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

小 鹰


[说明]钱理群教授从《我要骗人》和《野草题辞》中,读出了“骗人的鲁迅”“沉默的鲁迅”,为此我发了《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提出六个费解之处与之商榷。钱从《影的告别》又读出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作为回应,我也发了《如何解读<影的告别>?》《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

现在,把笔者与一些友人对“钱式鲁迅”和拙作的讨论综合在一起,以对话的形式写出来,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甲:最近读到你写的《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以及《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你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这样的争鸣很好。对文学作品本应该可以有多种阐释,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但通过探讨,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

乙:是的,《影的告别》是首散文诗,诗讲究的是“形象思维”,对诗各人感受不同,的确无所谓谁是绝对正确。

甲:绘画也是如此,对毕加索一幅画的理解十个人可能会八种不同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给了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因此,对《影的告别》中“人”和“影”的理解,也可以是多元的,无所谓对错,应当包容。

乙:我当然赞成“多元”,但“多元”正意味着“争鸣”,而“包容”也并不排斥“批评”,这才是健康的“多元文化”得以成长的途径。

甲:那好,你批评钱先生关于鲁迅是“历史中间物”的看法,我也想同你商榷一下。

鲁迅的“中间物”的观念,是他的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构成,涉及批判、反抗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自我认知,这是他和另外的知识分子深刻的地方。也就是说,与“黑暗”的斗争,对负有这样使命的知识分子来说,以一个难以看到尽头的过程;而他们的处境,也不可能不是其中带有某种“悲剧性”的命运。这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论好像没有关系。

乙:鲁迅写《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当然有自己的“感触”要表达,而钱理群读了之後,读出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来,这是他个人的领悟。

甲:那你怎样看这“历史中间物”?

乙:钱理群提出“历史中间物”的说法,是要论证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其实,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历史永恒物”,任何个人,以至任何群体,都是有限的存在,是一种“历史中间物”,早晚都会消亡。“消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不一定就是什么“‘悲剧性’的命运”,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未必就非得“无地彷徨”不可。我不会抱怨成为“历史中间物”。

甲:鲁迅自己到底是怎么看所谓的“中间物”呢?

乙:其实,鲁迅在《写在<坟>後面》中提到“中间物”时,也是这个意思。他写道:

“(我)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几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后,喊出一种新聲;反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標,范本。”

甲:从这段原文可知,鲁迅是自谦为“开首改革”时,反击旧垒的一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明白自己并非“天縱之圣,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气象。”他也相信“在進化的鏈子上”,“中间物”会“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但他甘愿成为通向光明的“橋梁中的一木一石”。我们从这些自白中,的确看不出先生有一点“悲剧性”的伤感和“无地彷徨”的茫然。

乙:那再看钱理群又是怎么说的?

甲:钱的原话[1]是说:“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他又说:“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

乙:这第一句话里,钱把鲁迅视作“历史中间物”并没有错,问题是在于後半句,关于没有“地位”,没有“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的论断。钱这样评价鲁迅,是他读这首散文诗後的感受,这是他的水准,也是他的自由。

但对于第二句,我的问题是,钱怎么知道鲁迅本人是这么感觉的?他依据什么讲,鲁迅是用“影子”来“象征自己”的“历史命运”?

甲:嗯,你问得有理,那第一句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与判断,怎么讲都可以,而第二句是猜测他人的心思和动机,那如此代言就要有根据,这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二者不能混同。

乙:钱那第一句“彷徨于无地”的描绘,倒是很符合《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魏连殳的心理活动,但不是“我”或鲁迅的,因为,除了这两篇小说之外,从鲁迅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的文字,包括《野草》在内,以及各种演讲与社会活动中,我们都找不到鲁迅有类似的消极、悲观、厌世的“影”的自白。

甲:是啊,就在写《影的告别》九天前,鲁迅写下了《秋夜》。在《秋夜》文中,我们从哪里看到作者有一点颓唐、厌世,消沉、丧气的样子?

乙:如果按钱的说法,鲁迅在写《影的告别》时,是要“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那人们不免会好奇,在写完《秋夜》之後的九天之中,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有了什么“小感触”?鲁迅就由“即刻旋高灯火”的斗士,变为一个“无地彷徨”的影子,甘愿“在黑暗里沉没”了?──如果没有,那就说不通啊!

甲:还有,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讲,“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在《希望》中他自问自答道:“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乙:《希望》写于1925年的元旦,此时距写作《影的告别》也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说那时的“影”就是先生自己的话,那现在他已经忘记自己当初“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的呻吟,反而开始“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了吗?不知钱理群对此又作如何解释?鲁迅患上“老年痴呆症”了吗?

甲:说句笑话,会不会鲁迅是出于文革中流行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突然去写就这篇近乎忏悔的“影”的自白的呢?

