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

小 鹰



鲁迅《野草》集中有一篇《影的告别》,其中“影”的独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鲁迅在吐露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种立论的前提之下,注家蜂起,或褒或贬,各有说辞。

然而,我在《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1]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即,把前来向“人”告别的“影”,当作是鲁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压力下失去希望、丧失斗志的“友人”,那是鲁迅以批评和惋惜的口吻,写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协的无奈。

这种看法,除了前文的分析推理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根据呢?

鲁迅在写作《野草》的同期,也写了许多小说,都收在《彷徨》集中。我以为,其中至少有两篇,可以给我们类似的启示。

第一篇是写于1924年2月16日的《在酒楼上》。那里的“我”在S城的酒楼上“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在二人喝酒叙旧的时候,吕纬甫有如下的“自白”: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连後一分……”

吕纬甫的这些话语及其心境,不是很像是《影的告别》中“无地彷徨”的“影”在对“我”说话吗?吕纬甫和“我”曾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改革的愿望。现在为生活所迫,他却不得不去教“子曰诗云”和“女儿经”,而不是ABCD。十年的功夫,吕的行动已变得“格外迂缓”,“眼睛也失了精采”,没有了那种“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他们经历与思想的差距,对人生的态度之不同,使得两人都觉得彼此相当陌生,担心对方不会再认自己做朋友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伤痛的事啊!以至“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于是“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昔日的朋友邂逅之後,就这样又“分道扬镳”了。

第二篇是写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独者》。那里讲述的是“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的故事。

魏连殳是个“出外游学的学生”,“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一直被村里的人“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的确,他不但违反传统习俗,坚持终生单身不娶,“还常说家庭应该破坏”,可是一看到邻居的小孩子,“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拿出特地为他们买来的口琴,“‘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後面嘱咐。”邻人的孩子“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後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而在财物上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更不用说,祖母过世後,他竟把一些家具分赠给了“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怪不得族长、近房、亲丁、闲人都“知道连殳是‘喫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客厅里“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这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他又喜欢发表文章,“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因为“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他失业了,只得变卖财物为生,客厅里“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但朋友来访时,“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幸的是,连“便是抄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工作也一直找不到,不久,“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毕竟“我还得活几天!”──“走投无路”之下,怎么办?于是他去做了军阀的顾问,立即“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不仅如此,一向暗暗叮他的报刊,立即谒见、采访,为他出书立传,化“笑柄”为“逸闻”;客厅里也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可是,连殳的内心却是十分矛盾和痛苦,因为“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尽管“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而同时他也感到了“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这就是一个出卖灵魂的变节者的代价。

而比他失业更早的“我”,同样也为生活所窘迫,虽在外地谋得一个“月薪十五、六元的”教职,但“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而捱“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连推荐连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结果“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

魏连殳与“我”曾是朋友,做官之後,在给“我”诀别信的末尾,写道:“──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看了那信两遍,“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却总有些不舒服,……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在读到S城的《学理七日报》“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等”报道之後,“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而同时山阳的《学理周刊》更加紧攻击“我”了,“因此会百事俱废,自然也无暇记得连殳。总之:我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

一年多以後,魏连殳大人病故了。

“我”则因“公正士绅”的“专指”而再次失业,并意外地遇见为连殳的送殓的场合。在小说的结尾,“我”“最後看一看永别的连殳”之後,

“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分别写作于《影的告别》的前後,且都谈到令人伤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对“志同道合”、“如影随形”的友人,因理想的追求与人生道路选择之差异,已变得没有共同语言,以至“形”和“影”终于分离了,“影”与“黑暗”同流合污,最终被“黑暗”所吞没,而“我”仍旧坦然地坚持在走着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对于这种曾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的分离,“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鲁迅经验过不止一次[2],因此有些“小感触”而写作《影的告别》,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我以为,这两篇小说,是对这首“散文诗”内涵极好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它形象思维的具体表达,让我们得以看清楚鲁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谁是与“黑暗”苟同的、“无地彷徨”的“影”,谁才是“影”所要告别的、坚持“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3]的“人”?

相反,如果纠缠在“两个灵魂”、“双重人格”,以及“潜意识”与“梦境分析”等时髦话语中,随意去做些复杂深奥的心理解读文章,不仅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且也是对先生人格的侮辱。尽管在强行“肢解剖析”之後,这些人往往又会加上一些赞句,来为自己的“强奸”做“托儿”,比如:“瞧,鲁迅有着多么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精神啊!”或者,“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种深层的困境呢?”[4]

当然,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鲁迅虚构的人物,先生是通过他们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浮沉。如果想要了解那时的现实生活及真实人物的变迁,我以为,可以读读先生写的《范爱农》、《忆刘半农君》等回忆记念文章,以及有关青年作家向培良的一些通信与评论[5]。他们都曾是鲁迅不同时期的同学、战友,各有性格,遭遇亦不同。无论文章对之是褒是贬,最终与其有合有分,那都是鲁迅真情的流露,也是时代的写照。

