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 复 XX

3/30/2025

XX同学：

你的回应之快，让我感到意外。

我在《“走资派”是个“伪概念”吗？》(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ZZP.html)中写到：“我很看重一对一的、有深度的交流讨论，但不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而是彼此质疑互动，有针对性地、有根据地提出些‘好问题’来，相互启发切磋。”

上一封信，我明确针对你的各个说法，一一提出我的看法，我是很花了些功夫来读与写的，还请有针对性地回馈为好。比如，具体谈谈何处“新颖、独特”、“深刻”？什么对你“很有启发”？有不同意之处，可以有针对性地反批评，如果我误解了你，或是“断章取义”，也请再次明确自辩，这样，才像是做学问，否则，光说些空洞的话，那就像是客套敷衍了。

你这次“还有的几点看法”，其实在上封信里基本都已回复过了，如果没有充分注意到，我就再回应一下。

关于第一点。

我想再问一次，为什么毛要发动“文革”？他的初衷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官僚”(反贪腐)，还是“走资派”(道路问题)？或者，毛一开始就是下决心要“整群众”？

也可以换一个问法，就是：“走资派”、“官僚”和“地富反坏右”，哪一个对“毛理念”和“毛路线”的威胁最大？

事实上，谁都知道，建国後多次运动，“黑五类”早已被整得“七零八落”，毛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毛精通的“帝王术”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治国需要贪官”，但他深知“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党内“走资派”才是他最危险的政敌。

记得毛自己有说过，他原计划文革搞个两三年就收尾，事实上，那时也的确是达到了其目的，把刘的“走资派”司令部及其“封资修”社会基础彻底砸烂摧毁，实现了“全国山河上下一片红”。

而你提到的“文革开始红卫兵的打人抄家，遣送家属中的地主富农回乡”，以及“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大屠杀事件”，都是发生在文革头两年里，分别是1966年8月和1967年8─10月，凶手也都是些“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红五类”及“忠党分子”，这笔血债显然应算在毛路线身上，它与刘派有什么关系？

但文革後面七、八年的光景，“伟人”是“骑虎难下”，“自食其果”，“文革”成了失控的“烂尾工程”，它包括你说的“1970年开始的清查516，一打三反，大中学生上山下乡”等等。

但此时的“官民矛盾”又跟刘派有什么关系？当时新政的新“官僚”，不正是毛和“四人帮”，是“工宣队”、“军宣队”，和夺了权的“造反派”自己等一些坚定“走社派”吗？

毛出手制止全国性武斗，惩治聂元梓、蒯大富之流的文革打手，也是因为“造反派”不识相、不听话，派性和私利极度膨胀，大搞“无政府主义”，非要把对手“群众”往死里整，不留活路。这无疑对毛新政构成了威胁，毛整治他们属于新政“官僚”上下的内斗。

你说“其余8年，都是在整群众”，以及“由毛主导的对516分子和造反派的打击，说明了毛考虑到造反派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必须对官僚阶层做出妥协。”都是些主观想像，与事实不符。毛自己就是这“新政”的头子，一些“造反派”骨干是“新政”的爪牙，他这是要跟谁去“妥协”呢？

文革之所以又迁延了七、八年之久，就是因为这些新官僚“造反派”自己觉得“文革蛋糕分得不够大、不够公”。

对于那些当年无知狂热追随毛派参与文革的多数人来说，实现了毛式“社会主义”、“反修防修，永葆红色江山”，结果他们也是“自食其果”，而且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

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这正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而不仅仅是一大堆“抱怨”，说些什么“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之类委屈又自恋的大话。

尤其是，文革新贵掌权後，因为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是最可靠、最被信任的“党员”和“干部”，他们并非是“普通群众”，而是妥妥的“优势群体”^[注]。那时最佳毕业分配方案可以谁便挑(新华社内参或天津拖拉机厂)的人，实属“凤毛麟角”。而现在还是这拨人出来“反思”，把自己又说成是对抗毛和官僚的第三种力量的“博奕”，是不是有点儿把自己过于“拔高”了？

