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麟葛琴文选]

[说明]在1941到42年间,荃麟就鲁迅先生杰出的小说《阿Q正传》,接连写了三篇论文:《也谈阿Q》、《关于<阿Q正传>》及《阿Q的死》。它们已于1981年被编辑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2013年又被照抄收入《邵荃麟全集》第三卷。现核对原文改正了《选集》和《全集》中文字误漏之处,其中重要的误漏以红字标明,以便读者准确理解荃麟的原意。为醒目起见,文中个别字句亦以粗体字加强。

《关于<阿Q正传>》一文着重讨论了什么是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与思想的正确方法。

 

关 于《阿 Q 正 传》

荃 麟

欧阳凡海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鲁迅的书》,这是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与思想的一本比较详细的著作。可惜还不曾详读全书,只是翻阅了一下关于分析鲁迅先生小说的几节,觉得很有些地方值得商讨,尤其是对于《阿Q正传》──这篇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杰作──的分析,是应该提出来谈一谈的。

欧阳先生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鲁迅先生思想发展过程的关系上,来认识他的作品。这方法原是很好的,不过作者在若干地方显然太观念了。因此在结论上便发生了许多毛病,以至影响到对这篇伟大作品应有的评价。

作者首先肯定《阿Q正传》的产生,是在鲁迅先生思想发生变化的时候,即是他世界观已经从原有的地位上向前移进的时候。这一肯定,是根据于鲁迅先生在写《阿Q正传》以前两个月所写的一篇杂文《知识即罪恶》中所表现的思想。作者认为,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是从“两大主要势力必然对立”这晦涩的感觉,发展到“两大主要的社会势力相互斗争的概括认识”,他明白地认识了“榨取者与被榨取者之间的利害冲突,已经不是口舌可以解决了”。这种变化表现在创作上的,即是他从《狂人日记》到《风波》,以“一贯的暴露与掊击”为主要精神的这一阶段,进到《故乡》中间以“寄与被榨取者正面的同情与爱”作为主要精神的阶段,他给“他所同情的对象相当地确定了社会经济的内容”,因而“想从被榨取者中去寻求积极同情的对象而加以正面的表现”,这样产生了《故乡》;而由于这种思想再向前跨进,使他这种积极热情,起了一种“目的意识性的变化”;他想使他的同情心发生积极的合理作用,这样就产生了《阿Q正传》。作者认为在《阿Q正传》中,鲁迅先生不仅把握了整个辛亥革命的形势,而且“他还想追求革命的动力”,由于他想使他底同情心发生积极的合理作用,他便到“所同情的负担着封建的历史重担的中国农民阿Q身上去挖掘革命的种子”。追求革命动力和发掘革命种子,这是欧阳先生对于《阿Q正传》主题的认识,也是他最主要的论点,以下的一切分析,都是以这为前提而出发的。

从这一论点出发,作者必然就碰到一个不易解答的难题:就是“鲁迅为什么不到閏土型的农民身上去发掘,而要到那带有农村流浪无产者性的阿Q身上去发掘呢?”对于这问题,欧阳先生只能这样来答复了:“第一,作为中国人底劣根性的集中,以尽暴露作用的阿Q本身,必然的同时具有一种流氓无产者底弱点;第二……当鲁迅底思想还只达于《知识即罪恶》的阶段时,由于他新起的思想还不能有系统地清算旧有思想,是在尖锐的矛盾苦闷中,得不到确切的解决。‘工人绥惠略夫’式的农民很容易侵进来作为革命动力之部分的说明。阿Q身上有工人绥惠略夫的血液;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及鲁迅写《阿Q正传》时,为了切合‘开心话’,力求滑稽,便也加强了阿Q底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性格。”

这答复显然是十分牵强。就第一点说,既然企图是在掘发革命的种子,则所谓中国人底一切劣根性底集中暴露,就没有着落(这两个不同的主题,要从一个人物身上去表现,显然是很难的)。而且一切劣根性底集中暴露,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一个流氓无产者的身上来写出。就第二点说,则鲁迅先生显然犯了观念论的错误,阿Q这形象的创造变成不是从现实中摄取来,而是受了“绥惠略夫”的影响。而且所谓对旧思想的清算,究竟是指什么,尤其难解。第三点,阿Q这人物的选择,只是为了切合“开心话”的目的,则岂非形式决定内容。然而鲁迅先生却自己说过,阿Q这人物在他心中已经孕育了几年之久,可见并不是译了《工人绥惠略夫》或决定为“开心话”撰稿才来决定这人物的。这样一来,上述各理由便不能存在了。

欧阳先生既然假定了上述各条件,结果自然不能不指出:“鲁迅想在阿Q身上发掘革命这一企图,显然只得到部分的成功!”所谓“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句客气话,因为假定上面几点原因的分析是对的话,则不如直白地说,这企图是完全失败了。

