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争论的价值

──犹太文化的启示


小 鹰

[说明]本文是《文革中我参加过的“相对论批判”》[1]之後记。



文革前,我在清华旧书店里买到过一册由郝季仁翻译的《控制论》(Cybernetics,1948),作者是计算机科学和现代人工智能的鼻祖之一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维纳是波兰和德国的犹太後裔,早年在哈佛医科学校工作时,常常参加那里每月举行的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会。在该书的“导言”里,他写道:

“参加者大都是哈佛医科学校的青年科学家,我们一起在日德毕尔特大厅围着圆桌子吃饭,谈话是活泼的,毫无拘束的。这可不是一处鼓励任何人或者使任何人有可能摆架子的地方。饭後,由某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或者是一位邀请来的客人,宣读一篇关于某个科学问题的论文,一般地这是一篇其首要思想,或者至少其主导思想是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论文。宣读者必须经受一通尖锐批评的夹击,批评是善意的然而毫不客气的。这对于半通不通的思想,不充分的自我批评,过分的自信和妄自尊大真是一剂泻药,受不了的人下次不再来了。但是,在这些会议的常客中,有不少人感到了这对于我们科学的进展是一个重要而经久的贡献。”

我们1968年在中关村的那个学习班里关于“相对论”的讨论,就有一点这种味道,这也正是我心仪以久的学术氛围。

文革前我还读过一本《爱因斯坦传》,知道他早年与两位友人在一起定期读书,谈论哲学、文学、物理和数学问题,有三年之久,自称之为“奥林比亚科学院”。七十岁时,爱因斯坦写信给其中一位成员,莫里斯·索洛文,说:“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真正的朋友,他们之间相互了解,正如我们两人一样。”[2]他们这种境界更是令人神往。

的确,爱因斯坦十分看重这种自由地学习和讨论对他思想发展的意义,正因为此,在1905年第一篇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爱因斯坦甚至特意把索洛文的名字也放在作者里,把他也带进了历史,尽管後者对其物理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贡献。

後来到了青海,先后分配来的大学生很多,其中有一位清华文革时的名人,工化系00级的唐伟,他不甘寂寞,不久便开始在西宁南川厂里的宿舍不定期地组织小型演讲会,每次有一人主讲,以各人专长为主,内容不限,听众不多,但免费烟茶招待,讲後大家交流讨论。记得我在那里听过一次,也讲过一次我们关于相对论的工作。那时少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估计是交通联络不便,这一活动没有能持续下去。

接着一晃就是40多年的失联。到了2014年的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评论了他转发的xx的文章,他立即回邮道:“很高兴能在文字交流中认识你,有一种相识恨晚的感覚。”云云,但又说:“我准备了七年,想写一本关于清华文革的小说,通过故事和人物表达自已的追求和理想。对同学们的讨论和时政的看法也就只好袖手旁观了。”很可惜,他把这种讨论交流看作是与写小说完全冲突的事,而不是如爱因斯坦那样豁达,把它视作其物理观念突破的深沉基础。此後我与这个活跃的头脑再没有联系过了。

1970年代中期,我在青海工农学院教物理,那时看到《物理学报》上郭汉英的“典型时空”理论,便写了一些质疑的评论寄去,不久就收到《物理学报》给我的退稿信,但没讲有什么理由。那寄到学院给我的回信是被系主任先拆了看过後才交给我的──那时在中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由此系里便知道我在搞“相对论”研究。好在系主任并没有为难,倒是希望我给基础课教研室的老师们介绍一下,于是我讲了有待定同时性因子的非正交时空变换[1],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懂了。

直到四十三年之後,2019年3月收到友人来信,我才知道我当初的那份批评质疑的稿件,後来已被收入《关于“典型时空”问题的讨论》,发表在《物理学报》1976年第25卷第4期。我想,这与方励之先生的力争不无关系,他不能容忍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希望营造一个有批评和争鸣的、活跃的学术环境。

记得荃麟讲过[3]“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在中国文学界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宗派主义的观念是中国文人脑子中一种很深的传统观念。”

