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 复 XX

5/26/2025

XX同学：你好！

一、说句玩笑话，看来你是“立场坚定，无动于衷，油盐不进、刀枪不入”啊！不过，除了列出的几个属于“多数”和“少数”的名字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有说服力的批驳。

钱理群、秦晖、孙怒涛都算是名人，但对我意义不大，在每一个具体问题面前，我会先把“名人归零”，只看他们的观点和论述是否讲得有理？

秦晖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孙怒涛则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官僚、造反派的‘三国杀’！”

这些都难以让人信服。

钱理群虽然提出了“群众政治”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但他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这是钱与二位的重要区别所在。然而，遗憾的是，从文章一开始立论，钱理群就把“文革”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角斗，这就混淆了作为“路线斗争”的文革本质，即“‘走社’还是‘走资’”的主要矛盾 ，为杨继绳的“文革反官僚”说做了铺垫。

至于“刘源，张文木”(似应为张木生)，十年前就有人指责我的观点是“刘源和张木生的‘回归新民主主义’”一说，但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他们的文章，不知所云。而你自己又是否读过？还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我自己一向主张“闭卷判分”，并不会因为刘源是个“官二代”，仅以他的名字和出身，就先决定对其看法的褒贬。

而“回归新民主主义”，这命题本身有什么错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抗战之後，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关于这一点，1945年“七大”时中共的头脑还算清醒。“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会政府》中讲到，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正是这种共识，让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众及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拥护，又经过三年内战後取得了政权。建国前夕，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在民族独立的平台上，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简单概括一下：

建国之後，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与毛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

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赞同《炎黄春秋》杜导正和李锐等前辈的说法：

而这，也正是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所总结的：

我以为，作为“过来人”，这些党内资深人士的“经验之谈”与“肺腑之言”，比起现在一些“山寨政治局委员”的大嘴说的，要靠谱与可信得多。胡耀邦等人名声口碑虽好，但恐怕也是属于你说的“少数”之类，真正能理解他们的人并不多。

看了他们二位批毛的评论要点，你愿不愿意说：“你的观点，我了解的是胡耀邦、杜导正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呢？

我猜，你是不肯的。而我自己也并不想用这类有名人加持的“冠冕”，来给自己“加分”，还是由各人“闭卷判分”，自行按事实、理智与良知来判断取舍为好。

除了胡、杜之外，最近还看到万里于2009年的反思文章，其中提到他读到1990年出版的《历史的当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一书。该书收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和声明，勾划了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蓝图。

当然，你可以说，那都是些共产党骗人的谎话。但我在《从悼念唐伟所想到的》(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TW.html)中，以其父唐徵1943年所写的《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一文，以及後来许多人和事件为例，指出共产党内的确存在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两拨人”，我写道：

2009年，万里在其反思中，也提到了对“一党专政”合法性的质疑，提到“军队国家化”、“民主选举”和“舆论监督”等问题，他说“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显然，共产党内不是没有明白人，许多问题也需要时间来认识和解决。现在回顾文革历史，最怕的就是那些“左老冒”的“排斥一切，自以为义”、“这也不行，那也不是”。这种态度对研究历史“无济于事”，对展望未来更是非常有害。

相反，作为对比，假如广场学生那时听懂了赵紫阳的话，明智地积极配合党内反对派行动，让他们站住了脚，现在的中国会不会很有点不一样？

另外，我注意到你这次没有提到赞同杨继绳的观点。杨是清华“多数派”的头儿，为许多人关于文革的书作过序，他的“文革史”更被众人吹捧得“天花乱坠”。几年前，他在一次清华集会上长长地列出许多人的名字，除了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持之外，这也有向他的批评者展示自己“人多势众”之意。但这“抱团”的清华“多数”于我没有什么作用和效果，我更注重他们说的是否“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和“言之有理”。

二、我突出肯定刘少奇，并非是说“除刘以外，没有人反极左，主张资本主义的作法”。

如我以前说过，毛痛恨的“走资派”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张闻天和周恩来，以及邓子恢和王稼祥、李维汉和陶铸、陈毅和万里等，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邓拓、田家英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宋庆龄、张东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黄炎培，以及林昭、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林希翎、谭天荣等。

刘少奇，可以说，正是这些人在党内的总代表和总後台，所以，宋庆龄多次向毛表示，对“文革打倒刘少奇”的作法的不理解和不满。而许多文人、高级知识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们也是如此。

倒是他们的一些子女，尽管文革前曾受惠于刘的“右倾”、“走资路线”，得以上了清华，或受过毛式“阶级路线”的迫害，被打入“不宜录取”的另类，根本上不了任何大学，他们却跟着“红五类”等“优势群体”，对“刘派”百般挑剔，认为“走资派”与毛派都一样，“没有反对‘一党专政’”，或“有些时段，如反右和四清，作法又甚左，感觉他(刘少奇)不稳。”

