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从姚蜀平先生《悲情大地》一书谈起

小 鹰

目 录

一、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

二、小鹰致姚蜀平,1-29-2014

三、小鹰致姚蜀平,8-18-2015

四、谁是“走资派”?

五、为什么要否定毛“文革”?

[参考文献]


2013年圣诞节过後,我收到北美华人作家姚蜀平女士赠我的《悲情大地》(明镜出版社,2010)一书。我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这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并给她回过两封信,谈了我的读後感。

最近在补充修改《邵荃麟和现实主义》[1]一文时,我把这本小说作为一个例子,来谈文学中“真实情节和真实关系”的关系。

改完之後,我又翻出当年给姚女士的信,觉得那时讲得更详细些,索性一起附上,供读者思考,并批评讨论。

一、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

(节录自《邵荃麟和现实主义》[1])

……

因此,在《论马恩的文艺批评》一文中论及真实情节和真实关系这一点时,荃麟特别写道:

这里还看出马恩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比自然主义的左拉高得多;因为后者只是真实情节的描写,而从巴尔扎克这种“真实关系”的暴露中,则明确地见到“他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看出了仅仅能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恩格斯就是从这个阶级斗争关系的观点上,肯定了这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就是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和伟大所在,也是它与种种浅薄的、虚伪的自然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本质区别。

下面,我们以讨论近期的一个作品,来进一步认识“真实情节和真实关系”的关系。

前些年,我读过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悲情大地》(明镜出版社,2010),作者是北美华人作家姚蜀平女士。书中主要人物有一位毕业不久的女医生和一位高级干部牛主任,一对海外回国的科学家夫妇,还有一些老少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居民及红卫兵等。作者显然是亲历过文革的,得以许多细节生动地描述了文革时的“真实情节”,包括红卫兵的种种暴行,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与虐待,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残酷武斗,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作者对文革的起源,也做了一定的分析和批判。这是值得一读并引人思考的好小说。

但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抓住文革的实质。

小说的一条主线是,文革前牛主任迷奸了女医生,并将她下放到劳改农场,文革中牛主任又作为“走资派”被打倒,自有了一番体验和感慨。简言之,作者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官僚”的运动。

事实上,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文化背景,而不是一般地反什么“贪腐官僚”。

那么,毛刘的“路线之争”,为什么必然会在中国发生?这里大的历史背景和斗争的驱动力是什么?其中又是谁对谁错呢?限于篇幅,详细的讨论可见参考文献[2],我这里只能简述如下。

马克思认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文革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且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实际情形和需要,也违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文革注定要失败。

同时,“走资派”和“官僚”完全是两个概念,“资产阶级”并不就等同于“贪污腐败”。相反,“走资派”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走资派”在中国存在是必要及合理的。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与妥协,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

如前所述,文艺现实主义不是一面简单地反映生活各个角落的平面镜,她是要透视整个时代和人类的灵魂,并根据她对社会的审视和诊断,来设计人物,构思情节,安排矛盾的发展,向读者展示世界的“真实关系”与时代的“主要特征”,同时也让他们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向。

尽管通过曲折的情节,本书作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向我们生动地揭示了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某些“真实关系”,特别是,作为故事主要矛盾的一方,牛主任这个人物,显然是真实的和形象的,也让人痛恨,但是我们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地点,都会遇见有这种劣行和品性的官员。既然文革的本质是:反动和凶恶的“封建‘社会主义’”,以最“革命”的言辞和最野蛮的手段,疯狂地阻挠打压新兴活泼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诉求与发展,那么,牛主任这个人物就不是一个处于文革主要矛盾中的“典型人物”了。

这部小说,在总体上,没有把握住文革这一历史的“真实关系”和它的“典型环境”,没有能够像巴尔扎克那样,让读者从这种“真实关系”的暴露中,明确地见到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没落,而新兴的生产关系必然解放被奴役人类的命运,结果就大大削弱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

鉴于现在有很多这一类文艺作品没有能透彻地洞察现实,没有能抓住其主要矛盾,因此,有必要再温习一下恩格斯在给玛·哈克纳斯的信中所说的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最好解释。”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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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鹰致姚蜀平,1-29-2014

姚蜀平:你好!

