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1964年夏“人民文学”杂志收到了一份题为《进军号角》的稿件。
那是一首长篇的政治抒情诗，有着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的风格。诗稿批判了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批评了国内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系统，主张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它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这份稿件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争议。以往，每当编辑们对稿件拿不定主意时，便按常规向有关领导请示。这次便一直送到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那里，因为“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邵荃麟很快就对这位无名小辈的诗稿破格作了签发，决定在下一期杂志全文发表。于是，杂志的编辑雷奔立刻约见了作者，让他对一些小错作了修改。当雷编辑知道他只有20岁时，颇为感慨。毕竟，“人民文学”是一份在全国影响重大的一流文学刊物啊！他似乎看到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这位作者就是张郎郎，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一年级学生。张郎郎于抗战后期生在延安，父亲是美术家张仃，母亲是文学教授陈布文。在家境的熏陶之下，张郎郎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结束后，各项政策相对宽松，文艺界有了一个短暂的解冻、开放时期。当时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人们开始把目光从“老大哥”身上转注到现代的西方。那时有不少西方和香港电影可以在影院公开上演，或以批判为名在内部半公开地放映，其中也包括一些所谓的苏联“修正主义”影片。书店里可以买到新出版的西方世界名著，而以“灰皮书”或“黄皮书”的方式翻译印行的内部参考书籍，更是包罗万象。这些东西对当时的年青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张郎郎和他的朋友们常在一起切磋诗作、画作，举办诗歌朗诵会，进而成立文艺沙龙，起名为“太阳纵队”。在沙龙章程的开始，他便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他自己后来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1]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苦练”，这些年轻人希望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准，看他们的作品是否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尽管张郎郎的家庭与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不愿借助这些力量的帮助，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把稿件直接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这份有才华的稿件没有因此被埋没在纸堆里，邵荃麟签发诗稿时，和“人民文学”的编辑们一样，并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作者的身世背景，他们只是从作品本身来判断它的价值。
然而，这颗新星并没有升起。因为不久，邵荃麟自己已因所谓的“中间人物”论受到了全国报刊的猛烈批判。“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所赏识的稿件自然是不能再被采用了。
事后有文艺界的朋友曾对张的遭遇感到惋惜。他们设想，假如张事先把稿件通过他们的关系去发，绕过这位“不幸的”邵荃麟之手，也许他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不过，现在来看，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愿望。且不说在乌云密布的1964年，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另一位“荃麟同志”，他也敢于批发这篇有些“离经叛道”意味的、小人物的诗稿；就是那诗稿得以发表了，也不过是为即将来临的各种“大批判”增加了一个小靶子罢了。同时，他们也没有料到，邵荃麟只是那前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之一，随后的文化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文艺界，他们自己和全国文化人一样，几乎无一漏网幸免。
那场风暴就是连张郎郎这样的白丁、布衣也不放过。文革之前，市委宣传部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已把他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到了1966年，基于他的“太阳纵队”组织、秘密聚会、与法国留学生交往、他的诗、他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他被抓，他逃跑，他被通缉……，到1970年2月他居然因此被判了死刑！最后由于周恩来的干预，张郎郎才得免一死，以“现行反革命”罪，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7年底才被假释回家，并被彻底平反。
今天回味起四十五年前张郎郎与邵荃麟擦肩而过的邂逅，不免感慨诸多。
其实，荃麟那么做并不只是对张郎郎一个人所行的偶然之事。从卅年代鼓励积极抗日的国民党少校军医、剧作家刘任涛，40年代赏识“胡风派”作家路翎，到后来扶持关护黄秋耘、刘绍棠、王蒙、邵燕祥、竹可羽等有独特见解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他一直是个爱惜人才，鼓励创新的长者。我在《荃麟和胡风》及《荃麟和“反右派”斗争》两文中，对这些事已有所介绍。[2](增订后收入邵荃麟和葛琴纪念网页：http://www.azcolabs.com [正文内容]一栏)