这些人在政治上自觉地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而“走资派”的存在也不就止于“文革”，之後的历次运动中，又有不少被废黜、关押或赶出国门，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我以前也曾听到有人讲，“我对彭德怀、张闻天印象很好，他们与毛斗争尖锐、敢言，应当看作是反毛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不是刘少奇。”(还有人说应当是梁漱溟。)

不错，彭德怀、张闻天反对毛式“‘社会主义’路线”很尖锐，人品更令人钦佩！但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组织上、威望上，从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毛更要认真对付的是刘，不是彭和张。开一次“庐山会议”可以解决彭德怀、张闻天的问题，但对付刘少奇，就得大动干戈搞“文化大革命”。而且非先花几年功夫作准备不可，先剪除“彭罗陆杨”等“羽翼爪牙”之后，再靠“红卫兵”的文武暴力，才可能整个摧毁刘的“司令部”。

这些不是彭德怀和张闻天可以比拟的。

一个刘少奇，麾下人马众多，遇事或“阳奉阴违”、或另搞一套“独立王国”，已弄得毛泽东“坐卧不宁”，以至破口大骂“是哪个皇帝要骑在我头上拉屎？！”这俩人在“四清”问题的主张上如此“不共戴天”，还不算是“路线斗争”吗？

关于刘“四清”与毛“四清”的背景和区别，我在《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yjs_2.html)一文中作了探讨。

1964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两周之后，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书面文字写得这么绝，竟连一点面子都不留，这在党内是少有的，可见会上吵成了什么样子！毛这是“将白手套掷地”，要公开与刘“决斗”的表示。这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再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语气咄咄逼人，更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

毛是把与刘的分歧提到“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样的高度来谈，而有人现在却硬说“毛、刘都一样！”──认识怎么会相差这么远？而他们如此罔顾客观历史事实，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些什么“心理障碍”或“难言之隐”啊？

我以为，後者是从极左的角度，企图掩盖毛、刘路线“你死我活”的对立性质，把水搅浑，以达到“打刘保毛”的目的。你说是不是这麽一回事？

然而，政坛上的较量通常更具有明争暗斗，此起彼伏，关系复杂的特征，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中国人城府极深，政界更是如此。我们不可要求，也无法想象毛、刘二人平日总是怒目相视、见面就掐，一开会就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难道只有这样，才算是“有差别”吗？才算是“路线斗争”吗？……政治上的事情哪里会有这么简单！

我们常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指斥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公开支持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但他们却不知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陈坡，《文革沉思录》之八)。

而且，刘少奇不但在会上机智地保护了“见义勇为”的李锐，后来更主张要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

其实，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很多。除了“针锋相对”之外，还有“虚与委蛇”、消极对抗的办法。文革中的林彪不批文件、不表态，只划个圆圈便退回；周恩来则“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邓小平发誓“永不翻案”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对抗。而中下层干部和百姓们更聪明，对上面来的那些荒唐指令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灵活处理”或“阳奉阴违”。即便“迫不得已”要作检讨的话，也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见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报告上的批示语)。

这才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方式，而所有这些抗争手段，就不是现代那些“一根儿筋”的书呆子们所能明白得了的！

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和妥协，如你所指责的那样，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

三、在《论“文革”的反动性质》(https://www.azcolabs.com/xy_mao_wg_dialog.html)一文中，我也列举了一些“民间”左公对刘少奇类似的责难。例如：

这些都是我亲耳所闻的“铁面”指责，他们总是把“走资派”的“标准”设得异常之高，以至无人能入围达标，不知是为什么？

其它的说法还有：

所有这些常见的“斥责”，我在该文中都有反驳，欢迎去浏览批评。

四、我把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刘之争”提到反动“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高度上来认识。

2016年5月，经友人介绍，我加入了由几十位清华学友新建的“生活常识群”，群主是孙怒涛，而清华名人杨继绳、秦晖、蒯大富等都在群内。它名为“生活常识”，实则讨论文革问题，由各人提交文章，共计有20篇，群主安排次序，每次发给群友一篇，每篇讨论三天。

最後的一篇是我的《论“文革”的反动性质》(https://www.azcolabs.com/xy_mao_wg_dialog.html)，直接点名批评杨继绳的“文革反官僚”论，引发了不少争议。

文中，我曾归纳了六个问题^[注]，把涉及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部分再提得尖锐些，以便大家思考其中的合理成分。

不乏“伶牙俐齿”的清华群友却无人问津，说明它们并不容易啃，或许还是些问到了点儿的“好问题”。

在《看看马克思还讲了些什么？》(https://www.azcolabs.com/xy_MKS.html)一文中，对此又有更系统地整理和表达。

然而，可笑的是，我曾经问过一些党员，他们都不知道《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有那些话，告诉他们之后，也仍然看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尽管每个中国字都认识。这真是个历史的悲剧和讽刺！