根据于上述主要认识,作者接着来分析阿Q的革命心理。“《阿Q正传》里阿Q底报复心理,并不象一般农民倾向革命的报复心理那样充满愤怒与仇恨,却被表现为诙谐,为滑稽,这里很明显的现出了鲁迅描写革命的破绽,这就是说,阿Q底革命心理,显然还欠真实性。”

作者的意思,似乎阿Q应该是辛亥时代一个中国的革命农民典型,是一个意识觉醒的充满愤怒与报复的革命心理的斗士。这和鲁迅笔下的阿Q,显然是对不了头。于是,欧阳先生感觉这人物“欠真实性”了。这种“欠真实性”的原因,据作者意见,是“由于鲁迅先生对于革命形成过程认识的不够”他说:“他(指鲁迅)同情这种报复,谁都知道,他又非难这种报复的,他认为这是可怕的结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由于鲁迅底思想还不能达于系统地认识革命形成过程的地步,便必然地忽视了农民底报复心理最高度的发展(或者没有估计这种最高发展的愤怒与报复之一时的可能性)。”

鲁迅先生当时对于“革命形成过程的认识不够”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是,据我们所知,素来主张“以牙还牙”,“打落水狗”的鲁迅先生,对于报复精神一贯是很强烈而且很彻底的。虽然批判了绥惠略夫那种不正确的报复主义,但他却未曾以革命的报复认为可怕的结果,从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可以看出他那种被榨取者强烈的愤怒与仇恨,和不可遏阻的彻底的反叛的战斗精神。这种情感和精神一直贯穿着从《狂人日记》以来他的各篇作品──即欧阳先生所谓在冷隽的风格下他的各篇作品中间。然而何以鲁迅先生却都没有把这种愤怒与报复的强烈情感赋予阿Q呢?这在确定了以发掘革命种子为《阿Q正传》主题的欧阳先生,确实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他不得不把问题推移到另一论点上去,即是说,助长这种对农民报复心理高度发展的忽视的,“是他想用滑稽与讽刺作为《阿Q正传》的主要作风。阿Q报复心理在此作风下被透露出来,就更不可能带上高度的愤激,因为正面的愤激有严肃之感,与滑稽是不容易相调和的。”问题似乎仍旧归结到作品的形式上,作者接着指出“在他一贯的冷隽作风上加以滑稽,加强地阻止了他那艺术形式的这种跨进,所以发生破绽”。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把阿Q的心理写成滑稽呢?作者上面虽然已经说过,是为了切合“开心话”的目的,但在这里又补充了一点意见:“原来鲁迅把阿Q写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糊涂虫,这实在也是《阿Q正传》底一个大毛病。”因为是糊涂虫,所以就不能不滑稽了,作者大概是这意思吧?他接着又说:“但这个大毛病恰巧和阿Q倾向革命的滑稽性相结托,而把那种滑稽性所应得的不真实感轻轻遮掩了。”

阿Q的糊涂,这在作者看来似乎是阿Q典型性格上一大缺憾,作者列举出阿Q性格中的十二特点,认为都是具有一般性,即典型性的,“只有糊涂那一点是独特的成分,没有一般性,但正是这一点糊涂,使阿Q和另一些阿Q不同起来,加强了阿Q的滑稽之感了。而阿Q倾向革命心理中不够严肃的愤怒与仇恨这缺点,也就与这种滑稽气很相称配,而被轻轻地掩过了”。

作者并认为阿Q的糊涂,不仅与一般中国人的阿Q性格不相同,即和小D,吴妈……这一些“阿Q”,也不相同。小D,吴妈都是精明得“针针见血”、“无微不至”(?)的,只有阿Q的糊涂才出于“中国人一般的特性”之外,这自然是典型性格上一个“大毛病”了。

由于这一论点,作者在分析全篇作品的结构时,便发现一个缺点,即作者在第一章到第六章,已经把阿Q的一般性叙述出来了,活在第六章以后的《阿Q正传》中的阿Q,“大体上说只是‘糊涂’这一性格的多方面的伸引,就是说阿Q倾向革命的报复与贪欲心理,也是以糊涂为基调的,所以才显得和阿Q底全‘糊涂’调和而生滑稽之感”。作者认为《阿Q正传》后半部的阿Q在性格上是贫弱的,而这种“性格上的贫弱,却以其他许多阿Q的生动和逼真,以鲁迅确切地把握了围绕阿Q的环境的动态,完全补救过来了,这种事情在文学创作上是可能,然而却是危险而不易尝试的”。

以上是把欧阳先生对《阿Q正传》的分析大概地介绍了,照这些论点看来,《阿Q正传》至少是犯了下列各种毛病:第一,重要的主题没有表现出来,所谓发掘革命种子的企图,只获得“部分的成功”;第二,人物心理的表现,欠缺真实性;第三,形式和作风上流于滑稽,阻碍了内容的发展;第四,典型性格把握不住,造成后半部性格的贫弱。虽然欧阳先生再三的说明这些只是“微小的破绽”,并且指出以鲁迅的描写环境逼真和其他理由,是把这些缺点“遮掩过去”或“补救过来”。然而这些缺点如果真正存在的话,这个破绽也就不能算是“微小”,而且也不是补救和遮掩所能济事了。