这里再举一个剧作家杜高的例子。
1953年杜高还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他是文化部新成立的“剧本创作室”里最年轻的一位作家，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充满着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并且发愤地写作。然而，他的剧作当时曾屡遭“左”派棒杀，两年之後接踵而来的 “反胡风”和 “反右派”斗争更使他身陷囹圄。
在这些冷酷无情的政治风雨和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中，杜高与荃麟却有过一次交往，给他带来难以忘怀的温暖和感动。半个多世纪以後，在建国60周年之际，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杜高这样回忆他的这一段遭遇 [3] ：
“记得1953年春，我和老作家贾克一同到青岛的工厂去体验生活，他到了郝建秀工作过的国棉六厂，我到了造火车头的四方铁路工厂。半年后我写了一个剧本，题作《祝福人们》。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我有一种创新的愿望，很想突破当时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写出一点新意来。我想以安全生产为题材，呼唤人爱人，呼唤尊重人的生命。我把剧本带回北京后，先请青艺的导演孙维世和同住一楼的作家路翎和汪明看，没想到他们给这个很幼稚的作品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因此我把剧本送给创作室的主任陈白尘审阅。白尘先生那时住在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的院子里，还兼任着《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工作。大概是他看完后，转给了创作室的贺敬之、蓝光、王命夫等人传看，听取意见。没想到这几位认为这个剧本的思想倾向有严重错误，作者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倡抽象人性论和人类之爱，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意见。白尘先生听到了对这个剧本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后，有些为难，为了慎重，他把剧本送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先生看了。
……荃麟先生看完剧本后，又听说有不同意见，他决定由作协出面召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会议由他主持。19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的小会议室里开会，陈白尘先生和创作室的贺敬之、蓝光、王命夫、路翎、汪明等好几位作家都在会上发了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持否定态度的几位作家的发言，他们对这个剧本的批评都提到了政治思想的高度，用词也都很激烈。最后是荃麟先生讲话，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原话来了，只记得他的态度很温和，语调很亲切，既提了批评意见，又对作者很爱护。我是受到了感动的。记忆最深的，是那天见到了葛琴先生，她端了一把椅子靠门坐着，一边笑着对我说：‘我是来旁听的，学习学习。’她那时正在写电影剧本。
我写这一节往事，是为了使人们了解一点1953年文艺界的气氛，了解一点从一个作品引出的两种批评意见，而邵荃麟先生在那时主持作协工作，又是怎样对待一个青年作家和一部有争议的作品。”
的确，荃麟是懂得艺术和艺术家的。他对有争议的作品，允许讨论，让双方自由地、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同时，正是荃麟对有才华的青年作者一贯采取的爱护和鼓励的态度，使得杜高在创作上没有气馁，他
“决定再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荃麟的这些理念和做法，与一些在艺术问题上只会挥舞政治大棒打人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除了这些后来的名人之外，我知道父亲荃麟还和许多无名的文艺青年交谈过，其中有一位就是个初中的语文老师。那是在50年代末，我的弟弟正在北京24中读初中，其语文老师是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爱好文学，又苦闷自己的教书事业，他希望找我父亲谈一谈。弟弟向爸爸提起他这一要求，爸爸就约这位老师来家。父亲后来告诉我，他鼓励这位老师坚守岗位，安心教学，向他提到许多作家都有过教书的生涯；劝勉他要善于观察、学习社会和人生，坚持写作等等。他们谈话时，我当然不在场，那天我正在院里翻晒衣物和旧书。我看到爸爸送他走到院子里时，特意请他等一等，然后在书堆中挑了两本硬皮原版英文书，可能是什么小说之类，翻了翻后便送给了这位老师，并希望他好好学习外语。
原中国作家协会的干部丁宁在1979年回忆邵荃麟时也提到过类似的例子，她写道[4]：
“荃麟对培养文学新人，是尽了毕生之力的。不少在文学上初迈步子的青年人，给他写信，找他求教。记得，有一年冬天，一个陌生青年千里迢迢自浙江来，背着一个鼓鼓的书包，自称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员，一进作协办公室，就指名道姓的要找荃麟。开始，以为他认识荃麟，但他说，既非亲，又非故，素不相识。那么找荃麟干什么？那青年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是管小说的领导人吗？我是特地来请他看看我写的小说，求他指教的。”原来他书包里装满了稿子，大约至少也有几十万字。听他这么一说，办公室的同志，互相挤了挤眼，然后告诉他，荃麟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建议他把稿子送给出版社，那青年一听，急得眼睛立刻发了红，差点流出了眼泪，倔强地坐在那里，非要知道荃麟的住址，并且声明他已给荃麟写了信，相信荃麟不会拒绝他。办公室的同志无法，只好把这情况报告给荃麟，谁知荃麟一听，立即招呼那青年到他家去。后来得知，他终于抱病看了稿子，并且和那青年作了长时间谈话。几天之后，那青年又背起鼓鼓的书包，高高兴兴地返回原地去修改他的长篇小说去了。据说回去的路费还是荃麟给他出的。部队有一位青年作者，发表了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荃麟非常重视，亲自提名发展他为作家协会会员。有一个人，当时还曾经是“年轻毛嫩”的业余作者，当他胆怯地拿出自己的作品时，荃麟伸出了热情的手，耐心地阅读，兴奋地向人推荐：“这是一部好小说。”又指示作协的业务部门进行讨论。他约作者谈话，有时深更半夜，耐心，指点，希望，鼓励，点点滴滴的汗珠儿，都落在青年人的心里。日月飞逝，过去了几十个春秋，如今，荃麟早已离开人间，那些当年曾经得到荃麟教诲的年青人，不少已变成有名的作家，只不知他们现在可还记起曾为他们付出过心血的荃麟同志？”
