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社会属性的判断及道路模式的选择

──与顾乃忠教授商榷

小 鹰

(2019年10月)

[作者前言]

一、关于“被封建主义”

二、关于“被奴隶制度”

三、关于“卡夫丁峡谷”

四、关于“道路模式的选择”

[附录一]:小鹰,《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2016年5月。

[附录二]:小鹰,读书笔记:关于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2018年4月。

[引文出处]


[作者前言]

2019年10月1日电子刊物《记忆》264期发表了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顾乃忠教授的学术专辑[1],并欢迎大家“各抒己见”。本文就该专辑的“被封建主义”、“被奴隶制度”、“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以及“道路模式选择”等问题与顾教授商榷。尽管我不赞成顾先生大部分的学术观点,但我深知他谈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基本问题搞不清楚,要辨明毛时代谬误之根源,毫无希望。

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帮助你再认识马克思,看他说的与列、斯、毛到底有什么不同?对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的小农经济国家,马克思是说,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所以,不要光听毛所说的,就信以为那是马克思的原意。可以独立思考一下。

本文批评语气尖锐一些,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太要紧了,一错,又是几十、上百年,耽搁不起啊!希望能引起大家重视,积极参与思考和探讨。

因《记忆》不接受本文,并借故终止了本人的会员资格,故作者只有另觅途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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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被封建主义”


2016年在和友人探讨时,我曾写过一篇《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来驳斥“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的说法。现在顾文干脆主张“东方没有封建社会”,因此我的批驳,对顾也有效。建议读者先去本文的[附录一]读它,再回来看以下我对顾文附加的意见。

顾的“被封建主义”一说,是他执着于自己对“封建”的所谓“分封”与“建制”等定义的结果。在他的“定义”中,欧洲“封建制”的维持“主要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封建主义……是强调分权,而非集权,东方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是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反对集权,也反对专制的,因此专制主义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他把西方的“封建主义”描写得那么那么高尚,让人听起来,好像欧洲人特别“大度”和“节制”,领主不要家族继承地位和财富,君王也不想“一统天下”。但他忘记了,欧洲的贵族也是血统世袭的,而罗马帝国的版图一度曾达到整个欧洲、北非及中亚,拿破仑在征服欧洲後,甚至还要打到俄国去。历史表明,其实欧洲的君王也有扩张主权的野心和行动,只是没有能够维持住“大一统”局面而已!

况且,“地方专制”与“中央专制”同是专制,贵族在庄园里往往也是个专横残暴的“土皇帝”。和东方一样,西方“封建制”缺乏的也是“自由与平等”。

2016年我在《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一文中,曾这样谈到西方“自由与平等”等观念的来源: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于,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挣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自由”的对立面是“专制”,“平等”的对立面是“特权”,当时在人权的意义上提出“自由与平等”的口号,是针对“封建社会”帝王和贵族的“专制与特权”而言。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人身、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争取在“人权、法律和真理”上的平等。“自由与平等”这一口号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纳入了“美国独立宣言”之第一条,是美国立国的根基,这句话也曾刻在法国的硬币上。

如果如顾教授所言,“欧洲封建主义是主张分权和反对专制的”,那真不知道当年法国人推翻皇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争取些什么?

此外,顾在“论证”东方没有封建社会时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东方的地主“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而只是土地占有者,土地的所有者是国家”,然而,在谈到西方社会时,他又说“在(欧洲)封建领主制经济下,……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归最高封建主即国王所有,因此受封者的封地可以赐封别人,可以世袭,但不可以买卖。”那么,欧洲的封建领主到底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呢,或也“只是土地占有者”?受封者的地位和财产究竟是按“契约”执行呢,还是沿“世袭”传代?顾的这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像是抄书抄糊涂了,逻辑非常混乱,我这里不再一一指出。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中外历史上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种类及其变迁,例如,究竟是封地、领地,还是公社共有?是准军事化的井田制,或是完全归私人所有?是分封世袭,还是可以买卖转让?那真是形式繁多,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可谓是“提纲挈领”地道出他们的共同之处,即都属于“手工操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所以,我在[附录一]中主张不要像书虫那样在书堆里“咬文嚼字”,而是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属性,主要是要看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