作为一篇民族代表作的《阿Q正传》竟然犯着这许多严重的毛病,这问题显然是太严重了。

然而,欧阳先生的动机,却是良善的。他对这篇作品无疑是抱着极大的敬意,这一点不能不指出。作者的原意大概是想从《阿Q正传》的“艺术上的破绽”上来说明鲁迅先生思想的突进。所以他说:“原来作者由于思想跨进,想在阿Q身上发掘革命的种子,无形中使《阿Q正传》所欲表现的主题复杂化了,而《阿Q正传》中作者底情调,专注在讽刺与滑稽上,因此和这情调不相容的别些情绪所包含的主题,便不得不被软弱,糊涂下去。这不是表明艺术的退步,而是表明思想的突进,这种突进,虽然可能为艺术形式所一时赶不上,然而却可能是艺术的领导者。”

在另一段,作者又说:

那么,鲁迅底思想为的向前跨进而发生变化,在《阿Q正传》中所反映出来的痕迹,到底是那一些呢?……主要的是表现在现实主义占上风的冷隽风格(《阿Q正传》为了切合“开心话”的滑稽要求,特别加强了它那冷隽的外貌),与那时鲁迅因思想跨进而特别积极跳动的同情心有点不相调和的这一契机上。

这就是欧阳先生论证的最主要的地方,也即是他全部分析的主要结论,即《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思想跨进的一个表现。然而这样分析的结果,却把《阿Q正传》的伟大艺术价值几乎抹煞了。

欧阳先生的毛病,我以为是,他首先假定了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程序,根据于这程序的图式,再来分析这篇作品,这样就不知不觉走到了观念论的路上去。作者对于《知识即罪恶》一文的理解,造成了他这个固执的观念。一切分析都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证明当时鲁迅先生思想的突进,这个观念大大地阻碍了他对这篇伟大作品的认识。首先,他把这作品的主题,主观地肯定了。于是根据“发掘革命种子”这一概念的认识去分析人物的心理与性格和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结果发现处处是破绽。作者虽苦心地想从这些破绽来证明鲁迅先生思想的跨进,然而连这个企图似乎也并未成功。作者所要指出的,主要表现于《阿Q正传》中鲁迅先生“因思想跨进而特别积极的热情”,所谓“积极”、“消极”究竟应该怎样区别,这固然还待讨论(照作者意思似乎鲁迅以前的作品只是一种消极的热情)。但是照作者分析的结果,则表现于《阿Q正传》中所谓“能发生积极的合理作用”的,有“自我意识性”的热情,显然也不会发挥出来,因为所谓“发掘革命种子”的企图在这里并不获得成功啊。可是在另一方面,《阿Q正传》中所包含着的伟大的现实的思想,却反而在作者的笔下被掩遮住了。因为即使退一步,承认欧阳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阿Q正传》至多也不过说明了鲁迅先生个人在思想上跨进了,而这篇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究竟有什么伟大之处,却未被指出来,倒反而显露了艺术形式上的种种破绽。那么,这篇被认为世界杰作之一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岂不是成了一个迷惑的问题了。