可惜,在中国,不仅是文科,理工科也常是如此。在对待学术“争鸣”与“批评”上,西方要比我们开明些、自由些。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在美国工作退休之後,有了时间看看想想,有了心得,便忍不住要和“旧雨新知”交流,而每次通信或电话讨论之後,都能扩展自己的思想和改进相应的表达,自觉获益匪浅。只是可惜没有什么长久的Soul Mate,因为一些友人病痛,甚至不幸英年早逝,另一些则因兴趣或见解不合而离散,而更多的人已无当年穷学生的那份真诚和热情,多了的是些含蓄与城府,稍有“碰撞”,客气地敷衍一句“我一定好好拜读大作”,便缩头断线,再无回音。然而,我珍惜所有来自友人的交流,无论是赞同或反对,哪怕只是三言两语,对我都有启发,故均在此一併致谢,并期待重逢的日子,我的大门永远敞开。

我对杨继绳“文革反官僚”的观点,从2013年11月就开始有异见,那时他给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写的序言就是这个看法,为此我也同他通过几次邮件,但他从未正面回答过我的批评,只是来回送我他的文章《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意思可能是要我再去研读。在2015年2月出版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收了我的《“文革”对话录》[4],其中按主编孙怒涛的要求,我把杨继绳的名字换为了“有人”。

书出之後,我只收到数力系0字班刘泉同学6月的来信,问及我那篇的引文出处等细节,并说“《对话》中许多见解正确、深刻,首创,我赞同、钦佩。”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讨论。但我们通过两次信之後,因他的兴趣主要在研究教育问题,就没有再给我回信了。

2016年5月,经友人介绍,我加入了由几十位清华学友新建的“生活常识群”,群主是孙怒涛,而清华名人杨继绳、秦晖、蒯大富等都在群内。它名为“生活常识”,实则讨论文革问题,由各人提交文章,共计有20篇,群主安排次序,每次发给群友一篇,每篇讨论三天。从5月8日开始,第一篇是杨继绳的《为什么历史学成了当代显学》,当然是好评如潮,最後的一篇是我的《论“文革”的反动性质》[5],直接点名批评杨继绳的“文革反官僚”论,引发了不少争议。

60多天的讨论非常热烈,各人直抒己见,你来我往,令人耳目一新,颇为振奋。它很像是维纳参加过的那种讨论会,不过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微信文字,“唇枪舌剑”。我原以为这是个机会,可以与杨直接交流,但是我错了。那时杨也在群里,在讨论我的那篇时,始终没有发言,即使有些群友在争论时一时语塞,点名请杨学长来回答我的质疑,也不吱声。他在实践毛泽东1957年反右派开始时的办法,党员干部们对所有批评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

杨继绳是个改革派,写过《墓碑》等好书,我当然支持他。也正因为他的影响大,我对他的观点就格外注意。只是由于他没有回应,不置可否,後来我才把批评“文革反官僚”的说法写到几篇文章[6], [7], [8], [9], [10], [11], [12]. 里去,希望引起注意和讨论,但也少有回音,感觉如入“无物之阵”,竟是像沙漠般的荒凉和寂寞,令人不寒而慄。然而,这次在清华群里,毕竟还是得到一些学友的理解和支持,并加深了认识,这是要感谢群主设置的这种思想交流平台。不过,讨论之後,这个群就关闭了,群主另开了一个群,随意聊天,像是华老拴的“茶馆”,或孔已己常去的那个“咸亨酒店”。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讨论我那篇文章的期间,我正专注与群友互动时,屏幕上忽然不断出现几百个搞笑的Stickers,一下便中断了讨论。因为那些图象占据了所有空间,把前边各人所说的都抹掉了。你想,手机的方寸就那么一点大,本来就很容易看了这句,忘了前一句,这些搞笑的Stickers蛮横地把前文推到爪哇国去,让人很难再看到我刚贴的文件。

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蒯大富发来的,甚为费解,以致有人以为是老蒯中风了,在发求救信号哩!老蒯后来说,他是不小心碰到“机关”所致,只是无人相信。

我也发现,群里总有一帮常客,看到自己不喜欢的文字,便插科打诨,转移话题,让问题淹没在笑声和口水之中,或者,“不小心”连发几百个搞笑的Stickers,手法之“蒯”(快)也令人佩服。这效果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文革中两派用大标语来复盖对方异见大字报的做法,那时,蒯司令手下还有个“28团”来替他刷浆糊,现在是个“光杆”,没有麾下可供驱使,只好亲自出马打“电子战”了。这实可谓文革恶习难改。在对待不同意见方面,一些国人真是“聪明有加”啊!

