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闭卷判分 名人归零

小 鹰


“闭卷判分”是一种自古就有的考场规则,就是考官阅卷评分时,不得知晓考生姓名及背景,它体现了一个社会遴选人材应有的“公平竞争”原则。然而,这种技术层面上“费厄泼赖”的果效曾被大打折扣,这除了文体要求“駢俪八股”,内容只需“死记硬背”之外,后来又有许多优秀人材,或因贯彻“阶级路线”、实行“政治审查”之方针,而遭“不宜录取”,或因以“赞助费”多寡排名次,以“告密者”(信息员)优先考研及录用公职之规定,而被淘汰,更不用说通过后门关系贿赂舞弊,甚至由领袖、领导直接指定,以求名校录取的丑闻了。

但我这里不是谈这些,而是要谈“思想方法”。

我主张的“闭卷判分”,是指当我们读一本书或听一篇演讲时,不要关心作者是谁,只问其内容是否讲得有道理?如果是“名人”写的,无论头衔是教授、院士、洋人、古人、权威、大师、明星、大款、网红、大嘴,或写过本好书、是某奖获得者,还是受到“口诛笔伐”的文人、学者、“右派”、“黑帮”、“走资派”,那在头脑里也都将其显示的社会声望正负值先行“归零”,专注看他或她所说的见解是否令人信服?立论有无费解之处?主张是否合乎实际?论述是否“无懈可击”?自己能不能提出好问题?等等,然后再比较社会舆论、参考历史环境,从全局做出综合与判断。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保持“独立思考”,防止头脑被作者的名声先就“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糊涂了。”[1]或者,一看姓名便先生反感,“人云亦云”地带著成见与敌意去阅读,甚至唯恐“中毒”,干脆拒听拒看。

二、以免萌生邪念,先去做“人肉搜索”,查他个现行、私生活和祖宗三代掉底,然后“施用思想以外的工具”[2]于思想之争。

当然,现实世界不全是考场,阅读不可能都行“闭卷”,而我对“名人”的言论也不免俗,总会多加些关注,但在理智上,我力图把“名声”,无论其好坏,均视作“噪音”滤去,尽量不使自己的判断受干扰。“闭卷判分”憑的是思考和智慧,引的是事实和论据,讲的是理由和逻辑,做的是归纳和演绎;而“开卷答辩”,若是得罪了“名人”或辩护了“罪人”,有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因为“中国一向……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弔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3]更何况在专制独裁的时代,“千万无赖之尤”惯于“见异己者兴,必藉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4]

以下不避嫌疑,举几个“闭卷判分、名人归零”之先例。

一、1964年夏“人民文学”杂志收到了一份题为《进军号角》的稿件。那是一首长篇的政治抒情诗,有着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的风格。诗稿批判了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批评了国内政治上的官僚主义体系,主张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作者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这份稿件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争议。以往,每当编辑们对稿件拿不定主意时,便按常规向有关领导请示。这次便一直送到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那里,因为“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邵荃麟很快就对这位无名小辈的诗稿破格作了签发,决定在下一期杂志全文发表。于是,杂志的编辑雷奔立刻约见了作者张郎郎,让他对一些小错作了修改。当雷编辑知道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一年级学生,只有20岁,颇为感慨。毕竟,“人民文学”是一份在全国影响重大的一流文学刊物啊![5]

邵荃麟签发这篇有些“离经叛道”意味的、小人物的诗稿时,和“人民文学”的编辑们一样,并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作者的身世背景,他们只是从作品本身来判断它的价值。

二、还是邵荃麟。1944年在重庆,他曾这样热情地推荐了年仅22岁的青年作家路翎的成名小说《饥饿的郭素娥》:

“当我初读了几章之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

作者所使用的言语,有时似乎太冗琐一点,有些地方因为着色太浓,反而看不清楚。然而我们却也在这里看出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沉重,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总之,这是一本不允许我们随意翻翻当作消遣的书。我祈求读者们郑重地来读这一本书──一本好书。”[6]

尽管那时他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已有了分歧和争论,对于当时有“胡风派”之称的路翎,邵荃麟仍能够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书”,这是一种何等的胸怀!这里他实践了他自己关于文艺批评的原则:

“向来一般批评家往往是先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然后根据他的结论去分析作品,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先分析作品的内容,然后指出他的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发掘它的根源──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7]