已拜读完大作《悲情大地》,感觉写得相当好,几个人物给人印象深刻,内容亦颇耐人思考。文革事件几都包括,情节有悬疑和起伏,吸引人读下去。我想它可以拍成一部好的连续剧,但这个题材国内目前恐怕难以通过。

牛主任这个人物,也许不够典型,他似乎也可以存在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任何时期。这里涉及到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什么是“走资派”等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

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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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鹰致姚蜀平,8-18-2015

姚蜀平:

祝贺你,你真是快手!有机会我愿拜读新作。

一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与文革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自觉比去年看得更清楚了。由此我也联想到《悲情大地》,那里你用小说写了文革。你的小说文笔好,故事性强,一些人物刻划细致,有性格,使人难忘。感觉有点像早年读过的《船长和大尉》。

但是,作为反映“文革”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我以为,这本书没有抓住本质,显得有些流于表面化了。

文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文革结束快五十年了,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你看过杨继绳写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吧?他认为文革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他引用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的批示,特别强调:请注意,在这个批示中,毛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杨也引用《新阶级》一书的观点来呼应,说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由此他推断,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都是“官僚”,是蜕化变质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有特权,思想肮脏、生活腐败,如牛主任那样,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又用“专政”的力量,包括中层干部程书记等,来保护自己,进一步迫害“受害者”。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旧中国时有,解放后有,现在更多!这是专制国家的共性。

然而,作为一部描写文革的小说来讲,牛主任这个人物却是不够典型的,虽然他的确很令人憎恶。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问,文革真的是要解决“官僚特权阶级”的问题吗?不是的!正相反,毛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体制。在毛的心目中,文革的主要矛盾是: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也许你会问:那牛主任不就是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是个“官僚特权阶级”的代表吗?

不!毛说的“走资派”并不等同“官僚集团”,这是两个概念,虽然毛为自己占据道德高点,刻意把二者混为一谈,把“走资派”等同于“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以便煽情造势,制造仇恨。

其实,毛并不在意牛主任那样的人,他自己便是!还自我陶醉得很。文革重点打击的不是“牛主任”[注],他恨的是“走资派”,是一批他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反对毛式“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封建、搞民主、搞经济建设的道路。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有理想,有追求,他们坚持“独立思考”,接受西方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这才是“走资派”的真实面目。

毛把他们说成是“官僚特权阶级”,毛的这种手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实际。请结合具体谈谈,文革所打倒的那些从大到小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煤炭部长张霖之、中学校长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为何统统被称之为“官僚”?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贪腐”、“鱼肉百姓”之恶行?非要由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来打斗至死不可?难道今天还要按毛关于“做官当老爷”的“文艺批示”来给他们定罪吗?

事实上,被杨继绳同学称之为“官僚”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以及为其“摇旗呐喊”的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难道不是这样吗?

可是,恕我直言,你小说中没有一个干部是这样子的,也没有揭示出这种路线斗争的是和非,所以不能说是反映了文革的本质。你书中也提到了《新阶级》一书,批判了专制体制问题,很好。但把“走资派”等同“官僚特权阶级”,并用“牛主任”来形像化,这就中了毛发动文革的舆论“圈套”,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泽东,似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而实际上,毛发动的文革从理念到方法都是错的,他成功地打压了中国的“维新”机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了封建皇朝专制。

你读过苏联的小说《州委书记》吗?那是一本文革前出的“白皮书”。我的印象中,那个州委书记好像是“自由化”的正面人物,有点像后来的叶利钦或戈巴乔夫那种“走资派”。

我的这些看法写在《“文革”对话录》[3]中。在《“文革”对话录(续)》[4]中,我进一步论证这样的“走资派”,不但不坏,反而好得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则是“毛修”,不是“刘修”。文中亦涉及对刘少奇及马克思的评价,探讨了对“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概念的新看法。欢迎指教。

我们可以再讨论,用电话也行,我的电话是xxx-xxx-xxxx。

我相信你哥哥(指姚监复,小鹰注)会理解和赞同我的观点,至少他也会有兴趣看和思考。我读过他谈《共产党宣言》的批毛文章,知道他的观点。你哥哥那里还能通电子邮件吗?邮箱还是原来那个吗?再谈!

小鹰

[注]原信无此注,只是重读之後,笔者记起一些有关的事件,写在下面。

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下台,林彪成为第二号人物。

“林彪一上台就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文化革命就是要罢官,实际上就是罢官运动,罢哪些人呢?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第二个是不是突出政治,第三个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这三条标准,是我们选拔干部的标准,以及是罢官标准。另外林彪在8月1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大节和小节的问题,林彪说我们要看大节,不要看小节,小节什么男女关系偷鸡摸狗都没有关系,只要大节忠于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大节。”(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2006年4月12日。)

到了1967年1月,总後勤部造反派批斗邱会作部长时,曾揭发出他大量玩弄女性,类似牛主任的劣行。林彪闻讯後,亲自下令将邱会作解放保护了起来。

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仍把文革理解和描写为批斗、打倒“牛主任”式人物的运动,那就“大错特错”,并误导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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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谁是“走资派”?