对于这丁宁之问，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曾为他们付出过心血的荃麟同志”。1963年8月山东作家牟崇光受邀参加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在北京首次专门为青年作者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2002年他回忆起座谈会的情景，记得那时荃麟曾三次与会讲话，牟崇光写道：
“邵荃麟同志的几次讲话内容涉及得很广泛。他把每个人过去的短篇全都看过，并作了仔细的分析、指导。他说‘召开这样的会很好，过去你们为刊物服务，现在刊物为你们服务，相互交流，相互沟通，是很有益处的……’，看着他那瘦弱的身子而又热心提携后人，大家深为感动。”两年后的1965年9月，牟崇光又参加了《人民文学》第七期青年小说作者座谈会，他感慨地写道：“这时文艺界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已受到广泛的批判，更不见他的踪影。气氛不像一期座谈会那样活跃了。”[5]值得注意的是，荃麟不但是在其顺境时，能鼓励和提携文学青年，在自己处于逆境，遭到蛮横的“批判”时，更勇于“挺身而出”以保护受到牵连的年青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60年代初就柳青的《创业史》发表了评论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其中他的看法，与1962年荃麟在“大连会议”上提出“写中间人物”时所谈到对梁三老汉这一形象的评价非常接近。后来，1964年荃麟的所谓“中间人物”论在全国受到讨伐式的“大批判”时，许多持有类似文学观点的年青人都因他而受到了冲击。
严家炎教授在2008年12月接受访谈时回忆道[6]：
“荃麟为人正直，很有原则，我非常尊敬他，但跟他在《创业史》方面没有交流，也没有谈到过什么中间人物。我写那篇《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完全根据个人读作品得来的感受。我认为《创业史》这部作品水平相当高，而人物中写得最成功、最丰满的就是梁三老汉。这是自己读作品而且连续读了两遍，边读作品边做笔记，用第二遍来验证第一遍的印象是否正确，这样才形成的一些思想。荃麟读过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这篇文章。据冯牧在1961年秋末《文艺报》评论员会后对颜默和我的谈话透露，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曾对这篇评论梁三老汉的文章相当欣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我觉得荃麟1962年的大连会议讲话对冲破教条主义、机械论很有贡献。1964年有的领导人为减轻自己的压力，把他抛出来批判的时候，他却没有怨天尤人，推卸责任，而是自己勇敢地掮住闸门，放年轻人过去，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品格。比方说“中间人物”论，沐阳（谢永旺）就写了“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一文(指沐阳，《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原载《文艺报》1962年9月号。其中“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为黄秋耘编辑该文时所加。──小鹰注)，文章很短，但是话说得比较俏皮，就传开了。荃麟没有把谢永旺也没有把我踢出来，他认为这是年轻人，要负责任的话应该是他们这些做领导工作的干部。邵荃麟一点都不推卸，这是一种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顶天立地的人格。”
是啊，正如鲁迅所言，在风暴来临时，作为“觉醒的”长者，荃麟“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了。
这位老人除了有着一颗善良、勇敢、宽厚而又永远年青的心之外，我想，荃麟能够这样做，还有两个理性上的原因。
一、他一直实践着他自己关于文艺批评的原则：
“向来一般批评家往往是先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然后根据他的结论去分析作品，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先分析作品的内容，然后指出他的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发掘它的根源──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1948年)[7]
二、荃麟始终坚持实行自己关于“独立思考”的理念：
“在我们社会里，独立思考往往被忽略。作家当然应该了解政策，但是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去了解、认识。”(1962年)[8]
这是他与国内许多文艺批评家不同的地方。
还有一件事也可表明，荃麟对文艺作品有着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评判标准。
1946年春国共军事调停时期，荃麟受周恩来派遣，在董必武的领导之下于汉口做文化统战工作。有一天，军调处执行部的一位朋友把一包稿子交给他，说是从中原军区带出来的一些战士和干部的作品，希望他看看。荃麟回忆道[9]，其中
