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最近，北大的钱理群教授，通过对清华文革十年的疏理，撰文讨论了“文革时期群众政治与国家、政党高层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群众政治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记忆》，170期)阅读该文对于理解一个极权国家中所谓的“民主”，以及如何认识群众运动中的“民众”本身，都很有教益。

如果进一步跳出“文革”的圈子来广义地思考所谓的“群众政治”，那么，清华文革的实例，对于研究群体政治行为，政客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包括对比中西方国家有关政治诉求、利益冲突、伦理道德、社会公益的公投与选举、抗议与示威等活动，均有启示；对于了解某些群众团体与宗教组织在信仰心理、崇拜思维上的短视盲从、急功近利、狂热极端等弊病，亦不无借鉴之处。

钱教授虽然提出了“群众政治”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但他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

然而，遗憾的是，从文章一开始立论，钱教授就把“文革”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角斗，文中谈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总是以“官僚政治”一言以蔽之。这不免歪曲了“文革”斗争的实质。虽然这种错误的基调并不影响钱文对“群众政治”的许多分析和结论，但搞清楚“文革”的本质，却可以解决令“造反派”分化的“两个毛泽东”之“悖论”，从而把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引向深入。

鉴于目前学界广泛流行“文革”是一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运动的说法，笔者想就这种“文革”观作些商榷。

钱教授这样论述文革初毛、刘在清华的“角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的模式和官僚政治的模式。”

我以为，这种说法模糊了文革的实质，好像刘少奇派了工作组，要抓“右派”，便是维护“以‘组织、领导、纪律、专政’为核心的官僚政治”，而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倒刘，却是要反这旧有的“官僚政治”？似乎其好心仍是要寻求对“官僚政治”的“变革”，尽管他最终是要以“独裁政治”取而代之。

“独裁政治”对“官僚政治”──难道这就是“文革”的矛盾所在吗？

钱教授的文章割断了文革与十七年路线斗争的历史缘由，只看在“清华文革”那一段时期的现象，仅根据是“派工作组”还是“放手发动群众”这一点，就对毛、刘下断言，以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毛泽东定意打倒“走资派”刘少奇，是他发动文革“蓄意以久”的原因；而他在派“工作组”一事上大作文章，不过是个借口和煽情的手段。

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在毛泽东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来领导他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毛间或以社论或通过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来搧风、干预，诱导、鼓动、教唆、挑逗并激化矛盾，搅乱局势，以至无论刘怎样动作──“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毛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最后终于给毛等到了机会和借口，凭借多年来“造神运动”给自己树立的威望，把群众的怒火一举烧向刘少奇。毛抓住聂元梓和蒯大富这两块石头来打人，在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其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示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新帐和老帐一起算，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因此，如果单看毛、刘在“派工作组”一事上所谓的“角斗”，那是只看表面现象，“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了“原因”。也就是说，钱先生至今还停留在66年8月的思维里，仍然入了毛先生的“彀”，着了他的“道儿”。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走资派”，而刘少奇一派，和“四清”时一样，根本就不赞成有“党内走资派”一说，于是，刘派搞了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二月提纲”，来抵制毛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化革命”。

不错，是刘少奇主持通过了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但故意让刘来主持旨在打倒他自己的纲领，正是善用“欲擒故纵”和“引蛇出洞”之计的毛泽东给他“下圈套”的开始。而刘在会上也不是没有争议，他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陈坡，《文革沉思录》之二十三)。但中共党内历来实行“家长制”，一切由毛“乾纲独断”，少有民主。刘必须服从“组织和领导”，一步步走向毛为他设计好的“陷阱”。

事实上，刘少奇并不想搞什么“文革”，更谈不上有什么自己对文革的“理念与设计”。但那时无人清楚毛泽东到底要干什么，刘少奇更没有料到毛“文革”旨在打倒他自己。你毛皇帝又要搞“运动”吗？那就和以往一样，再派“工作组”来领导吧！有人要“反党”？那就按你老毛57年的办法，抓“右派”。

1966年8月4日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在会上董必武副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董是个老实人，他的老实话代表了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恐怕也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真实想法。

况且，派“工作组”一事，事先也是按组织纪律“请奏允准”过的，现在你老毛又出来做脸，故作惊讶，大表痛心，令蒯大富等“造反派”棋子“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地成为打手，以死相随。这等“一石二鸟”的暗算，如此低劣无耻的演技，难道钱教授现在看了也还动情吗？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说，刘派对毛牵头“文革”一事，是从“消极抵制”、“阳奉阴违”或“想不清楚”，到跟着“揣摩”或“应付”，完全谈不上是“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或“两种模式”的“角斗”。