在讨论我那篇的第三天末,我发了个贴子写道:

“对拙文的讨论快要结束了。谢谢各位的阅读和畅所欲言。平时很难听到这些意见,对我很有帮助。如我回复中有言词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海涵。只有两点遗憾。一是没有听到我期待的一些学长们的意见,二是无人问津那六道思考题。不过,从这种沉默中,我依然得到了信息。我还会再思考。欢迎一对一地,有深度的交流。非常感谢!”

文中提到的那六道思考题是关于马克思的[5],不乏“伶牙俐齿”的清华群友无人问津,说明它们并不容易啃,或许还是些问到了点儿的“好问题”,故失望之余亦略感欣慰。从这次讨论,我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中国茶馆式的群文化的确令人却步,消闲的茶馆“不是个讨论学术的地方”,即兴随意,蜻蜓点水,七嘴八舌,话题变化飞快,我不会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因此我不再入群,宁愿以一对一的方式私下专注交流。

回顾民国时代,文坛的争论可是热闹的很,你来我往,直呼其名、直抒己见,批评尖锐,不留面子,常常争得不可开交。正因为此,也造就了像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等一代文人。不过,遗憾的是,现代的人倒是圆滑世故得多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许多文革反思多是自说自话,发些感慨和议论,却少有彼此间的批评和争论。这可能是被历次“运动”整怕了,出于戒心和顾虑,恪守“不与陌生人交谈”的家教;也可能是出于矜持或不屑,以为争论会降低自己的身分;采取“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态度,或笃信“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古训;甚至是因为自己不讲理,便心虚,怕别人挑战自己,就以沉默来回应主动的商榷,叫人“莫测高深”、自惭而退,最好让你自己去“闷死”!结果彼此都永远停留在原地踏步,保持着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却难以加深认识。这种学术氛围,令人非常失望。

他们这样做,心理上得以自慰的借口是什么?

现代常听到的是一位推崇威权政治的强人讲的“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的名言,古一点则当推孔老夫子的教训“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雅一点又是鲁迅的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附集,1936年),而粗俗的说法,便是“决不要和傻逼辩论!”

这些古今雅俗的“座右铭”,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各有它的道理,而与“不可理喻”的无赖纠缠口角也确实没有意义,但是,对谬论必须驳斥,对谎言定要戳穿,否则,将会如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所铭刻的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二戰過後写的一篇忏悔文那样: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抓犹太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犹太人。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天主教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天主教人。

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总而言之,若将“沉默是金”奉为格言,推而广之,一概而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那就无异于文化自杀。

此外,更要紧的是,有些大事[5],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就是因为那时“没有说清楚”这差别,后来的路就走歪了,一错又几十年,耽搁不起啊![12]

我早年在美国读书时,曾听到这样的说法:犹太人是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彼此间为工作常常会争吵得面红耳赤,一塌糊涂,但过后照样往来,仍是诚心相助的好朋友。後来知道,以色列,一个弹丸小国,能屹立在中东和世界,他们创新强国的秘密就在于喜欢提问题。犹太人常问自己的孩子,今天在学校里有没有向老师提出过什么好的问题?他们讨厌和谐,喜欢冲突,喜欢问题,喜欢对话和争论,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也不害怕失败。

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同是犹太人的莫里斯·索洛文1956年对“奥林比亚科学院”的回忆中,得到佐证,他写道[13]

对于长时间的激烈讨论,遗憾的是我现在简直无法描绘出一幅适当的景象。有时我们念一页或半页,有时只念了一句话,立刻就会引起强烈的争论,而当问题比较重要时,争论可以延长数日之久。中午,我时常到爱因斯坦的工作处门口,等他下班出来,然后立刻继续前一天的讨论。“你曾说……”,“难道你不相信这一点吗?……”或者“对昨晚所讲的,我还要补充这样一点……”。

而爱因斯坦在71岁写信给挚友索洛文时[14],直言的口吻也“一如既往”:

我不能同意你对科学和道德及其固定目标的批评。……至少,这些就是我的看法。如果你不同意这种看法,那么我要极端诚恳地问你:究竟是谁的荒谬见解出现在这本书里,是我的,还是你的?