给姚蜀平信中多次提到“走资派”,为具体表达谁是“走资派”,现引用《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5]中的一段如下:

(走资派)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张闻天和周恩来,以及邓子恢和王稼祥、李维汉和陶铸、陈毅等,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邓拓、田家英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宋庆龄、张东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黄炎培,以及林昭、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林希翎、谭天荣等。

而“走资派”的存在也不就止于“文革”,之後的历次运动中,又有不少被废黜、关押或赶出国门,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在谈到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我曾听到很多议论,读者可以参阅我在有关文章中的驳斥,这里不再赘述。例如:

刘少奇不算是“走资派”,他搞“包產到戶”,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分田到戶”才是!

刘少奇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够好!私有制要永远不能触动才行!”
──参见《论“文革”的反动性质》[6]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他们都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共产主义,全都迷信无产阶级专政,在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一基本点上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
──参见《“文革”对话录 (续)》[4]

刘少奇从来没有反对过“一党专政”,他“不反体制”,所以毛、刘都一样,甚至毛比刘还强些,毛至少还反了“官僚”体制。他失败了,虽败犹荣,还是个和百姓同在的“英雄”。“文革”发生的原因是“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
──参见《对谈钱理群先生的“文革观”》[7]

这些人要求刘少奇“走资”,就须“一步到位”,马上废除“一党专政”,立即实行“私有制”,否则就“哈,你也不怎么样!”

他们把“走资派”的标准设置得极高,以这种,除了关进“秦城大狱”之外,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来指斥刘少奇一派,来为“文革反官僚”说做铺垫,替毛倒刘说项,或为自己当年追随毛“造反”寻得某种“安慰”,实在不高明!

其实“新民主主义”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它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这一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一意孤行,非要“跨越卡夫丁峡谷”[注],立即搞他的什么“社会主义”,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才是建国後两条道路斗争的起源和实质。

[注]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的罗马军队。这里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种比喻说法,即,东方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屈辱”阶段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同时,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又特别指出,“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即:苦于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苦于各种旧势力对新兴生产关系及其思想文化的打压和摧残。(详见[8] 三、关于“卡夫丁峡谷”)

如果一定要用“反体制”这个词,那我们就看看,建国後,刘少奇究竟反对和主张了些什么?这里简述如下,详见参考文献[2]。

刘少奇在1951年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他敢讲“资本家‘剥削有功’”,敢有批示“反对农业合作化”,指出“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且反毛之道而行,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1955年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被毛骂为“小脚女人”。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在新党章中也略去了“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60年代中期,毛大力鼓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刘却在工矿企业中推行“计件工资”、“奖金挂帅”等“物资刺激”措施;文革前不久他甚至还在热衷试办大工业托拉斯。刘派与毛唱反调,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否定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自六十年代初,国内还有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它提倡深入揭示社会矛盾,又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还公开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但文革中却被归纳上纲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

那时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特别是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更是挺身而出,当着与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接点出了毛泽东的错误。接着刘少奇又亲自主持了中央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如史称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等),具体地大幅度向“右”调整了毛泽东的各项政策,这也就是他说的“要退够”的意思。

三年大饥荒时,刘少奇还有一句话是直接对毛泽东说的:“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反映了刘、毛在治国理念基础上的冲突。毛不在乎百姓生命,偏行己路,以至饿死几千万人,刘则很愤怒,力图改变毛的路线。他最终不惜与毛决裂,到死也没有屈服,被毛称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反体制”的言行,即反对毛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或“体制”。这是毛、刘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如果后来的“精英”,哪怕是在70年代末讲了刘少奇在50年代初的见解,到今天恐怕就会力争自己的“英明远见”吧?如果这些人回到50年代初的中国,不妨扪心自问,有几个人读懂了马克思,有刘少奇那类想法和说法的水准?就是有了,又敢不敢公开讲出来?更不用说文革中受了蒙蔽“顿足搥胸”、要“誓死捍卫”毛路线,齐声唤:“红太阳打倒刘少奇!”,而至今仍要为自己立牌坊的那些 “造反派”了。

现在一些人把毛文革“反走资派”的宗旨偷换为“反官僚”,这个做法相当地美化了毛,并致命性地诋毁了刘。即:给刘少奇戴上“官僚”的恶谥,比毛强加在刘头上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罪名更毒,因为后者毕竟只是个历史问题,冤案总可以查证推翻,而前者妙就妙在其“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弹性很大,说不清楚,但在百姓的心目中,它又比“叛徒”和“工贼”要具体得多,也可恶得多。一旦刘少奇被戴上这顶“莫须有”的“官僚”帽子,杀伤力极大,他在人心中真的就会是“永世不得翻案”,而“走资派”连同整个“资产阶级”也跟着臭不可闻了!这就彻底断了马克思主张的“在封建落后国家里要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道路。──“文革反官僚”说正在做毛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啊!

