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
张 梦 阳
邵荃麟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的身份名世的，但是他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发表过富有深度和分量的鲁迅研究论文，对鲁迅研究有着杰出的贡献，理应在中国鲁迅学史上留下他的名字。
一、关于《野草》的论著
1945年9月10日《国文杂志》月刊第3卷第4期，发表了邵荃麟的《鲁迅的<野草>》。这篇论文有很强的理论性，对《野草》的价值与特点作出了很好的概括。
该文这样评价《野草》的文体特质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鲁迅先生的作品，以杂文最多，小说、译作次之，唯散文则仅此一集；但他散文的精美坚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实无人足以比拟。这集子里所收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最真实的诗篇，是作者从当时个人生活所遭受的惨痛和激动中所直接抒发的思想情感的结晶。
肯定《野草》是散文，但是后面又说是“最真实的诗篇”，其实还是认为《野草》是属于散文诗。以“精美坚实”概括其特点，是简明、准确的，前人没有说过。从中国文学史的高度作出“实无人足以比拟”的定评，也是对《野草》价值评定的一大提高。
而对鲁迅创作《野草》时的心境，则作出了更为精辟的分析：
在这些刹那中，鲁迅先生的心境确是绝望者的心境，确是虚无主义者的心境；而且是更超过於一切绝望者与虚无主义者的心境。然而尽管这样，我们却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写《野草》时期的鲁迅先生纯然是这种心境。我们要知道当时鲁迅先生心灵中是在进行着最高度的强烈搏斗，他的情绪上是在起着最猛烈的波动，宛如海涛冲击，此起彼伏；希望与绝望，更生与灭亡，胜利与失败，一切都到达最尖锐的顶点，而从这种搏斗中间，才能使他的思想情感上迸发出各样的灿烂火花。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当他思想向前突进以前所必然经历的大苦闷，大痛苦，而只有从这种真实的苦闷与痛苦中，纔能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如果不把握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与心境，贸然地或片面地确定他是虚无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那将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当时情感会如此激越，而且也无法来说明他后来思想上那种跃进了。
《野草》研究历经七十余年，如何认识其中所包含的绝望与虚无主义情绪始终是争论的焦点。有人由此断言鲁迅是绝望者和虚无主义者，又有人否认之，认为鲁迅是乐观主义的战士，没有绝望和虚无主义情绪。邵荃麟则与两者都不同，采取了退一步、进两步的论析方法：先承认
“鲁迅先生的心境确是绝望者的心境，确是虚无主义者的心境；而且是更超过于一切绝望者与虚无主义者的心境”；然后指出“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当他思想向前突进以前所必然经历的大苦闷，大痛苦，而只有从这种真实的苦闷与痛苦中，才能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其实，这正是把握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实质。这篇论文发表近四十年后发现了鲁迅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信，信中有鲁迅自己的表白：“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自己的表白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反抗绝望”是鲁迅的精神实质。邵荃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作出了这种判断，实属不易。之后，日本的竹内好也用“反抗绝望”概括鲁迅的思想本质，中国的舒芜也曾在《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1946年10月18日上海《希望》月刊2卷4期)一文中作出了同样的归纳。直到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汪晖，则直接以“反抗绝望”为书名，阐发这一思想。而在把握“反抗绝望”这个鲁迅思想本质的探索史中，邵荃麟应该是第一人。仅这一点，就证明了邵荃麟对鲁迅思想本质理解的深刻性及其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地位了。正是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的复杂矛盾的把握中，邵荃麟深刻地阐释了《野草》的精神实质。其所站的思想境界之高，运用的论证方式之犀利，以及语言之绚丽、遒劲，在《野草》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后来的许多论者，论及这一问题时，倒模棱两可了。从中也看出了研究学术史的必要性，如果前人已经说过，并且说得很好，自己已无法超越了，不如就重温一下前人的论述，不必再另起炉灶。邵荃麟还对《野草》23篇的内在结构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有人说《墓碣文》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序，那么我以为《这样的战士》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跋。
对《野草》各篇在全书的位置作出正确的判定，有益于对这部杰作的整体性理解。研究者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例如前面评述过的杜子劲就把《一觉》看成是《野草》的后序，而邵荃麟认为
“《这样的战士》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跋”，似乎更为有理。因为《这样的战士》确实更为真实地反映出鲁迅的本来形象，更带有总结的性质。由此，邵荃麟把鲁迅精神概括为
“韧性的、牛皮糖一样的战术”。更可贵的是邵荃麟不仅从《野草》中看出了
“鲁迅先生个人的愤怒与悲痛”，而且看出了“历史的愤怒与悲痛”。他指出：这些灿烂的火花与其说是从鲁迅先生个人的思想情感中间迸发出来的，无宁说是从历史矛盾的斗争中迸发出来。《野草》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从麻木到甦醒过程中那种痉挛的状态。