我不晓得,如果国人君子在讨论中听到这类“咄咄逼人”的话语,会不会如维纳所说的那样,“受不了的人下次不再来了”,或者,立马恨恨地把你“拉黑”或开除你《记忆》电子刊物的会员资格[12]?但犹太人就有这种学术风度和贵族的气质。

事实上,我们国内学术圈内人物,处事讲究圆滑含蓄,一味地打躬作揖,讲关系,好面子,互吹互捧,你好我好;同时对圈外异类,又讲究“文人相轻”,你防我,我防他,争名夺利,猜疑嫉妒,打压不休。照这样下去,那学术研究不要说赶上西方创新先进,恐怕就是连民国时期的水准都远远不如了。

这也不完全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的缘故,我想,还是长期封建社会文化所提倡的“和为贵”哲学植根人们头脑,被一些庸人奉为圭臬,视作“清高”和“风雅”,其实是“无能”与“懒惰”。中国自古盛行的处世原则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各人自是其是,不必非人之非”;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莫谈国事”、“祸从口出”、“难得糊涂”等“忠告”,甚至津津乐道于“三八二十三”的“哲理”。

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种“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滋生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土壤”;而历届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们最喜欢的就是,民众这种少有“团结意识”,又缺乏“独立思考”及“牺牲精神”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他们鼓吹“使民復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老子》,第八十章),佛家主张“万物皆空”,道家推崇“清静无为”,儒家则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论语》第八章),三管齐下,以配合帝王们的“焚书坑儒”、“舆论一律”等肉体与精神屠杀的暴政。

结果,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一向……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弔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15]在专制独裁的时代,“千万无赖之尤”惯于“见异己者兴,必藉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16];还有更多的阿Q、闰土,吕纬甫、魏连殳,红眼睛阿义和驼背五少爷之类的人物。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所以,1946年荃麟写道[17]:“精神的屠杀是比肉体的屠杀更可怕的,因为肉体的屠杀也许会激起反抗,而精神的屠杀则是使人昏醉麻痹,乖乖地去当奴隶。这奴隶主义就是封建文化的精髓。”

春秋战国与“五四”前後,是我国少有的思想自由争鸣时期,民国时出了些大师均得益于後者。建国之後实行“舆论一律”的精神屠杀,比“焚书坑儒”更残暴,更有效,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直至文革,控制思想,不让人说话,到了极致的地步。──“西出阳关无故人”,四九以降断大师。此乃“钱学森之问”[注1]的答案。

[注1]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中国社会文化里官民之间如此互动,循环不已,以致思想界长期死气沉沉,如同沙漠,难怪写完《呐喊》的鲁迅会感叹道[18]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而现代的文学教授却仍在劝诫我们:沉默吧,因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骗人吧,学他“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19]

沉默固然可怕,然而,争论也只有在文化的基础上才有价值。有“文”便可以论争,有“化”方能论理,体面且有意义。“有文无化”之辈斗嘴,如同“妇姑勃谿”,市井匪类骂架,那不叫做“争论”,而是动物园里的聒噪。等而下之的更有发假消息,做伪视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构陷他人的文痞及刀笔吏。

这些是要做区分的。

当然,我的文章论述很多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我的认识对不对?大家可以批评探讨。以前人们一听马恩,便肃然起敬,如今则多蹙眉摇头。只是我以为,不可一概而论,要深入查看,具体分析。现在很多人都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混为一谈,而王若水、顾准等思想家却看出他们大不一样,然少有人注意。[5], [11], [12].

我对于“文革反官僚”论或“艰辛探索”说,异议批评已久,现在再以提问的方式,把史实概括一下,以供思考。

1960年12月5日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题材问题”写了一封信给《文艺报》主编张光年[20],信中荃麟扼要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现实主义”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大相径庭”,那里完全没有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法,也不屈从於某个政治“主义”,同时,又坚持了文艺“现实主义”原有的深刻内涵[21],拒绝向庸俗文化妥协。

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中宣部制定文艺政策,开始搞了个《文艺十条》,其中吸取了荃麟这封信中关于文艺的许多意见。这文件的出笼折腾了三年,先后易稿几十次之多,即使最终向“左”偏转,妥协后的《文艺八条》[22]仍然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欢呼,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然而,在文革中它也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毒草来狠批。

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在周恩来、周扬的支持下,邵荃麟在会上发言批上海“大写十三年”的主张,与张春桥展开面对面辩论,中午张,姚连忙打电话向柯庆施请示,讨主意,会场火药味十足。邵从此与上海帮结下了梁子。

这些方针政策上的较量是文艺领域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许多人看不明白,总是说文革反官僚,请问,这里谁官僚了?

