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在1941到42年间，荃麟就鲁迅先生杰出的小说《阿Q正传》，接连写了三篇论文：《也谈阿Q》、《关于<阿Q正传>》及《阿Q的死》。它们已于1981年被编辑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2013年又被照抄收入《邵荃麟全集》第三卷。现核对原文改正了《选集》和《全集》中文字误漏之处，其中重要的误漏以红字标明，以便读者准确理解荃麟的原意。为醒目起见，文中个别字句亦以粗体字加强。

《也谈阿Q》一文主要分析了阿Q这个人物作为文学典型的意义。

《自由中国》副刊《文艺研究》第一期里，有一篇艾芜兄的《谈阿Q》，在那篇文章里，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阿Q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吗？对于这问题，作者是作了肯定的答复说：“阿Q是综合中国国民精神方面的毛病写成的，而其中最大的毛病，则是精神胜利这一点。”

这样说法，我想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作为阿Q性格中的主要特征──阿Q主义，不仅存在中国各阶层的人民中间，而且是中国人民中间最普遍最严重的一个毛病。我们常常说的阿Q相或阿Q主义，也并不限于指阿Q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但是我们如果不把阿Q这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特征，阿Q和阿Q所代表的阶层对整个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阿Q主义对阿Q这个阶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则很容易会把阿Q单纯地看作代表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而把典型的阶层本质忽略了，这样就会和另一种对典型的误解──说典型是代表国民性的误解，混淆起来。

典型是把某一阶层或某一集团的本质的特征统一在一个形象上，而经过个性化过程的人物创造。这句话大概是正确的吧，因此每一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必然是他自己所属的一个阶层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本质上是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具有其世界的共同性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典型的世界性才能存在。阿Q这样人物和阿Q主义这种特征，不仅在中国有，在世界各国和阿Q同样阶层中间也有。这犹如乞乞科夫、罗亭这种人物，不仅在俄国有，在中国也有，是一样的。我们说阿Q是世界典型人物，其意义亦即在此。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阿Q是现代的中国的浮浪性贫民的典型呢？这一方面是说明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义，即是典型的历史时代与环境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即是说明社会本质与民族特质底矛盾统一的关系。阿Q是世界的，这是说，阿Q具有人类中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奴隶生活的特征。更明确地说，是具有那些被压迫在最底层，而又缺乏坚决反抗的意识与组织能力底浮浪性贫农阶层的特征。阿Q是现代中国的，这是说，阿Q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中国历史时代的一个社会产物。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这是中国的一个特征。这种特征支配了所有中国人民的生活，成为近代中国民族生活的特质之一。帝国主义与外族对中国的压迫、侵略、剥削，一方面是孕育了和发扬了中国人民民族革命的思想和意识，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与封建的文化，也就在中国人民生活中深深地种下了奴隶的思想与意识。当前一种思想还没有发扬到高度的时候，后一种思想，却由于经过多年的封建统治与封建文化的熏陶，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一种民族病根。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过去中国人民是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时代循环中兜圈子。即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却又加上了一种压迫，于是不仅做奴隶，而且还做奴隶的奴隶；不仅一般人民做奴隶，而且连封建统治主也做了洋大人的奴隶。西太后、李鸿章之流虽然依旧能够对人民作威作福，然而自己也就深深尝到做奴隶的滋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统治者的可怜面目，是很深刻的一幅历史图画。在这种情形下，就产生了普遍的自大、自夸、自卑、自欺的精神病状，这便是阿Q主义。阿Q主义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奴隶思想的结晶，也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前夕民族失败主义的登峰造极。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各个阶层之中，凡是具有奴隶资格，不问其为皇帝、士大夫、庶民，都多少沾染这种病症。民族的耻辱愈深，这种病状便愈突出，直到民族革命的怒潮到来，它就逐渐的被击败。

