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麟葛琴文选]

[说明]1947年10月香港《生活书店》举办“持恒函授学校”,邵荃麟和葛琴被聘为“文学作品选读与习作”专修部(亦称“文学专修科”)导师。海内外文学科的学生最多时达几百人之多。他们每周发一次讲义,选一些中外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杂文和报告文学等共24篇,对各篇一一作了介绍和分析讲解,并常与学生有通讯往来。讲义後来由《生活·读书·新知》书店汇集成《文学作品选读》出版。以下是该书中的一篇。

 

  • 荃麟、葛琴:鲁迅杂文《灯下漫笔》的导读 (1947年)


  • [附] 鲁迅:《灯下漫笔》 (1925年4月29日)

  • 鲁 迅 杂 文《灯 下 漫 笔》的 导 读

    荃 麟、葛 琴

    [作者介绍]

    詳前(上册第二四五页) (见本网:荃麟、葛琴:鲁迅散文《秋夜》的导读 (1947年)──小鹰注)

    [写作时期和背景]

    本文是魯迅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寫的,好像是發表在《語絲》上,后來收在《墳》內。這時恰是“五卅”运动爆發前一個月,经过一九二三年的“二七”运动和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革命统一战线的扩大。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正在高潮的前夕。那时鲁迅先生在北京,一方面支持《语丝》,一方面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北京(北平)在当时是封建反动势力最浓厚,而革命力量则最薄弱的地方,鲁迅先生就是单枪匹马地在和这些封建势力作战。这些封建思想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所谓国粹主义。章士钊(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是当时这反动思想的领导者。他们主张复古,崇扬东方固有文明,反对革命。而鲁迅先生则竭力抨击这种反动思想,称之为“人肉的筵席”。在写本文前数月中,鲁迅先生写过《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看钟有感》、《春末闲谈》等杂文,几乎都是对这种国粹主义以痛击的。本文发表后一月,女师大的风潮爆发了,这就是那些国粹派章士钊、杨荫榆、陈西瀅之流压迫青年的一幕阴谋。鲁迅先生跟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关于女师大事件,鲁迅先生写过许多锐利的批评文章。接着,“五卅”运动影响扩展到北方,鲁迅先生又和那些企图遏止学生反帝运动的文人、“诗哲”作笔战。鲁迅先生不仅猛烈的抨击那些封建与奴才的思想,而且对於这些反动思想的实质,作了深刻无比的抉发。本文可以说是在那个时期中作者抉发封建思想毒害底最有力的一篇文章。

    [内容分析]

    这篇杂文从换银一件小事起,说到中国人一种奴隶主义的思想。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於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统治阶级把人民压迫到连牛马也不如的时候,然后稍稍“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值,”於是人们就“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人们只知道做一辈子安份守己的良民(奴隶),於愿已足,更没有反抗的勇气,这就是数千年来封建阶级注射於人民头脑中的思想毒素,──奴隶主义。造成这种奴隶主义思想的,一方面固然是那封建统治者残忍无比的剥削与屠杀,另一方面也就是那深、厚、浓、重的封建文化与教育。几千年来,无论是儒家或道家,一贯都是教人安於奴隶的身份与地位。儒家的中庸主义和礼教制度;道家的清静无为,都是帮助封建统治来消解人民的反抗意识。这种思想教育深入於民间,有悠久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坚固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标准。这种灵魂的屠杀,实际上比刀兵的屠杀还要厉害。在另一篇《春末闲谈》中,鲁迅先生把这种文化比之为细腰蜂身上的毒针。所谓“东方固有文明”,所谓“国粹”,实质上就是这种奴隶的结晶。“‘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几千年来的古老中国不能进步,基本上固然由於生产方式的一成不变,但这种封建思想的影响,也是一个极大的因素。鲁迅先生一开始就认定:这种奴隶主义思想是中国民族衰弱的一大根源,不从根本上粉碎了这种奴隶主义思想,人民是不易起来革命的。《狂人日记》就是向这种奴隶主义的一篇宣战书,包括在《呐喊》、《徬徨》二本小说中,以及《热风》、《野草》、《华盖集》、《坟》与后来许多杂文集中大部分文章,都是针对着这种奴隶主义思想而作战。例如阿Q主义,便是这种奴隶主义的一种形态,鲁迅先生是深深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人,他从几千年历史中揭穿了一个大秘密,这就是本文中所说的:

