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

小 鹰


最近读到钱理群教授的《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1]一文,在文末他这样补写道:

这就说到了在讨论中提出的“钱理群鲁迅”(吴晓东所说的“钱式鲁迅”)的问题。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开鲁迅研究课,题目就是“我之鲁迅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创造的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打上个人的印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传统: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我今天上午在陈平原学生论文答辩会上,就提出这样的期待:不仅要坚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于我们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终开辟出有鲜明个性与独创性的“xxx研究”的研究体系和结构。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要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至于达不达得到,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那是另一个问题。即使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也可以无愧地说我努力了,这就够了。记得过去有一段时期,我每年都要对北大新学生演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鼓励学生“树雄心,立壮志”:“此时不狂,更待何时?”现在的研究生实在是太老实、太拘谨了。

这里,他不仅正式自我肯定“钱理群鲁迅”的头衔,还把它归之为“鲁迅研究的传统”,理由是“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因而“钱理群鲁迅” 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我以为,这种“XXX鲁迅”的提法并不妥当,而且值得质疑。

首先,日本学者竹内好和丸山升各自都写过名为《鲁迅》的书,而有人(如:尾崎文昭)在介绍时,说的只是“竹内好的《鲁迅》”,即专指他写的那本书而言。钱理群略去了所属词“的”及书名引号,得出“竹内好鲁迅”,这是个大胆而危险的“跃进”,经过“偷换”之后,两者的意义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你可以研究鲁迅,诠释鲁迅,但鲁迅就是鲁迅,他不从属于什么人。如果一定要这样说得话,那他就是人民的鲁迅、是历史的鲁迅,因为“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2]

其次,尽管古今中外学者无数,其中不乏在研究中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和属于自己的阐释”的人,但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人因此便自命为“XXX莎士比亚”或“XXX托尔斯泰”的。这世上倒是有“狗不理包子”,或“肯德基炸鸡”,那是可以的。第一,包子和炸鸡都是抽象的一般物件,加了定语之后,就是“马”与“白马”的关系了。同样,“牛顿定律”、“麦克斯威方程”或“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等,除了荣誉和纪念之外,主要还是为了命名区分的需要。而本来就是具体特定的历史人物,就不宜再加这类额外的限定语了。第二,前者是商场,为赢利当然要搞商业化、名利化,而学术界是在做学问,要育人。因此,学界不宜自我加冕、互授荣耀。泰斗固然应当鼓励后进踏实研习、大胆创新,但不应作为榜样,宣扬把自己的名字与伟人的名字绑在一起,以求不朽。这不是“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也不应“要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做学问创新挑战古人,“狂”是应当的,但不是这么个“狂”法。

记得曾在报上见到另一位鲁迅学者孙郁先生说过:“现在对鲁迅的歪曲和误读很多,只不过与80年代前换了个角度,可能最大的歪曲来自我们这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种思维方法是鲁迅最厌恶的,我们是在今人的语态下来考虑他,无法回到他那个语境。”[3]

这说得很对!“回到他那个语境”是击破各种对鲁迅歪曲和误读的关键。

鲁迅的“语境”或“时代”是什么呢?

“城头变幻大王旗”[4]“未敢翻身已碰头” [5]

“独有叫喊的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6]

“奇怪而高的天空”,“各式各样地晱着许多蛊惑的眼睛”[7]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 [8]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4]

……

然而,“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9]

1926年春,继“女师大风潮”之后,北洋政府又对学生青年大加屠杀,鲁迅“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10]“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11],那时国民党在“清党”,“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12]“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10]1930年春“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13]1933年二月初“左联”的柔石、白莽、冯铿、李伟森、胡也频等文学青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杀,受到牵连的先生不得不“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一年后,又“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 [4]。……

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14]他是一个文学家,只是“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15],这就不为“圣人和圣人之徒”所容[16],也更不为“政治家”们所容了[17]

鲁迅当然也不是神,不会说“句句是真理”的大话,但他的确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是“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他会在悲愤中自问道:“这是怎样的世界呢。……”[4]

先生这也是在拷问我们:如果我们目睹他所目睹过的,遭受他所遭受过的,……譬如说,你的青年朋友因文获罪,“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4]你会怎样发问?又会怎样做呢?

现在却有人摇头:可惜,这老人报复心太重了些,太偏激了些,……只会尖刻骂人,却常常骂错了人。

我无语,……只是想到先生早先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16]他又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8]

也有人奚落说:鲁迅的思想没有什么深刻的!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本身就是深刻思想吗?他没有给中国的社会指一条前进的路,没有给国家民族指一条明道。

是的,这一点,鲁迅早就承认了:“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14]

还有人叹道:“杂感家”鲁迅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呀,还是文学功力不够吧?