1953年邵荃麟出任“人民文学”主编,那时报纸上已有文章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了。但胡风写了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又写了歌颂祖国的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有胡风派的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接连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记李家福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等。荃麟把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学”较显著的地位上,有时是头条,且私下里对巴金也称赞过路翎的小说。这是因为邵荃麟认为,“胡风和其它一些人的文艺思想,错误归错误,但他们写了好的作品还是应当受到鼓励,还是应该发表,这应该区别开来。”[8]

显然,邵荃麟是一位没有宗派或门户之见的文学评论家。

发表作品,不看姓名背景、不看他人脸色,只看文章本身的水准和价值,这就叫作“闭卷判分”。

三、再举一个国外的例子[9]

1936年6月1日,美国“物理评论”编辑部收到由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罗森署名的论文,标题为《引力波存在吗?》,声称证明了引力波并不存在。这个结论引起了编辑,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泰特(John T. Tate),的注意,因为当时引力波已成为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予言,尽管尚未有实验支持。为慎重起见,7月6日泰特决定把该论文送交匿名同行审阅。

审稿者于7月17日送回泰特一份长达十页的评论报告,其中指出论文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作者在概念上把可以用数学变换处理的座标奇点与真实的物理奇点混同了起来。泰特旋于7月23日将稿件及该匿名评论报告一起退还给爱因斯坦。在致爱因斯坦的信中,泰特温和地要求他回应审稿人的意见和批评。

但从未遭受过退稿的爱因斯坦却勃然大怒,7月27日他用德文回信给泰特说,我和罗森“没有授权你在文章发表之前拿给专家们看。我也没有理由来谈论你那位匿名专家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评论。因此,我宁愿在别处发表这篇论文。”

7月30日泰特回信表示对爱因斯坦的撤稿感到遗憾,同时又坚定地表明“如果作者不同意将论文在发表之前交给编委会审阅,我就无法在‘物理评论’上刊发它。”

之后不久,1937年1月费城的“富兰克林研究所杂志”发表了爱因斯坦和罗森的论文,但题目已改为《论引力波》,且结论反倒是肯定引力波的存在了。这其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1936年下,相对论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逊(Howard P. Robertson)结识了爱因斯坦的新助手英菲尔德(Infeld),当他们谈起爱因斯坦关于引力波不存在的“证明”时,罗伯逊坦言他不相信爱因斯坦的结果。英菲尔德即刻把罗伯逊发现的错误转告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示他也意识到转投的那份稿件中有错。但只是在听说罗伯逊指出可以用座标变换来处理数学奇点之后,爱因斯坦才找到了引力场方程严格的圆柱波解,结果反而证明引力波存在之可能。

因此,1936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连忙写信给富兰克林研究所,承认提交的论文有误,要做重大修改。在最后发表的文本中又加注感谢“我的同事罗伯逊教授在澄清原来错误上给予的协助。”

其实,早在1925年奥地利的物理学家贝克(Guido Beck)就已求解了引力波的圆柱解,但鲜为人知;而那位匿名审稿人也只提到1926年有两位英国数学家关于度规系数中奇点的讨论,可惜自负的爱因斯坦没有去查找这些先前有关的工作,否则他们会更早些求得对自己困惑的解答。

六十九年之后的2005年,“物理评论”公开了早年稿件处理档案,此时人们才发现,当年曾被爱因斯坦不屑一顾的那位匿名审稿人原来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逊教授。罗伯逊教授的敏锐和见解令人钦佩,但是,如果没有泰特教授的丰厚学识与坚持原则,也就没有爱因斯坦后来的光辉。2015年9月14日人类首次探测到来自宇宙深空的引力波。

泰特教授当年把论文送交匿名同行评阅,显然不是刻板地照章办事,因为,在此之前,他对于爱因斯坦的两篇论文,即质疑量子力学完备性的《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EPR)佯谬》和关于宇宙虫洞的《爱因斯坦─罗森桥》的论文,都是未经同行审阅便直接予以发表的。由于论文并无明显错误,又有名人挑战传统的新意,编辑部没有必要扣压送审。尽管这两篇后来成为对爱因斯坦最有争议的文章,结果却大大推动了量子物理和宇宙论的研究。

泰特教授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爱因斯坦从此再也没有给“物理评论”投过稿件。杂志失去了物理学界最负盛名的一位作者,然而,执业界牛耳的“物理评论”水准和声誉不减反增。