只有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透视力，才可能透过《野草》看到这样深广的历史内涵。
最可贵的是，邵荃麟还对鲁迅作出这样的概括：
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
后来的许多论者给鲁迅加上了一些“主义者”的帽子，赞誉者称他为“共产主义者”、“反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等等，诋毁者又称他为“激进主义者”、“复仇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等等。其实，这都是并不符合鲁迅实际，也不会被他本人认可的。最恰当的提法，还是如邵荃麟所说，
“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从中国近代被压迫被侵略的屈辱的历史与现实中产生的，没有必要加上任何外在的标签。值得特别提请注意的是，邵荃麟这篇论文是1945年9月10日发表的，而在1940年1月1日，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鲁迅是“共产主义者”了。在毛泽东的提法已经成为党内“圣旨”的1945年9月，邵荃麟竟然指出
“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真是够大胆的！这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勇气！今天重温邵荃麟这一观点，倍感其重要！在中华民族对鲁迅的认知史上，邵荃麟关于“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的观点，乃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亮点，在当下更加具有深刻的启悟意义，给鲁迅学家为鲁迅正确定位提供了科学的借鉴。从中可以看出邵荃麟“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科学精神，他既不像陈伯达等理论家那样专门揣摩、体悟上级、特别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心理好恶，也不注意观察、嗅闻“阶级斗争”的动向、轨迹、“气味”，只在那里一味地埋头实做，从理论和实践中“叫真”，表现出十足的“书生气”，这不预兆着在“左”的倾向占上峰时，必定难遭厄运？！邵荃麟不仅对《野草》作出了整体性的评价，还对其中的名篇专门做过解读。1949年，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发行了他和夫人葛琴编的《文艺作品选读》，就解析了《野草》中《秋夜》。认为“
作者所抒发的，是那样一种真挚而深远的感情，使我们完全可以接触到作者那种广阔的历史胸怀，和那一般琐琐屑屑抒泄着个人感伤的散文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作品中纯熟地运用象征的手法，“没有深刻的思想感情和高度修养的人是不容易达到的”。二、关于阿Q的论述
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阿Q典型阶级属性的讨论，艾芜、张天翼、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都参与了，然而对阿Q典型阶级特征问题分析得比较科学的，还是当时已显出功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他在《也谈阿Q》(1941年8月10日《文化杂志》月刊第1卷第1期)中，对艾芜关于阿Q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这一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
我们常常说的阿Q相或阿Q主义，也并不限于指阿Q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但是我们如果不把阿Q这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特征，阿Q和阿Q所代表的阶层对整个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阿Q主义对阿Q这个阶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则很容易会把阿Q单纯地看作代表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而把典型的阶层本质忽略了，这样就会和另一种对典型的误解──说典型是代表国民性的误解，混淆起来。
邵荃麟认为阿Q主义这一特征对于阿Q这一阶层的特殊意义在于：
阿Q以及阿Q同样的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他们并不能压迫人，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可怜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除了自害以外，并不能害人，对于他们，阿Q主义固然也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然而这失败主义的另一面，却是说明奴隶是在反叛着，阿Q主义是奴隶失败史的血的结晶；阿Q的历史是中国底层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被压迫的一幅史图。看了这幅史图，是教人愤怒的，战慄的，同情的。……这就是阿Q这个典型所包含的本质的特征，这是和其他社会阶层不能共通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从典型创造的根本法则上去解释阿Q，也只有把握这种本质的特征，作者才能把整个历史的时代与民族的病况强烈地展开在我们的眼前。
邵荃麟这种分析的特点是：既不否认阿Q主义超阶级的普遍意义，又把阿Q这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从各个不同层面上去系统、全面地认识阿Q的典型性。这样，自然会推动阿Q典型研究的深化。
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观点，是人类科学思想的结晶，只要正确地而不是庸俗地加以运用，就必定会促进阿Q典型研究的发展。
1942年，欧阳凡海出版了一本重要的鲁迅研究著作《鲁迅的书》，这其实是半部鲁迅传论，理论性很强，影响很大。邵荃麟衷心欢迎这本书的出版，但是对书中关于《阿Q正传》的论述持有不同意见，就写了一篇更为厚重的论文《关于<阿Q正传>》，发表在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上。