是的,这一点,鲁迅也早就承认了:“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19]

不过,除了“才能缺少”,以及“语境动荡”之外,先生自己还有些另外的说法。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5]

“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20]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6]

诚然,“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採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14]

难怪现在有才子抱怨,它们读起来“疙疙瘩瘩”,又有什么“的”、“底”之分,远不如用京片子侃起来的“溜”,难道这就叫做“大师”?……殊不知这就叫做“年代不同”、“语态不同”。不过,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尽管后者言语活泼、读来也有趣,但我还是更喜欢前者,因为读起来,不但会叫人心沉下来,“叫人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而且读后亦会叫人掩卷默思、回味无穷,读了还想再读──它就有这种魅力。

同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还是“实行”?那也是个“语境不同”的问题,没有什么好争辩的。至于今日语境如何?“见仁见智”,自己去想罢。只是先生曾郑重地说明,他的《坟》里边“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4]是的,这血,包括秋瑾与王金发等人流的,包括刘和珍与杨德群等人流的,也包括柔石与白莽等人流的, ……。

其实,鲁迅的书并非那样难读,所谓难读,我想,原因恐怕有二。

一,先生大的意思是讲清楚的,或已被解释清楚了。但后人对一些细节不知所指,是因为对当时具体的人文关系和时事新闻不熟悉。那么,多关注些历史事件、时代背景就可以弄懂了。

二、正如鲁迅自己多次坦承,写作时“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

“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

“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爾想,其实到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14]

“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6]“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我的事就完了。”[21]

因此,对于那些隐晦的文字,如果有人能够从过程中、从总体上来把握,“审时度势”地把它解出来,那当然好。若是解释不清,就不要硬去解释,只要大的意思清楚就好了。

最怕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用鲁迅的“只言片语”来包装一番,加以贩卖。比如,谈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引发的“自由与平等”之争时,钱理群教授文中引了鲁迅的一句话,来“诠释”为什么“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就似有拉鲁迅来替他自己“偷换概念”站台的意思。(参见: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

总之,“神化鲁迅”或“滥用鲁迅”,“捧杀鲁迅”或“骂杀鲁迅”,对之是“事事求问”或“处处叫板”,其实根子都在我们后人自己的“思想僵化”、不看语境和具体问题,或少有“独立思考”、“人云亦云”,或“各取所需”、为己所用罢了,其与鲁迅本人何干?

现今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自有他的道理,但名人讲的也不都“句句是真理”,因而,要有些争鸣才好。不可否认,钱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里有着“鲜明个性与独创性”,并已用力打上了许多“个人的印记”,只是鲁迅先生以下的一段自白,深深地触动了我:

“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14]

故特记在这里,愿以此自励并与诸君共勉。

写于2019年2月

[引文和注释]

[1] 钱理群,《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演讲》,《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640.html

[2] 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或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3] 孙郁,《61年版<鲁迅回忆录>多“删除”与“无中生有”》,2010年5月13日,《瞭望东方周刊》。

[4]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1933年3月7─8日。

[5] 鲁迅,《自嘲》,“集外集”,1933年。

[6] 鲁迅,《自序》,“呐喊”,1922年12月3日。

[7] 鲁迅,《秋夜》,“野草”,1924年9月15日。

[8] 鲁迅,《这样的战士》,“野草”,1925年12月14日。

[9]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1926年4月1日。

[10] 鲁迅,《自传》,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陈源(1896─1970),笔名西滢,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在“女师大风潮”中,撰文《粉刷茅厕》指斥女师大七教员支持学生的宣言“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并指其中有“某籍某系的人”(鲁迅),“暗中挑剔风潮”。1926年1月20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的信,更有“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等语,公开举报其实名及职务。

[11] 鲁迅,《序言》,“三闲集”,1932年4月24日。

[12] 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指1927年广州清党时,鲁迅几乎被人“证成”共产党或“亲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刊物上做过文章,其时报上也有鲁迅“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等谣言“推波助澜”。

[13] 同[10]。指1930年2月,旨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以此为罪名,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被迫于3月19日离寓避难,4月1日回寓。

[14] 鲁迅,《写在<坟>后面》,“坟”,1926年11月11夜。

[15]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1933年3月5日灯下。

[16]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集外集”,1925年5月26日。

[17]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

[18]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华盖集续编”,1926年2月3日。

[19] 鲁迅,《鲁迅译著书目》,“三闲集”,1932年4月29日。

[20] 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集外集拾遗”,1933年3月22日。

[21] 鲁迅,《无花的蔷薇》,“华盖集续编”,1926年2月27日。


[研究鲁迅,点击参见]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

荃麟:《鲁迅的<野草>》(1945年9月10日)

荃麟、葛琴:《鲁迅散文<秋夜>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小说<药>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杂文<灯下漫笔>的导读》(1947年)

荃麟:《也谈阿Q》(1941年8月10日)

荃麟:《阿Q的死》(1942年10月19日)

荃麟:《关于<阿Q正传>》(1942年)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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