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 复 XX

3/26/2025

XX同学：你好！

谢谢回馈。

从前4点看，你抓住了我说的几个要点，而从後4点“补充意见”来看，我又有一种被“抽象肯定”，却“具体否定”的感觉。

但我不以为这是你在有意敷衍或戏弄我，而是反映了你在理智和理论上能够接受我的看法，但在情感或习惯上却难以与“杨说”割舍的矛盾心情。

这不要紧，它正可以让我们深入讨论，以解决种种“具体疑问”。

一、你这样提到杨的看法：“文革前的官民矛盾也确实尖锐，群众利用毛的‘走资派’提法，打击一切干部官僚，并与保护官僚的保守派斗争，结果，毛发现官僚的势力巨大，难以撼动，不得已做了妥协，最后，挨整的是群众(造反派)。”

尽管你批评他“过于表面化，不够深刻。”但还是试图袒护与调和，并认为，“杨的这种看法，用于解释文革的全过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里我要驳斥两点说法。

1，关于“文革前的官民矛盾也确实尖锐。”

我不否认文革前国内的任何“官民矛盾”，也不否认体制内有“官僚”存在。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当时那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工作中“五风”盛行，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此风源於社、县、地、省，以至中央各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呼应，越颳越旺。那时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民众每时每刻都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忠党”干部们的“多吃多占”及“霸道作风”，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乡官、县官。更不用说，毛发起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竟直接导致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

自62年到65年，毛泽东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实际上，可以说，这正是建国後“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

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我们系物七、八和九，就都有不少高知、右派、民主人士、资本家、华侨子女，而他们如果再晚一、两年，大概就入不了清华了。

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里，罗列了许多来自大字报上揭发的官僚特权享受细节的例子，这很容易激发今日民众的愤慨。

可是，在一个足够大的社会里，人们总可以举出任何一些例子来“支持”任何一种观点。这里的问题在于：

如今“平心而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总体上，文革前干部与普通工农的差异，并不到《九评》所说的苏联官僚们“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样严重的地步。那时官场上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也远不及今日那么普遍、猖狂。就总体而言，政府还算清廉，官员也尚俭朴。

实际上，那时人们对党的高级干部，上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下至彭真与蒋南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普遍存有着一种崇敬拥护的心情。就是文革前我们在校能接触到的高干子弟，多数也还都简朴自律，与平民子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差与冲突。

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

1978年冬，云南西双版纳知青要求返城，集体赴京请愿，罢工卧轨，以死抗争，就是一种典型的“官民矛盾”的表现和爆发。其背后的实质正是民众反抗毛氏的“上山下乡”政策，或更一般地讲，是反抗毛的“文革路线”。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而杨氏“文革史”在大谈“官民矛盾”时，又刻意略去了这些重大史实不提。

2，“群众利用毛的‘走资派’提法，打击一切干部官僚。”

这种“两个文革”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清华陆小宝曾有一个为“文革反官僚”论辩解的说法，就是“当年人们起来反对当权者，虽然喊的口号是‘反对走资派’，其实，内心里真正反对的是当权那些人的特权和官僚主义，以及对老百姓的压制。现在，他们在文章中将‘走资派’改换成‘官僚集团’，多数人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也不是为自己的非正义找借口，而是回复到当年比较真实的心境。”

但这个事后的说法，如果说是“反思”的话，却不知如何予以“证明”？此外，我们谈的是五十多年前真实发生的毛“文革”，不是现在他们心里臆想的那个什么“文革”。即使一些人当年真是那么想来着，或者，是现在想要拔高自己，你可以这么宣称，没有人会与你计较，但请不要改写“文革史”，硬把毛泽东拉来替你的“文革反官僚”说站台，说毛发动文革也是要“反官僚”。也就是说，不要用所谓自己“当年比较真实的心境”来篡改历史、美化毛泽东和自己！

而事实上，当年在清华园里，无论是宣称要“彻底砸烂”文革前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团派”，还是强调“不容否定”17年毛泽东“红线主导”的“414派”，不都是在“争先恐后”地表忠心，要“鞍前马后”地紧随毛去“反修防修”，“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吗？又有哪一个真的是在“反官僚”？

我在批评胡小胡的那篇文章《答对我“文革观”的一种议论》(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HXH_2023.html)里，也写道：

