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转了“基因”的“钱式鲁迅”

小 鹰

“钱式鲁迅”是让钱理群教授颇为陶醉的一个冠冕。

他在《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1]一文後,补写道:

这就说到了在讨论中提出的“钱理群鲁迅”(吴晓东所说的“钱式鲁迅”)的问题。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开鲁迅研究课,题目就是“我之鲁迅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创造的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打上个人的印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传统: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

我在《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2]一文里,批评了学术研究中这一类“头衔”命名法,当时以为只是提法不妥而已。後来,看了钱更多的文章之後,才知道世上还真有这么一个转了基因的“钱式鲁迅”,而且流传甚广。

什么是“钱式鲁迅”呢?

一年前,我在几篇文章[3], [4], [5], [6]中已分别谈到过的,主要有三种“基因”变异,即:“沉默的鲁迅”、“无地彷徨的鲁迅”,以及“骗人的鲁迅”。

最近,又看到有第四种──“毫无立场的鲁迅”。

钱理群讲“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

这是他自己对时政的厌烦感受,并没有错,但他接着讲[7]

“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这里,钱又一次把自己的“人生哲理”、“文学观念”强加给了鲁迅。

鲁迅的一生是“毫无立场”的一生吗?谁都知道他立场鲜明,嫉恶如仇,勇于以“匕首和投枪”与黑暗战斗,平生最痛恨“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的“第三种人”,极力反对“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等论调。

1935年末,鲁迅反击“第三种人”对“杂文”的鄙视和攻击时,明确地强调“战斗一定有倾向”,他这样写道[8]

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

近年来,有些人一直在批评鲁迅的文艺观,说他为人偏激,这究竟是鲁迅的缺点或优点,世人自可议论批评、褒贬抑扬。你若自己迫于压力,在是非面前不敢表态,甚至遇事“赶紧来投几块石子,藉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就罢了,可以理解,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恶德”[9],但请不要歪曲本来的鲁迅,说他就是“毫无立场”的模范,随便卖弄几句自己也不懂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偈语,便拿鲁迅来为自己遇事“毫无立场”的态度辩解。

我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这种治学的问题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想,这里的毛病,第一,在于“偷梁换柱”。

钱理群常常是用自己的人生感悟来代言鲁迅,甚至是将鲁迅的“基因”改造,把他塑造成自己的模样。

例如,钱理群把《野草题辞》解读为“沉默的鲁迅”,把《影的告别》又解读为“无地彷徨的鲁迅”,就是这样以“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用“客体”“偷换”了鲁迅的“主体”,把自己的意思代替了他的原意。

可是,有人认为,是我误解了钱理群,认为“钱文那样论鲁迅的《野草》,是有他本人在现政体下的痛苦体会而产生的共鸣”。

读《野草》有“共鸣”,当然是可以的,那他就谈自己好了,讲讲自己在现今什么环境中,有了“影”的那种感受,“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谈谈为什么甘愿与“黑暗”同流合污。但请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强加在鲁迅身上,不要拉鲁迅来站台,以贩卖自己“人生处事哲学”的私货。

我在几篇评述文章中都谈到,要了解鲁迅写这篇《影的告别》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就需要比较写作该文前後的著作及背景,要看他自己的解说和言行,而且要从整体上,从作者的“编年史”上,来回印证。

对于钱的解读,我的问题是,钱怎么知道鲁迅本人是这么感觉的?除了文中那“第一人称”之外,他还依据什么讲,鲁迅是用“影子”来“象征自己”的“历史命运”?如此推理代言,要有根据,这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二者不能混同。

1935年12月,鲁迅写了“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其中有一种批评,鲁迅写道,“是以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自况总得占点上风,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

那位“说得最凄惨的”批评者说:“……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

几个月後,不愿被读者认做是“孤独和悲哀”的老人而跟随,鲁迅“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表明其写此文本意在于:赞成“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反对老子那样的“‘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10]

幸亏鲁迅在辞世的半年前,及时把自己写作本篇的原意解释清楚,了了一场对他的误解误读,否则,不知道现在又有多少文人会借此遐想发挥,随意解读了。例如,把《出关》中独自骑着青牛,黯然西出函谷关的老子,看作是“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的鲁迅在“无奈地吐露心声”,“反射出鲁迅当时的复杂心态”,“包含着潜意识的对老子的认同”……,哈!那该是《钱式鲁迅》多么惬意有力的“佐证”,而谁又能说这不是“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呢?──反正“文艺作品的客观思想本就大于主观思想”,“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而“经典作品,本来就经得起多样化的阐释,否则就不是经典。”……

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鲁迅还健在,“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文人的各种批评“大抵自谦为‘读后感’”,发的也只是一些“自我感觉”而已,并没有,或还不敢,直接代言他、论断他。

可是,现在鲁迅先生已过世多年,钱理群无需顾忌他会再亲自“来说几句话”了,于是便放胆地代言鲁迅,论断“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以及“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

吃“XXX鲁迅”这碗饭的大师们,悉心打造“沉默的鲁迅”、“无地彷徨的鲁迅”,“毫无立场的鲁迅”,以及“我要骗人的鲁迅”等等,这样不顾史实地来“纪念鲁迅”,诱导後人,就不自觉惭愧,也不怕鲁迅在天愤怒,来揪他们的耳朵吗?