以上是说明了作为民族特质的阿Q主义对中国各阶层人民普遍的存在，然而这不妨碍作为社会本质的阿Q主义对阿Q这一特定阶层所存在的意义。阿Q这一阶层，即浮浪性的贫农阶层所具有的特征，是这样的：封建经济的崩溃，使他们失去了土地，游离于生产的劳动，受着各种残酷的凌辱与压迫，失去了一定的生活的保障，到处流浪，从事于偷盗、抢劫、欺骗，以及廉价出卖劳力，以维持其生活。而当产业劳动者还未出现，农民革命运动却已经消沉之际，他们失去了中心的领导者，他们自己不能团结，不知道奋斗反抗，即使偶然有反抗的意识表现，也是非常不明确的。他们完全茫然，看不见自己的前途，他们莫名其妙地憎恶旧的，却又仇视新的；敌视他们的主人，却又羡慕他们的主人。他们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方法，便是精神胜利法。残酷的社会压迫、历史的环境与传统的奴隶思想造成他们这样悲惨而深刻的病根。而到了整个民族被压迫，他们所受压迫也随着更深的时候，到了这种奴隶思想甚至渗入到了奴隶主自身的时候，他们这种病根也格外显露出来。这就说明，为什么阿Q主义在中国这种浮浪性贫农的身上，显得格外强烈。同时这也就说明他们的社会本质和民族特质是怎样被统一在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

阿Q主义这一特征，对于阿Q这一阶层，和对于统治阶级或其他阶层是具有显然不同的意义的。这一点必须被发掘出来。洋大人所豢养的统治者，一方面固然是被征服的奴隶了，一方面却依旧维持统治者的身份，他们的损失是将取偿于人民的身上，因此也就造成他们更残酷的剥削。鲁迅先生称他做办“人肉的筵宴”的厨师，是十分恰当的。他们侈谈“东方文明”，自夸“华夏第一”，实际上却不止是卑怯的自慰，而是很明白具有一种毒辣的作用──压迫革命。他们的阿Q主义愈深，人民便遭殃愈烈。这正是阿Q主义对于这一阶层所独具的特征，也是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但是作为阿Q这个阶层特征的阿Q主义，却是两样。阿Q以及阿Q同样的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他们并不能压迫人。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可怜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除了自害以外，并不能害人。对于他们，阿Q主义固然也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然而这失败主义的另一面，却是说明奴隶是在反叛着，阿Q主义是奴隶失败史的血的结晶；阿Q的历史是中国底层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被压迫的一幅史图。看了这幅史图，是教人愤怒的、战栗的、同情的。阿Q虽然也要欺侮欺侮小D和小尼姑，然而这给我们的印象，却不是压迫弱者，而是另一种至可悲痛的现象。阿Q给抓去枪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阿Q眼中那一群看枪毙的和阿Q相去无几的人们的眼睛，是吴妈的出神地望着洋枪。他们都是一群里的人，都是办“人肉的筵宴”的厨师的砧上鱼肉。然而彼此却浑浑噩噩，不知道团结与奋斗，这是作者最大的痛苦与愤怒。鲁迅先生借阿Q这人物，唤起我们对这现实的正视，唤起我们对这事情的愤怒与同情，而在这中间，也就唤起了中国人民反抗的战斗热情。

以上是说明了阿Q主义这一特征对于阿Q这一阶层的特殊意义，也就是阿Q这个典型所包含的本质的特征，这是和其他社会阶层不能共通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从典型创造的根本法则上去解释阿Q，也只有把握这种本质的特征，作者才能把整个历史的时代与民族的病况强烈地展开在我们的眼前。

而从这里，我们也就解释了艾芜兄所提出的另一问题：作者为什么要把精神胜利的特征弄在阿Q的身上？作者对于中国善良朴质的底层人民，是具有无比的热爱的。他愈爱他们，对于他们所遭受的失败与失败主义的毒素便愈加憎恶、愤怒，宛如一个慈爱的母亲，对于她无辜的儿子头上长着恶疮所起的情感一样。她愈爱她儿子，就愈憎恶这恶疮，愈憎恶这恶疮，便愈怜爱她儿子。对于阿Q和阿Q主义，鲁迅先生分明是具有这种强烈的爱与憎，只有从这种对人类的爱与憎的热情中，从这种战斗的热情的锻炼中，才能孕育出阿Q这伟大的典型人物。如果把《阿Q正传》仅仅看作一种讽刺的作品，仅仅看作对一般的阿Q主义的暴露，这是非常不够的。

因此，从阿Q这个人物的创造上，也就使我们对典型的问题获得更进一步的理解。

(原载《文化杂志》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