此外,更一般地,还可以看看《记念刘和珍君》、《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白莽作<孩儿塔>序》、《写于深夜里》等几篇;还有《柔石作<二月>小引》,那里先生评论了柔石虚构的另一个时代人物萧涧秋。

不用说,对这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只能意会感悟,千万不可捕风捉影,对号入座,那是文学研究的大忌。要紧的是,从整体上来统观这篇散文诗以及这些小说和散文,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反抗绝望”思想的自洽一贯性,从而获得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鲁迅写道:“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他在悲愤中自问道:“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在同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的信里,他又写道:“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若轻尘。”

的确,他的这些亡友,都是些追求“光明”的普通中、青年书生,不是什么“高大上”式的“英雄人物”,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但都满腔热血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对革命充满热情和希望,并为之尽力呐喊与奔走。先生深深地怀念他们,痛恶这不容他们的黑白颠倒的社会。

读了这些对亡友的追忆和记念,我们从哪里看到,在“黑暗”来临的时刻,鲁迅曾有过一点失魂落魄、“无地彷徨”的样子?对于那些不肯曲意逢迎、正直立身处世的同伴们的死,先生宣告的是:“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写出的是:对那“黑暗”的愤激和抗议的诗篇与文章。这又哪里如钱理群所说的那样,是“默默无言”、甚至“我要骗人”的嗫嚅与荒唐?

不可否认,吕纬甫仍旧是个忠厚的人,他听从母亲的吩咐远道前来替小兄弟迁坟,他也很愿意为心地善良的阿顺出力,四处奔波买到她念想的剪绒花,并“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他讲述顺姑令人心碎的故事,实在是对封建文化的悲愤控诉。而吕纬甫的内心又是充满了矛盾,他对自己“敷敷衍衍”的生活态度“自惭形秽”,说“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但他挣脱不开那旧文化习俗的罗网,迫不住社会生活的压力,才不得不走到这一步。

同样,魏连殳原也是对未来、对下一代充满着希望──“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这是鲁迅自己早年也曾相信过的“进化论”学说。但现实却击破了魏的幻想:“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而这也正是鲁迅在《野草》的《頹败线的颤动》一文中所描写过的教人战慄的事。这使他悲哀,并开始意识到“这是环境教坏的。”

魏连殳的家境使他自幼生活在一种凄凉孤独的环境里,他与“我”有过如下的对话: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儘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因此,在祖母大殓时,魏大哭了一场,但那似乎不是出于亲情──他与这位继祖母“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那哭,是对于人生孤独的缘由之不解。他解释道: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

正是这种内心矛盾剧烈的纠结,使“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也是他对这冷酷腐朽社会的绝望与悲声控诉。

这痛哭,对魏而言,是一种解脱,但魏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反抗绝望”,而是最终屈服于那种黑暗的“环境”去了。

其实,这种“环境”的束缚与压迫,对“我”也同样存在。很妙的是,在篇末,鲁迅特地用了描写魏狼般长嚎时同样的字句,来表述他自己的心境,──恕我这里再引一次:“……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

与魏所不同的是,“我”终于从那种“沉重的东西中”冲了出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这是何等深刻的笔力啊!

然而,鲁迅先生是理解并同情魏的处境与遭遇,他没有以“高大全”的姿态来指责魏的“变节”,相反,赋予更多的是同情与惋惜。他深知人生道路抉择之不易,何况自己也是在奋力挣扎着,他理解生活对吕纬甫们也一定是如此残酷。正因为深感友人分手是件于彼此都痛苦和伤害的事,他缄口不提为何写作《影的告别》,这是鲁迅厚道的地方。但恐怕鲁迅万没料到的是,死後竟被一些人把他当作怯懦的“影”来看待了,为他做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式的种种复杂的精神分析,我想,这会使鲁迅在天之灵“哭笑不得”罢?

但是,矛盾毕竟是存在的,“我”与吕纬甫和魏连殳之间的关系就是矛盾。鲁迅没有掩饰这种矛盾,因为他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典型环境”的把握和于“典型性格”的创造,来揭露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6]

以前我是把《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当作故事来读,说实在的,总是觉得那些故事太老旧,不很有趣,也读不大懂。

记得荃麟早年说过[7]“作品的故事不过是个躯壳,躯壳里面的灵魂,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作品的灵魂呢?我後来的理解是,这灵魂便是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矛盾,以及围绕这矛盾而展开的思想情感和人性的表达,而灵魂是不可以用公式来把握的。这“矛盾”二字,也正是荃麟後来在文艺创作中,主张写“中间人物”的核心概念。

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邵荃麟在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强调因为“他们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8]。当我领悟到,“中间人物”就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之後,读起文艺作品来,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正如一句江湖俗话所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什么才是文学的“门道”呢?那就是说,我们读一部作品,主要是要看作品的人物身上集中了什么“矛盾”,作家在“人物”身上揭示的“矛盾”越真实、越深刻,这文艺作品就越有价值,也越能感染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作品没有矛盾,谈何把握“典型环境”?又从哪里去创造“典型性格”呢?[6]

例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是个公认写得成功的“中间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动人,是因为他的品格“不好不坏”呢,还是因为在他身上真实地集中了所谓“两条道路”的“矛盾”,即“农民对集体保证他的利益不放心”[8]?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杆“伟人梁生宝”,除了干巴巴的“英雄业绩”之外,人们又能看到有什么矛盾在他的身上呢?