首先，这篇论文最重要的贡献是谈了鲁迅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欧阳凡海认为鲁迅写作《阿Q正传》是根据他两个月前所写的杂文《知识即罪恶》所表现的思想，要到“所同情的负担着封建的历史重担的中国农民阿Q身上去发掘革命种子”，但是没有成功。邵荃麟指出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有毛病的，即
“首先假定了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程序，根据这程序的图式，再来分析这篇作品，这样就不知不觉走到了观念论的路上去。”我们可以由此反省一下整个中国鲁迅学史，不是在很长的时期里都是这样做的吗？“首先假定了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程序，根据这程序的图式，再来分析”鲁迅的思想发展和世界观的转变时间，结果只能走进越研究离鲁迅实际越远的“怪圈”。邵荃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鲁迅研究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错误，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其次，这篇论文肯定《阿Q正传》的主题是旨在
“中国国民弱点的暴露”，而不是如欧阳凡海所说“要从阿Q身上发掘革命种子，追求革命的动力，这说法确是新颖，然而却未免太主观了。”“如果鲁迅先生在当时把阿Q这典型真的写成一个意识觉醒的、充满愤怒与仇恨的革命农民，那倒和历史真实不符合，成为‘欠真实性’了。”这个问题也是阿Q研究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许多论者，甚至毛泽东也批评鲁迅在《阿Q正传》中没有写阿Q的革命性，认为这是由于鲁迅“没有参加过农民运动的缘故”。而这种看法恰恰遮蔽了鲁迅的真实性与深刻性。再次，这篇论文很好地解决了
“鲁迅先生为什么不选取闰土型的农民而选取了一个流氓无产者性的阿Q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的问题。这同样是阿Q研究中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说阿Q是农民的典型，甚至是革命农民、革命无产者的典型，而邵荃麟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阿Q是“破产的流浪农民”的典型。并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因为阿Q是被磨折得最不像样的一个人物，是奴隶群中间最悲惨的一员。他不仅土地、工具被人家剥夺掉，弄得无家可归，到后来只剩下一条裤子。而尤其令人战栗的，是他的‘人性’给磨折那样的残废不堪。这才是阿Q主义产生的根源。也即鲁迅先生所要写出的奴隶的真实状貌。这样一种人物，从破产的农村流浪汉去选取，自然比较从像闰土那种人中间去选择更为合式了。”第四，由此富有逻辑地归结到鲁迅对奴隶主义的批判这一根本问题上去了。说道：
“以破产的流浪农民(最下层的奴隶群)来作为这个典型的阶层基础，从而暴露出最下层奴隶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义的一致和矛盾。更进一步，显示出奴隶主义的根源以及这病根对于中国民族解放的矛盾，所以阿Q才不能不是这样一个人物”。“一部《阿Q正传》与其说是奴隶的革命史，无宁说是奴隶革命失败史，或者说，是奴隶的被压迫史。从这部血泪的历史中间，使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奴隶是在反叛着，而且更看清楚奴隶自己的弱点。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奋斗，并且和自己的弱点去奋斗。”第五，由此又自然而然地归根到精神胜利法上去。指出：
“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可怜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阿Q正传》不仅暴露了奴隶的弱点，并且也暴露了民族衰弱的根源。不仅是奴隶的失败史，并且也是民族的失败史。从阿Q这个典型人物身上，鲁迅先生是把辛亥时代中国社会以及民族的基本矛盾一起掘发出来了，并且借此展开了社会思想形态的战斗。而在这中间，我们更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伟大的爱。《阿Q正传》的伟大思想内容和伟大的艺术价值，我想是应该从这里去认识罢。”最后，邵荃麟又凭借着他敏锐的艺术感觉，通过鲁迅写阿Q临死之前从围观的看客联想到饿狼眼睛的描写，感叹道：
“这是多么锐利的笔力啊，世界上是否有艺术家，曾经写出比这更令人战栗的性格么？”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鲁迅的艺术笔力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特别值得单另提请注意的是，邵荃麟在此文中有这样一句断语：
鲁迅先生并不是政治家。
因而他对于“
革命形成过程的认识不够”，是可能的。这一句往往会被读者忽略的话，意义却很大。由于后来把鲁迅推向“神坛”，人们在潜意识中把鲁迅当作了“全知全能的‘神’”，似乎他说的话应该句句正确，每句话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政治上，也应该事事正确，富有预见，能够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样产生的后果，一是把鲁迅的话当作政治家的指示，一律照办，结果可能并不如意；二是用政治家的标准要求鲁迅，一旦发现鲁迅的某些话在现实政治中并不全对，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此全盘否定鲁迅。应该像邵荃麟那样，认识到“鲁迅先生并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有着深刻认识的天才文学家与本土思想家。更准确一些，是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位“精神界之战士”，一位从20世纪初叶就反对世界的“质化”趋势、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主持正义、反对不平等现象的精神斗士。他是一个生活在人间的活活生生的人，但绝对不是一般的俗人，而是一位几百年才出现的极为特殊的文学天才和思想天才。因之，也可能既有一般人不具备的天赋，又有一般人都有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弱点，甚至超过一般人的怪脾气和激越的狂气。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所谓“毛病”，否定他的全人；更不必要，为贤者讳，把本是他缺点以至失误的地方，美化成优点或“伟业”。