要说明以上各点,仍然得回到鲁迅先生的思想问题上来。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以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过程来说,大家都公认他是从进化论发展到革命论,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机械地把进化论的思想和革命论的思想,看作鲁迅先生思想发展过程中两个对立的阶段。鲁迅先生从进化论发展到革命论,并不是鲁迅先生自身来一次思想革命,或是什么旧思想对新思想的清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鲁迅先生,他的思想发展,始终是紧紧地伴随着中国历史现实的发展。当中国历史上两大社会势力斗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已经展开的时候,当“五四”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到尖锐阶段,新旧文化思想已经开始积极斗争的时候,这种社会斗争的概念必然是反映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的鲁迅先生底思想上。决不能说,在进化论阶段中的鲁迅先生完全没有革命论的思想存在。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新的革命力量尚未成长,中国的民主革命尚未与世界革命取得同流,鲁迅先生也就无法看到这一革命的发展前途,因而他也就不能进展到明确的革命论思想阶段。这不是鲁迅先生的思想落后于现实,而是当时的现实条件不能使他的思想达到更高的阶段。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他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这即是说,他始终是站在被榨取的大众利益上,绝不妥协地与封建买办势力作战,并且猛烈地抨击着市民阶层那些虚伪的改良主义,这和近代革命论者对于殖民地民主革命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鲁迅先生的早期思想和后来革命论的思想并不矛盾,也因为如此,他的思想才能跟着历史的前进而发展到革命论的阶段,这绝非偶然,而乃是自然的一贯发展。这里无所谓旧思想对新思想的清算,也无所谓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鲁迅的书》里也曾经指出,“从《狂人日记》一直到《风波》,每一篇里都有两种不同的人物,一种是牺牲者,一种是代表旧势力的分肥者,这两种人物的社会纠葛,是鲁迅小说一贯的中心,因此,从鲁迅底小说里,可推测一种晦涩不明的倾向,这便是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两种人物的斗争,可能从一种个别的、偶然的形式中认识出人类社会两大势力的必然对立,进而将此一系列的复杂斗争,概括为两大主要社会势力。”然而作者却郑重指出,在《阿Q正传》以前,这种认识在鲁迅先生只不过是一种很晦涩的感觉,而且认为这种晦涩性为合理的,“因为在鲁迅底思想上,确实还没有达到以榨取者与被榨取者的斗争来解释人类一切社会纠葛的可能。他没这种感觉,但还不能利用此种感觉作为思想的武器。”这样一来,从《狂人日记》到《风波》诸作品,便成为一种消极的作品了。作者把《知识即罪恶》一文作为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分水岭,直到这时,鲁迅先生才开始明白对于榨取者“是需要一种斗争,而且一种决死的充满感情的斗争”,直到这时,才开始对那些榨取者“为什么要阻止人类往好的路上走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么?他们之间在这社会里可能依据什么条件成为一类或一个无形的集团么?”诸如此类问题才“似乎有点头绪”了。这一划分,仅仅是根据《知识即罪恶》中“我们还是用感情来决一决罢”一句话,这方法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某时某地说某一句话,是很难把这句话就当作这人在此时此地才开始具有的思想底根据。正如欧阳先生所说,“文章只能是思想的表现并不是思想的起点与发生”。事实上,鲁迅在这以前也未曾有过不需要斗争的表现,相反地,他从《狂人日记》开始就是以不妥协的精神在战斗着。单就《狂人日记》来说,我们就看到鲁迅先生对于封建阶级是作着多么锐利的剖解,对于封建文化是取着多么锐利的态度,这难道不是所谓“决死的充满感情的斗争”吗?而在《孔乙己》、《药》、《明天》、《风波》等里面,我们又看到鲁迅这种斗争精神是怎样和对被榨取者的爱紧密地结合着。对于榨取者的罪恶,在一九一八以来鲁迅先生所著的杂文中,几乎不断的宣布着,他指出榨取者的最高理想“只是纯粹兽性的欲望的满足──威严,子女,玉帛──罢了”。这便是奴隶的掠夺与榨取。在当时“五四”反封建的尖锐斗争中,以深刻认识中国的鲁迅先生,竟是连“榨取者为什么要阻止人类向好的方向走”这一类问题都还摸不着头绪,岂不是滑稽么?

问题不是在鲁迅先生对于社会矛盾认识的晦涩与否,也不在他能否利用这认识作为思想的武器,而是上面说过的,由于当时中国民主革命还是逗留在初期的阶段,新的革命力量还未成长,还未曾组织起来,鲁迅先生还不能明白地看到革命的远景。因此,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中间这种矛盾和斗争的存在,而且肯定了这种斗争,然而却不能确定这斗争的前途。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盼着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答<国际文学>社问》)。在写《呐喊》和《彷徨》时,鲁迅先生所感到的苦闷和寂寞,主要也是由于这一点罢?突破这种苦闷,而使思想跨进到新的阶段,这是在大革命已经起来以后。在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先生的认识也还不曾达到这种境界。然而在那时候,由于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和他对榨取者斗争的实践,却把当时社会底本质矛盾用天才的笔力透底抉发出来了。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剖解的深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仅从这一点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关系是有比谁都深刻的理解的。

鲁迅先生虽然在那时没有看到革命的远景,没有看到人类解放的前路,然而却从没有悲观,从不曾因此而削弱他斗争的勇气。他告诉我们,路是“从没路的地方去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热风·生命之路》)。又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同上)这些话,不仅是进化论的思想,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论者,一个新人道主义者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形而上学的,是从现实的深刻认识中产生出来的。

这些话是鲁迅先生一九一八年,即是产生《狂人日记》那一年说的,而在一九二一年写《故乡》的时候,他又提到一次,即是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可是欧阳先生却只引用《故乡》里的话,认为“这样哲理似的思想上的结论,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这需要对现实的深刻的观察与分析。他原来已经知道,希望是需要用斗争来实现的。……从这点上看,他是跨进一步了,这种以斗争来追求希望的态度,可能是《知识即罪恶》里的思想伏线”。

欧阳先生以为这是鲁迅先生写《故乡》时,思想上的“跨进一步”;认为这是《故乡》对《明天》与《风波》的一个发展,认为“在《故乡》里鲁迅先生才知道需要斗争来实现希望”,殊不知这一步,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早已“跨进”了。《故乡》里的话,不过是一九一八年所写的《生命之路》里的话,重述一下罢了。鲁迅先生早就在号召大家“踏着铁蒺藜前进”了,早就在号召大家从没路处去走出路来了──即是说,早就在要求以斗争来开辟生命之路了!