有些人诘问道:“阿Q和祥林嫂是‘中间人物’吗?”[9]

如果按照他们的思维,给他和她戴上一顶由品性或政治态度来定义的“中间人物”的帽子,那当然是很荒唐。但我们也可以先反问一句,“阿Q和祥林嫂是不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

祥林嫂在绝望中,发出了“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这样一些极为惨痛的求问。可是,现代人多嘲笑她没完没了地讲故事──整篇小说他们只看懂了这一句,然後就开骂鲁迅,完全不解鲁迅先生从这些普通而又典型的人物身上,从他们悲惨的或“滑稽的”故事里掘发出深刻的社会矛盾。阿Q和祥林嫂难道不是一些深受奴隶失败主义和封建吃人礼教迫害而充满令人战慄的矛盾的人物吗?鲁迅先生通过人物来展示社会矛盾,唤醒民众,促进变革进步,这也正是荃麟提出来写“中间人物”的矛盾的本意。

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吕纬甫和魏连殳,以及阿Q和祥林嫂,都可以说是创作成功的“中间人物”,因为他们无助和悲惨的“命运”中都充满了深刻的“社会矛盾”[8]

今日之中国,鲁迅似乎不再被年青人,甚至一些中、老年人,接受了,代之更受欢迎的是武侠、言情、虚幻、悬疑等作品。一个原因,恐怕是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伟人有意先“捧杀”,而後“棒杀”掉了,加之後来自命“XXX鲁迅”[10]的“大师”们,紧跟不懈地努力歪曲和误导,定意要他“无地彷徨”,竟至非要将他“真正沉默”[4]掉不可。

1947年,荃麟在跟中学生们谈到新文艺的思想启蒙时,这样写道[11]

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正在一个新旧蝉蜕的过程中。旧的一代和新生代之间常常有着许多观念上的矛盾。加上社会的不安、政治的黑暗,初初接触现实的中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他的苦闷与矛盾;而这些苦闷与矛盾,不是一般自然科学、常识、语文、数学等课程所能替他们解决的,于是便自然趋向于文艺。反映现实和指导现实的文艺,在这里便恰合地对他们起了思想教育和认识现实的作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文艺对于青年的思想启蒙起了比其它文化部门更大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我们教有的重点不仅仅放在技术传授和常识灌注上,而是更着重于思想启蒙上,那么文艺在教育上的价值如何,自然就很容易明白了。

在文末回答“编者提出‘中学生还在看侦探、剑侠,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应该怎样去转移他们的兴趣?’”的问题时,荃麟指出“这责任仍然在教育者自身”,他接着又谈到自己:“老实说,侦探剑侠小说之类并无多大魔力,我幼年时也喜欢看这类小说,但接触了新文艺和生活现实以后,这类东西便觉得索然无味了。”

我是个工科生,比较起这两类作品来,我也还是更喜欢看後者,那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尤其是读起鲁迅的书来,不但会叫人心沉下来,“叫人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而且读后亦会叫人掩卷默思、回味无穷,读了还想再读──他的文字就有这种魅力。

写于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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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出处]

[1] 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

[2] 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1932年12月14日,鲁迅于上海寓所居记。这本自选集是鲁迅于1933年应上海天马书店之约,从《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五种文学作品中选编而成,是鲁迅唯一的一部“自选集”,它包括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共计22篇。先生从《野草》中选了七篇,第一篇便是《影的告别》,从《彷徨》中选了五篇,第一篇就是《在酒楼上》,可见这两篇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3] 鲁迅,《希望》,“野草”,1925年1月1日。

[4] 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

[5] 例如: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培良,《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8月22日;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1931年8月12日。

[6] 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2014年8月增补。

[7] 荃麟,《<创作小说选>序》,1942年1月13日,原载荃麟选注《创作小说选》,香港文化供应社,1947年9月港1版,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8卷,175─179 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8] 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2012年8月。

[9] 小鹰,《关于“中间人物”论的通信和讨论》,2012年7月 - 10月。

[10] 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

[11] 荃麟,《从一个基本的观念着手》,原载1947年4月《中学生》第186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1卷,122─125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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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点击参见]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

荃麟:《鲁迅的<野草>》(1945年9月10日)

荃麟、葛琴:《鲁迅散文<秋夜>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小说<药>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杂文<灯下漫笔>的导读》(1947年)

荃麟:《也谈阿Q》(1941年8月10日)

荃麟:《阿Q的死》(1942年10月19日)

荃麟:《关于<阿Q正传>》(1942年)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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