除了代言之外,钱教授还有一个“断章取义”的毛病。

在“论述”“骗人的鲁迅”时,钱简述了那个所谓“骗人”的故事,但闭口不提原文中鲁迅自言“我觉得对不起人”,“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也不提“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等“人之常情”。

相反,他却“绘声绘色”地杜撰出鲁迅与那个赈灾募捐女孩间的如下对话:

“小孩子,你做事非常有价值,我一定支持你。”

“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体灾民,对你表示感谢。”

钱添加这类他烂熟的时尚官场套话,如此“具体形象”,以示所言“鲁迅骗人”不虚。

然而,钱并不就止于代鲁迅“言”,还要代鲁迅“行”。

他又故意进一步发挥,写道“于是鲁迅牵着女孩的手,走到一个商店”去兑换零钱。而鲁迅的原文是:“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後,付给她一块钱。”这哪里有什么亲昵的“牵手”动作?且原文明明指出,她已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在这种场合下,也许钱理群自己会去牵一个陌生少女的手,但鲁迅没有,也不会这样做,更谈不上什么“鲁迅看着这小女孩越走越远,他的手上还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女孩手的温暖,但是正是这温暖像火一样烧灼着鲁迅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孩子”之类的猥亵胡诌。

这类“笑嘻嘻地”对文意的恶意篡改和“假正经”式的“高级黑”,让我尤其感到恶心和愤怒,是不是不编这些对话和情节就卖不出“私货”了啊?

然後,在“解读”之前,钱教授先卖了一个关子:“鲁迅的作品很难懂,……难就难在,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

接着,便又是一系列的代言推理:

“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所以‘我要骗人’。”

最後,和许多卖假货的贩子一样,钱总不会忘记“赞美”几句自己的“新产品”,顺便也“托”一下自己。

于是,他发了如下的一番“感慨”: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说实在的,我每一次看到这文章,都受到一种震撼。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种深层的困境呢?”[11]

可是,钱教授忘了,《我要骗人》[12]这篇文章是发表过了的。如果他真的要骗人,那就一骗到底,保持“沉默”就好了。而鲁迅正是没有“沉默”,他以“我要骗人”的愤怒口吻,在中日的杂志上把自己“真实的想法”都公开出来,才有力地戳穿了官僚当局的腐败,并更以一句反话“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来讽刺和抗议那“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

这篇文章写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尽管是应日本《改造》月刊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写,记得好像那天还是由友人内山完造宴请作陪,但鲁迅并没有因此便给“面子”,而不说实话;相反,文中直言反讽“日本报章,中国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宣传“其实是天下太平的”说法,是“骗人”的谎言。在结尾,更直截了当地写明“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算是一个答礼罢。”

值得讽刺的是,该文四月在日本首先发表时,一些敏感词句也因此被删去了;直到六月在国内《文学译丛》上发表时,鲁迅才又补回删去的字句,如“上海”、“死尸”、“俘虏”等词,以及“太阳的圆圈”一语。

鲁迅在这里把自己前后在想什么,把自己的“立场”,都如实地讲了出来,那个所谓“骗”了赈灾募捐女孩子的故事,只不过是个引子罢了,我不明白,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困难在哪里?这究竟是钱教授的语文程度不够,读不出《我要骗人》这篇短文的中心思想及段落大意,或悟性欠缺,读不懂“字里行间”愤怒与讥讽的语气,还是故意要贬损鲁迅,推销自己“人生哲学”?

号称“鲁研专家”的钱理群,在这里抓住“我要骗人”这四个字,便大做文章,只顾“哗众取宠”,不惜“断章取义”,其手法之低劣,完全忘了鲁迅所言:“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3]

读了钱教授那些“添油加醋”的“说梦”及其“震撼”,我不由得记起鲁迅对这一流人的讽刺:

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10]

鲁迅自己深知中国无聊文人的这种手法,他写道:“……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4]

不可否认,鲁迅和我们一样,一生也有过“失望”、“颓唐”、“恐惧”和“沉默”的时刻,如果只取这一点,便指其为“影”,一而再三地为鲁迅这样画像,挂起来,尊为“沉默大师”、“彷徨大师”、“骗人大师”,还美其名曰“纪念鲁迅”,这又有没有冤枉他的地方呢?