这一来,欧阳先生的分水岭就有点动摇了。因为《知识即罪恶》里所表现的“两大主要社会势力相互斗争的概括认识”,事实上在鲁迅先生是早已存在着了。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当时社会斗争的内容,主要还是民主革命势力和封建买办的势力的斗争。而鲁迅先生却把这一斗争和他对于广大被榨取的奴隶底热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这斗争取得明确的意义──即是几千年来奴隶要求解放的斗争。这是鲁迅先生五四运动中间所表现的最杰出的思想,欧阳先生用“奴隶意识奠定了真理武装思想的可能”这样字眼,来表示当时的鲁迅先生思想,这说法却是极正确的。

在这里,我们顺便可以谈到,所谓积极和消极的问题。欧阳先生认为鲁迅先生“到写《知识即罪恶》的时候,才给他所同情的对象相当地确定了社会经济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想从被榨取者中间去寻求积极同情的对象而加以正面的表现,因而写成《故乡》是很自然的。”他的意思,仿佛说正面去表现积极同情的对象──即作者所敬爱的人物,才算是积极的热情。而反面地暴露则属于消极的。因而,从在这一点上他又断定《故乡》和《阿Q正传》的产生,是鲁迅创作过程上的一个变化,并且因为这个理由,他象(想)把阿Q看作是一个所谓正面表现的积极同情的对象。

其实,所谓积极和消极,是应该以作者对于现实所取的态度来决定的,并不是决定于作品的形式,作家可以从种种不同侧面去描写现实,不管是正面的描写或反面的暴露,只要作者对于现实不是悲观绝望,而是取积极的斗争的态度,那么这种主观的情感和思想,通过艺术的表现,都足以唤起者的积极情感。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往往是从社会的本质的矛盾关系上,去展开他的主题,和创造他的典型人物,并不一定要从正面去描写斗争现象或创造革命的典型人物而算是表示积极──那只是一种庸俗的见解罢了。所谓暴露,这意思并不仅只限于暴露黑暗的现象,主要的倒是从这种黑暗现象的里面去抉发社会的本质矛盾,从这里使人们去认识历史的真实。因此,暴露也并不能说是消极的。以鲁迅先生的小说来说,固然大多数都是属于暴露的,然而这恰恰说明是当时社会的极度黑暗和沉闷的反映。鲁迅先生凭借其天才的笔力,不仅剥露了榨取阶层的残忍面目,并且还显示出奴隶的残废状貌和它们的根源。出现于鲁迅全部小说中间的,几乎全是这一些肉体和精神的残废者,就是《故乡》里的闰土,也何尝不是活生生地给磨折得那样麻木的一个残废者。由狂人、孔乙己、小拴、单四嫂子、七斤、闰土、阿Q……这一些残废人物,织成了一种血泪交淋的奴隶史图,这才是对中国历史一个空前的无情的暴露。这些人物都是具有善良灵魂的中国人民。是谁使他们变成残废?是谁在屠杀着他们的灵魂?这种无情的暴露,难道不唤起我们高度的愤怒和积极的斗争热情吗?鲁迅先生对于那些灵魂屠杀者的无比愤怒,也就产生了他对于那些善良灵魂的深切的同情与爱,使他喊出“救救孩子”那种热情的嘶喊,这难道不是积极的同情与爱吗?这种强烈的爱与同情,一贯地潜藏在鲁迅先生的全部著作中间,转化为一种坚韧的战斗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鲁迅精神。这主要因为鲁迅先生自己就是一个被迫害者,就是奴隶中间的一员。所以在风格上,鲁迅虽颇近于契诃夫、莫泊桑等,但是在精神上显然是绝不相同的;固然鲁迅先生有时也流露出一些颓伤的情感,然而这正是当奴隶力量没有组织起来以前一个孤独战斗者所不免的偶然情绪,并不妨碍他那种“我们要叫到旧帐勾销的时候”的一贯精神。

鲁迅先生是最了解奴隶的一个人,因此也是给予奴隶以最伟大的爱的一个人。奴隶固然大多是不健全的,然而又岂是奴隶的罪过。说鲁迅先生要在这些精神或肉体的残废者之外,另外去寻求“素来所敬爱过而近似理想型的积极同情的对象”,作为小说的主人翁,并且把这看作是他在写《故乡》与《阿Q正传》时候一个创作上的变化,这意见怕是难以成立罢。

