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 如何解读《影的告别》?(2020年2月)


  • 《附录》鲁迅:《影的告别》,1924年9月24日。


  • 如何解读《影的告别》?

    ──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


    小 鹰

    [说明] 本文作为稿件,于3/5/2020已投国家文物局主管的《鲁迅研究月刊》,4月3日接编辑部的評审意见,也附在文後,供参考。

    [附件] 《鲁迅研究月刊》的评审意见,2020年4月3日。





    钱理群教授题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1]一文,让我惊诧与困惑。2019年9月底,我写了《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2],提出钱文中六个令人费解之处,与钱教授商榷。

    现在,想就他对鲁迅“野草”集中《影的告别》的解读,再次与之商榷。

    钱教授在《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一文中写道:

    《野草》里还有一篇《影的告别》。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征就是当正午阳光直照的时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时候,这影子就没有了,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历史中间物”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当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来的时候,这样的影子要消亡。同时,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和黑暗捣乱,他的生命价值是和黑暗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的,因此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这“无地彷徨”四个字,实际上说尽了知识分子的深层困境。

    这样,钱就把鲁迅,甚至所有“与黑暗捣乱”并“反抗绝望”的“知识分子”,都定位为一种只能处于晨昏时刻或“半明半暗”状态的“历史中间物”,当黑暗到来的时候,由于为黑暗迫害,这样的影子固然要消亡,而“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他们的存在已无意义,因而,他们只能在一种于社会“无地彷徨”、于时代“无所适从”的“困境”中,去寻找自己的“命运”。

    但是,我很怀疑这会是鲁迅先生本人的意思;相反,钱的“解读”听起来,倒很像是在配合“佐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即:他们需要不断地“改造”,才能在“新社会”和“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自己的立足点”,否则,“将一事无成”;倘若坚持“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而不去一味“歌功颂德”,那 “要么闭嘴,要么就坐牢”。

    无论钱的动机和效果究竟是什么,让我们首先看看,钱教授如此“强悍”的逻辑,是否是“无懈可击”呢?

    钱理群在这里提出“历史中间物”的说法,是要论证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

    其实,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历史永恒物”,任何个人,以至任何群体,都是有限的存在,是一种“历史中间物”,早晚都会消亡。“消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不一定就是什么“深层的困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未必就非得“无地彷徨”不可。

    鲁迅在《写在<坟>後面》[3]中,的确提到过“中间物”的说法,他写道:

    (我)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几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后,喊出一种新聲;反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標,范本。

    从这段原文可知,鲁迅是自谦为“开首改革”时,反击旧垒的一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的过渡性人物,他明白自己并非“天縱之圣,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气象。”他也相信“在進化的鏈子上”,“中间物”会“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但他甘愿成为通向光明的“橋梁中的一木一石”。1919年写完《狂人日记》之後,鲁迅也写过:“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4]

    而对于“消亡”本身,先生的态度更是豁达明朗:“惟愿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种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着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这与作者在“坟”的《题记》中所记的完全一致:即使自己的“坟”被“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从这些自白中,我们看不出先生有一点“身陷困境”的伤感和“无地彷徨”的茫然。

    但钱理群由此却读出:“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显然,这与鲁迅自己关于“中间物”的意思是截然相反的。

    第二,钱又说:“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

    我的问题是,钱怎么知道鲁迅本人是这么感觉的?他依据什么讲,鲁迅是用“影子”来“象征自己”的“历史命运”?

    钱先生如此论辩,其吊诡之处,首先在于:钱先有了一个假定,就是把“影”所说的,都当作是鲁迅厌世的“自白”,是他的真实的“心里话”;其次,钱沿袭“影”的“非黑即白”的逻辑思维,把“光明”看作为纯粹,没有一点黑暗与污秽,而“黑暗”则又是绝对,毫无希望与亮光,遑论看得出,还有“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难怪他认为,“要和黑暗捣乱”的鲁迅终将是“无地彷徨”、“前途渺茫”。

    然而,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形影不离”,是形容一对朋友,关系极好,经常互相伴随。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读《影的告别》,把“形”(或文中的“人”)看作鲁迅,把前来向“形”或“人”告别的“影”,当作是鲁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压力下失去希望,丧失斗志的“友人”,那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即,那是鲁迅以批评和叹惜的口吻,写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协的心声。

    ──“那么,‘影’是谁呢?鲁迅有什么具体所指吗?”