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以鲁迅的好恶为好恶。而应该照他自己所曾经说过的批评原则去做：“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无论如何，他的文字与人格是绝对伟大的，是多少位其他贤人或巨人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人“悟自己之为奴”、从而克服奴性、提高悟性、实现人的自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他并不是一个对社会革命实践进行具体指导和管理的政治家，他虽然提出了对“无阶级社会”的向往，呼吁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的到来，但他不可能像政治家那样为这种社会的到来设计比较合理的政治方案，摸索出比较科学的政治途径。不但不能，有的时候，还可能有所失误，例如对前苏联的情况就有误读之处等等。文学家需要激情，甚至“偏至”，以至于须保留“童真”；政治家则不然，最当紧的是冷静、客观、务实。不要以政治家的标准要求鲁迅吧！一个人，即使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十全十美。如鲁迅那样，在中华民族认识自己、“反省”自己的过程中起到如此超凡的文学和思想的效应，就已经极其难得，肯定长存于精神文化史上了，不要再以政治家的标准苛求他吧！如果这样去思考问题，就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谬误了。对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认知，决非评价得越高越好，而是需要恰如其分，需要中肯、准确，需要有理性的眼光。结尾，邵荃麟进一步显出了大家风度，指出虽然欧阳凡海对《阿Q正传》的分析“有讨论的必要”，但他的《鲁迅的书》，
“大体上仍不失是一本研究鲁迅的较好的书。有许多见解，是很卓越的、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这本书内容认为有问题的地方，便更觉得有提出讨论的必要了。”1943年3月，邵荃麟又在《文学批评》第2号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阿Q的死》。这是为纪念鲁迅忌日而写的。文中提出了三个问题：一、阿Q为什么不得不死？二、阿Q的死是说明着什么？三、阿Q的死，教训了什么？他这样回答：
“当赵太爷恭敬地叫“老Q”的时候，杀机实在已经埋伏着了。此后即使没有未庄遭抢那一幕，阿Q的性命恐怕也未必保全得长久罢。”因为“虽然是革命了，但奴隶还是不许反叛的。”阿Q的死，“与其说是牺牲于革命，毋宁说是牺牲于几千年血教训出来的奴隶失败主义。”“只有根本摧毁了几千年来统治者用血教训出来的奴隶主义哲学，才能使奴隶解放真正获得成功。”“阿Q主义这敌人，并不是远在天边，就在我们周围和我们自己中间，要战胜它，也只有从我们自己中间做起。”讲得多么深刻啊！长期以来，我们的鲁迅研究，忽视学术史的回顾与研究，更加忽视邵荃麟的这些精彩的论文，很多话实际上他早已经说过了，而且说得很好！问题也已经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透辟！我们却仍然在那里争论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由此可见，重新阅读邵荃麟的这些鲁迅研究论文真是太必要了！
三、与冯文炳论鲁迅
1961年8月29日，邵荃麟曾经给著名作家废名、即冯文炳写过一封信：《关于鲁迅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的思想──致《鲁迅研究》作者冯文炳同志的信》。后来发表在《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1期上。
冯文炳的《鲁迅研究》提出了一些与当时观点相佐的看法，一是认为鲁迅在“五卅”时期才认识帝国主义，而在这以前，鲁迅是抱着学西方的迷梦，甚至在“五卅”时期也并没有完全打破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而在“五卅”以前，鲁迅还没有“认谁作敌”。二是认为鲁迅反封建的范围里也包括中国的农民。因为《狂人日记》中，引证了佃户的一段话，“这是把农民和‘大哥’同样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了”。三是认为“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他常常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他笔下的‘国民’、‘百姓’每每是指小资产阶级和一般市民”。在分析《灯下漫笔》时，又说鲁迅在奴隶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态度是“中立的”。四是认为鲁迅在“五四”时期不可能提出农民问题，并认为阿Q等只是小市民的形象，未庄也不是农村。还认为鲁迅所说“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并不包括劳动人民在内。最后一节中，则认为把“五四”时期的鲁迅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也不符合鲁迅所处的时代的实际。”
这些看法，在当时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从延安来的革命干部何其芳，仅因为在《论阿Q》中说阿Q精神胜利法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弱点，就遭到了无情批判。冯文炳身为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然讲这种比何其芳还要大胆的异见，岂不要引来杀身之祸？
然而，邵荃麟在这封信中，丝毫没有那时的“批判家”们的横暴之气，既没有“戴帽子”、“打棍子”，也没有空洞说教、以势压人，而是与作者作了坦诚的商榷，阐明自己对鲁迅思想发展过程的看法；在尊重和肯定作者的同时，也指出了他论述的缺陷和不足，坚持认为：鲁迅所进行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充分表现了鲁迅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也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基本精神。”邵荃麟这种严肃平等的学术探讨精神和所坚持的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立场，不仅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在今天也是应该倍加珍惜的。
四、小结
概括来说，我认为邵荃麟的鲁迅研究论著有以下特点：