“大部分都是秧歌和活报的习作，写得并不怎么好”，但他从材料中发现了一本题名《四十八天》未署名的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是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的干部，1944年11月随部队南征到湘、粤、赣边区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之后，这支部队于1946年10月重返延安，战斗行程二万余里，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长征。作者在回程抵达中原休整时，对部分日记作了整理并写成稿件，存放在军调部同志的手里。荃麟读了这本日记之后，大为感动，急于想查出作者是谁。但战争形势变化很快，不久驻汉口的军调部第九小组撤销了，他自己也被转移到香港去工作。到了香港，荃麟对手稿作了加工、编排，拟了七个小标题，并将部分内容题为《八面山上》，署名“佚名”在《群众》杂志上发表，颇得读者好评。1948年2月又经他的推荐，香港海洋书屋出版了《四十八天》一书。荃麟为这位素不相识的作者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将它与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相比，说这本朴素的日记显示了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从人民中强大起来的？……为什么它永远是战无不胜的。”[9]直到解放之后，才弄清楚这本日记的作者原来是一位参加过秋收起义和长征的老干部李立，他只读过三年的乡间私塾。[10]由于戎马倥偬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他的文稿未经很好的修饰，甚至有些语言也欠通顺，但荃麟在序言里对该书却作了很好的评价：“毫无铺张，毫不渲染，而只是把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最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朴实无华地写下来，使你不可能相信这中间有半分虚伪。而由于这样的一种真实性──个人和集体战斗相结合而取得的真实思想与感情，使这作品给予我们一种强大的感动力。尽管它还粗糙，但我可以斗胆说一句，现在一些住在都市里努力追求形象和技巧的作家，是绝对无法写出这样动人的作品的。” [9]
作为对比，解放之后的我国文坛曾出现过一批“假大空”、“高大全”式的作品，荃麟对之是非常不满意的。1962年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之前，荃麟为蕴酿准备会议阅读了大量有关的文学作品。据当时作协创研室的领导人侯金镜对丁宁说，“荃麟对当前的创作‘有情绪’，特别是对一些脱离生活真实的所谓‘浪漫主义作品’，一看三叹气。”丁宁也记得，“后来每当荃麟请侯金镜去讨论创作，侯金镜便说：‘又要去听荃麟叹气，一叹气，话必长。’” [4]
可以说，这种“叹气”也反映了荃麟为何会在《大连会议》上提出写“中间人物”、主张“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背景原因。
除了文学小说，荃麟对诗歌、美术、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也一直是关注的。解放前他曾介绍、评价、赞扬过艾青、黄宁婴的诗作和符罗飞、黄新波的画作，也写过不少影评和剧评。1946年写了《诗与政治》献给诗人节，后来也有谈到对歌德的评价，有些内容我已写入了《荃麟和现实主义》一文中。[2] (增订后收入邵荃麟和葛琴纪念网页：http://www.azcolabs.com [正文内容]一栏)
无论你是否同意荃麟的文学主张和见解，但像他这样热情地对待文艺青年和艺术家，总是给予他们鼓励和机会，力主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不能不说是更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的和谐罢？
12月9日2009年
本文发表於《传记文学》，北京，2010年第4期，36-40页。
延伸阅读，点击参见：
[1] 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张郎郎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zhangll/2_1.shtml
[2] 小鹰，《追忆与思考──纪念我的父母荃麟和葛琴》，自费出版物，北京 ，2007年12月；增订后收入邵荃麟和葛琴纪念网页：http://www.azcolabs.com，主页[正文内容]栏。
[3] 杜高，《失败的“剧本创作室”》，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
[4] 丁宁，《孺子牛──忆邵荃麟同志》，原载《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 ，13页；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246-255页。
[5] 牟崇光，《浪漫文学梦》，载山东作家网，2002年12月31日更新，http://www.sdzj.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369
[6] 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载《文艺研究 》2009年第6期。
[7] 邵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大众文艺丛刊》第4辑 ；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175-206页。
[8]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 月，根据记录稿整理，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389-403页。
[9] 邵荃麟，《<四十八天>的序》，1948年1月写于香港，收入《四十八天》，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2月第1版；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册，581-583页。
[10] 孙玉蓉，《邵荃麟与<四十八天>》，原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辑；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220-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