    没有考据,我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我想,鲁迅很可能只是泛指这一类退缩的“时代弄潮儿”。

    要弄清楚鲁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妨先看看那时的社会背景。

    邵荃麟是和鲁迅同时代的人,他经历过“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及“四·一二”事变等历史风云,对鲁迅所处的黑暗时代及其思想发展过程,有着直接的体验。1945年他在《鲁迅的<野草>》[5]中写道:

    《野草》的写作是在国民大革命的前夜,正是中国──尤其是北京──最浓黑的时代。在政治上是段祺瑞政府当权,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华北扩展其势力;在经济上,经过连年的军阀战争,民生早已凋敝不堪;在教育文化上更是所谓“黑漆一团”的时期,在老虎总长的“读经复古”“整顿学风”政策下,五四时代所培养出来一些新文化蓓蕾正遭受着狂风暴雨的摧残。当时一般青年被迫得透不过气来,许多便消沉,麻木了;那些所谓“正人君子”有的是退却躲避,有的甚至变节投降,而千奇百怪的论调便喧嚣一时,关於这些情形,此处不能详述,读者最好去参阅一些历史书籍或鲁迅先生的传记之类。总之,这是那样一个时代,一方面是辛亥和五四所留下一些朝气,已经灭绝殆尽,一方面是新的革命正在酝酿,是这两个时代之交的一个最苦闷时期,也是民族危机最深刻的一个时期。

    荃麟接着写道:

    在和《野草》同时候出版的小说集《彷徨》的扉页上所题的屈原诗句以及在那首《题彷徨》的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中,都可以看出他当时那种孤独作战的心境。

    这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时代之交的一个最苦闷时期,也是民族危机最深刻的一个时期”,虽然有些青年被“迫得透不过气来,许多便消沉,麻木了”,虽然有些曾经“革命”过的所谓“正人君子”,现在则“有的是退却躲避,有的甚至变节投降”,而鲁迅自己那时,的确也因友人四散,感到十分寂寞、孤独无助,因而“彷徨于无地”,但他毕竟还独自荷着“戟”,作为余下的“一卒”,仍在“寂寞新文苑”中游击。

    关于写作《野草》和《彷徨》那一时期的心境,正如鲁迅在《<自选集>自序》[6]中所说:

    後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後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佈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後不再这模样。

    由此看来,鲁迅的确是有过“影子”与之分手,甚至前来向他“告别”的经验或“小感触”,而且不止一次,即: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不过,“影子”说的那番告别词,在鲁迅听来,正像是九天之後,他在《我的失恋》里嘲讽庸俗的爱情观那样,“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最终是“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鲁迅於1924年10月3日作的《我的失恋》,本来是要在“晨报副刊”上单独发表的,後来“晨报”代理总编辑趁“副刊”编辑孙伏园外出时,亲自“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鲁迅接着写道,“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後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7]在这第四期“语丝”上,也同时首发了鲁迅作于9月24日的《影的告别》和《求乞者》,那是1924年12月8日的事。

    然而,到了1927年4月底,在血腥的“四·一二”事变之後,鲁迅郑重地把这篇与《野草》其它23篇风格迴异的“擬古的新打油诗”,也收在这本厚重的集子中,只是为了它好玩、好笑吗?除了是“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8]之外,那时刚作完情感激越的《题辞》的他,又有没有什么别的用意呢?我想,或许是先生也以它,顺便向早年的“九天前”──1924年9月24日──前来告别的“影”,作一个间接且幽默的“回复”罢?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感悟”,或我的“译本”。

    ──“你这样解读,有什么文字根据吗?”

