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荃麟1938年发表在《战时生活》上的一篇文章，2013年汇编《邵荃麟全集》时被遗漏了。现根据原文整理出来，以饷读者。

“抗战以来未曾做过一篇文章”的萨孟武先生，最近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化黑暗与学术复兴》的大文^[注]，劈头就是说，“抗战需要铁血，文章固然可以驱逐鳄鱼，而却未必能打倒比鳄鱼更冥顽不灵的倭寇。”

根据他这个前提，就根本否定了战时文化宣传与指导的作用，他认为今天小型杂志的风起云涌，是使油墨与纸张白白糟蹋，是对于“抗战无益文化有害”的东西，并且弄得印刷费昂贵“大型杂志──研究学术的杂志，便由减少而至於消灭，顿使中国文化发生了一个黑暗时代。”因此萨教授的结论便是“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之时，吾国的国力虽一升丈千，然而吾国的文化将一坠千丈。”

萨教授目击心伤，有些悽惶了，於是主张文化界“复员”，把一些学者教授“复员”到大学研究室里，“去创造中华民族特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

为了尊重萨教授的意思，节省纸张与油墨起见，不欲在这里与萨教授逐条讨论，可是我们得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目前客观对文化的需要是什么？第二，在今天民族解放战争中文化的任务是什么？研究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文化的动向是历史推动了它的，还只是一般无聊文人在那里歪曲现实的要求，在那里盲人瞎马的胡干。

中国英勇的抗战在性质上是全民的，在时间上是持久的，在空间上是全面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圣战争中间，“文化工作实际上不能不是被政治任务所领导的战争行动底一翼。”战争既是持久的全面的，在战争中间就是提高落后的千千万万民众底文化水准的最好机会，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宜知文化运动不外谋全部人类生活之充实向上。”这很明显告诉我们，今天文化运动决不是少数高深渊博的博士教授在象牙之塔或大学研究室研究罗马法或优生学的问题，而是要千千万万的民众怎样取得文化生活的问题，这一个问题是与政治不能分离的。既然文化与政治不能分离，今天文化的政治任务就是怎样去指导人民的精神生活，怎么去灌注抗战的意识，怎样去鼓励千千万万人民上前线，怎样去反映抗战中间悲壮的生活与社会的黑暗面。在历史的战争中间，我们看见除了军事与物质的动员外还有精神的动员，文化运动就是要担负起这个任务的大部分。今天在农村里在兵营里都有许多文化青年在那里演戏唱歌画画，在那里谈军队作战，这在萨教授看来，也许是小孩子的把戏或“后方的岳飞”之类，可是在我们看来，却比在研究室里研究研究罗马法有意义得多。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客观环境对文化的要求是什么呢？今天广大的青年小市民士兵，甚至於农民，极欲知道的是战局的形势怎样发展，战时许多生活问题怎样解决，思想问题怎样解决，愈是在生活激动的时期，这种精神的饥渴必然特别强烈。这是历史一种进步现象，也就是文化从少数人普及到多数人过渡时间中的一种反映。抗战以来，前线士兵中间特别感觉文化的饥渴，这种感觉在平日兵营里是不大有的，这就是说明抗战提高了士兵的政治意识，而使他们产生对文化的需要。小型刊物在后方广大的销行，说明青年对於这些刊物比对罗马法之类更迫切需要。青年阅读书报的要求，从来没有像今天抗战中间这样热烈过；在僻边地方甚至石印油印刊物以及手抄的壁报，都在适应客观需要而蓬勃产生。这是出版商的投机呢？纸张的糟蹋呢？还是时代有这样要求呢？

我想问题是很容易明白的。

另一方面来说，今天抗战中间还存在着许多混沌思想，一部分民众还沉溺在醉生梦死的生活中间，一部分汉奸托派的论调还在社会中似是而非的传播，敌人的文化麻醉工作在沦陷区域内积极进行，尤其是失败主义的观念时时会渗入小市民的生活中去，救亡工作同志时时会犯错误的倾向，社会黑暗随着光明的发展而在滋长，这一切需要谁去答复？去纠正，去克服，和去斗争呢？让浪费纸张的小型救亡刊物来答复呢？还是让罗马法，或地质学来答复呢？

我们的敌人正在沦陷区域内，花许多油墨纸张印刷宣传“皇道”的教科书，小册子和传单，而我们大学教授看到国内并不很多的小型杂志(郑重声明：萨教授认为“小型杂志之多甲於天下”，其实萨教授如果去看看欧战时人家小册子和宣传费用数目的统计，就要觉得有修正之必要了)便大呼糟蹋纸张，有害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咄咄怪事！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一部分学者去研究政治经济甚至法律也好，因为这件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说明，一切文化内容必定要从群众实际生活和要求中产生出来，文化不仅和政治不能分离，而且和生活也不能分离，(不管是怎样高深的学问)。我们要求的不仅是高级的文化体系，而且是更实践更实际的东西。我们相信这两者并不能分开，纵然最深奥的学者，在今天也不能和抗战分离。如果要把每个教授学者都“复员”到研究室里去，不问外事的潜心研究地质学文学法律学，这样结果也许会使中国多产生几位周作人罢了。