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甚至到《彷徨》里诸作品,可以说都是一贯的发展。关于这点,我颇同意茅盾先生在《<呐喊>与<彷徨>》一文(转载在桂林出版的《文艺新哨》)里的意见。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是写出从辛亥到“五四”中国民主革命初期,中国奴隶──或者说,被榨取的下层农民与农村破产者──的真实状貌。而在这中间,作者把奴隶解放的要求和当时中国市民的民主革命要求结合在一起,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来理解,这就是统一着《呐喊》与《彷徨》中间各篇小说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无疑是具有伟大的现实性,由于这种深刻的现实思想内容,加上作者的艺术天才,才产生出那一些辉煌的艺术形象。鲁迅先生替当时中国人民画下了一幅最真实的史图。在今天,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去理解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然而当时鲁迅先生自己却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指导者,他只是一个战斗的实践者罢了。因此,我们并不能那么机械地把他当时的思想过程和创作过程切成若干细碎阶段来研究,我们只能看到他创作上一个总的发展趋向,即是他愈深入到斗争的实践中间,他的认识也更突入到现实的本质,因而在创作的现实主义上获得更大程度的真实性。阿Q便是这些真实形象中间最杰出的一个。《阿Q正传》的伟大,我以为不在作者在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是较前“跨进一步”,而是在于它所反映的现实较以前作品更本质地深入,因而在作品的思想上,显露出更大的真实性。

关于《阿Q正传》的主题,已经有许多人谈过,大多认为是中国国民弱点的暴露,这大概是根据鲁迅《再谈保留》一文中的话,我以为这话尚需阐述。至于欧阳先生认为作者的主要企图,是要从阿Q身上去发掘革命种子,追求革命的动力,这说法确是新颖,然而却未免太主观了。这也许是根据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所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了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阿Q既然是个农民,而农民应该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那么作为中国农民典型的阿Q,既然革起命来,自然应该是革命的战士,欧阳先生也许从这一逻辑上去推论的罢。这意见似乎刚刚和西谛先生的意见相反,然而实是相成。西谛先生的意思,似乎阿Q那样一个人,照理不会而且也不配做革命党,然而却居然做起来,而且被枪毙了,颇有点意外。而欧阳先生的意思,则是阿Q那样人(即农民)会而且应该革命,并且应该是具有高度的报复与愤怒的革命心理。然而阿Q却偏偏是个糊涂蛋,也颇有点意外。前者是说,一个残废的糊涂蛋不应该去做革命党;后者是说一个做革命党的农民不应该是残废的糊涂蛋。他们共同的毛病,是忽视了当时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在经历长期的奴隶生活的农民,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失败以后的中国农民,是普遍地陷在怎样一种无组织的悲惨麻木的精神残废状态之中。革命起来了,他们是要求翻身的。然而他们的意识没有觉醒,几千年来的奴隶思想把他们毒害着。他们的力量还不曾被组织,反而到处受着封建残余和市民阶层的欺骗和愚弄。他们有朦胧的革命要求,然而很可怜,革命是怎么一回事都摸不清楚。在那样情形下,说农民不会或不配做“革命党”,固然不是真实,但是要求阿Q那样残废的人们一下子能站起来担当革命的任务,这也是非现实的。阿Q是在反叛着,这是事实。然而不幸这反叛是和奴隶的失败主义──阿Q主义相结合,因此阿Q的革命至多做到“用竹筷子盘上他的辫子”,就被人家出卖了。这确是当时的普遍情形,是使鲁迅先生极端愤怒和悲痛的。他从阿Q身上所发掘的,倒不是什么革命的种子,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奴隶的根性──也即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后来的帝国主义者用血教训出来的奴隶失败主义。鲁迅先生对于阿Q以及阿Q的反叛是万分同情的。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深植在阿Q身上的阿Q主义,便格外愤怒了,并且憎恨了──这爱和憎是异常分明的。一部《阿Q正传》与其说是奴隶的革命史,无宁说是奴隶革命失败史,或者说,是奴隶的被压迫史。从这部血泪的历史中间,使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奴隶是在反叛着,而且更看清楚奴隶自己的弱点。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奋斗,并且和自己的弱点去奋斗。只有从这种奋斗中间,才能够去孕育新的革命种子。然而却不在阿Q的身上,而是在阿Q的后代──中国新的农民身上了。

《阿Q正传》还不仅是阿Q的根性暴露史,并且也是所有中国人奴隶根性的暴露。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国民弱点的暴露。在几千年专制政治压迫之下,大多数中国人本来就在过着奴隶的生活,而自从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以后,不但象阿Q一类人早就已做了奴隶,就是向来的奴隶统治者或做奴隶总管的人,也做了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了。因此阿Q式的奴隶主义,就成为当时一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阿Q主义这一特征,一方面是作为阶层本质存在于阿Q那些最下层奴隶群中,一方面却作为半殖民地的民族特质,普遍地存在于一般中国人中间。然而“阿Q主义这一特征,对于阿Q这一阶层,和对于统治阶级或其他阶层是具有显然不同意义的。这一点必须被发掘出来。洋大人所豢养的统治者,一方面固然是被征服的奴隶了,一方面却依旧维持着统治者的身份,他们的损失是将取偿于人民的身上,因此就造成他们更残酷的剥削。鲁迅先生称他们做办“人肉的筵宴”的厨师,是十分恰当的。他们侈谈“东方文明”,自夸“华夏第一”,实际上却不止是卑怯的自慰,而是很明白具有一种毒辣的作用──压迫革命。他们的阿Q主义愈深,人民便遭殃愈烈。这正是阿Q主义对于这一阶层所独具的特征,也是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但是作为阿Q这个阶层特征的阿Q主义,却是两样。阿Q以及阿Q同样的人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了,对于他们,产生这种奴隶失败主义的,正是奴隶统治者和奴隶总管长期残酷压迫的结果。他们并不能压迫人。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可怜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除了自害以外,并不能害人。对于他们,阿Q主义固然也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然而这失败主义的另一面,却是说明奴隶是在反叛着。”(见拙著《也谈阿Q》)

