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 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2019年9月)


  • 《附录》鲁迅:《写在<坟>后面》 (节录),1926年11月11夜。



  • 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

    ──与钱理群教授商榷


    小 鹰

    从初等数学里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正定理成立,则其逆否定理也一定成立;反之,若逆否定理荒谬,正定理亦然。这在逻辑命题上也是一样。

    例如,最近读到钱理群教授的《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1]一文,文中他宣称:“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逆否命题就意味着:不沉默的不是真正的鲁迅。或者,呐喊的鲁迅是虚假的?这样一问,钱教授的正命题就令人很有些费解了。

    我认识鲁迅是从阅读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他的《孔乙己》、《药》和《风波》,当然还有《故乡》和《社戏》等,开始的,这些名篇都收在集子《呐喊》中。在该集的《自序》里,先生写道:“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这篇《自序》是鲁迅思想演变过程极重要的自白。早年在日本办文学启蒙杂志《新生》失败之後,他写道: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那时的先生“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寓在S会馆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直到有一天,办《新青年》的“猛士”向他“发了研究的质问……,‘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先生接着写道: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显然,鲁迅和我们常人一样,在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曾有过无聊、寂寞、彷徨和消沉,甚至恐怖的时刻。是的,正“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2]先生就不为“圣人和圣人之徒”所容[3],也更不为“政治家”们所容[4],於是,当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5]“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6],“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 [7]

    鲁迅也曾经验过“‘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8]“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9]

    然而,逆境中的先生没有选择“沉默”,他“爆发”了,韧性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且用的是“壕堑战”法。

    除了小说之外,鲁迅又以“匕首和投枪”为武器,写了大量的杂文与散文,用以抨击官场时政和社会陋习,挑战中国封建的道家、佛家和儒家等各种旧文化。面对传统的“无物之阵”,不管“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10]多么骄傲,多么妩媚的一个战士的姿影呵!

    总之,我所认识的“真正的鲁迅”,不是“沉默的鲁迅”,不是“默默无言的”,而是“呐喊的鲁迅”、“战斗的鲁迅”。

    我们的认识为何会如此不同?这使我记起鲁迅谈到后人为前人作品作“选本”时,说过的关于“知人论世”的一段话:

    “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1]

    那么,当钱教授论定“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他又有些什么“根据”呢?

    他选了鲁迅《我要骗人》[12]的这篇文章。在简述“故事”之后,钱教授便这样推论:“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所以‘我要骗人’。……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

    钱教授的推理如此跃进,告诉我们,你瞧,他宣称过“我要骗人”,因此“鲁迅的作品很难懂,……难就难在,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换句话说,就是:你怎么知道,他的作品讲的是心里话,他是不是又在骗人呢?

    可是,首先,钱教授忘了,这篇文章是发表过了的。如果他真的要骗人,那就一骗到底,保持“沉默”就好了。而鲁迅正是没有“沉默”,他以“我要骗人”的愤怒口吻,在中日的杂志上把自己“真实的想法”都公开出来,才有力地戳穿了官僚当局的腐败,并更以一句反话“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来讽刺和抗议那“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鲁迅在这里把自己前后在想什么,都如实地讲了出来,我不明白,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困难在哪里?此乃令人费解处之一。

    其次,我们知道,“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13]现在,钱教授仅凭一篇《我要骗人》的题目,就做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这样有“颠覆性”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的确“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

    钱教授也许会辩解道,不,不是一篇,我在文章一开头还这样讲过:

    “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鲁迅自己有一个解释。他说,很多人都说我讲的是真话,但我并没有把我所想讲的话完全地说出来;很多人都说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里所想讲的话,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个人愿意听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钱教授这样来“知人论世”,恐怕连鲁迅批评过的那种带有偏见的拙劣“选本”都不如了,那简直就是钱教授自己在抢着替鲁迅来说话。他说“鲁迅自己曾说过”云云,却没有给出鲁迅原话的出处,我想,钱的意思是取自《写在<坟>后面》[14]那一篇。为方便读者,我干脆把鲁迅自认为讲得“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的那两段有关的话,都附录在文後。请读者看看,鲁迅自己的本意到底是不是如钱所说的那样?他的“顾忌”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有哪些话是钱自己硬加上去的?其中有什么微妙的“变异”之处?他又故意漏去哪些重要的话不提?我这里不想一一赘述。当然,为避免我或也有“断章取义”之嫌,读者最好去读鲁迅的全文来作判断。

    只是我以为,那里先生已讲得很清楚明白,“我的确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正是他的谦卑、他的哀愁、他的自责、他出自肺腑的对青年的热忱和爱护,使他“作文就時常更谨慎,更踌躇”,“迟疑不敢下笔”。哪像现在一些自命的“前辈”和“导师”,以及一些网红与大嘴那样,“信口开河”且“语不惊人誓不休”?他又哪里给人有什么“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的感觉?鲁迅那里写的都是白话文,完全不需要什么“乌烟瘴气”的“导师”和“眼光如豆”的“大家”来再“翻译”一遍。毕竟,这类“翻译”“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不能不说是一个“文人浩劫”啊!

    钱教授可能又会讲,我不是还解读了《野草》吗?

