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老贫农”在《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中写道：
小鹰先生说：【文革是建国17年来“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实际上，文革之前从来没有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只有毛泽东的一个司令部和他的一条路线。刘少奇对毛向来都是言听计从，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积极拥护的，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在大饥荒的问题上刘少奇才惶恐不安，说了几句良心话，不料惹恼了毛泽东，成了毛的心头大患。
首先，我要阐明的是：在这世界上，要说“从来没有”什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必须对所有可能的疑例或反例一一作出令人信服的具体解释或否证，例如，对众多“不明飞行物”(UFO)的记录，或者，从更高的原理上，普遍地证明其存在的“不可能性”，例如，对各类“永动机”的构想方案。
再例如，正、负电荷可以分别单独存在，但南、北磁极历来总是成对同时出现。尽管如此，物理学界无人敢宣称“绝无”磁单极子，因为至今还没有找到可靠的“原理”，来排除它的“存在”。
而未来只要找到一例“磁单极子”，就可证明其“有”。
同样，在《516通知》中，人们也只需指出一处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字样，便可证伪“老贫农”如下“没有”的宣称及其“可见”的结论：
“在《516通知》中，通篇没有一句话提到‘官僚集团’或‘走资派’，可见毛泽东发动文革根本就没考虑什么‘官僚集团’和‘走资派’的问题。”
因此，在学术界，这不是不需做任何论证，只要随意简单地重复几百次“没有”什么，或一味宣称“就是”什么，就可以成为“真理”的事。
好，有此共识之後，我们才可以言归正传，讨论学术。
与戳穿一个低级谎言不同，要想说明建国後党内一直存在严重的“路线斗争”，那不是只要罗列一些政策争议事实就可以完成的事。我们还必须阐明这些重大争议的深刻性质，揭示导致这些对立背後的两种思想体系，并追溯其历史存在的渊源一贯性与普遍性。
以下，我先以建国初期的两件事来具体批驳“老贫农”关于“文革之前从来没有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说法。
抗战胜利之後，共产党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在民族独立的平台上，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建国初期，在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这一问题上，刘少奇是十分清醒的。
第一件事是：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这末一句评语，深刻地点到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彰显出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功力。显然，刘少奇并不害怕农村中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也不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基础”。
第二件事是：两天之後，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为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更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蓝图。
刘少奇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
“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
在刘少奇看来，“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即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这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刘少奇的这些主张，显然是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尖锐对立。刘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明确的建国纲领和具体可行的步骤，它不但合乎中国作为长期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形和需要，也合乎马克思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的陈述。(参见：小鹰，《看看马克思还讲了些什么？》，https://www.azcolabs.com/xy_MKS.html)
读者不难想象，如果当年真的能按刘的这一套纲领实施，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会比“亚洲四小龙”要来得更早。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可见，毛日后给刘戴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非是“空穴来风”。
因此，毛泽东当即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同时立刻下令全国，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推行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步法”跃进。
以上的“批示”和“讲课”这两件事，是被很多所谓“文革专家”，包括杨继绳在其《文革史》中，故意忽略不提，而我很看重的毛、刘间“基本分歧”所在，它们对于认识日後毛、刘路线斗争，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请注意，我在《“文革”问答三》(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以及三年前在《答穆白硕》(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Mu.html)一文中，专门指出了文革中尽人皆知、耳熟能详的前两件事，杨继绳和“老贫农”等各位“文革专家”历来都装做没看见，或者“硬着头皮顶住”，同时，他们不但自己缄口不提，也不想让人知道。
其次，为了进一步理解刘少奇建国後一贯主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下面我再补充刘少奇1949年5月19日在北京干部会议上有关资本家“剥削有功”的一些讲话内容。
1949年初，刘少奇到天津检查工作，找了一些资本家来谈话，发现那里城市工作的主要倾向是“左”倾，就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回到北京之後，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要纠正共产党内这类“左”的倾向。
以下摘要引用该讲话中的一些内容。
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党是有路线的，而且我们党的路线是很明确的。在二中全会的决定上讲：城市工作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实现这个任务的路线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我们站在一道来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个路线是很清楚的。
至于讲(资本家)剥削是不是罪恶，我说不是。这个剥削不只是没有罪，而且有功。资本主义剥削现在是有功劳的，剥削范围越扩大一点，多剥削一点工人，这还是有功的。……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扩大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就是扩大剥削范围，而这个扩大是有好处的，对工人有利的。