    我没有直接的文字根据;但我也没有见到有任何直接的文字根据,说明“影”的独白,就是鲁迅自己的心声。难道仅凭文中那第一人称,就可以断定是鲁迅在讲话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写《影的告别》的前後,分别写了两篇小说《在酒楼上》[9]和《孤独者》[10],都收在“彷徨”集中。这两篇都谈到令人伤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对“志同道合”、“如影随形”的友人,因理想的追求与人生道路选择之差异,已变得没有共同语言,以至“形”和“影”终于分离了,“影”与“黑暗”同流合污,最终被“黑暗”所吞没,而“我”仍旧坦然地坚持在走着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9]

    钱理群所谓“彷徨于无地”的描绘,倒是很符合《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魏连殳的心理活动,但不是“我”或鲁迅的,尽管“吕纬甫”及“魏连殳”身上有着某些过去的“我”的影子,他们分明已是不同的人,或者,他们已经决裂了,走着不同的两条路。因此,如果把《影的告别》孤立出来,硬要说鲁迅是“彷徨于无地”,甘愿“在黑暗里沉没”,那实在是说不通,倒真不如说是“吕纬甫”及“魏连殳”等这些过去曾“形影不离”的友人来与自己告别,更合理些。

    当然,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鲁迅虚构的人物,先生是通过他们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浮沉。只是我以为,这两篇小说,是对《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内涵极好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它形象思维的具体表达,让我们得以看清楚鲁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谁是与“黑暗”苟同的、“无地彷徨”的“影”?谁才是“影”所要告别的、坚持“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11]的“人”?

    另一方面,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并非是天生如此。他也有过魏连殳、吕纬甫的遭遇和经验,包括早年也曾相信过社会“进化论”学说,因此鲁迅先生是理解并同情魏、吕的处境与遭遇。但他没有以“高大全”的姿态来“批”吕的“消沉”和魏的“变节”,相反,赋予更多的是同情与惋惜。固然,他写出这两个人物,也可以说“是解剖内心之力作”,但与魏和吕所不同的是,“我”终于从那种“沉重的东西中”冲了出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10]──这才是鲁迅要向我们明确传达的信息。

    总之,我要强调的是,《影的告别》,以及《在酒楼上》等都收入了《鲁迅自选集》,因此,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至少应当与鲁迅自己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解释的一致。同样,谈论鲁迅对“中间物”的理解,也应与《写在<坟>後面》的说法一致,而不是毫无根据地另外推演一番,说他抱怨找不到“自己的地位”和“自已的立足点”,便得出他就是无地彷徨的“影”,甘愿“在黑暗里沉没”的结论。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或其它一些文章书信里,解释过《野草》多篇的写作动机,但他从没有讲过为什么写作《影的告别》这一篇。他为何对此要“讳莫如深”呢?

    我想,毕竟这是些曾经与之在“同一战阵中”“朝夕相处”、“出入相随”过的“伙伴”,最终只是因“见仁见智”或“人各有志”而相互离异,很难说谁对谁错,因此“未可厚非”,“点到为止”;其次,“团体散掉”之後,他们之中“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无论如何,鲁迅自己的内心对此一定也是非常地伤感,临别时甚至还动情地想要得到“影”的“赠品”留念。尽管他同情、理解并尊重“影”的选择,但鲁迅也要走自己要走的路。这恰如他後来写的那样[12]

    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这里,他道出了其中的“难言之隐”。

    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正像鲁迅从没有明示或暗示过阿Q的原型是谁,他也决不会指明这“影”具体会是哪些人,因为那只是泛指。但即使是泛指,和描写阿Q一样,他的内心也是痛苦的。

    总之,既然鲁迅从没有讲过为什么作《影的告别》,那当然也不会在作《我的失恋》的用意中,提到“别的用意”──如果有的话──的一个字。只是我们或许可以借助鲁迅对“失恋”的一般态度,来推断他如何看待“从此翻脸不理我”的“影”的“告别”罢?