    “……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把儒家所谓“一治一乱”的大道理,用两句最直捷的话把它戳穿了。任何历史学家不曾有过这样明确而深刻的剖解,不曾有过这样精闢而有力的批判。这篇文章的最精闢之处,也就在这一段文章。中国士大夫所神往的所谓“唐虞盛世”,中国老百姓所企望的“真命天子出世”,实际上就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想望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种思想存在,就妨碍了革命思想的生长。人们不是想自己起来反抗,而只是期望於主子的改良或另一个能够改良的主子。这种思想,直到现在还残留在许多人脑子里。例如目前民不聊生之际,若干所谓“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便只希望统治者,能够有点改良,希望能够有一个“喘息的和平”。甚至像萧乾之流,希望“天上能飞下一个希特勒”,保证每个人有两斗米,有两间房子,便认为於愿已足,这还不正是这种思想在作祟?今天中国大部分人民已经从这种奴隶主义思想中觉醒过来了,他们知道非澈底“掀翻这(人肉的)筵席”,非澈底扫荡这些食人者,不能得到澈底的解放。但是小部分的知识分子和上中阶层的人,却不免还保留着这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实质上却是替主子在“修补老例”。所谓“自由主义运动”,正是这种玩艺儿。那么,今天我们来读一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不正是足以使我们警觉於这种奴隶主义的深、厚、浓、重,而使我们去领略鲁迅先生给我们的指示:

    “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在第二节文章里,鲁迅先生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封建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於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於北魏、献於金、献於元、献於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

    奴隶主义的文化,既然是教人屈辱於奴隶的地位,所以当外力侵入的时候,一定也教自己的奴隶去屈服於外来的强力。封建文化到了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定是带着买办性的。尽管装着阿Q的神气,口口声声嚷着“东方固有的文明”,实际上却是替洋主子安排筵席。洋主子之所以称赞中国固有文化,无非是因为这种文化最适合於他们的殖民政策。试看帝国主义者在他的殖民地里,总是喜欢对华侨提倡中国的旧文化,不就是因为这种文化是可以消散中国人对於帝国主义的反动性的。这和帝国主义者称赞中国劳动力的低廉和喜欢保住中国的落后性,是一样的道理。

    鲁迅先生不但猛烈抨击了封建文化道德,也猛烈抨击帝国主义者,利用这种奴隶文化对於中国的侵略。这就是鲁迅先生一贯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也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

    是什么构造这种奴隶文化的呢?就是封建社会的阶级制度,即鲁迅先生所谓“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就是古代封建社会严密的阶级制度。现在这些形式固然没有了,但是一层层的压迫凌虐着,还不是一样?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一级级的“人肉筵席”,所谓中国的精神文化者,无非是这种封建阶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而已。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先生最后带着那样决绝的声音,那样愤怒的感情,向现代青年发出这样的号召,那么读者们,让我们掩卷默思,想一想今天中国的情形,看一看今天中国的现实,鲁迅先生这一篇杂文,将给予我们是怎样的启示。

    [关于杂文]

    杂文这个形式,也可以说是鲁迅先生创造的一种文艺形式。虽然类乎这种的文艺性政论在西洋过去也有过,但是鲁迅先生却给了它一种独特的性格,它是运用文艺的形式来直接作社会与思想的科学批判,它是一种思想性的战斗匕首。它可以极灵活地运用,不受形式的拘束。它的特点,是捉住敌人的要害,反戈一击,给予致命的打击。它的锐利性是比一般的文艺散文更强,它是吸取诗的精炼於散文之中。和一般论文不同之处,就是它不仅具有科学的概括力,而且具有美术的形象与典型性。它是在和黑暗势力作肉搏时一种最有效的战斗武器。