所以,阿Q主义固然可以一般地作为中国人民精神病状的综合来看,但必须指出这一区别。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鲁迅先生对这两种不同人物有极端分明的爱憎,才能理解阿Q这一典型所包含的本质的特征,才不至于把典型作为代表国民性来误解。

从上述意义看,则《阿Q正传》不仅暴露了奴隶的弱点,并且也暴露了民族衰弱的根源。不仅是奴隶的失败史,并且也是民族的失败史。从阿Q这个典型人物身上,鲁迅先生是把辛亥时代中国社会以及民族的基本矛盾一起掘发出来了,并且借此展开了社会思想形态的战斗。而在这中间,我们更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伟大的爱。《阿Q正传》的伟大思想内容和伟大的艺术价值,我想是应该从这里去认识罢。

如果这一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对于鲁迅先生为什么不选取闰土型的农民而选取了一个流氓无产者性的阿Q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为什么把阿Q写得那么糊涂,为什么没有把高度的愤怒与仇恨的革命心理赋予阿Q等问题,就不难解答了。这即是说,因为阿Q是被磨折得最不象样的一个人物,是奴隶群中间最悲惨的一员。他不仅土地、工具被人家剥夺掉,弄得无家可归,到后来只剩下一条裤子。而尤其令人战栗的,是他的“人性”给磨折那样的残废不堪。这才是阿Q主义产生的根源。也即是鲁迅先生所要写出的奴隶的真实状貌。这样一种人物,从破产的农村浪汉去选取,自然比较从象闰土那种人中间去选择更为合式了。这并不是说,因为要把阿Q作为“中国人劣根性集中点”,所以“必然的同时是有一种流氓无产者的弱点”,倒是要以破产的浪农民(最下层的奴隶群)来作为这个典型的阶层基础,从而显露出最下层奴隶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义的一致和矛盾。更进一步,显示出奴隶主义的根源以及这病根对于中国民族解放的矛盾,所以阿Q才不得不是那样一个人物,这和《工人绥惠略夫》并没有相同之处,纵使阿Q血液中是有绥惠略夫的成分,然而它所要表达的意义,显然是不相同的。

阿Q既然是一个奴隶主义者的典型,我们要求他具有高度愤怒与仇恨的革命心理,这岂不是一个极大的矛盾?阿Q虽然想反叛,想革命,但是他的脑子里的革命却是一个极其模糊的观念,“他有一种不知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知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吧,”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革命党了。”

“造反了!造反了!”

“好,……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这就是阿Q的革命理论,也正是奴隶和奴隶主义的矛盾与一致的具体表现。这种心理普遍地存在于辛亥时代的农民中间,欧阳先生所引的“赵家遭抢之后未庄的人大概快意而又恐慌”,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实际上,当时的农民,除了极少一部分,大抵是和辛亥革命很少有关系,这革命也很少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一般地是被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即鲁迅先生所谓“不准革命”。他们对于革命,只是模糊地认为一些他们不相干的新派,或者说神秘的“白盔白甲”人们对于满清皇朝和官僚的造反。这在他们是有点快意的,然而也有点恐慌,因为不明白这革命会带给他们什么。例如要剪辨子,这就是件农民所最恐慌的事。从这里也可以窥见,所谓“倾向革命的充满愤怒与仇恨的报复心理”在当时农民中间并不是普遍的存在,以后一、二十年,农民真正起来参加革命了,这才成为一种典型的心理。如果鲁迅先生在当时把阿Q这典型真的写成一个意识觉醒的、充满愤怒与仇恨的革命农民,那倒和历史真实不符合,成为“欠真实性”了。