    由于鲁迅自己对此事“三缄其口”,看来,究竟谁是“影”,谁是“人”,这个“官司”是永无了断的希望了?

    然而,不!如果认真查考鲁迅对“黑暗”与“光明”一贯的“言”与“行”,那对于我们每个人去相信什么样的判断,总会有一点启示和亮光。

    的确,即使在“三·一八”惨案之後,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里,鲁迅依然没有“沉默”,也没有一点“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的意思。在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就接连写出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大衍发微》、《无花的蔷薇之三》、《新的蔷薇》,以及《再来一次》等十篇文章,控诉段褀瑞政府的“倒行逆施”,并戳穿“正人君子”们的无耻滥言。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惨淡的人生,敢於正视淋漓的鲜血。”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从这些疾呼中,我们看到,鲁迅在“黑暗”统治肆虐之时,哪里如钱理群所杜撰的那样,是“默默无言”和“坐以待毙”?他更没有丝毫“我要骗人”或“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念头。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又怎么能够相信钱理群关于“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说法呢?

    1926年8月鲁迅为恶势力所迫,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厦门、广州去教书,在那里正赶上国民党“清党”,及“四·一二”事变屠杀。“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13]那时国民党在“清党”,“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14]“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15]……毕竟,鲁迅也是个人啊!

    因而,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确是鲁迅一生的低潮,他在厦门“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只写了《故事新编》及《朝花夕拾》,为什么?先生坦承道:“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6]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环境的压迫之外,恐怕还有那时先生自己的观念也正在变化之中,如先生後来写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才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後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後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13]

    这是鲁迅自己对这句名言的解释,我也认同李何林教授对它的解读[17]。而钱理群“翻译”出来却是:“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

    那么,是谁在说诳呢?这只有看事实了。

    1927年2月16日和19日,鲁迅在香港做了两场演说:《无声的中国》[18]及《老调子已经唱完》[19],4月8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革命时代的文学》[20],12月26日又在暨南大学讲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21]。在演讲中,他鼓励“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18]

    即使在最恐怖的“四·一二”事变之後不久,1927年4月26日,鲁迅仍为《野草》集写下了感情激越的“题辞”,面对这黑暗的时代,他两次宣告“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即使“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以至於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机关很快就把它删除了。

    鲁迅“沉默”了吗?他“默默无言”了吗?他“呜乎呜乎”了吗?没有!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鲁迅对于“光明”与“黑暗”、“呐喊”与“沉默”的鲜明态度的话,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先生1926年8月赴闽前对女师大学生的讲话[22]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然而,对于这些“铁骨铮铮”“掷地有声”的文字话语,钱教授却另有一番说法。

    钱世故地质疑道:“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鲁迅说他是为三种人而写作。一种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们。一种是那些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他要为这些人呐喊助威鼓劲。第三种写作对象非常特别,鲁迅说,我是为我的敌人而写作的。既然是为敌人写作的,就不能把内心的痛苦说得太多,不能在敌人面前显示痛苦。因此,他必须有所遮蔽。”

    如果按今天社会上流行的讽刺话语来说,钱教授这意思就是:他为那三种人而写作的话,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只不过是要“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罢了,所以,那些都不是他的“心里话”,属于“我要骗人”那一类“时时刻刻不得不说”的假话,不可置信。换句话说,“为他人写作”,而不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思想,就几乎等同“伪善”二字。

    对此“恶谥”,我们权且记下,以後再谈。

    然后,钱教授接着发挥道:“今天人们谈论得最多、读得最多的鲁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数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真正为他自己写作的,鲁迅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那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是最具有鲁迅个性、最属于鲁迅个人话语的一个作品。”

    那好,我们就也来看看《野草》。

    钱教授好像忘记了,就在这“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是最具有鲁迅个性、最属于鲁迅个人话语的”《野草》中,鲁迅不是也写了《淡淡的血痕──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又写了《一觉》吗?那个集子里面还收有《秋夜》、《希望》、《死火》,以及《这样的战士》。