一、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敏锐、严密的思辨力。对复杂的理论问题的辨析，明显地高于当时的一般作家。从上文对邵荃麟鲁迅研究论文的评析和他一系列文艺理论文章中，可以充分看到这点。
二、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鲁迅研究领域那些错误的简单化的方法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例如在《关于<阿Q正传>》中指出：“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机械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邵荃麟关于鲁迅研究方法论的告诫，不仅在当时，就是在整个中国鲁迅学史中都是一种重要的警示。至今我们不是仍然流行着把鲁迅作品“机械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的机械论和简单化方法吗？
三、由于邵荃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敏锐、严密的思辨，又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他对鲁迅的认识是非常深刻和令人信服的。例如认为：“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他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强调鲁迅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本质，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邵荃麟一直明确地坚持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在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邵荃麟又凭藉着他对历史的洞晓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指出：“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剖解的深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仅从这一点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关系是有比谁都深刻的理解的。”要知道这些话是在将近七十年前说的，但至今依然闪烁着科学理论的光芒。值得那些一味否认鲁迅价值的人们重温。而邵荃麟最重要的贡献，是前文所说的确认“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并不是政治家”。这两点，远远重于具体的学术见解，是中国鲁迅认知史上基础性的原则出发点，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对于科学地认识鲁迅、给他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从而使鲁迅学走向更为科学的轨道，后人从鲁迅那里得到真正有益的滋养而避入历史误区，至为关键。
四、富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上文所提到的他对《阿Q正传》结尾饿狼眼睛描写的评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五、始终坚持平等的与人为善的科学讨论态度。这一点在给冯文炳的信和所有文章中，都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而这种态度，在“左”风横行的中国文坛上是极少见的。包括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及其对立面胡风，都很缺乏这种作风。也正是由于邵荃麟一直保持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平和、谦逊的作风，所以他才会针对极左的文艺观，提出了“中间人物”论等科学的文艺思想，也必不可免地成为极左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首当其冲，被打倒在地。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和人民终于还他以清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在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不能不忆起“文革”初期，即1966年8月下旬在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见到邵荃麟先生的一幕。那时，他和刘白羽、冯牧等作协领导一起，首次被群众“揪”出来“示众”，可能由于他在作协的地位特殊，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又单独押出来，被迫跪在地上交待他的所谓“罪行”。他的二儿子邵小鸥和我是北京二中的同学，所以我特别注意他。那时，他已经病弱不堪，仍然被强逼着嗫嚅地认罪。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心仪的是和父亲同乡的季羡林等学术权威，并因为所谓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思想被打入另册，参加不了红卫兵，只能靠边旁观。看着邵荃麟忠厚老实的面相，很难想象他会是什么反动分子。不一会儿，押解他的红卫兵说他病太重，又有更重要的材料需要交待，不能久留，押他回去了。我望着他瘦弱的背影，极为同情，却不敢有丝毫流露，但这一幕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后来听说他于1971年病死在秦城大狱中，不禁心中一颤，暗自发问：对于这样一个文弱书生，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何至于如此残酷呢？……
我想：邵荃麟的名字，不仅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在整个中国文艺理论史以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也应有不能低估的价值。
2010年8月17日写于香山“孤静斋”
(此文首发于《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8期，同年九月作者慨允本站转发时略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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