所谓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与交易制度,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以及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等等。

在考察比较不同地域及不同时期相应的“生产关系”时,主要要看它的大结构,看出它们的“大同”来,而不是纠缠在我们谁也没有具体感受过的“小异”之中,例如,是“劳役地租”还是“实物地租”等等。

所谓考察当时“生产力”的水准,除了看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进步”到了什么状况,以及生产规模与GDP的数值之外,主要还是要看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被“解放”到了什么地步?

“生产关系”通常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来决定的,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直接影响──或者刺激,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以下是一些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五十年代初,我国刚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很快就被毛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自“统购统销”以来,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那些年,市场越来越不行,人们没东西吃和用,什么都要按“票、证”供应。而六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及“利润挂帅”等“右倾”政策,及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都迅速搞活了国民经济,一时人心大振,农贸市场供应丰富。就这些小段间隔而言,“生产力”中的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自然环境等物质因素变化不大,甚至人群也几乎是同一个,这里的变量只有一个,就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即,人还是中国人,地还是这块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变,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消失了,或什么东西又都冒了出来?由此,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作用了。

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社会又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女版画家凱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用她的一组七幅题为“农民战争”的铜刻版画,为我们做了形像的描绘。1936年鲁迅先生在一幅幅地绍介它们之前,对该组版画的历史背景作了如下概述[3]

“農民戰爭”是近代德國最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以一五二四年頃,起於南方,其時農民都在奴隸的狀態,被虐於貴族的封建的特權;瑪丁·路德既提倡新教,同時也傳播了自由主義的福音,農民就覺醒起來,要求廢止領主的苛例,發表宣言,還燒教堂,攻地主,擾動及於全國。然而這時路德卻反對了,以為這種破壞的行為,大背人道,應該加以鎮壓,諸侯們于是放手的討伐,恣行殘酷的復仇,到第二年,農民就都失敗了,境遇更加悲慘,所以他們後來就稱路德為“撒謊博士”。

这组铜刻版画的第一幅题为“耕夫”,鲁迅先生写道:

這裡刻劃出來的是沒有太陽的天空之下,兩個耕夫在耕地,大約是弟兄,他們套著繩索,拉著犁頭,幾乎爬着的前進,像牛馬一般,令人彷彿看見他們的流汗,聽到他們的喘息。後面還該有一個扶犁的婦女,那恐怕總是他們的母親了。

顾教授心目中“正统优雅的”欧洲“封建社会”,与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上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不知顾教授会如何解释?我想,这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人类本性中之“恶”,以及被压迫者“求生存、争自由”的反抗本能,亦具有共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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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被奴隶制度”


顾文不但主张“东方没有封建社会”,甚至认为“东方没有奴隶社会”。他振振有辞地诘问道,“问题在于:东方──中国──社会,有有公民权的奴隶主吗?……既然不能在东方社会中找到哪怕是一个有公民权的奴隶主,何以能够证明东方社会是奴隶社会?”顾只用这一句话,就想颠覆所有的历史文物以及所有前人的考证研究,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和“被封建主义”的结论一样,也是从他自己对“奴隶社会”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远的不说,在50年代初的西藏,残酷的奴隶制度仍然存在。请顾先生想一想,当一个人被当作和牛马一样的一件财产,为他人拥有,可有权任意处置、买卖,甚至殉葬,他是不是个奴隶?难道只因为其主人没有“公民权”或受制于更高的“皇权”,因而不算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就可以否认他们之间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吗?冒昧地再问一句,假如“这件财产”不幸是你顾先生,你又会作何感想?那时你真的很在乎你的主人是否有用大拇指的朝向来投票选举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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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卡夫丁峡谷”


所谓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指,东方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阶段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顾指责说,这“是以马克思掩盖、歪曲《资本论》的真实内容为前提的”说法。

首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里,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2016年我写《“文革”问答三》[4]时,已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有如下的对话。


甲: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它的一切苦难,从“封建社会”直奔“共产主义”呢?即使它很遥远。

乙:马克思认为不可以。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它“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正相反,马克思告诫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要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我以前只知道马克思一味反对“资本主义”,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见解!但他为什么会这样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说话呢?