    1924年秋,鲁迅在写《影的告别》的九天之前,刚刚写就了《野草》的首篇《秋夜》。文章的作者,像“枣树”那样,“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睒着许多蛊惑的眼睛”,“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并“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緻的英雄们”。

    在《秋夜》文中,我们从哪里看到作者有一点颓唐、厌世,消沉、丧气的样子?难道仅仅九天之後,鲁迅就由“即刻旋高灯火”的斗士,变为一个“无地彷徨”的影子,甘愿“在黑暗里沉没”了?──这说不通啊!

    1925年的元旦,先生“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8]他自问自答道:“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11]

    此时距写作《影的告别》也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说那时的“影”就是先生自己的话,现在他已经忘记自己当初“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的呻吟,反而开始“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了吗?不知钱理群对此又作如何解释?鲁迅患上“老年痴呆症”了吗?

    四月下旬,先生还写下了《死火》,在那“冰谷”中,他用自己的“温热”惊醒了几乎被“冻灭”的“死火”,并要救他们逃出那里去,纵然自己最终被“大石车”轮碾死亦所不恤,──“‘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显然,处于逆境中的鲁迅,仍然愿意以死来搏击那冰冷的“黑暗”,并坚信真火的“光明”会到来。这又哪里是如钱教授所说的那样:“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1925年冬,在先生写的《这样的战士》里,作者不管敌人“对他一式点头”,“但他举起了投枪”;不管敌人“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但他举起了投枪”;不管“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但他举起了投枪”;不管“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不管“他终於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不管“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这里,我们看到的又是,多么骄傲,多么妩媚的一个战士的姿影呵!

    请教钱教授,鲁迅在“真正为他自己写作的”《野草》中的这几篇,与那些“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作品,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熟读鲁迅的钱教授不会不知道,鲁迅曾说过:

    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23]

    他又说过,“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24]

    因此,只有把所有这些历史都综合起来看,我们才不难分辨《影的告别》中,究竟谁是“人”,谁才是“影”?也就不难理解鲁迅先生写此文的深意了。否则,若是眼光如豆,甚至故意抹杀作者的真相,那就真是一个“文人浩劫”了。

    最後,我要提到,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影的告别》的解读“大同小异”,“大同”就是都把“影”看作是鲁迅自己,“小异”则在于对“影”的自白之“穿凿附会”,各有说云。国内研究鲁迅的前辈,“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教授,也曾这样试解过《影的告别》,不过他似乎并不满意自己的解读。李何林教授坦率地承认[17],“我所体会的全篇大意就是如此,可能不对。在《野草》二十四篇(《题辞》也算在内)中,我觉得这一篇最难懂,《墓碣文》还在其次。”

    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和谦卑学风,令人尊敬。

    ──是以为商榷。

    2020年2月初稿,2020年7月改写。


    引文出处:

    [1]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或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注:2020年4月初,《爱思想》网已删除这篇,但可参见与它内容相同的《无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选自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2]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或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456.html,2019年10月5日。

    [3]鲁迅,《写在<坟>後面》,“坟”,1926年11月11夜。

    [4]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集外集拾遗”,1919年4月16日。

    [5]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原载《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重刊《鲁迅研究月刊》,北京,2010年第8期,53─60页,2010年9月8日。亦可点击:邵荃麟:《鲁迅的<野草>》(2010年6月)

    [6]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1932年12月14日,鲁迅于上海寓所居记。

    [7]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三闲集”,1929年12月22日。

    [8]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二心集”,1931年11月5日。

    [9]鲁迅,《在酒楼上》,“彷徨”,1924年2月16日。

    [10]鲁迅,《孤独者》,“彷徨”,1925年10月17日。

    [11]鲁迅,《希望》,“野草”,1925年1月1日。

    [12]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夜。

    [13]鲁迅,《序言》,“三闲集”,1932年4月24日。

    [14]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指1927年广州清党时,鲁迅几乎被人“证成”共产党或“亲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刊物上做过文章,其时报上也有鲁迅“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等谣言“推波助澜”。