我们都亲历文革，当年都曾努力学习和理解各项“最高指示”、中央文件、两报一刊社论，那时众人是力图紧紧跟随毛去“打倒走资派”，还是在“反官僚”？

这些事，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清楚，别人也都清楚，现在还是实话实说为好。

总而言之，我以为，文革“反官僚”说和“两个文革”说，都是以“官僚”贪腐煽情，实际是在是替毛和自己粉饰，结果是掩盖了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其危害很大。

前些日子微信上流传着一个凤凰网历史频道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结果是：支持文革的网友多达58%，反对者仅占42%。同时，也常有视频显示，一些年轻人，甚至一些大妈大爷，又穿上红卫兵服，在大跳文革时丑陋的“忠字舞”。

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现在赞成文革的人多，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杨继绳“文革反官僚”说的恶果。

你想，很多人听信杨继绳所鼓吹的：“文革就是毛带领人民反官僚，可惜失败了”的说法，而现在中国正是贪官泛滥，人人痛恨，要清除他们，那“当然应当再来一次文革啦！”以继续完成毛的未竟伟业，永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杨说”的导向就是，只要不断“反贪腐”就可以救中国，而不是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封建专制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必须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走完整和规范的“现代资本主义”道路。

二、你提到“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等于就是挨整的人的全部。我以为，重点不等于全部。”

的确，文革时除了批斗“当权派”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那时，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更不用说那些“老运动员”──“地富反坏右“了。

这里的根源还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些大帽子一压下来，中小学教师，甚至一切知识分子还逃得掉吗？

这样，毛“文革”就成为一场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政治大清洗运动。从国家主席到小学校长，从党的干部到民主人士，从学术权威到普通知识分子，从科学家到资本家，从虔诚教徒到五类分子，以至从书画音乐到庙宇古墓，从瘦腿裤到高跟鞋，只要不合毛式“社会主义”的标准，全都“包圆”，叫做“封资修”的那一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此之外，就是不许反那最大的“吃人官僚”他自己及其“四人帮”一伙，也不许反那些基层“忠党走社”的“四不清”贪腐官员。

因此，文革是以“反走资派”为核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一场“反修防修”政治运动。毛心中的主要矛盾就是要解决党内“走资派”问题，并扫荡其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线性主部”，而我们批判文革，只要牢牢抓住“路线斗争”这一要害，就可以“提纲携领”，否则，主次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容易弄得“眉目不清”。

三、你说“严格意义上的走资派，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国并不存在。”

我说你“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就在于此。

既然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走资派”，那它不就是“毛泽东为了整肃党内不同意见的干部而生造出来的伪概念”吗？那小鹰的“文革反走资派”一说不就成了“天方夜谭”了吗？那你信中又为什么要赞誉道：“您提出的文革是毛反对‘走资派’的说法，比杨继绳更近了一步，更加深刻，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呢？

在《论“文革”的反动性质》(https://www.azcolabs.com/xy_mao_wg_dialog.html)的第二节，我曾提到类似否认刘是“走资派”的说法，那都是我亲耳听到过的。

“金无足赤、世无完人”，我们不可要求，也无法想象，毛、刘二人平日总是怒目相视、见面就掐，一开会就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难道只有这样，才算是“有差别”吗？才算是“路线斗争”吗？……政治上的事情哪里会有这么简单！

当年，蒋经国在发展台湾经济之际，也有着专制独裁的一面，林肯於反对南方奴隶制之时，亦有过妥协让步的举措。如果有人按今天的认识，便要求刘少奇当年不讲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凡事须“黑白分明”，才可称之为道。这种“自以为义”的态度，实有太过！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刘少奇那时要是公开反对了“一党专政”的体制，毛泽东就不用称他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也不用搞什么“文化大革命”，直接送进“秦城”就好了；而任何“造反派”胆敢这样想，也立刻会被同类“砸烂狗头”，并扭送“专政机关”，是不是？

然而，现在有人却以这种近乎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来指斥刘少奇，来为“文革反官僚”说做铺垫，替毛倒刘说项，或为自己当年追随毛“造反”倒刘寻得某种“安慰”，实在不高明！

研究文革，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毛、刘建国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何在？看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路，总得一步步走，要求刘少奇“走资”，就须“一步到位”，彻底废除“一党专政”和“公有制”，否则就“哈，你也不怎么样！”如此脱离当时实际的社会状况，强求前人是不应该的。