乙:所以,我问钱,为什么可以仅凭《影的告别》一文中的“第一人称”,便断定那就是鲁迅的想法?钱这样讲,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依据?

甲: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鲁迅的确曾有过一段寂寞与苦闷的时期。

乙:我想,那是因为战友的四散退却,也因为找不到路,他只好“荷戟独彷徨”。

甲:你这样讲,也是你对他人意图的推断,你又有什么依据吗?

乙:我这样讲,依据的是鲁迅自己如下的解释:

“後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後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佈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哪里呢?”[2]以及“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3]

甲:由此看来,鲁迅的确是有过“影子”与之分手,甚至前来向他“告别”的经验,而且不止一次,而那时他自己也在找路,在寻找“新的战友”。

乙:先生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怎么写出《野草》和《彷徨》的?即,正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所留下一些朝气,已为“黑暗”灭绝殆尽的处境中,正是有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四散的“小感触”,才让他先後写下了《影的告别》,以及《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特别是,前两篇都收入了《鲁迅自选集》,因此,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应当与鲁迅自己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解释的一致,而不是毫无根据地另外推演一番,便得出他就是无地彷徨的“影”,甘愿“在黑暗里沉没”的结论。

甲:钱虽然没有鲁迅文字的依据,但我的理解是,他是根据逻辑来推理的。你看,钱是从“光明”与“黑暗”的关系这样来论辩:

“‘历史中间物’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当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来的时候,这样的影子要消亡。同时,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和黑暗捣乱,他的生命价值是和黑暗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的,因此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1]

乙:这正是我对钱论辩逻辑的第二个质疑。为什么他要把“光明”看作为纯粹,没有一点黑暗与污秽,从而断定反抗“黑暗”的“历史中间物”在“光明”到来时已无存在的“价值”?而为什么“黑暗”又是绝对,毫无希望与亮光,由此他便宣称“和黑暗捣乱”者的下场必定是“消亡”?

甲:看来,钱是用这种“非黑即白”、“两头受气”的逻辑,把敢于“和黑暗捣乱”的知识分子推到一种两难的无解绝境。

乙:是的,一旦知识分子认同了钱的僵化推理,而又不想灭亡的话,那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接受毛泽东提供的“解药”,即他们需要不断地“改造”,下决心“与工农兵相接合”,才能在“新社会”和“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自己的立足点”,否则,“将一事无成”;倘若坚持“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而不去一味“歌功颂德”,那“要么闭嘴,要么就坐牢”。

甲:文革中,甚至自建国後,许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坠入了陷井,成为毛时代的牺牲。

乙:所以,钱的说教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关系,他是在为毛做“天衣无缝”的佐证或铺垫,那潜台词就是:你不想“无地彷徨”、自取灭亡吗?你想要在社会中找到“自已的立足点”和“自己的地位”吗?想想吧,连鲁迅都别无选择,何况尔等云云众生?沉默吧,因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1],骗人吧,学他“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1]

甲:钱式“非此即彼”的选择,实在是个伪命题、伪逻辑,况且,历史上还有“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和黑暗捣乱”的知识分子怎么就会变得“没有价值”了?

乙:那是钱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鲁迅对“黑暗”与“光明”、“灭亡”与“长存”的看法。

甲:那鲁迅是怎么看待“黑暗”与“光明”,以及“灭亡”与“长存”的呢?

乙:鲁迅是讲: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4]

也就是说,鲁迅在“黑暗”中看到“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不做黑暗的附着物”,反勇于和“黑暗”捣乱,但也不惧怕“光明”,他盼望“光明”会来,而不是恐惧自己会在“光明”中“无地彷徨”,没有出路。他认为,“灭亡”是属于“黑暗”的,“光明”是长存的,尽管与“黑暗”的斗争,一时“难以看到尽头”,但他甘愿“为光明而灭亡”。

甲:是不是可以说,鲁迅在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对“光明”也有着怀疑的精神?

乙:你说得对!1926年底,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写道:“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这岂止只有“怀疑的精神”,简直是“清醒的预见”了。他对“革命”的未来,也不是如俄国诗人叶遂宁那样,抱著浪漫谛克的幻想,而是知道有着“污秽和血”;他也知道在新的社会中,“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5]要做什么?他没说,反正相信有事可做,而不是如钱所论定的:鲁迅,和所有“与黑暗捣乱”并“反抗绝望”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甲:所以,知识分子有“怀疑精神”,并非就意味着对未来的失望、消沉、颓唐、厌世,以至甘愿被黑暗沉没。

