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20、30年代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老一代党员知识分子，他们中间出了很多典型人物。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党在文学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邵荃麟（1906 ─ 1971），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邵荃麟百年纪念集》（以下简称《纪念集》）。作为《中国当代美学思想概观》的主编之一，我曾在该书中列入了《邵荃麟的美学思想》，并组织美学家认真撰写；因此，我怀着崇敬而又沉重的感情阅读了《纪念集》。通过其中字字血、声声泪的近四十篇纪念文章的集体创作，在我眼前，矗立起了一个老一代党员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

从《纪念集》得知，早在1926年，在大学读书的邵荃麟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立志将毕生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所作的斗争。他曾参加过周恩来、罗亦农所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直接投身工人的街垒战。由于斗争艰巨，生活条件恶劣，他感染了肺结核病，但他不顾病痛，忘我工作。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代表，只因肺病发作而未能出席。在30年代，他拜会了鲁迅先生，和鲁迅通信，因筹办出版社，希望鲁迅支持，得到首肯。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对他严刑逼供，他坚不吐实，始终未承认党员身份。后由家庭买通上海市警察局长，被保释出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组织派遣，开辟浙南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戏剧宣传活动，不畏艰险，智勇兼备。他将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台儿庄大捷时，在龙泉组织了一次火炬大游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激动了浙江龙泉这座小山城。他以杂志社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输送进步抗日青年到新四军和延安去。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新四军军部联系和汇报工作。在广西桂林任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期间，他做国统区上层文化人的统战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卓有成就。抗战胜利后，他通过《大刚报》汉口分社社长王淮冰，协同妻子葛琴编辑《大刚报》文艺副刊，写了不少适应革命形势要求而又具有相当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1947年，他担任香港工委副书记兼文委书记期间，在团结文化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济上给予资助，安排他们就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同时，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看清新中国的前途。其后，与潘汉年同志一起，先后组织了二十来批文化人，共350余人，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没有一次失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政治任务。1949年8月，他离开香港赴解放区，9月初到达北京。10月1日，他参加了开国大典。

作为文艺理论家、作家、翻译家，邵荃麟发表文艺论文《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国际文化形势与中国文化运动》、《论主观问题》等百多篇，著有小说集《英雄》、《宿店》，独幕剧《喜酒》，四幕话剧《麒麟寨》等，翻译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外国作品多部，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在文艺问题上与人交谈时，总是带着“我们是在平等地交流，沟通对于我和你都很重要”的含意，绝没有“这就是结论”的意味。也因此，他团结了党外、党内大量知识分子。而党内外很多知识分子也都把邵荃麟当作知己。他对路翎的处女作《饥饿的郭素娥》所作的极其精辟的分析，奠定了《饥饿的郭素娥》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温文尔雅，轻言细语，使人感到极其和蔼可亲。他经常在一边不断咳嗽着，端着茶缸吐着带血丝的浓痰，一边坚持执笔写作或者参加会议。在白色恐怖下，他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但又十分机警。在民主革命时期，邵荃麟确实是对敌斗争的猛士，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二

新中国成立后，邵荃麟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文教委员会党委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等职务。1953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等职。《纪念集》中多篇文章称道邵荃麟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又深谙艺术规律。在建国初期，他不曾参与对《武训传》的批判；没有在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中著文；作为文艺思想问题，他著文批判过胡风；但当反胡风进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时，“其间很少有关邵的言行记录，他因病不怎么参与”（见陈丹晨文）。他对这“三大战役”是持保留态度的。及至1957年，“反右”的狂风刮来，如同王蒙同志所说，他像防风前哨上力图保护树苗和青草的老树一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企图保护和曾经保护了一些同志。1957年早春，动员鸣放，帮助整风，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邵荃麟情绪高涨，兴高采烈，积极行动，于1957年4月中旬去杭州在文艺界进行调查。他相信文艺界即使有“墙”有“沟”也不难拆“墙”填“沟”，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一定能顺利完成。谁知其后风云突变，周扬同志打电话告诉他，说风向变了，要急转。“他顿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放下电话对黄秋耘说：“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从感情，从理智，邵荃麟对“反右派”都是难以接受的。明明一再动员大家鸣放，要帮助党整风，人家听从了你的话，发言了，鸣放了，怎么一下子成了“右派”呢？但是，身为作协党组书记，在作协系统内，他又不能不进行“反右”。怎么办？邵荃麟只有尽力保护一些好同志，不划右派。黄秋耘是他保下来的；韦君宜是他保下来的；竺可羽是他保下来的……他也力图保护秦兆阳、王蒙，但是，很可惜，没能保住。韦君宜说得好：“这决不是他对我们个人的偏私‘包庇’，他是尽一切可能努力。在这场大政治运动里保下几个他确认并非敌人的干部。”丁宁说：“反右”期间，邵荃麟坐在一张藤椅上，不断咳嗽，在谈到某位同志时，“……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这话他激动地重复了几次。冯雪峰被上头划为“右派”后，文艺界的头头脑脑，避之唯恐不远。只有邵荃麟继续与冯雪峰常相过从，因为他不认为冯雪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1959年反右倾，又是上面交待下来要批赵树理的“右倾机会主义”。邵荃麟无奈，忍痛、违心地对老赵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帮助”。当柯庆施、张春桥宣扬写建国以后十三年，不准写其他题材作品的时候，邵荃麟拍案而起，跳上讲台，与张春桥进行辩论，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也可以写。这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啊！