同样,这也说明阿Q为什么是糊涂的。在几千年来凶残的专制政治之下,在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的毒害之下,在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集团的重重榨取、掠夺、愚弄、磨折之下,阿Q怎么不会糊涂呢?赵太爷可以姓赵,阿Q却不许姓赵;秀才可以讨小老婆,阿Q却不许“讲恋爱”;假洋鬼子可以革命,阿Q却不准革命。这怎么不教阿Q糊涂呢?如果阿Q真正帖帖服服糊涂到底,倒也罢了;他偏偏不安分,居然想“讲恋爱”,想造反,这才教他更糊涂了。阿Q的糊涂,正是奴隶和奴隶主义的矛盾底表现。如果阿Q没有反叛性,那也许就和吴妈之类一样,安安分分做一辈子的奴隶。反之,如果没有阿Q主义作祟,阿Q倒也许真的站了起来。正因为是在这种矛盾之中,所以他才不得不糊里糊涂给人家捉去枪毙了。阿Q的糊涂正是那种残酷的人性磨折的结果,是那种教人战栗的心灵残废者性格的特征。没有这一特征,阿Q的典型性格就不会有这样突出。欧阳先生以为糊涂只是阿Q这个人物的独特成分,没有一般性,这说法是不正确的。只要想一想中国有多少这样糊涂的阿Q“糊里糊涂的”在“嚷着造反”,“糊里糊涂”弄得无处做工,无路可走,也不自觉。“糊里糊涂”给人家拉去画圆圈,枪毙,这就够使人战栗的了。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间,就有不少糊涂的人物,孔乙己、单四嫂子、小拴、七斤以至王胡、小D,何尝不是糊涂人物呢?不过没有阿Q的糊涂性格来得强烈罢了。

从糊涂这一点上,我们就要论到所谓“与糊涂相结托的滑稽性”的问题了。《阿Q正传》是用滑稽的作风写的吗?对于这问题,我们仍然用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的话来说明罢。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过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这分明说,所谓“因切合‘开心话’的题目而加上的不必要的滑稽”,不过只在第一章《序》里有一些,而这一些在全篇里既不相称,则全篇的风格并不滑稽,就显然可见。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这更说明自第二章起鲁迅先生是以严肃的作风在写了,这使孙伏园觉得失去滑稽之感,于是才移到《新文艺》栏去。可见第二章到最末一章的主要文章里,并没有什么滑稽性存在。就是第一章里的滑稽作风,也经鲁迅先生声明为“不必有的”,而现在欧阳先生却偏偏要把这不必有的滑稽,算作全篇的主要风格,这未免是太武断了。

譬如说,阿Q在法庭上画圆圈这一件事,阿Q到法场去的路上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而忘记两手被捆着这一件事,阿Q在喝采声里想去看吴妈,而吴妈却在出神地看兵士背上的洋枪这一件事──这些事总好算是阿Q最糊涂的地方了。而这些举动,也确实似乎有点可笑,这大概就是欧阳先生所谓“糊涂与滑稽性相结托”吧!然而请想一想,这究竟是叫人好笑,还是叫人战栗的事情呢?教人感到滑稽,还是教人感到愤怒的事情呢?再说开去,即如阿Q的讲恋爱,阿Q的想造反,阿Q和小D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影至于半点钟之久──这些事,难道都仅仅是为了“切合‘开心话’的题目”而“力求滑稽”么?如果上述这些描写就是什么“掩遮了阿Q倾向革命的心理不够严肃的愤怒与仇恨这缺点”的滑稽气性,或是掩遮“滑稽性所应得不真实之感”的“糊涂性格与滑稽性的结托”,那才教人要糊涂了。

世界上原是有些最悲痛最残酷的事情,是在无知与愚昧的外幕后进行的。正因为无知与愚昧,于是便有些人觉得可笑,然而这种可笑却是怎样教人战栗啊!鲁迅先生是把这真理给我们诉说了。他写出阿Q临死前最后一刹那中的思想,阿Q记起“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象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这是多么锐利的笔力啊,世界上是否有艺术家,曾经写出过比这更令人战栗的性格么?

所以假如所谓“滑稽”,就是指阿Q那些“糊涂”行为的表现的话,那么我倒以为非但不是“加强地阻止他那艺术形式的这种跨进”,而倒是使阿Q这形象获得更完整的典型性。

关于《阿Q正传》,我所要说的话,大概是如此。这些话里并没有新的见解,不过看了欧阳凡海先生对这篇作品的分析,觉得有讨论一下的必要。我以为,对于这篇伟大的作品,是需要更多的人更深刻地去研究的。“研究鲁迅”不正是目前很流行的口号么?最后我觉得应该提到的,就是欧阳凡海先生的《鲁迅的书》,大体上仍不失是一本研究鲁迅的较好的书。有许多见解,是很卓越的、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这本书内容认为有问题的地方,便更觉得有提出了讨论的必要了。

(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33─46页)


研究邵荃麟,点击参见: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

荃麟:《鲁迅的<野草>》(1945年9月10日)

荃麟:《阿Q的死》(1942年10月19日)

荃麟:《也谈阿Q》(1941年8月10日)

荃麟:《关于<阿Q正传>》(1942年)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荃麟、葛琴:《鲁迅小说<药>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散文<秋夜>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杂文<灯下漫笔>的导读》(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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