除了对刘之外,这种不做区分,把一切人都骂为“官僚”以拒之的态度,实在是要害死人。三十多年前,“左派”学生领袖听不懂总书记赵紫阳的呼求,不知进退,一味拒绝合作,结果党内“保守派”占尽上风,广场血流成河,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或赶出国门,致使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倒退几十年。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应当吸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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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什么要否定毛“文革”?

我们现在否定“文革”,只是因为它打打杀杀的“反文化、反人类”罪行吗?如果毛把“文革”搞得“文明”和“温和”一些,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呢?毛泽东到底要把中国搞成什么样的社会?

要回答这个问题,以下录自《马克思versus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复>之三》[9]

杨继绳在第一章的“简短的结论”中讲:“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他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刘修”还是“毛修”?难道“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反修防修”就是“反官僚”吗?

毛泽东在其“最后的思想”中,和他在1958年大跃进时一样,还在不停地叨唠,“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自那时以来,他一有机会也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等一类话,来“证明”他那一套“读书无用”的混话。

无独有偶。于文革发动的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也写过一封信给林彪,就是文革初发表的所谓“五·七指示”。信中他要求全国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统一规划,“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构建这种兵营式的“大学校”,和他1958年强制推行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全民皆兵”及“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以及60年代他鼓吹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等口号一样,都是毛泽东为我们具体绘制的“军团式共产主义”蓝图,是他恩准百姓今后的集体生活和蚁群劳动模式。

可是,在马、恩看来,毛泽东自诩的这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详见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摘录及说明))

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过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还用“兵营式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词,这样地讽刺过俄国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主张的那种丑陋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强制集体主义(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谓“共产主义”:

何等美丽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模式啊!这里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务官员和政府机关管理着教育、生产、消费,一句话,所有的社会活动,同时,又给我们各种匿名的和不为公众所知的委员会授以最高导师的荣耀。这真是最纯粹的“反独裁主义”。

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无论是58年搞的“人民公社”,还是66年推行的“五七干校”,还有后来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及“革命委员会”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在“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时表达的“最后的思想”,是否都是些陈腐的“垃圾”──即马、恩早就痛斥过的“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顺便提一下,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

显然,顾准是读懂了马克思的这些话,顾写道[10]:“他(马克思)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顾指出,这些不懂马克思的学生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列宁;它当然更包括毛泽东在内,只是当时不便明说罢了。

顾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王若水在九十年代中也看明白了这一点[11],我们现在呢?

值得一问的是,从文革勃发伊始时的“五·七指示”,到文革败亡告终前的“最后的思想”,这位类似《1984》书中的“老大哥”一直都在推销他的“乌托邦”计划。如果再把以上他实际做过的那些事情联系起来大尺度地看,建国后的毛泽东定意要走什么道路?他要把中国带向何方?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拼死一搏,要搞这“天地翻覆”的文化大革命,目的又何在?难道现在还看不清楚吗!

2020年10月。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欢迎批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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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2020年8月修改,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

[2]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概念”六日谈》,2016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chatting_6days.html;《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等。

[3]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dialog_1.html

[4] 小鹰,《“文革”对话录(续)》,2014年6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dialog_2.html,其中关于<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剩余价值”>,以及<关于马克思的六道思考题>的更详细的讨论,可见《概念”六日谈》,2016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chatting_6days.html

[5]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6] 小鹰,《论“文革”的反动性质》,2016年1月,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wg_dialog.html

[7] 小鹰,《对谈钱理群先生的“文革观”》,2017年1月,http://www.azcolabs.com/xy_qlq.html

[8] 小鹰,《社会属性的判断及道路模式的选择 ──与顾乃忠教授商榷》,2019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gunz.html

[9] 小鹰,《马克思versus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复>之三》,2018年4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10]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p26,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11] 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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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2018年4月)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三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

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2018年3月)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一

小鹰:《“文革”问答三》(摘要本) (2018年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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