记得早年曾在报上见到一位鲁迅学者孙郁先生说过:“现在对鲁迅的歪曲和误读很多,只不过与80年代前换了个角度,可能最大的歪曲来自我们这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种思维方法是鲁迅最厌恶的,我们是在今人的语态下来考虑他,无法回到他那个语境。”[15]

这说得很对!“回到他那个语境”是击破各种对鲁迅歪曲和误读的关键。

那鲁迅时代的“语境”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读读鲁迅编纂“且介亭杂文”时的《序言》和《後记》,就知道那时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官厅对书籍报刊和一切舆论文字的检查和删禁极为严格,加上一些内行的无耻文人投靠协助,“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16],出手“刀刀见血”,恰如鲁迅所写:“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因而,那时“作家受难,书店封门”是常有的事。尤其若是文字涉及日本,“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9]

而《我要骗人》一文正是涉日文字,内容有碍“敦睦邦交令”,因此笔法不得不更加曲折含糊。

此外,鲁迅先用日文在日本发表该文,再由《文学译丛》作为译文在国内刊登,也是作者让内容得以躲过删禁“刀斧手”的一个巧妙的策略。

其实,在写作该文的前三个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序言》里,已明确交代了那时“天下太平”的时政背景,以及感受到当局“对于言论的迫压”和自己坚持“枭鸣”的原则,他写道: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17]

在《後记》[9]中,鲁迅又写道:

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糊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

评论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评近三年来的文坛。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

这些才是我们阅读《我要骗人》一文时所先要了解的事情。

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鲁迅不但没有“沉默”与“骗人”,没有“无地彷徨”与“毫无立场”,他反倒是不断更换笔名,写出了更多的“杂感”。

他这样写道[9]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

作为今日“前进的青年”,钱理群教授评论鲁迅的作品,说他“沉默”、“骗人”、“无地彷徨”、“毫无立场”时,又有没有注意到那时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且“兼想到周围的情形”呢?晓不晓得其中有些竟是“带着枷锁的跳舞”?

倘无,那就更是一种广义的“断章取义”了。

在《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6]一文中,我写过如下一段对话:

甲:是啊,我们评论一位作家,应当从整体上来看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揪住一两篇,甚至一两句话,就大作文章。

乙:你知道俄国作家契诃夫吧?

甲:是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乙:你知道他死後,“学界”对他都有些什么评论吗?对于契诃夫,荃麟1944年写道[18]

“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被人们所误解。譬如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呀,厌世家呀,或者说他是人生的旁观者呀,自然主义者,甚至还把他认作一位滑稽家。

……

这样的批评是无怪的。柴霍夫最初给人家的印象,很容易是这样。……

然而,这样是否就可以断定柴霍夫是个悲观的厌世者呢?是否就可以说他的艺术态度是冷漠无情者呢?我们如果从柴霍夫一生的为人和不是一点一滴地去看他的作品时候,我想我们是不允许这样想的。……

对于这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我们应该是从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从他一生的真实历史上去寻找。一点一滴的看法,或仅凭一般的机械理论去判断他,这是不公平的。”

甲:这样的“盲人摸象”,似乎是个中外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方法问题。

乙:的确,钱的毛病和那些人一样,这正如荃麟曾批评过一些鲁迅评论家,告诫他们

“不能执着一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某种意识某种观念,而应该从全体作品中间去窥察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过程。”[19]

“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20]

荃麟的治学态度,符合鲁迅所言,“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8]。我想,钱理群等人那样做,对于鲁迅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论断作家的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

甲:其实,鲁迅生前对此已有感知。在撰文记念亡友韦素园时,先生写道[21]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屍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从契诃夫和鲁迅死後的遭遇来看,这一类行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乙: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善于“暴露现实背后真实关系”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因而有人不高兴,生前死後总要设法贬一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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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现当代作家,中国却一直没有他的传记电影,《祝福》和《阿Q正传》也拍得很烂,原因就在这里。前者一定要让祥林嫂“觉悟”到去砍所捐的替身门坎,类同“文革”新版《白毛女》中杨白劳用扁担把黄世仁打翻在地一样,以示不丑化劳动人民。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有他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无论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你都不可以随意“改造”他的作品,为他头上加上时髦的“光环”或“恶谥”。这应当是文学的基本常识。

可是,钱理群对鲁迅本人的“基因改造”,较之“光环”和“恶谥”而言,则“更胜一筹”,因为它听起来似乎是经过了“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後得出的“客观公正”的结论。

然而,“沉默”、“无地彷徨”、“骗人”,以及“毫无立场”,都不属于鲁迅,而是顺应了“时务”的刚需,无论这是“基因”的“优化”还是“退化”,经过改造的“钱式鲁迅”,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鲁迅了。

