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对于“文革”，已研究了60年，一些人至今仍不得要领。
弊病在哪里？──政治格局太低，历史视野太窄，恰如“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在那里争吵不休。
谈到文革起因，多数人只从60年代初说起，从现象到现象，加上些“心理猜测”，就下结论。
我的看法是：
文革是建国17年来“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治和铲除党内外的“走资派”，并竭力扫荡与其相关的一切“社会基础”。
然而，文革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和需要，也反动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
这里的关键词是“走资派”，许多人对此不理解，梗在这里，竭力加以否认。
事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不只是在文革时才有，而是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在世界多国就一直存在争议和斗争。
现在我把“文革”嵌入大历史格局，由此来看“走资派”在历史上的来由、地位及其必然性。
下面我扼要地列出相关的历史文献和事件，供读者自己思索理解。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根据对“资本主义”已发展50─100多年的英、法两国社会状况的研究，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因此，他们提出建立共产党，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
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里，也批判了种种流行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主张，特别是，他们严厉地告诫一些自命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道：
“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也就是说，马、恩认为，在像十九世纪中叶德国那样的封建专制、生产落後的国度里，决不能去搞什么“社会主义”，而是要先把“法国的生活条件”搬过来。
什么是“法国的生活条件”？
按马克思的说法，那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他这样解释道：任何地方要想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具备这三个前提，它们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
《共产党宣言》中，马、恩特别写明，“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若是还不具备的话，那就先去建立它。
以後，直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方可谈论“社会主义”革命。
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也完整地归纳出其“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二，关于“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的陈述。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都有如下表述：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们讲，“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更强调“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尽管他同时也看出了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
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又特别指出，“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同样，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另一种陈述方式，马克思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着否定形式的表达。即如恩格斯所说的：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十九世纪中後期，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幻想，凭借“自家现成就有”的“俄国农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只要“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恩格斯批评他们道：
“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恩格斯最后特别强调说：“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一点不错！毛泽东自诩为“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最终正如恩格斯所说，“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参见：小鹰，读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之附录三。)
马克思发现的这个“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现在已被中外多国和地区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包括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资本主义”的成功，以及中国、北朝鲜、越南、柬埔寨和古巴“社会主义”的失败。
她解释了，二战之後，世界许多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大致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後来为什么会有今日如此巨大的差别？
三，关于“粗陋的、汤匙的、或暴食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陈述。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写道：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过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还用“兵营式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词，这样地讽刺过俄国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主张的那种丑陋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强制集体主义(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谓“共产主义”：
“何等美丽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模式啊！这里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务官员和政府机关管理着教育、生产、消费，一句话，所有的社会活动，同时，又给我们各种匿名的和不为公众所知的委员会授以最高导师的荣耀。这真是最纯粹的‘反独裁主义’。”
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不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毛泽东们“想出各种各样”所谓的“革新科学”，都是一些“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的 “空想”本质。(《哲学的贫困》，1847)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预见到，没有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自诩的那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
四，关于“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陈述。
如前所述，马克思是讲，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再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才可以搞“社会主义”。
早期，出于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在追求最大利润的指引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财富的聚集、生产资料和市场的垄断，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马、恩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和不公，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破坏性，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曾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然而，如恩格斯在晚年看到的那样，他们低估了这种体系的潜力和生存的能力。“资本主义”到现在还在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她为其自身稳定，在经济和政治的民主监察制度方面作了不断的规范和自律。
对此，晚年的恩格斯却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误判。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恩格斯坦率地承认：
“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五，三个“共产国际”。
第一国际，1864─1876，伦敦，各派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巴枯宁、布朗基、蒲鲁东等。
第二国际，1889─1914，巴黎，各派人物：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
第三国际，1919─1943，莫斯科，各派人物：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季米特洛夫等。
由此名单即可看出，“共产国际”内部历来派别林立，路线问题争议多多，例如，第二国际中的伯恩斯坦就一直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议会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诉诸武力的革命将成为无意义的词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寄托在一般的社会的进步，其中特别寄托于与工人阶级本身的知识的及道德的成熟相伴随的社会的财富的增加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他的结论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
六，俄共早期“走资”主张。
列宁的头脑一度是清楚的，他从当时俄国经营农业的人口约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认识到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质。他指出，“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
列宁1905年在《两个策略》中曾指斥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囈。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说来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
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
考茨基也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可能性。”(“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讲得十分清楚，均可谓是俄共中的“走资派”。可是“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就昏了头！
正如王若水先生指出的，“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列宁就发动政变，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列宁去世以前也被迫地搞过一些“新经济政策”设法弥补转弯，但他没有能来得及展开。
当时，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则认为：