乙:因为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的结论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已有类似的表述。)

甲:那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主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蒸汽磨”的产生了?

乙:是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出现,破坏了只适合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大大解放了被“专制和特权”桎梏的“生产力”,为大工业社会生产提供了基础。

甲:难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们讲,“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乙:这“必然”二字道出了规律!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功绩,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所有封建社会国家开过的一个“药方”,就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先搞“资本主义”,彻底破除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特权”,禁忌是:在这些生产力低下的封建专制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那只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明白的话,奇怪却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后人反倒是信了那骗子“创造性发展了的”什么“高峰和顶峰”。

甲:以前是否有人想过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乙:不但有,而且那些尝试都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分析过的那些“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就是如此。马、恩写道:“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甲:马、恩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指的是什么呢?

乙:那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而这三个前提在封建社会里还正是尚待争取的。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这种著作(指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甲:不具备“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这就是所有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失败的原因?

乙:一点不错!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同时,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又特别指出,“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即:苦于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苦于各种旧势力对新兴生产关系及其思想文化的打压和摧残。

甲:那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还远轮不到出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更不用说1949年的中国了?

乙:正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就是中国“走资派”的鼻祖。所以他嘲笑“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说:“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甲:对了,历史上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

但毛泽东和他们不同,毛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他是否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

乙:还是不行!毛泽东等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政权,就可以不顾马、恩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以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赤脚医生”等由他“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带来的损害是空前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毛泽东自诩的那一套“毛式‘社会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因“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

尽管毛泽东“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和他的权术,“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但客观规律是违反不得的,历史证明他同样遭到了惨败。


现在,顾先生抓住马克思晚年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便来指斥他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推手,甚至“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这有些不公道。对这个问题,我在2018年写过一篇关于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读书笔记,还是建议读者先去本文的[附录二]读它,然後再回来看以下我对顾文附加的意见。

关于马克思晚年的这些信件,首先要说明如下: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不久写的。但马克思的信没有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其档案和文稿中发现了它。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俄国女革命家、“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一方面对她说:“您可以酌情处理”,另一方面提出马克思没把这封信寄到彼得堡发表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当时的俄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即“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释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

我当初在写这篇读书笔记时,重点放在恩格斯本人的观点,但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并没有隐讳马克思在那封信中的看法,他指出马克思在论战中并不同意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发展它(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的看法,而另一方面,恩格斯又详细地分析了当时俄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状况以及复杂的国际关系,因而指出那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恩格斯的解释是实事求是的,有力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非如顾所说的“很不情愿、很不彻底”。那里他提到的各种因素及社会的实际情形,不是近150年之後大多数的我们所能切身感受和理解的,至少它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是我倾向相信恩格斯对形势的体验和分析,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马克思。

然而,即使马克思老糊涂了,对俄国形势估计错误,讲了些错话,这又有什么呢?难道他是个不犯错误的人,一生讲的“句句是真理”?问题在于他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讲过的基本原则,被列、斯、毛等歪曲,忽悠了我们大多数人,直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还不被许多党员、甚至党校教授们理解,这倒是值得问一个“为什么”了。

我在《“文革”问答三》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有如下的对话。


甲:问题是俄国和中国当时又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乙:列宁的头脑一度是清楚的,他从当时俄国经营农业的人口约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认识到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质。他指出,“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因此,列宁1905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曾指斥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囈。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说来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

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

甲:这些话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讲得十分清楚,可是“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就昏了头!

乙:一点不错。正如王若水先生指出的[5],“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列宁就发动政变,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列宁去世以前也被迫地搞过一些“新经济政策”设法弥补转弯,但他没有能来得及展开。

甲:显然,这是列宁的极大的错误,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那中国呢?