中国在今天，允许资本主义的剥削存在，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他的进步性。……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进步性的，它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绩的。共产党，马克思从来不否认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的这种历史功绩。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你们是有功劳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产生才不过一百年，把社会的生产力提到最高度。这一百年来生产力的发展，比以前社会历史发展总合还高。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但是我们把马列主义的组合改了一些，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和平转变的。但我们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转变。……和平转变到底是怎样个转变好？要多少时间？我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具体地讲。
是不是我们在历史上搞掉过(资本家)呢？大革命时代在汉口搞掉过，以后在中央苏区搞掉过，在太行山、五台山也搞掉过。我告诉天津的同志，那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们一听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就注意了。如果不提是路线上的错误，不去管，让其发展下去，不要两个月就会把资本家搞掉。
他们(资本家)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而且生产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如果破坏了，对我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不利，相反地还会减低城市的生产，与我们的基本方针不合。
问题是这样，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
显然，建国初期，刘少奇已很清醒地把与毛的分歧提到路线的高度上来认识了。
此後，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1951年3月在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又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
今天值得回味的是，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私人企业已达十一万五千多家。虽其生活水准終究無法真正趋近於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過其他共产党所領导的国家。
後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然而，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注]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
事实上，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注]：“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刘少奇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而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提到社会制度的“和平转变”，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讲的“和平过渡”，则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便可知，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围绕马克思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的陈述，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共运中就先後成立过三个“共产国际”。而二战後，从刘少奇到铁托、到赫鲁晓夫，则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它试图探索或谋求以非对抗性方式，按照客观的经济运动规律来发展人类社会。再後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戈巴乔夫等，也都是如此。
因此，正是在道路上的这种观念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建国後中共党内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
问题是，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有这些言论和主张，他算不算是个“混入党内”、“窃取高位”的“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派”？或“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毛和刘在建国观念上如此不同，他们能够长期共存吗？
无论你现在怎样评论刘的这些主张──“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至少它们都不是些“无足轻重”的议题，而是些有关建国道路和方向的“路线问题”，是不是？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两报一刊”连续发布“九评”文章以来，伯恩斯坦、考茨基、铁托、赫鲁晓夫、陶里亚蒂……等名字等同于“修正主义”、“叛徒”，在中国已是臭不可闻。许多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至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还是停留在毛的那句话──“造反有理”，并在此“毛坑”里，彼此打来打去。
而对于像是如下的一些问题：
马克思为何要痛斥力主批判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他为什么讲“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
他又是在对谁讲这些革命前提，要他们先把“法国的生活条件”搬过来？
究竟谁才是马克思学说的“修正主义”和“叛徒”？
反倒几乎无人关心和愿意追究了。
因此，先抛开“马克思”不谈，现在有必要再问一句，如果我们自己回到五十年代初期，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平心而论，你会选择赞成谁？毛路线，还是刘路线？或者，统统反对？又为什么？在七十年代末期，甚至现在，又有谁会理解刘的那些思想，并有胆略，敢在党内公开提出类似的见解？
我现在只是想再提请注意一下，希望某些人这次能够正视这些“因为不合己见而令其不快”的史实，并有所反应了。
上面提到，建国伊始在道路问题上就存在着的重大分歧，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来认识日後“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
正如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总结的那样：
“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
我相信，胡耀邦的这一句话，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文革，这场历史冲突的性质，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里所指明过的，在封建社会里，“进步”的“走资派”路线与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而决不只是个别简单“政策层面的斗争”，更不是什么“个人恩怨”所致，或者一项“面子工程”。(参见：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之附录二：《共产党宣言》是怎样批判毛泽东的？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至于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党内“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又是如何发展的事实，我们下次再谈。
写于2026年5月27日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驳“文革不是反‘走资派’”说》 (2026年5月16日)
小鹰：《我与杨继绳就“文革”问题的往来》 (2025年7月4日)
小鹰：《“文革”是毛“修复面子”的工程吗？》 (2025年2月14日)
小鹰：《“走资派”是个“伪概念”吗？》 (2025年2月7日)
小鹰：《答对我“文革观”的一种议论》(2025年1月17日)
小鹰：《杨继绳“文革反官僚”说的恶果》(2023年5月17日)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