因此，我们不应从主观先验的“走资派”概念出发，来定义“严格意义上的走资派”，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识到“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主张众多民主党派共同参与“政治协商”、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

四、你又说：“从整个历史上看，刘的身上有走资派的影子，但他也不是完全的走资派，或者说只是半个走资派。”

你说刘是半个“走资派”，恐怕是因为很难否认1951年7月“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的重要批示”，以及“刘少奇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的内容提纲”。这也正是杨继绳在其“文革史”中干脆闭口不提这些重大史实的原因，否则，“文革反官僚”的文章就不好做下去了。

我理解，你说“半个”的意思大概是，除此之外，刘後来就没有什么“走资”主张了。

以下，我再简略地列一下文革大批判揭发出来的、为我们“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事实。

总而言之，按毛所说，那时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甚至破口大骂“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那时的毛泽东真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了，其政令竟出不了中南海。

我在《“文革”问答三》(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里详细列出的以上种种所谓的“黑线”，以及“貌合神离”的“两个司令部”在各项政策上的反复较量，是不是那时国内的“实际情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告诫一些自命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道：在封建专制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简言之，就是要他们把“法国的生活条件”先“搬到”德国来。

而这条为众多民主党派赞同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是彻底或不彻底──是不是通向于在中国先建立起“法国的生活条件”？

五、你也认为，“即以最像‘走资派’的邓来说，他提倡的市场经济实际就是资本主义，他说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在搞资本主义。”

我想，你可能没有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明白和具体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要素”，即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邓“提倡的市场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从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不过是穿着“资本主义”的“新鞋”，走的是毛式“社会主义”的“老路”，整个体系只有“资本主义”的“躯壳”，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资本主义三要素”。

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都以为是在朝“资本主义”这个方向走，但我看现在却不是，因为除了一直没有那后两条之外，现在恐怕连“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也没有了。一旦权贵们依仗权势介入“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竞争”就变得很不公平，专制和特权很快就导致“市场垄断”并“两极分化”，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官场的各种黑暗和腐败。这和“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更不用说，政府多年来对国内外经济恶性干预和操纵，弄得现在国际上都不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了。

因此，与其说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的名号。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说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准确些。

当然，你可能会说：那好，刘少奇搞的也不是“资本主义”了！

但是，正如前所说，刘的处境与邓不同，他是在“毛婆婆”之下，很多事情只能尽可能去做，甚至“虚与委蛇”、“阳奉阴违”。而前述种种为众多民主党派赞同的“刘派路线”──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是彻底或不彻底──至少是与毛式“社会主义”路线“背道而驰”，更倾向于在中国先建立起“法国的生活条件”。所以，事情总要一步步来，从刘派当时的主张和作为来看，称他们是“走资派”，还是“名副其实”的。

而文革之後，邓取代了“毛婆婆”，已是实际的一把手，凌驾在总书记胡和赵之上。那时胡、赵更主张逐步改革政治体制，但邓把他们都打了下去，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我说，邓与现在搞”中国特色“的那一帮人，并不配叫做”走资派“。

中国的事情很困难，後来主张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的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也都是“戴着枷锁跳舞”，受到许多封建传统的制约。

这是要做区分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尽可能唤醒民众觉悟，认识到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而不是对勇于改革的先驱者“评头品足”、“指手画脚”，轻易就对之“嗤之以鼻”，结果自己反成了独裁专制者的”帮凶“或“帮闲”。

再问得“白”一点，假如广场学生那时听懂了赵紫阳的话，明智地积极配合党内反对派行动，现在的中国会不会很有点不一样？

最後，再谈一些文革前我个人对“走资派”的感性认识。

解放後到文革前，据我长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近距离观察，包括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冯雪峰、聂绀弩，以及我的父母等党内高层干部和文艺界资深人士，我常可察觉他们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对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通情达理”、“体贴下情”的尊敬与亲切感，以及对毛及毛派的“敬而远之”，甚至某种不满、反感与厌恶。至于江青之流，因为他们对其以往都知根知底，则更是不把她放在眼里，往往采取敷衍搪塞或鄙视态度。

在1962年8月历时两周的《大连会议》上，谈的是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的过程，家父邵荃麟作为主持人却没有引用过一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非但不引，更公开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毛方针大唱反调，主张文艺作品要“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要描写“处於现实矛盾中间的人物。”