乙: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甲:这你有什么根据?

乙:关于这一点,1945年“七大”时的中共头脑也算清醒。“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甲:那除了这党的共识之外,刘少奇有没有自己明确的说法呢?

乙: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今天看来,他的思想非常“高瞻远瞩”!

建国初期,刘少奇讲资本家“剥削有功”,讲的其实也正是这个道理。文革中许多人“断章取义”,便愤愤然,以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五十年后,还有“才子”没有走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思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道理,还在以此贬损刘少奇是“自作孽,不可活”,连1945年的认识水准都没有,却有一副比毛更恨“走资派”的样子,真够可以的!

甲:应当说,共产党的这个纲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可是,后来呢?

乙: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与毛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所以说,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原不乏头脑清醒的时刻和人物,但有些“领袖”自己经不住权力的诱惑,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最终坠入“一步法”的泥坑。这里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以及盲从他们的愚昧又狂热的群氓“推波助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所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原意是要在资本主义高度恶性发展之后,才可能出现。如马、恩当年告诫“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同样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当的政治制度”。在那些地方,既然这些条件也“正是尚待争取的”,那就先免谈“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和警告。对於这一点,“老祖宗”有言在先:如果你们不顾条件,硬要搞什么“社会主义”,那你们搞的不是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你们搞的是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主张“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专门开辟这样一章,郑重地使用“反动”一词,来冠以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不仅有“先见之明”,还可见他们对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怒气。恩格斯于1890年8月27日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的确,从这种贫瘠的封建文化土壤里,除了跳蚤之外,又能长出什么好东西来?

“十月革命”后的斯大林和1949年的毛泽东等“学生”们想做“一步法实验”,都失败了,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不过,他们“做坏了实验”,是他们把“实验条件和步骤搞错了”,他们“修正”了“导师”原有的理论。在这方面,马、恩是被冤枉了。应当说,在对付毛泽东这些自诩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的“死敌”。

这里,顺便说一句,恩格斯肯定也不是一个能讲“句句是真理”的人,他有错误的地方,顾先生尽可以去大批判,但至少我在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这篇著作中看不出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思想家”,相反,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论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令人信服,不像顾先生所写的文字那样,从书本出发,前後矛盾,跳跃思维,令人费解。

况且,马、恩早年写《共产党宣言》时,曾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晚年的恩格斯却有勇气承认,“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6]

顾在其“学术专辑”中一而再三地讲恩格斯“精神分裂”,不知有何“深仇大恨”?如果在人格上这样谩骂,这不是一个学者的风范,也不增加你文章的说服力。要小心别人可能也会用一句摩登戏言来回敬你,“你也许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再有一个建议,如果顾先生不介意的话,在引经据典时,最好给出文章的题目,而不只是给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或《全集》的卷号页码,因为版本太多,一般人不可能都如党校教授那样有条件查到原文,这样子给了出处几乎等于不给。而如果有了具体的题目,那读者就容易上网查看该篇上下文,看原意是什么,有没有“断章取义”。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近来一些“大师”,在研究时,也往往喜欢用自己的话来“翻译”鲁迅,而不给出处[7]。这不是个好风气,值得注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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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道路模式的选择”


综上所述,我的看法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这其中的根据就是: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成功了?

我的看法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它分裂为许多小国,语言不通,各自为政,结果,如前所述,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以海洋贸易起家的岛国──英国,与欧洲大陆有海峡相隔,更为独立,她最终突破封建社会对生产力的桎梏,率先兴起了资本主义,以後为欧陆他国纷纷效仿。

反观亚洲大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後,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衡同制,行同伦”,加之儒家、道家及佛教文化之长期浸淫,这种“大一统”式的中央极权的“封建社会”非常保守稳定,要想让它整个一起转型,显然会困难得多。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因素,更使之难上加难。

即,虽然从历史的大尺度上来看,人类文明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个自然的过程。我国从明朝起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中国那时不但是人类开拓世界海洋贸易的先驱,而且社会上已经存在朦胧的人文主义思想。

然而,自宋朝之後,中国屡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统治。那些野蛮的游牧民族比封建社会人文制度更为落後,堪比“亚细亚的原始生产方式”。他们入主中原的“文明世界”,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天堂”,刚刚尝到稳定甜头,欣赏之余,岂有变革之心?