关于你的第二和第三点。

我想再说一遍：

我不否认，历史上在某种场合之下，刘少奇，以及刘派干部，也讲过些“左”的话，做过些“左”的事，毛也有过些右的话。如果现在我们“酱”在其中，便会叫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而这也恰好给了今日一些貌似“全面和公正”的“学者”重展“抓辫子”和“打棍子”等“文革遗风”的机会。

但是，正如滤去实验的“数据涨落”之后，才可以看出“统计走向”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炎黄春秋》杜导正和李锐等前辈的说法：

而这，也正是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所总结的：

我以为，这些党内资深人士的见解，比起现在一些“山寨政治局委员”的大嘴说的，要靠谱与可信得多。

你对杜、李和胡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看法吗？

另外，作为中共党员，他们三位也承认并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确都有过“左”的历史，赵紫阳搞土改时，也很“左”，陆定一和蒋南翔自然也不例外。但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按今天的认识，便要求刘少奇等当年不讲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凡事须“黑白分明”，一右到底，才可称之为道，才可以叫做“严格意义上的走资派”。这种“自以为义”的态度，实有太过！而如此“高标准”、“搅混汤”，最终的效果还是保了毛和毛路线，是不是？

关于你的第四点。

我们现在主要是讨论文革问题，即集中在建国之后的党内路线斗争，而不是全面评估中共历史，即你说的“中共领导下的整个革命过程”，更不是研究毛、刘的“共性”──那只是“一丘之貉”说的“根据”，它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只是掩盖矛盾，替毛开脱历史责任罢了。

我比较了解高华对文革的看法。史家高华主张“饰词”说，否认党内有“路线斗争”。他认为，毛搞文革，是因为刘少奇“僭主越位”，大有“逼宫”之势，毛讲的“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我只想问一句，如果没有“路线斗争”，那毛在整死刘之後，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呢？

我很难想像，现在这批指斥刘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礼”，大有“逼宫之意”、纯属“大逆不道”的“红卫兵”(高华)，以及嘲笑刘连“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规矩都不懂，痛骂他“犯上”是“自作孽，不可活”的“造反派”(胡鹏池)，若是他们当年处在刘的位置，又会如何地“识相、知趣和谄媚”了？但他们现在却好像比毛更恨刘少奇一些，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些人，大概是宫斗剧看多了，年纪轻轻，就满脑“君臣父子”封建礼教观念，站在毛的一边，对刘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谈吐尖酸俗气得很。他们不妨扪心自问，如果那时候是自己在位，能不能那怕有一点刘“走资”的那些远见，包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合作化”，要搞“民主化和工业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等等。又敢不敢公开讲出来，与毛唱反调？更不用说是为信念“宁死不屈”了！

至于马晓力认为“党是在不断地犯‘左’的错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建国後的“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左和右是相对的，没有右，哪来的左？如果党内那时都是“左派”，那为什么毛要发动文革，把“刘派”全部大清洗掉？说不通啊！

而李大同所说，“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外源型’的，走了苏俄的道路。如果没有苏俄的干涉，中国不一定会走这种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以为，中共早期那段历史与文革没什么关系，李说的也是些老掉牙的故事。

我只想指出，毛式“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以及他史无前例的“文革”，与苏俄无关，算是毛的“独创”和“专利”。

而中共与诸多民主党派共同“开发”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自由、主张众多民主党派共同参与“政治协商”、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的问题是：二战之後，封建专制、生产落後的中国，为什么没能像日本、南韩那样，走上这条为马克思指出的、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道路？

这一条路，不要说是在50年代初期，或60年代中期，就是现在又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理解？

其他几位有什么“新史料”、“新观点”，你可否概括地介绍一下？

此外，我在《“走资派”是个“伪概念”吗？》(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ZZP.html)一文中，列出杨继绳、央视，和我对文革的看法，最後我问道：