乙:不错,那是钱的曲解,与你所说的那种“怀疑精神”不是一回事。

在这一点上,我想做个类比,例如,美国的媒体一贯是和政府“捣乱”,往往对政策措施提出各种问题,要求解释清楚,许多知识分子也常质疑和批评政府,令总统下不来台,大为光火,视他们为敌。但美国媒体没有什么人会如钱所说的那样“多愁善感”,觉得自己没有“立足点”而“彷徨于无地”,而是“坚持不懈”地监督政府,因为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与本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报社媒体及正义敢言人士,与广大反战的民众一起努力,终于搬倒了像尼克松总统那样的“庞然大物”[6]。这传统在西方社会里,至今仍然如此。同样,我以为,这也不是鲁迅当年的心思和实践,虽然他在专制国度里“反抗绝望”时会更策略一点。总之,有“怀疑精神”并不必然“包含悲剧的成分”。

甲:有人说,你刚才提到鲁迅的那些话,好像是在1930年讲的,所以严格来说,并不能排除在写《影的告别》时,鲁迅曾有过“影”的那种颓废的想法。

乙:是的,我无从考据在写《影的告别》的1924年9月24日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鲁迅到底是怎么想的,但至少,他有过那些话。而钱又能举出什么证据,表明鲁迅写《影的告别》时,他所想的就是如钱推断的那样呢?

甲:钱好像不在乎鲁迅自己说了些什么,因为钱挑战他话语和作品的可信性(Creditability),质问道:“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1]

乙: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人的Creditability遭到质疑,那是件有关他名誉的很严重的事,如果没有根据,就近乎是污辱,故必须要说清楚。我在《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中,揭穿了钱故意歪曲《我要骗人》和《写在<坟>后面》等文章原意的低劣手法;对于钱宣称“《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数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1]说法,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告诉大家,鲁迅大部分作品和话语都是说给‘他人’听的,只不过是要“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罢了,所以,那些都不是他的“心里话”,属于“我要骗人”那一类“时时刻刻不得不说”的假话,不可置信。

但如果认为鲁迅所说所写的,都不能当作“依据”,只用“是为他人写作的”这一句话就打发掉,一切要由钱教授来重新解释,那我也就没话可讲了。他在论辩时算计得的确很周到、很精緻,不过,这已不像是在作学术研究,倒像是鲁迅笔下的阎罗王朱朗翁在判案,“说没便是有──带去!”[7]

甲:钱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这思想就被简单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1]

乙:哇!这真有点像是“空空道人”的偈语了。难道鲁迅用白话文表达“自己的思想”都是“简单化”,他“真实的思想”反倒要由钱教授再行“翻译”出来?

甲:他好像就是这个意思。钱接下一句是:“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虛。’”他“翻译”出来便是:“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1]

乙:哈,这倒使我记起鲁迅的一句话,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8]

不知道钱教授对这句话又会怎么“翻译”?

甲:能给出原文,再做“翻译”,还算是好的,至少可以去查对。有些人上来就是“鲁迅说”,其实说的都是他自己的话,只是拉鲁迅这块牌子来替他站台背书,叫人难辨真假。

乙:是的,他们做出烂熟于鲁迅的样子,写文章故意不引原文,不给出处,只抓住“中间物”、“进化链”、“我要骗人”等只言片语,甚至错引“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就“明目张胆”地大肆发挥。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因为他们晓得青年听众里熟悉鲁迅著作的人不多,肯去查对原文的更少。你要是敢问一句,抛给你的便是“冷眼”和“沉默”或“再见一式的点头”,“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秋夜》),叫你“自惭形秽”,“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这样的战士》)所以他们尽可以“信口开河”,贩卖私货。这实在是对鲁迅的亵渎!对这类“大师”,要特别小心。

甲:还有人提出用“两个灵魂”、“双重人格”,以及“潜意识”与“梦境分析”等来解析鲁迅,做些复杂深奥的心理解读文章,说他“口是心非”、“我要骗人”等等。

乙:如你所说,艺术欣赏本来“无所谓对错”,“对毕加索一幅画的理解十个人可能会八种不同认识”,“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他们那样“解读”鲁迅,不仅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且也是对先生人格的侮辱和人身攻击,这已经超出“形象思维”的范围,不再具有“艺术的魅力”了。

而尤其使我厌恶的是,在强行“肢解剖析”之後,这些人往往又会加上一些赞句,来为自己的“强奸”做“托儿”,比如:“瞧,鲁迅有着多么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精神啊!”或者,“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种深层的困境呢?”[1]

甲:是啊,我们评论一位作家,应当从整体上来看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揪住一两篇,甚至一两句话,就大作文章。

乙:你知道俄国作家契诃夫吧?