《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8]一文的《後记》中,提到邵荃麟与茅盾在通信探讨《红楼梦》的见解时,我曾这样感叹:

然而,我国的封建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它似乎可以抵御和消融一切其它文化。野蛮游牧外族以武力建立了满清王朝,他们刚刚“下马”不久,正在充分享受具有丰厚封建文化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种种文明好处”;悠闲愚蠢的新贵族们痴迷“鼻烟文化”,视任何科技发明创造为“奇技淫巧”,更岂容“离经叛道”的什么“人文思想”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就连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被毛“改头换面”,“洋为中用”,“共产主义”成了“大同书”和“张鲁传”的翻版!

帝国主义的入侵击碎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满腹经伦古籍的“山大王”及其追随者,定意要“彻底砸烂”见识过西洋世界的“走资派”和一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美好憧憬。哦!这多灾多难的中国啊,她现代化的步伐是何等地沉重!


可是现在呢?她不仍旧是“一国只容一党,一党定于一尊,一尊自立终身,终身不得妄议”吗?这是何等陈腐的建制啊!哪里有一点“共和”与“民主”的气味?为什么它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世界差距竟如此之大!

看来,中国大陆“走资本主义道路”步履之艰难,根子就在于它专制的“大一统”。而亚洲个别不受“大一统”天下辖制的小国家,如日本、南朝鲜、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因各种历史原因,均先後走上了正经的“资本主义”繁荣道路。美国虽也大,但一开始各州便相当独立,不完全受联邦政府的辖制,彼此间很有竞争性;加之政府设置“三权分立”及“新闻出版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如鱼得水”、“大气磅礴”。

那么,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呢?

我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讲得很请楚了。

《共产党宣言》直言痛斥处于封建落后的德国中的假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马、恩这里指出了被假社会主义者诅咒的“资本主义”的所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因此,要谈论“资本主义”,这三条,缺一不可!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这种完整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而不是那些他批判过的各种“假社会主义”和“反动的‘社会主义’”。

具体到中国的情形,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之後,在这个民族独立的历史平台上,中国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确立了以“新民主主义”建国的政治和经济纲领。这个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她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然而,卅年以来,背约和失信的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

而刘少奇等“走资派”信守与民主党派制定的“契约”,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刘敢于做出反“合作化”的批示,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又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说资本家“剥削有功”!还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等等。从总体上来讲,刘派的主张基本上是受到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拥护。他们为之“摇旗呐喊”、“遥相呼应”,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不幸的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毛派,在多数民众短视的“民粹主义”支持下,始终占了上风。在道路的选择上,我们失去了实现“新民主主义”这一宝贵的历史机会。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搞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呢?

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都以为是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我看现在却不是,因为除了一直没有“资本主义”那后两条要素之外,即没有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没有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现在恐怕连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没有了。一旦权贵们依仗权势介入“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竞争”就变得很不公平,专制和特权很快就导致“市场垄断”并“两极分化”,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官场的各种黑暗和腐败。这和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更不用说,由于政府多年来恣意对国内外经济恶性干预和操纵,弄得现在国际上都不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了。因此,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说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准确些。

然而,马克思这位“医生”在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的同时,也指出了恶性“资本主义”的弊病,指出其内在的“死亡因子”──极度贪婪。这实际上还是挽救了“资本主义”,后者懂得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保持“规范化”,要分享资本利润和回馈社会,才能“长寿”。这就是“资本主义”从早期榨取最大利润的“曼彻斯特”型演化到现在的“美国”模式和“北欧”模式的原因。