现在国内类似“钱式鲁迅”的“基因工程”还有很多。如果到百度上去搜寻“影的告别”,你会发现,学界绝大多数的看法仍旧是说,它是鲁迅在“袒露心声”,在表达“失落与无奈”、“伤感与虚无”等“内心的纠结”,他“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往好一点来说,那叫做“自我批判”、“心灵革命”,“反复拷问自己的灵魂”,更好一点的,就是联系到“反抗绝望”上去,并“由衷赞叹”一番。

现在的青年,从网上看到的摩登鲁迅,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类“捧杀”的战术,早为鲁迅“心知肚明”。

明末文人袁中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到了民国时期,有一群学者把他的文章胡断句、乱标点,鲁迅叹道[22]

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後才翻身。

然而,那时的鲁迅不知现在还有“基因改造”一说,远胜于篡改文意的断句标点小技,其手法如此巧妙,竟能把作者“脱胎换骨”,叫人难辨真伪,也可让作者永世不得翻身。

有些现代中国学者讨厌鲁迅,却从不直接“批判”他,相反,他们把“转了基因”的鲁迅教给大众,并不住地恭维吹捧这个为适应新时期而“改头换面”了的“新鲁迅”,因为虽然失去了灵魂,却更像他们自己。

“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裡。’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藥片。”[23]

尽管经友人推荐,吉林省《文艺争鸣》杂志,2020年9月号刊登了拙作《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然至今未有任何反响,既非赞同,也无反对,令人如入“无物之阵”。

“他不和你来战”,这也是现今中国文坛,甚至学界,的一种典型“战法”,感觉恰如百十年前鲁迅在日本办文学启蒙杂志《新生》失败之後所言[24]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弔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25]在专制独裁的时代,“千万无赖之尤”惯于“见异己者兴,必藉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26],结果造就了无数的阿Q、闰土,吕纬甫、魏连殳,红眼睛阿义和驼背五少爷之类的人物。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到了当代,在各种“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之下,“中庸之道”更为“如鱼得水”,加上“追星捧月、抱团取暖,拉帮结派、一致对外”的“群”文化盛行,讲关系,好面子,互吹互捧,你好我好,学术圈内处事讲究圆滑含蓄,一味地打躬作揖,“各人自是其是,不必非人之非”,结果,学术研究不要说赶上西方创新先进,恐怕就是连民国时期的水准都远不如了。

当然,我人微言轻,又是圈外人,休想一石会引起什么波澜,因此,不惜再次“抛砖引玉”,诚恳呼吁海内外,包括大陆、港台、日韩、新马、美加、澳欧等地,所有爱护鲁迅之学人,共同发声,参与争鸣,说不定能够引起学界重视,扭转现状。

“救救鲁迅”,救救我们的“民族魂”……

写于2021年4月24日。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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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钱理群,《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演讲》,《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640.html

[2]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2019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

[3]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2019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4]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2020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

[5]小鹰,《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2020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2.html

[6]小鹰,《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2020年5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dialog.html

[7]钱理群,《鲁迅九讲》,第21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8]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1935年12月30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9]鲁迅,《後记》,“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31夜半至1月1日晨,写讫。

[10]鲁迅,《“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4月30日。

[11]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或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注:2020年4月初,《爱思想》网已删除这篇,但可参见与它内容相同的《无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选自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12]鲁迅,《我要骗人》,“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2月23日。文中“自由早被剥夺”一语指:1930年2月旨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以此为罪名,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13]鲁迅,《<题未定>草》之七,“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4]鲁迅,《<题未定>草》之六,“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5]孙郁,《61年版<鲁迅回忆录>多“删除”与“无中生有”》,2010年5月13日,《瞭望东方周刊》。

[16]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且介亭杂文”,1934年11月21日。

[17]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31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18]邵荃麟,《对于安东·柴霍夫的认识》,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77─84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19]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原载《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364─377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20]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13─36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21]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1934年7月16之夜,鲁迅记。

[22]鲁迅,《骂杀与捧杀》,“花边文学”,1933年11月19日。

[23]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3月11日,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24]鲁迅,《自序》,“呐喊”,1922年12月3日,鲁迅记于北京。

[25]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1925年12月20日。

[26]鲁迅,《文化偏至论》,“坟”,1907年。



[研究鲁迅,点击参见]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

荃麟:《鲁迅的<野草>》(1945年9月10日)

荃麟、葛琴:《鲁迅散文<秋夜>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小说<药>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杂文<灯下漫笔>的导读》(1947年)

荃麟:《也谈阿Q》(1941年8月10日)

荃麟:《阿Q的死》(1942年10月19日)

荃麟:《关于<阿Q正传>》(1942年)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小鹰整理:《对<转了“基因”的“钱式鲁迅”>的讨论》(2021年5月18日)

小鹰:《转了“基因”的“钱式鲁迅”》(2021年4月24日)

小鹰:《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2020年5月)

小鹰:《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2020年3月)

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2020年2月)

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2019年9月)

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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