钱教授提出了所谓“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斗争的说法，试图以此来解释文革现象。虽然他也提到“群众政治”，但正如他所说，那只是毛派的附庸或工具，而且，在拿掉刘派之后，“造反派”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亡了。

然而，钱教授这里说的种种“政治”，都是些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概念”，是一种唯象的“描述”。“政治”，“政治”，“政治”究竟在哪里？“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内涵到底有什么质的不同？不问建国以来在路线、方针上的斗争，这样空谈形式上的“独裁”对“官僚”，一点“政治”内容都没有！“独裁”就不依靠“官僚”啦？“四人帮”又是不是“官僚”呢？毛泽东骂刘少奇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那1976年四月五日的血洗天安门广场，毛干的是不是“镇压”？是不是“恐怖”？这个恐怖又是不是“来自中央”呢？

钱教授承认：“我们这里说的两种政治模式，不过是一党专政的不同形式。在维护一党专政的这一根本点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无分歧。”

很好，既然“并无分歧”，那我们又绕回到原来的问题：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把刘少奇往死里整？文革中毛泽东曾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钱教授能不能讲清楚，自建国以来，毛、刘有没有过重大的“政治”分歧？如果没有，后来怎么会走到“不共戴天”的地步？

钱教授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图以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取代旧官僚政治的一次大实验。”但毛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取代”性的“大实验”呢？也有人说，毛把刘派搞掉，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搞掉”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答案应当说，还是二人政治路线、治国理念的对立，且这“对立”的程度已是“水火不相容”了，才要“大动干戈”。什么是“政治”？“政治”者，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是也，是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也。“专权”的目的还是为了“役政”。

有人健忘，不得不旧事重提。

自六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处处受人抵制，说话已没有人听。在他看来，中宣部是个和他作对的“阎王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部，还有那个“城市老爷”卫生部。就连身边一个北京市委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阻挠他的“大批判”，整个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指控，农村里在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城里推行的是“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讲“合二而一”，文艺上提倡“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因而毛泽东确信，刘少奇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毛岂容党内有两个发号不同命令的“司令部”？所以他才要“清君侧”。“清君侧”清的就是“异己者”和“绊脚石”，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

钱教授割裂文革与17年历史的关系，不探求“异己”异在哪里？不追究“绊脚”绊在何处？这样不谈“路线斗争”，不问“是非对错”，只纠缠在“官僚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形式之争，又怎么能搞清楚“文革是什么？”、“文革从何而来？”等问题呢？难道上述毛泽东的那些指控，都是旨在“反‘官僚政治’”吗？

不错，刘少奇是没有反对过“一党专政”，但刘少奇信守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缔结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他和一些领导人，如周恩来等，对民主人士也比较尊重，善于聆听和团结他们，又有民主协商的精神，不像毛泽东那样专横霸道、目无他人。而另一方面，如钱先生所指出的，在毛、刘“影响下的两派的主流(即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一党专政(党的绝对领导)本身也并无怀疑”，“基本上属于‘奉旨造反’”。因此，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刘少奇那时要是公开反对了，毛泽东就不用称他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也不用搞什么“文化大革命”，直接送进“秦城”就好了；而任何“造反派”胆敢这样想，也立刻会被同类“砸烂狗头”，并扭送“专政机关”。现在有人却以这种近乎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来指斥刘少奇，来为“文革反官僚”说做铺垫，替毛倒刘说项，或为自己当年追随毛“造反”倒刘寻得某种“安慰”，实在不高明！研究文革，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毛、刘建国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何在？看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路，总得一步步走，要求刘少奇“走资”，就须“一步到位”，废除“一党专政”，否则就“哈，你也不怎么样！”如此脱离当时实际的社会状况，强求前人是不应该的。

可是现在不少人就是指责刘少奇“不反体制”──而这背后的“潜台词”便是：你不能反驳吗？所以我说毛、刘都一样，甚至毛比刘还强些，毛至少还不满这“官僚体制”，反了“官僚体制”。他失败了，虽败犹荣，还是个和百姓同在的“英雄”。这就是秦晖教授所说“但刘(少奇)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的意思。也正是由此，他把“文革”发生的原因歪曲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难道秦教授就真的不明白，我们上面说的那些事，谁“左”谁右吗？