美国以及一些先进工业国,特别是从二战之后,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设立了反企业垄断法、非歧视的雇佣法,设置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标准,建立了雇员休假、劳保、医疗、退休等福利措施,以及社会贫困和失业救济制度;同时,也开始注重改善环境污染的社会问题。而通过资本利润的分享与回馈,工薪阶级的工资和福利不断改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也可以参与股份投资。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稳定的中产阶级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生活具有相当的保障,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能力,也有进取的余地和盼望;同时,他们又成为国家税务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现在劳资之间仍会有矛盾,不时仍有罢工发生,但国家在整体上却仍然是稳定的。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和不公,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破坏性,然而,如恩格斯在晚年所承认的那样,他们低估了这种体系的潜力和生存的能力。资本主义到现在还在发展,其原因在于它为其自身稳定,在经济和政治的民主监察制度方面作了不断的规范和自律。

不过,“美国”模式也并非完善。由于人被私欲、贪欲和权力欲等所驱使,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有偏离资本主义那三要素的诱惑和倾向,也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和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史告诉我们,资本如果没有规范,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致命的。由于长期实行金融去规范化(deregulation)的结果,2008年美国那场“金融风暴”差点没要了“资本主义”的命!而政府如果打压思想言论自由,没有公众监督,没有法制,那专制和特权就还会滋生。1970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9]。现在美国政府又风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甚至以打压“假新闻”为由,实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这更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原则相左。

而另一方面,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分享社会福利的“北欧”模式便更引人注目,据说,那些国家里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世界最高的。恐怕这也是谢韜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原因。

事实上,美国在医疗保险、教育、环保、枪支管控、劳工福利等许多方面都明显地落後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2015年美国一位敢言制片人Michael Moore制作了系列片《Where to Invade Next》,他亲自采访考查了许多国家,提出他们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为我们具体展示了“北欧”模式的优越性。

我们现在用不着过多地关注“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北欧”模式肯定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她力图避免其内在的“异化”(Alienation)因素,即避免资本主义“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10],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中国要改革开放,为什么不能直接选择连美国都要学习的模式?谢韜这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还有个策略的考虑,显然,它比较地容易为人接受。

顾先生也力主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但他把中国还定位在所谓的“亚细亚的原始生产方式”,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和国家没有分化”。因此,“中国目前也没有资格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瑞典或德国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选择。”中国“将在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共时态地完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并逐步创造条件向美国式的或瑞典、德国式的资本主义过渡。”

也就是说,按照顾先生的路线图,中国要从史前文明出来,追随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当“亦步亦趋”地先“完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然後才能“逐步创造条件向美国式的或瑞典、德国式的资本主义过渡。”他告诫我们,“不过,这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果真如此的话,那就让我们踮足引颈地盼望吧!

但顾的这些“理论”,着实令人费解。

美国通过“革命战争”嬴得了独立,又通过“南北战争”废止了南方的奴隶制,剥夺了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使黑奴解放得自由。但美国人并没有按照顾先生的“路线图”,先设法进入“封建社会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林肯总统的带领下,直接按美式资本主义立国,建立了崭新的生产关系,从此“大江东去”、“一日千里”。

就算是如顾先生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仍然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在21世纪的今天,难道我们还要“循规蹈矩”地走顾先生的理论“路线图”吗?难道美国历史的实践经验没有给我们什么启示吗?

我们还要问,现今的中国人民,面对自己的生存和前途问题,究竟是因为“中国社会形态”太低下,而“没有资格”选择,还是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压统治之下,“没有权力”选择?