    [15]鲁迅,《自传》,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6]鲁迅,《怎么写》,“三闲集”,1927年。

    [17]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李何林全集”,第2卷,4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18]鲁迅,《无声的中国》,“三闲集”,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19]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集外集拾遗”,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

    [20]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己集”,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

    [21]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在暨南大学讲演。

    [22]培良,《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8月22日。

    [23]鲁迅,《<题未定>草》之六,“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24]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1935年12月30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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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鲁迅:《影的告别》,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併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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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鲁迅研究月刊》的评审意见。



    4/3/2020

    小鹰先生:

    您好!迟复为歉,让您久等了。现将编辑部意见发给您。

    《鲁迅研究月刊》的用稿重视论文的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应概念清楚、论证充分、有理有据;新材料是指新发现对鲁迅研究及新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相关文献;新方法应能够说明或解决相关学术问题。我们更倾向于史料性、学理性,短评不适合,往往缺乏深度理论分析。

    近年来《月刊》很少发争鸣类文章,探讨均在学理的范围内展开,特别是考证类的文章,因材料掌握的不对称,是完全有必要质疑和探讨的。对于虚构文学作品的解读,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没有必要争鸣商榷的,更不必一一坐实。特别是经典作品,本来就经得起多样化的阐释,否则就不是经典。

    另外,学术期刊也面临各种指标的考核,学术规范要求严格,已在网络发布,引用自我重复,都会被视为是学术不端,不能刊用。您当然不在这个要求之内,因为文章中个人感悟的成分多,更适合于《中华读书报》《名作欣赏》《粤海风》这种更加灵活的文化批评类杂志。

    感谢您对《月刊》的关注,遥祝您一切安好!

    敬颂 大安

    XXX

    小鹰回复

    《鲁迅研究月刊》

    XXX先生:

    多谢!这封退稿信可谓《鲁迅研究月刊》学术历史上宝贵的官话记录,我一定珍藏奇文,并与人共赏析之。

    请各位编辑“扪心自问”,鲁研学界正统长期以来,仅凭那第一人称,就把“影”当作是鲁迅自己,就按那“独白”对鲁迅做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式的种种复杂的精神分析,大谈什么“潜意识”、“两个灵魂”、“双重人格”,断言鲁迅“为他人写作”,只不过是要“政治正确”而“口是心非”罢了,这又有什么“史料性、学理性”和“深度理论分析”?

    吃“XXX鲁迅”这碗饭的大师们,迎合“维稳”的需要,悉心打造“沉默的鲁迅”、“无地彷徨的鲁迅”,以及“我要骗人的鲁迅”等等,这样不顾史实地来“纪念鲁迅”,就不自觉惭愧,也不怕鲁迅在天来揪他们的耳朵吗?

    鲁迅在中国被人“捧杀”与“棒杀”已久,现在又多了一种杀法,去手弃木,叫做“奉杀”,就是把他供奉在人迹罕见、叫兽出没的荒郊野岭象牙塔中,由少数“专家”任意肢解考据,随心所欲地写些“诘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朦胧文字,美其名曰“鲁迅研究”。

    十年前,我们曾打过交道,那时我还信任你有些新锐精神,不过对于鲁研队伍里有着两派人马,已略有觉察:老实做学问的受着排挤,善于逢迎的却春风得意,现在一看,更是“日新月异”,“面目全非”了。

    但愿这信只是你的违心之言,受命之作。

    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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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鲁迅,点击参见]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

    荃麟:《鲁迅的<野草>》(1945年9月10日)

    荃麟、葛琴:《鲁迅散文<秋夜>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小说<药>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杂文<灯下漫笔>的导读》(1947年)

    荃麟:《也谈阿Q》(1941年8月10日)

    荃麟:《阿Q的死》(1942年10月19日)

    荃麟:《关于<阿Q正传>》(1942年)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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