“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
“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和平纲领”的跋，1922)
而直到1930年，考茨基还是坚持认为：“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业化的西欧各国，一定走在东欧各国的前面。”他指出：没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高度发展的工业”，“绝不可能建成能维持下去的农业大生产”，因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过是“野蛮的试验”，“它一定会失败”。
文革中，和“走资派”刘少奇一样，考茨基、托洛茨基等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者”、“唯生产力论”，他们在一些国人头脑中至今仍是“臭不可闻”。
七，40年代中共党内高层“走资”共识。
1949年之前，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1945年“七大”时的中共头脑也还算清醒。“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讲到资本主义时，说：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建国前夕，共产党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在民族独立的平台上，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除了这党内共识之外，刘少奇自己更有不少明确的说法。
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今天看来，他的思想非常“高瞻远瞩”！
八，1951，刘少奇。
刘对毛泽东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批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为：“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以及“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刘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十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十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
因为他认为：
“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进步性的，它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绩的。共产党，马克思从来不否认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的这种历史功绩。”
“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他的进步性。”所以，此时资本家的“这个剥削不只是没有罪，而且有功。”
“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
“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和平转变的。但我们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转变。”
所以现在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九，1951，铁托。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私人企业已达十一万五千多家。虽其生活水准終究無法真正趋近於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過其他共产党所領导的国家。
事实上，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後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
十，50年代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匈事件，中国反“右派”运动。
1956年2月，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报告，揭批斯大林的种种罪恶。
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波兰波兹南地区十万工人罢工，抗议食品短缺、住房条件恶劣，打出的口号是：“我们要面包”、“我们想要自由选举”、“打倒共产党独裁”等，表达对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不满，後遭亲苏政府武力镇压。
1956年10月，曾被斯大林主义者强硬派批为“右翼民族修正主义”、遭到罢黜并于1951年入狱的波共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复出，为波兰民众广泛接受。民众同时要求俄国归还二战中瓜分的波兰领土，对卡廷事件作出解释，取消学校里的俄语课程等，集会中的口号有：“我们想要自由的波兰”、“打倒俄罗斯人”、“哥穆尔卡万岁”等。
这类“自由化”的表现，引起苏共不满和担忧，旋即赫鲁晓夫亲自带队前赴谈判，并以苏军向华沙进发要挟。谈判结果是彼此妥协，波兰仍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但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并取消苏联强加于波兰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以及放宽对罗马天主教的限制等。
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纳吉政变，苏军两次出兵镇压。
背景与经过如下：
53年7月，纳吉·伊姆雷(Imre Nagy)出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提出停止强制农民入社、废止一党专权、党政分离等改革政策。55年4月，在苏联的干预下，纳吉遭批判被免职。然纳吉撰文认同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该原则“必须被扩展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
55年秋，匈牙利知识界成立“裴多菲俱乐部”，除了研讨文艺、学术之外，也涉及对审查制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计划经济等议题的讨论。
56年6月，“裴多菲俱乐部”举办以《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为题的研讨会，1200多人参加。後又集会要求被誉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总书记拉科西下台，让纳吉复出。
56年6月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在东欧各国知识界引发强烈兴趣，被匈牙利人认为中国模式与苏联斯大林模式不同。
56年10月，波兰哥穆尔卡复出，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人，他们希望纳吉也可以复出，人们呼求“要西方美元，不要苏联果酱”，即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不久发展为暴力冲突，局势迅速升级。
10月24日，纳吉政府宣布成立，接着苏军5个师配备千余坦克入侵，民众以巷战顽强抵抗，战斗持续到10月28日。
11月初，苏军第二次更大规模入侵匈牙利，直接扶持温和派卡达尔成立新政府。
11月22日，纳吉被捕遭软禁，但拒绝认错。至58年6月15日，经秘密审判，以“叛国罪”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中共及中国政府对波匈事件的反应：
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从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强民主、独立和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于这些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团结”。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间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匈牙利主权独立。11月3日，再次发表社论，改变态度，表示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进行镇压。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表示支持赫鲁晓夫和卡达尔，他认为“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东欧一些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了”。
11月10至15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匈牙利局势。
刘少奇分析了事件原因，并做出一定程度的反思，认为应“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悬殊”，“瑞典...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
毛泽东则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
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于1957年展开整风运动。
1957年5月，毛泽东将“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运动，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60年代中，中国“文化大革命”。
毛派的说法是：
文革前的各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各种文艺家协会是“裴多菲俱乐部”；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笔者的看法是：
文革是建国17年来“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
文革的本质是：由“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混成的、更加反动和凶恶的毛式“社会主义”，以最“革命”的言辞和最野蛮的手段，疯狂地阻挠打压新兴活泼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诉求与发展。
说到底，这就是“两条路线”之争，其核心是关系到“封建专制、经济落後”的中国社会出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马克思的看法是：毛式“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
只有“走资派”才能救中国，因为它将如前面恩格斯所说：“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
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马克思)，代表社会的进步，而毛泽东的“反走资派”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十二，8964，柏林墙倒塌，苏共解体，东欧“颜色革命”。
……
从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和争议，在世界多国中一直是存在着，有时竟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正如邓拓1960年5月参观东林书院时的有感而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中外近代史上亦不乏“走资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刘少奇和铁托之外，“当权派”哥穆尔卡与纳吉也都曾反对过“农业集体化”，只是刘少奇是第一人，且讲清楚了理由；而封建落後国家中“走资派”的鼻祖则非马克思莫属。
如果你已耐心看到这里，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世界性广泛持久的历史问题，现在有没有些想法？
欢迎撰文在台面上正经分享讨论，厌恶在“动物园”里聒噪几句“莫名其妙”的谵语或废话来宣泄排气。
写于2026年6月15日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三驳“文革不是反‘走资派’”说》 (2026年5月31日)
小鹰：《再驳“文革不是反‘走资派’”说》 (2026年5月27日)
小鹰：《驳“文革不是反‘走资派’”说》 (2026年5月16日)
小鹰：《我与杨继绳就“文革”问题的往来》 (2025年7月4日)
小鹰：《“文革”是毛“修复面子”的工程吗？》 (2025年2月14日)
小鹰：《“走资派”是个“伪概念”吗？》 (2025年2月7日)
小鹰：《答对我“文革观”的一种议论》(2025年1月17日)
小鹰：《杨继绳“文革反官僚”说的恶果》(2023年5月17日)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