    不错,钱教授解读了《死火》和《过客》等篇,有很多独特的“发挥”,我不去一一纠缠其中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而言,有些自相矛盾、令人费解之处,也想在此提出商榷。

    钱在《死火》中,看出了“烧完”和“冻灭”的区别,说“‘冻灭’就是‘坐以待毙’;‘烧完’就是‘垂死挣扎’。”而鲁迅“只能在‘冻灭’和‘烧完’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显然,“直面生命的困境”的鲁迅选择了以“呐喊”来“烧完”自己,那这於《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之命题有何相干?难道他是以“沉默”的方式来“坐以待毙”、了其一生吗?此乃令人费解处之二。

    钱又在《过客》中,提到“过客”“明知前面是坟,但还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奋斗”,说他是一个“反抗绝望的哲学者”

    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邵荃麟、舒芜及日本的竹内好就作出了“反抗绝望”是鲁迅精神实质的判断。[15]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了鲁迅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信之后,已为学界广泛接受,因为信中有鲁迅自己的表白:“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而在写此信之前,鲁迅在答许广平3月15日来信中提到对《过客》的疑问时,就已有过类似的自白:“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16]

    因此,鲁迅的确是一个“反抗绝望的哲学者”,但这又於《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之命题有何相干?难道他自己是以“默默无言”的方式,而不是以“呐喊与战斗”来“反抗绝望”吗?难道他是要青年做沉默的“戏剧的看客”,而不是寄望他们“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吗?此乃令人费解处之三。

    再者,钱又告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是把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彻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高度的结合。”

    然而,我却很难把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与他痛恨的道家、佛家和儒家等“中国传统哲学”联系在一起。鲁迅曾写道:“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种使人气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庄周韓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后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憤激之辭。”[14]

    当然,对于“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至今社会上仍有很多争议,有人以为他大不爱国,而我是理解并赞同他的。但无论其正确与否,这毕竟是鲁迅自己的主张,后人不要自行删改、粉饰,把自以为善,而鲁迅却深恶痛绝的东西又强加在他的头上。难道鲁迅是在“万物皆空”的佛家和“清静无为”的道家感召之下,“大彻大悟”地出家做了和尚、道士不成?钱文这样“越俎代庖”地来解读鲁迅,此乃令人费解处之四。

    鲁迅的散文集《野草》是鲁迅思想研究者们争论最多的文字,也是最容易发生误读和歪曲的地方。对一般人而言,它如同“天书”,很难读懂,因此,它也成为一些“学者”的“乐园”,在那里“豪情”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可以纵情驰骋,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为人们描绘出种种不同的鲁迅。

    但是,鲁迅批评所谓“选本”的意思,就是告诫我们,“知人论世”不能执着一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某种意识某种观念,而应该从全体作品中间去窥察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过程。邵荃麟从整体上,即把《野草》诸篇和同时期鲁迅其它的作品综合起来,历史地和辩证地来理解这位文学巨匠思想的演变过程;同时他又指出,我们从《野草》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从麻木到苏醒过程的愤怒、悲痛与痉挛的状态。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17]

    那钱教授现在为什么要打造一个“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命题呢?

    我猜想,既然谁也不知道“默默无言的鲁迅”“到底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那该怎么办呢?难道鲁迅所写的、所说的,都不算数,倒要由钱教授费心来为我们解读出他“真实的思想”?如果这就是所谓的“钱式鲁迅”[18],那就变得非常之可怕了!此乃令人费解处之五。

    当然,鲁迅的确是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心里话都讲出来。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的“怕误导青年”之外,还有就是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对此,他写道:

    “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後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19]

    “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20]

    这里要注意,他最後强调“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以及“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事实表明,在专制高压的黑暗时代,鲁迅不是一个如钱教授所描绘的“默默无言”的,甚至“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苟且偷生”之辈,相反,他是一个常敢“挺身而出”讲“明白的话”,也敢于做“短兵相接”的战士,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战士。也正因有谋,他又这样说过:

    “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16]

    “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的隔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21]

    总之,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还是呐喊的?”就是因为,这不仅关乎‘知人论世’的史实本身,它还更关乎我们未来的“自由”,不“呐喊”,便无“自由”。

    我爱自由,因而也爱呐喊的鲁迅,他喊出“救救孩子”,并一直“要叫到旧帐勾销的时候”[22]有人却却不喜欢他,要他闭嘴,或把他关在牢里不得发声。

    写于2019年9月


    引文和注释:

    [1]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或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1933年3月5日灯下。

    [3]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集外集”,1925年5月26日。

    [4]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

    [5]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恐怖”一语指:1927年广州清党时,鲁迅几乎被人“证成”共产党或“亲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刊物上做过文章,其时报上也有鲁迅“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等谣言“推波助澜”。

    [6]鲁迅,《序言》,“三闲集”,1932年4月24日。

    [7]鲁迅,《自传》,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1933年3月7─8日。

    [9]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1926年4月1日。

    [10]鲁迅,《这样的战士》,“野草”,1925年12月14日。

    [11]鲁迅,《<题未定>草》之六,“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2]鲁迅,《我要骗人》,“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2月23日。文中“自由早被剥夺”一语指:1930年2月旨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以此为罪名,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13]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422─443页。亦可点击: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

    [14]鲁迅,《写在<坟>后面》,“坟”,1926年11月11夜。

    [15]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鲁迅研究月刊》,北京,2010年第8期。亦可点击: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9月)

    [16]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18日》,“两地书”,第一集。文中所引的这段关于“作绝望的抗战”的话,是鲁迅答许广平3月15日来信中提到对《过客》的疑问。

    [17]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原载《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重刊《鲁迅研究月刊》,北京,2010年第8期,53─60页,2010年9月8日。亦可点击:邵荃麟:《鲁迅的<野草>》(2010年6月)

    [18]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2019年2月。

    [19]鲁迅,《序言》,“两地书”,1932年12月16日。

    [20]鲁迅, 《致许广平,1925年3月11日》,“两地书”,第一集。

    [21]鲁迅,《题记》,“坟”,1926年10月30日。

    [22]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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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鲁迅:《写在<坟>后面》 (节录),1926年11月11夜。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里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并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里。還有一种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對于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于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么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么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里掏出錢來放在我手里,那錢上還帶著体溫。這体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說的話也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卻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有一點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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