邵荃麟自“反右”以来对“左”风的抵挡和疏离，被某些“左”视眼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认为“可恶”。因此，他们借口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说过“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批评“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竟把这两段话概括为“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特别是把“中间人物论”批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对邵荃麟大批特批。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文学是人学，要写人，那么作品中写了中间人物，有什么错误呢？现实主义需要深化，更没有错。然而，邵荃麟却在经过各种各样的大小会议“批判”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去当一名研究员。这和庐山会议后将曾经当过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下放到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有什么两样！不同的只是，新时期到来后，张闻天的冤案很快得到昭雪，而制造邵荃麟冤案的人，却在粉碎“四人帮”后还和“四人帮”争功。说“黑八论”（按：其中有“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他们早就批判过的，是“四人帮”对他们搞栽赃陷害。直到“两个凡是”受到否定，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后，“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才得到“平反”。这又是何等地可悲可痛啊！

三

《纪念集》揭示，“文革”风暴一来，邵荃麟被作为“叛徒”、“反革命”受到残暴冲击，“批斗次数之频繁，旦暮无休”。有次被提审，“他一步一颠，气喘不止，每上一阶梯，就发出痛苦万状的呻吟声，惨不忍听”。后来他锒铛入狱，在狱中更受到残酷迫害，终于饮恨而死。“死后还不让家人去看遗体，领骨灰。他的骨灰恐怕早已被抛弃在荒草野蔓间化作寒烟冷雾了。”

据黄秋耘回忆，邵荃麟即使在如此逆境下，他对党、对群众仍抱有坚定信念。有一天半夜里，他咳嗽得很厉害，忽然用冰冷的双手紧握着秋耘的手，断断续续地对秋耘说：“秋耘，我们总算共事多年了。你给我想想看，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有没有干过对党不起的事？”秋耘回答：“人家说您是‘反革命’，是‘叛徒’，假如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和另一些在您的领导下干地下工作的同志早就该被出卖了，怎么还会安然无恙地活到全国解放呢？我想，总有一天，组织上一定会把问题弄清楚的。”邵荃麟一字一顿地说：“这几年来，有好些事情我都不大了解。但，我……相信……党，相信……群众。”邵荃麟在“文革”期间就是这样一个始终对党对群众持有信念的知识分子老党员！

假如邵荃麟活到新时期到来以后，以他几十年的斗争经历，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与“左”风作抵抗的大树精神，以他在“文革”期间对党对群众的坚定信念，他一定是最早拥护党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路线的先行者，为我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为我国文学创作的繁荣昌盛，大声呐喊，尽力鼓呼，对新时期文学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

在老一代党员知识分子中，有各种各样的典型：有周扬那样经过“文革”被打“醒”、被打“悟”、一再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的典型；有张光年那样在“文革”前有过“左”的错误但在“文革”后走在思想解放潮流前面的典型；有王元化那样的虽然得到了平反，但他仍然反省自己过去也曾有过“左”的思想观念说真话的典型；有黄秋耘那样的比一般中青年作家甚至更开放、更前卫的典型；自然，也有自认为一贯正确至今对他过去所犯的“左”的错误始终不则一声的典型；更有张春桥那样的充当“四人帮”军师的坏典型，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我看来，像邵荃麟那样的老一代党员知识分子中的“这一个”，对于至今还活着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来说，是更有教育和启示意义的！

本文曾刊于2007年《扬子江评论》

作者系著名文艺理论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