同学一再强调:“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乙:“官僚,官僚,官僚,……”,“一言以蔽之”,就这样轻易地给刘少奇以及文革中所有挨斗的干部,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在内,都戴上了“官僚”的帽子,我想,这种说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实际。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就抽象地推理和想象,说文革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请结合具体谈谈,文革所打倒的那些从大到小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煤炭部长张霖之、中学校长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为何统统被称之为“官僚”?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贪腐”、“鱼肉百姓”之恶行?究竟与群众又有些什么不可调和的“第一重紧张关系”?非要由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来打斗至死不可?难道今天还要由杨继绳同学按照毛关于“做官当老爷”的“文艺批示”来给他们定罪吗?

甲:你这么一问,就不难看出那种美化毛泽东的说法之虚伪。他们深陷毛氏“文革思维”中不能自拔,反而努力揣摩毛的意思,说“他怀着深深的忧虑”来“反官僚特权”。可是杨继绳同学想过没有,文革中他痛批刘少奇等一伙“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反党罪行”,难道那些大事也是“走资派”们要搞什么“官僚特权”或“利益对抗”吗?

乙:杨继绳同学文章中提到“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问题,他讲的都对,而且“于今为烈”。但毛泽东顽固地要走他那条“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专制体制,他发动的文革从理念到方法都是错的;相反,被杨继绳同学称之为“官僚集团”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以及为其“摇旗呐喊”的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封建、搞民主、搞经济建设的道路,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从大局上看,难道不是这样吗?尽管他们在细节上并不像杨继绳同学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例如,在谈论罗瑞卿自杀一事时,表现得“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但因此就都成了“官僚”了吗?

甲:现在国内许多人不承认建国后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反对“挺刘贬毛”,他们不理解“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意义在于彻底破除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

乙:所以,应当说,文革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高潮。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指控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走资派”在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的中国社会是否是合理和必要的?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到底是“刘修”,还是“毛修”?是谁该死,谁该活?这些我们下次再谈。

甲:那么,文革失败的后果是什么?这后果又是由谁来承受呢?

乙:这后果仅是一些“造反派”因此受到了打击报复,没有能被提拔重用吗?没有能出国深造吗?是他们反倒是被判了刑、坐了牢吗?对某些个人来说,也许是如此,但从整体和大我来看,我们所有的人和整个社会,几十年来不都在承受着毛氏文革失败的“苦果”吗?

是的,且不说文革导致大量的家破人亡,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且不说它对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巨大破坏,且不说让教育和科技领域停滞断裂十年之久,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清廉的政府和光明安定的社会,相反,它的一个“丰功伟绩”便是把几千年淀积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道德信仰的崩溃。正是“文化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人彻底见识、效法各式各样的封建魔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横行,人性堕落,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讽刺和惩罚。这是我们应当更多思考的地方,而不只是计较或抱怨个人的那点“荣辱得失”。

甲:你说得对。不过,文革并没有触动这官僚体制,反而“变本加厉”,滋生出更多的贪官污吏,看来是这体制本身需要整治和改造。

乙:的确,在这种体制之下,即使是文革中一些有名的“革命造反派”,一旦有权在手,不也很快就成为新“官僚”了吗?从刑讯罗征启的小头目起,到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到谢静宜、迟群、张铁生,到王秀珍、陈阿大、黄金海,到毛远新、刘湘屏、李再含,最后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一伙为“伟大领袖”所赏识的“革命造反派”,乘“直升机”而起,其所作所为算不算是滥用职权和令人更加憎恶的新“官僚”?

甲:我也奇怪,毛泽东怎么会看上和重用这么一帮家伙来治理国家!

乙:政治需要吧?“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被毛使用过的“夥计”们,文革中有上有下,如“走马灯”一般地更换,不过是京戏舞台上的“将出”和“相入”而已,那为什么杨继绳同学要为那些所谓“承受失败后果的(或说不被提拔重用的)造反派”伤感抱怨呢?若不从根本上改造这体制,那些“造反派”就不会成为新的“贪官污吏”啦?

甲:说到“造反派”,更早些时候的毛泽东本人,就是“造反”起家,是最大的“造反派”,结果又如何呢?成了独裁的君王。

乙:一点不错。由此我又想到黄炎培的“历史兴亡周期律”,即历史上王朝的更替频繁,“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对黄说,他找到了打破这“周期律”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制。但他是在说空话,无意实行。他和邓小平,以及继任者们,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若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又谈何打破这“兴亡周期律”?又谈何解决“官僚主义温床”的问题?

甲:从体制上讲,我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在共产党内实行的又是“家长制”,“一言堂”,按邓小平的话,就是“威权政治”,就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其余的就是君臣的实体,猫鼠的关系。这算是说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核心。

乙:要破除这种封建专制体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是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要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要建立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因为再英明的领袖和政党,也需要有民主的监督,而绝对的权力肯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里没有任何侥幸和幻想的余地。

甲:是啊,现在的“老虎”是“前赴后继”,越打越大,“苍蝇”也往往是窝案,窜案,相互包庇,很难取证。像四川的刘汉,因“朝中有人”,便“胆大包天”,他们敲诈杀人,无所不为,行径近乎黑社会组织。官员贪腐行为已经非常“职业化”了,光靠钦差的“巡视组”下来转转,恐怕连门也找不着。

乙:有时找见了,恐怕也惹不起,岂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最多只是“洗洗澡”、“照照镜”、“梳梳头”、“搔搔痒”吧?