甲:是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乙:你知道他死後,“学界”对他都有些什么评论吗?对于契诃夫,荃麟1944年写道[9]

“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被人们所误解。譬如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呀,厌世家呀,或者说他是人生的旁观者呀,自然主义者,甚至还把他认作一位滑稽家。

……

这样的批评是无怪的。柴霍夫最初给人家的印象,很容易是这样。……

然而,这样是否就可以断定柴霍夫是个悲观的厌世者呢?是否就可以说他的艺术态度是冷漠无情者呢?我们如果从柴霍夫一生的为人和不是一点一滴地去看他的作品时候,我想我们是不允许这样想的。……

对于这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我们应该是从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从他一生的真实历史上去寻找。一点一滴的看法,或仅凭一般的机械理论去判断他,这是不公平的。”

甲:这样的“盲人摸象”,似乎是个中外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方法问题。

乙:的确,钱的毛病和那些人一样,这正如荃麟曾批评过一些鲁迅评论家,告诫他们

“不能执着一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某种意识某种观念,而应该从全体作品中间去窥察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过程。”[10]

“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11]

荃麟的治学态度,符合鲁迅所言,“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12]。我想,钱理群等人那样做,对于鲁迅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论断作家的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

甲:其实,鲁迅生前对此已有感知。在撰文记念亡友韦素园时,先生写道: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屍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13]

从契诃夫和鲁迅死後的遭遇来看,这一类行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乙: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善于暴露现实背后真实关系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因而有人不高兴,生前死後总要设法贬一贬他们。

甲:鲁迅在中国被人“捧杀”与“棒杀”已久。

乙:一点不错,只是现在又多了一种杀法,去手弃木,叫做“奉杀”,就是把他供奉在人迹罕见、叫兽出没的荒郊野岭象牙塔中,由少数“专家”任意肢解考据,随心所欲地写些“诘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朦胧文字,美其名曰“鲁迅研究”;或悉心打造“沉默的鲁迅”、“我要骗人的鲁迅”,以及“无地彷徨的鲁迅”等等来“纪念鲁迅”,还大言不惭,以“XXX鲁迅”自居,并沽名获利。

甲:这样供奉起来的鲁迅,倒像是尊泥菩萨,笑嘻嘻地端坐在那里,供人观赏,对谁都无碍,实可谓是“有鬼无害”,甚至“人见人爱”哩!那些“解读”,似乎很有些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味道。

乙:我对鲁迅的看法,可能老旧、传统,我也同意你说“对文学作品应该可以有多种阐释”,但无论新旧“阐释”,都应当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来,不可随意乱讲,就叫做“新”,而“新”又必定比“旧”好。我希望大家在“依据”上做文章,找到你说的“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而不是以“偷换概念”、“跳跃煽情”来忽悠大众。

甲:一些人是不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才那样讲?

乙:一个有良心和尊重事实的学者,不能讲真话时,他可以选择不讲假话,或者不讲话。

甲:对,在学术问题上不应刻意揣摩迎合领导的意图。今天晚了,再聊点别的吧,最近新冠疫情蔓延,弄得我一点心思都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从文革中出来,现在又遭受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战时,一颗炸弹落下,就可能突然丧命,现在与病毒大战,却是“暗箭难防”啊!……美国那边怎么样?

乙:美国疫情的确严重,纽约和麻州比武汉初期还惨,这使我忽然感到自己离死亡其实很近,因而也有了急迫感,想尽早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这场战疫,主要是医学和科学的问题,是公共卫生管理的问题,这要听医师和科学家的,它也牵扯到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这要听经济家和政治家的,大家应携手配合应付。美国的问题在于川普独断专行,外行领导内行。他淡化疫情,乱出主意,不要人戴口罩,要人注射清洁剂到体内来杀灭病毒,真是“天方夜谭”。最近川普被有“怀疑精神”的记者和医生们批评,当众出了丑,一怒之下,干脆宣布不再开疫情通报的记者会。这不是敢言记者的“悲剧”,而是美国人的“悲剧”。美国的苦日子还在後边呐,而美国不好,世界也会跟着遭罪,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所以,无论在哪里,我以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甲:谢谢你同我讨论,如果不去思考交流,居家隔离久了,真会因无聊而疯了。多加保重!

乙:彼此彼此,保持联系,有空再谈,晚安!

写于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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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或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注:2020年4月初,《爱思想》网已删除这篇,但可参见与它内容相同的《无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选自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2]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1932年12月14日,鲁迅于上海寓所居记。

[3]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夜。

[4]培良,《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8月22日。

[5]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1930年3月2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6]小鹰,《“宪政”与“舆论自由”及“司法独立”──由“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谈起》,(2016年2月)(多幅照片),http://www.azcolabs.com/xy_watergate.html

[7]鲁迅,《知识即罪恶》,“热风”,1921年10月23日。

[8]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1929年5月22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9]邵荃麟,《对于安东·柴霍夫的认识》,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77─84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10]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原载《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364─377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11]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13─36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12]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1935年12月30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13]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1934年7月16之夜,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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