文革中有揭发材料讲，就在“大连会议”前不久，邵荃麟在党内也传达过刘少奇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到了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于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又是这个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及“写‘中间人物’”的邵荃麟，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之下，坚持周恩来在“题材问题”上的文艺方针，与来自上海秉承柯庆施“大写十三年”颂圣旨意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在那个年代，党内分管文教的高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并不把“毛语录”奉为圭臬，这是今人很难以想象的事。但实际上，那时党内就是有这样的干部，清华校长蒋南翔也是一例。

大约是65年，清华园里和社会上一样，已是“左”风盛行，有的学生拉“引体向上”时要念毛语录，以为因此便可以多拉几个。为此，蒋南翔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专门批评当时流行学毛选的“形式主义”，他讲过一句话：“不要以为‘左’就比右好，从左边掉下茅坑，和从右边掉下去，是一样的臭！”这话，那时很得清华师生干部的人心。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大会堂首演，我们大学班上也有同学参加了合唱。那时社会上一片赞美之声，但我母亲却并不以为然，她淡淡地对我说，那不过是在舞台上表演各式各样的列队走路法罢了。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我相信也不是她的发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发了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杀气腾腾”的批示，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界对这种造神运动肯定有抵触情绪，只是我母亲性情爽朗，口无遮拦，私下就讲了出来。

这些人在党内资格比较老，经历多次党内路线斗争，风雨世面见得广，又多受过良好的民国时期的人文教育，接受西方文化的启蒙与熏陶，文化底蕴浓厚，他们能独立思考、富有同情心，讲究“人道主义”，正直且有教养。从以上的言行看，这些人在党内两派斗争中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在家里自然也不免会流露出来。因此日後，他们成为毛要除去的“眼中钉”或“走资派”，我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之後，毛谈到“‘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以及所有“右倾机会主义者”时说：这些人不过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罢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早晚是要“分道扬镳”的。

总之，历史表明，共产党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共产党内的确存在这样理念不同的两拨人，他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司令部”。因此，把刘派和毛派“混为一谈”，不承认他们之间有差异和矛盾，简单地骂作为“一丘之貉”，貌似看得很“透彻”、很“左”，却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解决任何问题。(参见：小鹰，《有两拨人》，https://www.azcolabs.com/xy_TW_2.html)

我不否认，历史上在某种场合之下，刘少奇，以及刘派干部，也讲过些“左”的话，做过些“左”的事，毛也有过些右的话。如果现在我们“酱”在其中，便会叫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而这也恰好给了今日一些貌似“全面和公正”的“学者”重展“抓辫子”和“打棍子”等“文革遗风”的机会。

但是，正如滤去实验的“数据涨落”之后，才可以看出“统计走向”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炎黄春秋》杜导正和李锐等前辈的说法：

而这，也正是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所总结的：

我以为，这些党内资深人士的见解，比起现在一些“山寨政治局委员”的大嘴说的，要可信得多。

好了，写得够多了，其它问题以後再谈。希望你不介意我这样直率地表达，欢迎听到你的回馈，让我们继续讨论。

小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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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致 小鹰

3/23/25

小鹰学兄：

您发给我的大作各篇，均已拜读。大作中有许多新的，重要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您提出要重视“走资派”这个概念，对此要认真分析解读。因为您的意见是根据马克思的主张，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以后，不应急于搞“社会主义”，而，而应发展资本主义，待生产发展、人们生活提高，并有民主意识以后，才可以考虑进入社会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而刘少奇等人的主张与此相符，可谓“走资派”。

2，您指出毛搞文革主要是打击走资派，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要走的是乌托邦式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确实如此，毛在“16条”中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说，毛反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而是“走资派”。这一点，与杨继绳不同。

3，您认为，走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刘少奇，列举了刘的数次讲话，1946年以后的数次主张和做法，这些都是对的。

4，以下这段您的看法，我觉得十分深刻：

关于您和杨继绳的分歧，以及您阐述的观点，我也有一些补充意见。

1，杨继绳关于文革是毛、官僚、群众这三者的博弈，毛要发动群众整官僚，群众利用毛的指示反对官僚，最后，胜利者是官僚。我认为，杨的这种阐述有一定的道理，从现象级的眼光看，文革大体是这么个过程。文革前的官民矛盾也确实尖锐，群众利用毛的“走资派”提法，打击一切干部官僚，并与保护官僚的保守派斗争，结果，毛发现官僚的势力巨大，难以撼动，不得已做了妥协，最后，挨整的是群众(造反派)。杨的这种看法，用于解释文革的全过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过于表面化，不够深刻。正如您指出的，这样的说法，有权力之争之嫌，未能概括路线之争。