这时,他的答案开始“闪烁其辞”了:“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不是人的意志可以任意选择的。……不作选择,任由社会自然发展,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这些话是讲给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治人者”们听的,那当然好,可是千百年来,他们之中又有谁接受过这番“不作选择,任由社会自然发展”的哲理规劝呢?如果这些话是讲给有权做历史选择的“受治者”们听的,那这些“清静无为”的道家说教,倒是很对“治人者”“愚民政策”的胃口。

现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中正确的那一部分,已正在为人们理解和重视,那我们就应当无可推诿地选择为之呐喊,尤其是应当为“走资派”正名,因为毛泽东们已把“走资派”搞得太臭并太久了。[11]

“走资派”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更多,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张闻天和周恩来,以及邓子恢和王稼祥、李维汉和陶铸、陈毅和万里等,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邓拓、田家英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宋庆龄、张东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黄炎培,以及林昭、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林希翎、谭天荣等。而“走资派”的存在也不就止于“文革”,之後的历次运动中,又有不少被废黜、关押或赶出国门,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

尽管“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和妥协,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如果明白我国四千多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统治是何等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那就不会过于挑剔历史上这些敢于挑战并冲击它的勇士们了。评价一位历史人物,还是要看历史的总体趋势,要从发展的过程来谈“大是大非”,也要进入当时的“政治环境”,“设身处地”来具体分析;不可苛求别人“高大全”,自己也不宜以“高大全”──自高自大、求全责备──的心态来“指手划脚”。不幸的是,现在有许多人仍把“走资派”当作“官僚”来指斥,或轻蔑地贬为“他们主张的不过是些‘常识’而已”,这实在是对历史和政治的认识失之浅薄。

人们应当理解并支持现在和今後的“走资派”,与之共同奋斗,让中国尽快地跟上世界历史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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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小鹰,《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2016年5月。


近来在和友人电话交谈中,常听到对本文的一种质疑,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所以,你文中关于‘反封建’一说,没有根据。”

因为不止一人有这类质疑,我就想一起对此答辩如下。

对于中国社会属性的判断,是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如果认不清楚中国社会的属性,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应当怎样改革?近年来,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的说法,好像易中天、许小年等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些名士的“颠覆性”新论是否可信呢?

我所看到对之的论述基本上只是一句话:因为周朝“分封诸侯”,秦始皇“一统天下”,所以自秦以来,“封建制”在中国已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这样简单地来作社会性质划分,近乎是对“封建”二字的“望文生义”或“咬文嚼字”,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而,是个极大的误导。

我以为,判断一个社会的属性,主要是要看它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注意,这里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这里所说的“生产力”也不是仅指GDP的数值,而是主要指其主要因素──人,被“解放”到了什么地步?此外,也要看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进步”到了什么状况?而“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来决定的。

如果这样来看,自周朝的“分封诸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及后来的历朝历代,政治体系、制度法令等虽各有不同,但“生产力”的水平大致相同,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手工操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状况,“生产关系”则定格在土地私有和租佃交易之上。

而千百年来,与之相应的礼教制度、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也是“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不错,多少年来,我们总有个“皇帝坐龙庭”,要搞中央集权,但国家太大,关系复杂,交通不便,因而“皇亲国戚“、“封疆大吏”、“铁帽子王”还是不少,满清王朝也有个“八旗”,更不用说地方上有数不清的“土豪”占山为王、“恶霸”乡镇邻里。大家族各有“家规”,土皇帝亦有自己的“王法”。老蒋时“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到了老毛,他也怵八大军区司令在一个地方久待坐大,要予以对调架空。

当然,从周的“诸侯自治”到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是国家体制上的一个重要改变,但“封建割据”也好,“皇帝独裁”也好,“专制”二字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地方专制”或“中央专制”之不同罢了。这正如巴金所说:在我国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老化》,载《随想录》。)

那我们又有些什么样的“传统”或“特色”呢?鲁迅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几千年来,无论是国家省市还是家族家庭里,一级一级地都是照此章(专制等级)办理。这种“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是由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所确定,这种封建意识也深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

应当看到,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自民国以来,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开始有所转变,但生产力的水平仍然十分落后。到了毛泽东的时代,随着毛式“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人为的、强制性的扭曲。对此,王若水先生有过这样一个论述:

关于主要矛盾,八大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提法表明中共意识到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不相称。也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程度时就提前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与其说中国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不如说中共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行动是超前的、左的。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并不有利於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是提高落后的生产力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来重新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