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是要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来锻炼出来的。中华民族自有它优秀的文化历史，但是只有最优秀的革命者，才能从艰苦的斗争中去吸收我们祖先的精华，以创造时代的灿烂文化。今天持久抗战中一切正确战略的产生，都是民族革命过程中所汇合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而产生，这是谁也不容否认的事实。离开现实企图关在研究室中，去创造所谓民族独立的文化，那才会有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姜太公座下四不像的东西。

抗战建国是不能分裂的。这个理论已经有许多人讲过了，离开了抗战就无从建国；不是在抗战中去革新旧时政治与经济上的黑暗，以建立适合於民族自由的政治条件，抗战也难底於成。这和孙中山先生民族民生民权不可分的理论体系是一致的，但是萨教授却把这两者分裂了。他说：“抗战是消极的，建国是积极的。”因为抗战既是消极的，所以他把抗战的文化宣传看作了无足重轻，把文化启蒙运动看作没有必要。这是一种危险的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有可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假如日寇愿意在攻下武汉以后妥协了，我们就不妨接受，到四川云南去做建国工作，建国成功，那时再来恢复失地未迟。这样，“五十年后再来抗战”的理论就又要重新搬上台了。

“一个民族能够建设一个国家，永存於世上，除武力外并需要灿烂的文化”这是对的，但我们知道这灿烂的文化，就是广大民众在他们革命斗争中和他们文化水准普遍提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意大利的文化复兴，德国的宗教革命，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在文化上都完成了一种使命。可是这使命的完成是归功於当时历史的要求和群众革命运动呢还是由几位博士学者在研究室里创造出来的呢？中国也有过五四文化运动，然而这一运动的产生与胜利是归功於五四的广大青年群众呢，还是仅仅归功於胡适博士呢？

中华民族的第二代文化正在统一持久的神圣抗战中成长，萨教授却把它割离了，於是才会兹出这样妙论：“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之时，……吾国文化将一坠千丈”！？

抗战以来，中国文化上确实有了一种进步的动向，这是值得在这里指出来的：

第一，是新启蒙运动有空前的发展。这个口号重新提出是最近一两年的事。但是抗战以来，由於群众迫切的需要，这一口号已经走入实践的阶段。在今天差不多每个角落里都可以看到通俗的小册子和壁报，文艺形式逐渐倾向於大众化，朗诵的新式诗歌正在被创造出来，尤其是抗战歌曲到处的流行，打倒了淫靡的民歌势力，戏剧从卡尔登式的舞台上解放出来，一直流行到三家村，适合於小市民的小型通俗报纸和杂志的到处建立，虽然通俗的程度还大大不够，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空前的。

第二，是文化力量分散到各个落后区域中去。过去中国文化运动向来是集中於上海广州北平几个大都市里，别说内地小县份中，就是边僻一些的省城中，也看不到有什么文化粮食，因此七侠五义一类的书籍销路，甚至超过新文化书籍，可是抗战以后，一部分文化工作者随着政治的变动而分散到各省各县，宣传队战地服务团之类组织把文化带入最边僻的乡村。今天在若干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份中都可以看到新出书籍，例如金华这个地方，现在能有一二十种刊物，简直是空前的事情。这种现象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因为今天的抗战是持久战全面战，在这个战争中国，中国将出现若干独立的抗日战区，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建立它的文化中心，然后才能使文化配合着政治而进行，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启蒙运动获得胜利的发展。

第三，是文化内容上现实主义的占绝对优势以及文化运动的日趋统一。抗战以来，那种非现实的唯心观念逐渐被淘汰，在炮火和血肉之前，再不容我们作遐想。一切作品都是为争取民族独立生存而产生，都是反映今天战斗生活的一切现象，而就是在这样基础上，文化运动逐渐随政治团结而趋向统一。文人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逐渐被克服，言论出版自由相当的展开，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运动的一个新时期。

这一切萨先生所厌恶的，我们却认为还大大的不够，萨先生所认为是黑暗的，我们却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曙光。

当然，黑暗还并没有完全消除，例如汉奸托派的言论还能隐约的出现，敌人麻醉的文化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查禁书报事件仍然继续发生，使抗敌工作蒙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然而这一切却不是萨先生所认为是黑暗的。

[注]：见民意週刊

原载《战时生活》二卷一期，8 - 9页，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