    杂文的体裁究竟应该怎样?这是很难回答的,我们以为杂文恐怕并无一定的体裁,即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也很难概括出一种固定的体裁,它是极自由的、极灵活的形式。构成一篇杂文的主要骨干仍是思想,思想性深刻的杂文,不管什么体裁都可以点出他的美与力,否则徒在形式上模仿那种曲折的笔调,作着一些浅薄的讽刺,那是不会成功的。

    录自《文学作品选读》,荃麟、葛琴编,《生活·读书·新知》书店,下册,568页。


    研究邵荃麟,点击参见: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

    荃麟:《鲁迅的<野草>》(1945年9月10日)

    荃麟:《阿Q的死》(1942年10月19日)

    荃麟:《也谈阿Q》(1941年8月10日)

    荃麟:《关于<阿Q正传>》(1942年)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荃麟、葛琴:《鲁迅小说<药>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散文<秋夜>的导读》(1947年)

    荃麟、葛琴:《鲁迅杂文<灯下漫笔>的导读》(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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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灯 下 漫 笔 [1]

    鲁 迅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2]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3]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4],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5],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6],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7]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8]的时候,黄巢[9]的时候,五代[10]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11]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12];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13]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14]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15]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16]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17]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18]。”(《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19](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20],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后收入《坟》,《鲁迅全集》,第一卷,193页,一九三八年初版。


    [1]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

    [2] 袁世凯(1859─1916) 河南项城人,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由于他拥有反动武装,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又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国家的政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政府;后又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3] 蔡松坡(1882─1916) 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加以监视。一九一五年他潜离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4] 中交票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5] 关于元朝的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律,多桑《蒙国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据冯承钧译文)当时汉人的地位和奴隶相等。

    [6] 《鉴略》 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垫用的初级历史读物,上起盘古,下迄明弘光。全为四言韵语。《历代纪元编》,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纪元总载,中卷纪元甲子表,下卷纪元编韵。是中国历史的干支年表。

    [7] “三千余年古国古” 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

    [8] 五胡十六国 公元三○四年至四三九年间,我国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计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加上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共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

    [9] 黄巢(?─884)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唐乾符二年(875)参加王仙芝的起义。王仙芝阵亡后,被推为领袖,破洛阳,入潼关,广明一年(880)据长安,称大齐皇帝。后因内部分裂,为沙陀国李克用所败,中和四年(884)在泰山虎狼谷被围自杀。黄巢和张献忠一样,旧史书中都有关于他们杀人的夸大记载。

    [10] 五代 即公元九○七年至九六○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11]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语见《尚书·汤誓》。时日,指夏桀。

    [12] “一治一乱” 语见《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13] “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语出《汉书·王莽传赞》:“圣王之驱除云尔。”唐代颜师古注:“言驱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14] 鹤见祐辅(1885─1972) 日本评论家。作者曾选译过他的随笔集《思想 ·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见于该书。

    [15] Proletariat 英语:无产阶级。

    [16] Democracy 英语:民主。

    [17] 孙美瑶 当时占领山东抱犊固的土匪头领。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他在津浦铁路临城站劫车,掳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当时哄动一时的事件。

    [18] 王、公、大夫、士、阜、舆、隶、僚、仆、台是奴隶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治者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

    [19] 每斤八文的孩子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载有仲瑚的《一个四川人的通信》,叙说当时军阀统治下四川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说:“男小孩只卖八枚铜子一斤,女小孩连这个价钱也卖不了。”

    [20] 罗素(B·Russell,1872─1970) 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在各地游览。关于“轿夫含笑”事,见他所著《中国问题》一书:“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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