您提出的文革是毛反对“走资派”的说法，比杨继绳更近了一步，更加深刻，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

我要补充的是：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等于就是挨整的人的全部。我以为，重点不等于全部。而且，整走资派的主张，也并未能够贯彻文革的始终。毛想打击的是走资派，但整个文革按照他的多次指示，比打击走资派的范围更大，目标也更为宏远。按照毛的指示，文革是全面内战，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整的不仅是走资派，而且是整个资产阶级(毛一向是反感甚至仇恨资产阶级的)，这个资产阶级，不仅上面有走资派作为代表，下面还有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不仅是资产阶级，还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总之，一切“牛鬼神蛇”都要横扫。所以说，文革是全面深入地、残酷地开展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请看文革中自杀和被虐杀的，除了走资派以外，不是有大量的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甚至“黑五类”子女吗？血统论也始终贯彻在文革过程中。我这样的说法，与您的整走资派的说法并不矛盾，我以为是一个补充。

2，走资派的概念。我以为，严格意义上的走资派，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国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存在，也是极为弱小的力量。民主党派，知识分子，1957年的党内外右派(党内的如顾准)，确实有不少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他们不是当权派。1959年的彭德怀、张闻天，对极左路线不满，张闻天后来在经济学笔记里对价值规律、市场经济有精辟的论述；主张放慢合作化脚步、搞“三自一包”的邓子恢，在农村问题上有正确的适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正确主张，但他们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走资派。

3，那么，刘少奇是不是走资派，而且是最大的走资派？

从整个历史上看，刘的身上有走资派的影子，但他也不是完全的走资派，或者说只是半个走资派。固然，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主张，在1949──1952年比较明显。但1953年毛提出改造农业、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并未见反对。1957年，刘对反右是积极的，甚至有说法是毛发动整风，就是冲着刘等官僚去的，刘等坚决主张反攻。1958年的大跃进之初，刘也未反对，1959年的批判彭德怀，刘也很积极，甚至后来主张不给彭翻案，理由是彭“里通外国”。直到1960──1962年，为了恢复经济，刘确实纠正的左的做法，同意农村“三自一包”，并在7000人大会上对毛做了斗争。但此后，在四清运动中，刘又“形左实右”(其实就是左，没有什么右)，大搞阶级斗争。文革开始，刘的想法是搞成第二次反右斗争，在学校里大抓反革命，就更加左了。综合全部历史，包括1947年刘抓土改时的极左，刘是一个左右摇摆很厉害的人，忽左忽右，变换莫测。再追述到延安整风，刘和彭真大肆吹捧毛，打击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写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鼓吹奴隶主义，说明刘的或左或右，有着策略上的考虑，并不是以某种政治理念贯彻始终的。

4，您说说的走资派中的大多数，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有何区别？刘少奇，周恩来，在经济政策上有过正确主张的陈云，朱德，甚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都是历史上不同于毛的政治家，他们比毛更加实事求是，也没有毛那样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一心要当至高无上的帝王。如果他们真正掌权，中国不会走那么多弯路，所以，与毛比较，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发光点”。

但是，他们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即以最像“走资派”的邓来说，他提倡的市场经济实际就是资本主义，他说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在搞资本主义。当然，搞资本主义是正确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可是，经济上改革，政治体制上不改革，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不通的，顶多搞出个“权贵资本主义”。再看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不管是老左派(如王震)还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等人，不都是主张镇压的吗？真正有改革开放思想又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胡赵，不是被打下台了吗？这说明什么？说明党内的领导层的大多数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新阶级)，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可以开明，可以进步，可以灵活，但一旦接触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他们可以是残酷无情的。

如果刘少奇文革初期继续领导运动，搞第二次“反右”，就不是抓几十万右派，恐怕要上百万吧？刘平反以后，王光美和刘源与毛的后代欢聚一堂，亲密无间，相逢一笑泯恩仇，又说明了什么呢？

以上看法，可能也有很大片面性，仅供参考。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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