如你有兴趣，现在不妨再去思考挑战。

近年来，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遇罗克的信仰问题，一是说他思想有局限性，竟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二是把他归结为“体制内”的。尤其是海外个别名人和大网站把马克思这个人描绘成恶魔时，那么，谁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谁也就似乎是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了。

而你“更愿去研究的”那个顾准，在概念上的确抠的很深，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发人深省，虽然并非全都“无懈可击”。

但他显然是读懂了马克思的那些话，顾写道：“他(马克思)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顾指出，这些不懂马克思的学生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列宁；它当然更包括毛泽东在内，只是当时不便明说罢了。

而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警告过中共党内要大搞“合作化”的主张，他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同时，他又更明确地提出：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是要搞“民主化和工业化”。

土改以后，刘少奇推出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就包括“四大自由”，即：“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但他的这些主张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打压。(详见《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今天值得回味的是，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私人企业已达十一万五千多家。虽其生活水准終究無法真正趋近於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過其他共产党所領导的国家。

可以说，五十年代初，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顾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注意到了马克思与毛的根本区别。王若水在九十年代中也看明白了这一点，他援引马、恩的这一论点批判毛式“社会主义”时，“画龙点睛”地写道：“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文革发生都快六十年啦，还是停留在“毛主席带领我们‘造反’、‘反官僚’”的认识水平吗？

是的，毛这个人讲话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对急于改变现状、急欲出人头地的年轻人，会给他们带来相当多的想像和鼓舞。他也善于激动一些小市民们的幻想、愤慨和热情，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迷惑如此之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跟着他去“闹革命”。即使是杨继绳，他在几十年後写文革史时的激情与评论，仍然“不忘初心”，你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杨继绳在其“文革史”的第26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他以肯定的态度全文列出毛远新整理的文革末期毛泽东谈话，最后甚至动情地写道：

当然，我不会责备受了蒙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因为即使是早年德国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也曾被“斯巴达克团”那样的精神和组织所吸引，堕入了“僧院共产主义”的圈套(顾准的评语)。反倒是被杨大骂的马克思早就看透了这些假“社会主义”，对之做过严厉的批判。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的确是毛泽东们的死敌──而对此，现在又有多少人能理解？

杨继绳写其“文革史”所犯的毛病也正在于此。

毛式“社会主义”文革在中国的失败，令一些“优势群体”分子感到茫然与失落，他们失去了“宠儿”的地位和优越感，一下子从“红色天堂”掉到残酷的“资本主义”现实。

这正如同十九世纪中叶，当时德国有一批落後、愚昧、保守的底层民众，包括马克思痛斥过的一些“老贫农”和“小市民”，这些人贫困不假，却绝对忠于“专制君主”，他们顽固地需要并狂热地膜拜皇权，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在德国的兴起。

然而，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却明确地指出：“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现在同样，失落的杨继绳正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不发展”，开始“抱怨”文革是一场“悲壮的”、失败了的“反官僚”运动，忽悠了许多人去跟着“愤愤然”留恋毛皇权时代的“社会主义”，结果是歪曲了文革本质，美化了毛泽东。

总之，清华的一些人在文革的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是凭“自我感觉”或“个人好恶”来发些“不着边际”的议论，歪曲或抹杀他们不喜欢的历史事实，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高度，因此显得很浅薄和庸俗。

至于坊间对马克思的所谓“批判”，则多属于不学无术，道听途说，老生常谈，人云亦云。

最後，你多次来信说道：“文革‘也是’这个和那个”，“我赞同‘张观点’和‘李观点’”，就是不肯承认党内有“走资派”，始终否认文革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为此纠缠已久。

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自己究竟能不能用几百字，直截了当地说明“文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我对国内外所有文革学者的挑战。

以下是我的回答：

欢迎批评指正。

我无意要改变你的看法，只是想借此机会把自己的认识再归纳和表达一下。我想，总会有明白人愿意讨论和指教的。如果你仍有意，我们可以再谈。

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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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致 小鹰

5/22/2025

小鹰学兄：

你好，这里你把观点阐述得更清楚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也更明确了。对文革，对毛刘之争，讨论已经不少，而且还在继续下去。这方面我一直很关注各方面的意见。总体来说，我同意钱理群，秦晖，孙怒涛的观点。其实知识分子中相当多数是有这类观点的。而你的观点，我了解的是刘源，张文木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

刘张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50年代初如果巩固新民主主义，不搞极左，应当是好的选择。对少奇的观点和作法，我以为有正确的一面，包括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作法。但有些时段，如反右和四清，作法又甚左，感觉他不稳。

至于你说的除刘以外，没有人反极左，主张资本主义的作法，我以为不一定，如张闻天，顾准的经济理论主张，还有一些学者和反右时的青年学生，他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更愿研究民间的这些反正统的思想。

你的观点在清华校友中也是少数，但有不少合理成分。以后陆续向你请教。

祝好！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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