甲:说来可笑,我国贪腐官员的财产曝光,往往是靠失意的情人,甚至是小偷的举报。为什么不能形成个制度?与其“利剑高悬”,还不如“釜底抽薪”,例如,官员主动公布财产?

乙:说到“公布财产”,美国各级政府的议员,在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时,无论穷富和地位高低,无论日后你是否能当选,均需要先向公众公布自己的财务报表。以后每四年要想竞选连任,还得走这程序,无人可免。(点击参见:小鹰:《美国议员是如何申报私人财产的?》(2012年9月7日)

甲:仅凭这些,是否就可以绝对防止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呢?

乙:当然不能。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透明制度,没有公众和舆论的监督,那么贪腐肯定要比强盗抢劫银行容易得手和安全得多,获利也要高得多。

甲:在中国主要是一些老官员已经发大了,不愿公布财产。

乙:也许现在可以从报考“公务员”时做起,即要求考生公布自身的财产,以示你有决心以坦诚和廉洁的方式来服务本区公众,并甘心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考取之后,以后每隔几年再申报一次,直到你不想再做官。

甲:这对多数低收入的考生来说,一开始是不难接受的事。

乙:这样形成了制度,对不肯申报的老官员们也有压力。五十年后,即使一些老的仍坚持不肯报,到时也死绝了。那时,我们也许会有个比较健康、廉洁和透明的官员体系。

甲:但愿如此。

乙:其实,真想做的话,办法可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我们的领导对“道路、理论、制度”那么自信,难道还做不到廉政这一点?

甲:对不起,我们有点扯远了。总结我们前边所说的,看来,若把文革的起因归结为“官民矛盾”的紧张,这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形,而文革也不是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主义温床”的问题。

乙:是啊,如果像杨继绳同学那样,认为毛泽东是“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会误导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向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甲: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问题,那么到底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

乙:对于这个问题,已有许多分析和猜测。我认为,归根结底,毛是执意要走他的那条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踢开一切拦阻他的“绊脚石”。

甲:你说的“绊脚石”指的是什么?

乙:在毛看来,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所谓的“走资派”,就是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赞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第二,是党内外众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权威”,毛把他们看作为刘少奇体系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西方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

甲:那毛泽东是怎样搬掉这些“绊脚石”的呢?

乙:毛利用受蛊惑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石二鸟,上打“司令部”,下扫“牛鬼蛇神”。借助他们狂热愚昧的文武暴力,毛泽东摧残了多少文化精英,专家教授?消灭了多少有思想、有见识的头脑?这是我国文明和文化的极大损失。毛的“文革”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胜利”了,他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可以说,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是搞不了“文化大革命”的。

甲:是啊,对大多数“红卫兵”和“造反派”来说,违反初衷,“助纣为虐”也是原所料想不到的事。

乙:然而,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多么强,手段多么毒辣,他的文革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是这个运动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点击参见: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甲:这怎么讲?

乙:今天时间不够了,简单地说吧,中国不曾有过“资本主义”,“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不到卅年的实践就使我国人文和经济都陷于僵死的绝境。文革之后,邓小平果断地逆转了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补了“资本主义”这一课,给中国带来了生气。然而,继之而来的邓式“权贵资本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原始和粗俗的理解,它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國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盜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毛邓二者都没有放弃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故皆不可取。这才是“文革”悲剧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关注的政治改革问题。

甲:你这样讲,是把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刘之争”提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来认识了。

乙:正是这样!现在我们都知道,社会实践已证明,毛式“社会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马克思早就告诫过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相反,要鼓励发展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想不到马克思还有这样的高见!难怪现在人们顶多是同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一提他是“走资派”,就嘴软三分,矮了一截。不少人在肯定刘的政治主张时,往往理不直、气不壮,好像说不过毛的那些“豪言壮语”;或者,干脆认为他反正和毛是一党的,都一样。

乙: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也是毛泽东的死敌,“走资派”在中国是合理和必要的,进而,又认识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为什么中国必须要搞“政治改革”?那就可以在一个高层次上来倒毛,更深入地批判“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毛泽东和文革“血泪控诉”的水平。

除此之外,杨继绳同学文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等概念时,也有片面混淆之处,这些都是现在普遍流行的偏见,因而值得商榷和澄清。

甲:那太好了!希望下次对话时,我们可以再深入地探讨这些有趣的问题。

乙:好的!不过,要谈刘少奇和马克思,我们就要进入一个“雷区”了,会引起很多争议的。再见!

写于2014年3月,2015年4月收入清华文革反思集《历史拒绝遗忘》,8月再修改。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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