再问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拿来祭旗开刀的,有写《海瑞罢官》的吴晗及同为“三家村”的邓拓、廖沫沙,还有“合二而一”的杨献珍,这些人到底怎么个官僚法了?而後因搞“二月提纲”与毛的“社教二十三条”对抗,更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说说看,其中又有哪一个是官僚?

毛泽东明明是讲[23]:刘少奇一伙搞“修正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继绳不是不知道这些文革的“头号事件”都是些重大的政治分歧,那杨为什么非要“偷换概念”,扯到“反官僚”上去呢!难道“资产阶级”就等同“贪腐官僚”吗?[7], [8].

其次,马克思明明是讲[2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那为什么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就可以跳过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毛泽东在中国非要“跨越卡夫丁峡谷”[12],立即搞他的什么“社会主义”,毛和刘,究竟谁是“修正主义”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路线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和需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和未来?而毛的“反走资派”路线是不是代表着对历史的反动与倒退?[6], [7], [8], [11], [12].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资本主义”,是那种具备以下三要素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11]请问: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这条路,有什么不对之处吗?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搞的那些又真的是“资本主义”吗?[6], [7], [8], [11], [12].

写文革史,要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上、从政治上、从经济规律上自洽地分析重大事件,而不是靠“优势群体”[注2]的“朴素阶级感情”,有倾向性地罗列一大堆鲜为人知的琐碎“事例”,来煽情“反官僚”,并粉饰毛[注3]

[注2]按照杨书《天地翻覆》的定义,“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

[注3]出自杨书《天地翻覆》的导论,“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请读者把姓名,如杨继绳或央视[9],以及马克思和老朽,都略去不顾,不带成见,只看内容与分析是否合乎重大史实?合乎中国实际情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总之,闭卷判分,看哪个讲得有道理?

《闭卷判分 名人归零》[25],这是我做学问的一个原则。

让我们扫荡一切“宗派主义”和“老气横秋”,回归当年穷学生的那份真诚和热情,以及无忌、无嫉与无猜吧!

独立思考,提出问题,挑战权威,对话与争论,愿思想观念和学术风气的改变,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爱因斯坦和维纳式的人物。

最後,再回到题目,那争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26]

是不是如此?这也可以争论。

写于2020年8月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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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出处]

[1] 小鹰,《文革中我参加过的“相对论批判”》,2018年6月,http://www.azcolabs.com/xy_relativity_1968.html

[2] 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1月第1版,485页。

[3] 邵荃麟,《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1936年8月7日,原载1936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34页。

[4] 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dialog_1.html

[5] 小鹰,《论“文革”的反动性质》,2016年1月,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wg_dialog.html。原讨论稿共六节,现已把後三节:<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关于马克思的六道思考题>,另加<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关于“阶级斗争”>,和<关于“剩余价值”>,一起写成《“概念”六日谈》,2016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chatting_6days.html

[6]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

[7] 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8]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9] 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一》,2018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1.html

[10]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2018年4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2.html

[11] 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三》》,2018年4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12] 小鹰, 《社会属性的判断及道路模式的选择 ──与顾乃忠教授商榷》, 2019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gunz.html

[13] 同[2],570页。

[14] 同[2],526页。

[15] 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1925年12月20日。

[16] 鲁迅,《文化偏至论》,“坟”,1907年。

[17] 邵荃麟,《我们需要“深”与“广”》,原载1946年5月7、8日汉口《大刚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90 -102页。

[18] 鲁迅,《自序》,“呐喊”,1922年12月3日。

[19] 小鹰,《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2020年5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dialog.html

[20] 小鹰,《关于<文艺报>“题材问题”的专论──给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http://www.azcolabs.com/Letter_QLtoZGN.html,收入《邵荃麟全集》,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第八卷,241 - 244页。

[21] 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2020年8月修改,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

[22] 段愷,《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5/2015。

[23] 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中央文件,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走资派”。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亲自修改过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无数社论和“讨刘檄文”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又哪里有什么“官僚”的说法?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

[25] 小鹰,《闭卷判分 名人归零》,2019年4月,http://www.azcolabs.com/xy_BJPF.html

[26]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567页,三联书店,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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