你是否有意另立一说？

春安！

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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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致 小鹰

3/28/25

小鹰学兄：

感谢你发来的长文，更加清楚地阐明了你的观点，使我得到许多启发。我们都在总结1949年后的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官方也有2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一些观点互相矛盾，或者有意无意地掩盖事实真相，我们不能全部接受。

拜读了你的大部分文章，还是强调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文革就是毛揭露和打击走资派的斗争。这个观点在校友中比较独特，也很新颖，值得讨论。

我还有几点看法，希望得到你的回应。

1，研究历史就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我以为看历史应当站在最大多数的民众的立场上，看每个历史事件是有利于民众的利益，还是损害了民众的利益。文革中，打击走资派确实是毛的主张，也被516通知、16条等文件肯定。但纵观10年文革，只有2年主要是打击所谓的“走资派”，即各级干部，其余8年，都是在整群众，包括文革开始红卫兵的打人抄家，遣送家属中的地主富农回乡，1968年的工宣队夺权，1970年开始的清查516，一打三反，大中学生上山下乡。更不要说北京大兴、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广西对422派的屠杀，以及各地监狱，劳改农场对右派和“反革命”的虐杀。不论是时间的长短，还是受害人数的多少，都远远超过了对干部的迫害。其中，由毛主导的对516分子和造反派的打击，说明了毛考虑到造反派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必须对官僚阶层做出妥协。如果只看到文革对“走资派”的打击，而看不到以反对资产阶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对广大民众的打击迫害，这就不能全面解释文革现象，也不能从本质上看清毛和他的亲信的极端专制主义路线。杨继绳学长的三种力量的博弈，毛最后与官僚妥协，失败的是民众，胜利的是官僚阶层的论断，我以为可能是吸取了上海、南京、广西、贵州。武汉等地原造反派的一些观点，试图以民众的立场看待历史事件，所以可以自成一说。

2，纵观刘少奇一生的历史，他与毛确实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甚至是重大分歧。但他确实是在延安整风中，打击张闻天、周恩来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而崛起的，把毛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得到毛的信任。此后，在土改中的过左，也造成很大恶果。1949年后，反右、文革初期的极左，四清中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也是不容忽略的。1966年7月初的一个夜里，他到清华看大字报，说“薛恐（数力系女生）梁思成和他老子一样反动”，明显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抓右派。总之，他的功绩，如1949年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对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支持农村的三自一包，在经济上允许若干自由，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说他是完全意义上的走资派，我以为只看若干经济主张，不看他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上的思想观点，是说不过去的。

3，另外，在党内，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极左，比较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我以为除了邓子恢以外，多数没有系统的走资本主义的思想。陆定一同志当时是很左的，连周恩来、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定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极力反对。只是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后痛定思痛，大彻大悟。至于蒋南翔，当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教育思想与毛不完全合拍。但他的“又红又专”、政治辅导员制度，难道不是符合毛的要求吗？至今，清华校史和许多清华人，仍然称他为“无产阶级教育家”，怎么能把他归到“走资派”行列中呢？

4，对于中共领导下的整个革命过程，特别是夺取政权后的种种政策措施，不仅我们这些平民子弟有不同看法，“红二代”中的开明派也各自发表了不同观点。如马晓力认为，党是在不断地犯“左”的错误。而李大同则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外源型”的，走了苏俄的道路。如果没有苏俄的干涉，中国不一定会走这种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中共历史的整体研究，需要更多资料的出现。目前，高华、杨奎松、沈志华、邓野（邓小平弟弟邓垦的儿子）等的著作有些新史料、新观点，可以参考。总之，在肯定中共整体历史功绩的前提下，研究党内派别的分歧，而忽略这些派别的共性，恐怕要遇到许多困难。

以上看法，特别是第4点，希望得到你的指教。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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