发表论文,不拘诺奖头衔、不惧权威脾气,只看新论文本身的水准和价值,这就叫作“名人归零”。

学术文章有不同的观点,并不必须要与编辑或名人的看法一致,杂志应是一个争议的平台,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就应可以发表,否则很难创新。理科尚且如此,文科更不应例外,因为判断后者的是非正误标准,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实践检验的周期也比较长,要鼓励争鸣才好。

即使发表的文章有错,那又何妨?英菲尔德主笔写作与爱因斯坦联名的通俗读物《物理学的进化》时,曾对爱氏说:“我要特别地小心,因为您的名字将会出现在封面。”爱因斯坦大笑地回答:“你不必如此关注这一点,在我名下也有过不正确的论文啊。”权威尚且有错,且能知错改错,何况余等后生?世上又岂有“句句是真理”之人与之理耶!若是顾忌批评名人会使名人之声誉与形象有损,或“影响不好”,便“不宜发表”,那就十分愚蠢了。

然而,与“闭卷判分、名人归零”之精神相反的,却是“追星捧月、抱团取暖”的习俗。即,只要是派内的“星星”和“月亮”,无论说什么话,写什么书,都彼此点赞叫好,“大力推荐”;而圈外人的批评、异议和质疑,则被归为“异类”、“体制内”,被骂作“脑残智障”、“顽固不化”,甚至迁怒于“编辑让这样的文章发表,也属无知!”或者,干脆“置之不理”,用“轻蔑”叫你自行“闷死”去。要开个什么“文革研讨会”呢,主持的“清规戒律”也甚多,像是不准谈“路线斗争”和“回归新民主主义”,不准谈刘少奇和马克思,也不准谈林彪,……,与会者只能谈主持们认可的内容和看法。据说是“因为观点不同会引起争议”,“要谈到会后去谈!”看来,“研讨”并不是会议主持者的目的,会议嘛,还是要开成像“九大”那样的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何等光彩!──面孔换了一副,头脑还停留在文革之中。

早在1941年,邵荃麟曾这样写道:

“在学术的论争上,对己必须具有严谨坚决的立场,对人则采取宽大诚恳的态度。是非之争,不要丝毫混淆,但无意识的谩骂或无谓的人身攻击,则必须戒避;而采取学术论争以外的手段来排斥对方,尤所不许。对于对方的理论观点,必须明白了解,勿故意曲解,对自己的错误,必须勇敢接受,勿逞强辩,然后始能发扬学术论辩之真正精神。”[2]

这些话即使在今天读来,对我们也还是有启示的。

归根结底,所有那些妨碍“学术研究”、打压“独立思考”的行径,也可以说是承传了祖上 “宗派文化”和 “名人崇拜”之恶习。

“所谓宗派主义(Sectarism)”,邵荃麟写道,“乃是指对于异我者的领袖与群众加以拒绝与歧视。”1936年8月他参与文坛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撰文明确支持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同时亦感叹由于“统一战线”的内斗:“结果在历史上遗留下许多悲剧,甚至还阻碍了历史的进展。”他看出“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而不肯去虚心检查究竟错误属于哪方。甚至固执成见,不肯接受批评。”“在中国文学界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宗派主义的观念是中国文人脑子中一种很深的传统观念。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必然会使统一战线内产生许多麻烦的纠纷。”[10]

而“名人崇拜”在文革期间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伟大领袖”一挥手,千万“红卫兵”和“造反派”便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地去打倒“走资派”,“誓死捍卫‘心中的红太阳’!”,“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毫无独立思考与分辨能力。

“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

因此,以上所述,就不只是限于个人“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是可能会衍生成为严重的“社会文化”之弊病了。

写于2019年4月

[参考资料]

[1] 鲁迅,《读几本书》,“花边文学”,1933年5月14日。

[2] 邵荃麟,《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原载1941年8月“文化杂志”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24页及26页。亦可点击参见:小鹰,《邵荃麟和胡风》(2011年9月)

[3] 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1925年12月20日。

[4] 鲁迅,《文化偏至论》,“坟”,1907年。

[5] 点击参见:小鹰,《由邵荃麟1964年破格签发的一份诗稿说起》(2009年12月)

[6] 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册,496页。

[7] 邵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大众文艺丛刊”第4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196页。

[8] 点击参见:小鹰,《邵荃麟和胡风》(2011年9月)

[9] Daniel Kennefick,《Einstein Versus the Physical Review》,Physics Today,vol. 58,no. 9,p. 43,2005。

[10] 邵荃麟,《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1936年8月7日,原载1936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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