说它超前也好,扭曲也好,随着毛政体的专制独裁化,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不但没有被解放得自由,相反,倒退到更加受奴役的状况。实践证明,毛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大大地破坏了原本已经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

此外,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清廉的政府和光明安定的社会,相反,引发全国上下“专制和特权”盛行。文革的一个“丰功伟绩”便是把几千年淀积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道德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可以说是“封建主义”在我国大大地复辟了。

今天,尽管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还常常可以见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阿Q正传》中的人物和现象吗?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贪污腐败、贿赂奉承,奴隶心态、麻木不仁,“假洋鬼子”、“不准革命”,到自私、保守、涣散、愚昧,缺乏公众道德观念、少有社会整体意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又怎么可以轻言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不过,可怕的是,今天这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恢复民族历史传统”的口号下出现,它更能迷惑和麻痹人。现在一些人热衷于或拘泥于封建道德观念在字面上的解释,甚至赋予它们摩登的意义,对之“顶礼膜拜”,但是鲁迅却能从“仁义道德”之后看出“吃人”二字,看出旧礼教的实质,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讲得不错,“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解放被“封建主义”桎梏的“生产力”之核心价值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因此,“走资派”刘少奇是对的,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中国要搞的是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如果只是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预言。

我们今天重提“回归新民主主义”、重申“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其意义就在于此。

录自: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之二。

全文见http://www.azcolabs.com/xy_wg_study1_a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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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小鹰,读书笔记:关于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2018年4月。


十九世纪中叶,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流行。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她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到十九世纪末,大俄罗斯经营农业的人口约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而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有整整5000万人,再加上野蛮的“沙皇专制独裁统治”,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质。

那时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却把这种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看为“得天独厚”的优点,以为“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赫尔岑写道:“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因此,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对俄国来说则已经解决。”

赫尔岑的追随者到1875年还坚持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

俄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代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也写道:“……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

这些就是恩格斯1894年写作这篇文章要针对的思想背景,即,如王若水先生在文革后概括的[12]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在该文中提到,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曾质疑过:“这位学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而恩格斯则首先指出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依据的“俄国的土地公有制”的来源和基础,即“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我们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如果他们现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本身,而是他们为之效劳的俄国军事国库。”

恩格斯继续批评道: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他又写道: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总之,如果问道:在“沙皇专制独裁统治”下经济十分落后的俄国,难道现有的“公社所有制”就“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吗?”恩格斯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恩格斯最后强调说:“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王若水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注意到了马、恩的这一论点,他用以批判毛式“社会主义”时,“画龙点睛”地写道:“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事实上,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警告过中共党内要大搞合作化的主张,他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3]但刘少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和反击,从此,我国农村走上了“公社化”道路。毛泽东的主张与马、恩的学说“背道而驰”,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不切合中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情形,结果,毛氏“人民公社”,正如恩格斯所说,“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录自: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复> 之三(2018年4月),附录三。

全文见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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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出处]:

[1] 《顾乃忠学术专辑》,《记忆》264期,2019年10月1日。

[2]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 (2016年1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

[3] 鲁迅,《“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1月28日。

[4]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5] 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3年2月第2版。

[6]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

[7] 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2019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8]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

[9] 小鹰:《“宪政”与“舆论自由”及“司法独立”──由“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谈起》(2016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atergate.html (多幅照片)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75年的法文版。

[11]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12] 同[5]

[13] 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上做的批示,1951年7月3日。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2018年4月)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三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

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2018年3月)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一

小鹰:《“文革”问答三》(摘要本) (2018年2月)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2月)

小鹰:《“概念”六日谈》(2016年11月)

小鹰:《对谈钱理群教授的“文革观”》(2017年6月)

小鹰:《“堕落”是如何开始的?》(2017年6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2016年11月)

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2016年4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 (续)》(2014年6月)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

小鹰:《清华文革琐记》(2014年9月)

小鹰:《清华文革反思》(2014年9月)

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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