看来，在当年自己“奉旨造反”的人的眼里，只要刘少奇不“反体制”便算不得好汉！因此，我造你刘少奇的反，就是造了“官僚”的反。这逻辑是多么地“顺理成章”啊！

但是，如果一定要用“反体制”这个词，那我认为，刘在1951年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他敢讲“资本家‘剥削有功’”，敢有批示“反对农业合作化”，且指出“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反体制”，即反对毛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或“体制”。这是毛、刘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当然，你可以说，刘最终也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是的，他不是华盛顿。但如果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而毛泽东担忧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也正在于此。刘少奇若能这样想、这样做，至少是开了条路吧？如果刘走不到底，党内还可能有别的类似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开明领袖啊！

可是，当年又有哪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怀疑过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呢？有谁曾想到过在生产落后、封建专制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吗？甚至那怕只是稍微考虑一下“不破坏私有制”等大胆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很少，多数只是狂热地齐声唤：“红太阳”打倒刘少奇！所以难怪到现在还看不出毛、刘的差别在哪里！……而现在又如何呢？我们且不说海外的公知，就说秦教授等人吧，他们无疑都是改革派，都愿意中国繁荣又民主，但他们公然宣称过“反体制”了吗？他们高喊“打倒共产党”了吗？我想也未必。彭德怀和张闻天，胡耀邦和赵紫阳又算不算是“反体制”人物呢？现在主张实行“宪政”，主张“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的人呢？……看来，从刘少奇到胡耀邦的时代，以至到现在，企望要有个政党来代替共产党，掌管全中国，恐怕还不现实。党内外的那些明智改革派的斗争才是希望，如果把他们一概斥之为“拼命维护体制”的旧官僚，是不是有点太“左”了？

这种不做区分，把一切人都骂为“官僚”以拒之的态度，实在是要害死人。八九年，“左派”学生领袖听不懂赵紫阳的呼求，不知进退，一味拒绝合作，结果党内“保守派”占尽上风，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或赶出国门。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应当吸取吗？

文革时遗留下来的这种“唯我独‘左’”的毛式思维方式，到现在还很流行，而它与“民主化”的精神及“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刚好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把文革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说成是“独裁”对“官僚”的关系，对毛、刘各打五十大板，貌似非常公平和彻底。其实，“独裁”又怎么样？毛泽东历来承认，并自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自己就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官僚”则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如此一来，在一般人听来，毛反倒比刘还好一点，似乎毛有“正气”，一副“帝王相”，他痛恨“官僚”，出发点还是个“善”字；相比之下，按他们所说，刘则像是个“猥琐不堪”和“祸国殃民”的佞臣贼子，形同“过街老鼠”，令“神厌鬼憎”，其中的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可怜，某些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到现在还在替毛打工效力，拼命把“反官僚”的桂冠戴到毛泽东和自己的头上。

还是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当年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戚本禹“讨刘檄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路线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文革中它“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怎么现在这些刘少奇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情都没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争斗，谁是谁非？总得有个说法啊！难道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了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说不通啊！

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这属于“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结果是，把文革研究引上了歧途。

这种“逻辑混乱”的根源在于，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进而他恐吓人们：你们瞧，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做官当老爷”，叫你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现在许多贪官“认罪检讨”时，也总是说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被“资产阶级”腐化了。

其实，他们干的那些肮脏丑事，自古以来，还没有“资产阶级”时就有了，是“封建特权”。“贪腐奸淫”的事，无需“资产阶级”来教化，有特权就可以做。而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出现，反的就是这“封建专制和特权”。

然而，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走资派”就是“反官僚”，“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而且，这种“概念偷换”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悖论”，那就是让许多人抓狂的两个毛泽东：十七年打造“官僚政治”并“主导红线”的毛泽东，和文革伊始带领“造反有理”且“继续革命”的毛泽东。

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造反派”因此曾分裂为两派，“团派”强调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414派”则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不容否定，更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匪夷所思”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清华的团、四两派，以至全国众多“造反派”之间，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其实，这“悖论”之解在于：建国之后，只有一个毛泽东，一个刘少奇，他们背后有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各领域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也就是说，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彻底解决“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我接受他本人的说法，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搞清楚哪一条“路线”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黑暗与反动？哪一条“路线”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代表光明和进步？或者，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反修防修”，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看，究竟谁才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这些才是现在“研究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一文里，我论述了为何不但应当否定文革中的毛泽东，连他前十七年所谓的“主导红线”，也是一条反历史规律而动的路线。因而，可以说，清华文革“群众政治”中所谓的“团四之争”，毫无意义，他们无论是跟哪个毛泽东都是跟错了人。

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刘少奇语)，尽管他们的初衷刚好相反。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改于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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