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荃 麟 和 “反 右 派 斗 争”
小 鹰
本篇目录
1957年的春天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春天。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爸爸是与会者之一。毛泽东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谈起，说要允许批评官僚主义，反对用教条主义压制批评；讲到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又引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与毒草共放”。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3月12日又作了《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关于鼓励“大鸣大放”和“双百”方针生动活泼的提法，与“反右”之后经过苦心修改正式发表的文字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当时党内不少人是抵触这些思想的，《人民日报》也不响应宣传。4月初毛泽东南巡，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时作了“游说”；在杭州会议上针对一些干部对“双百”方针的顾虑，还说过“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一类的话。此后，在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因为还是没有着力宣传贯彻那些讲话的精神，受到了严厉的批评。4月份，中央又发出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爸爸是从心里赞同“双百”方针，也积极响应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号召。如何才能在文艺界搞好这次整风运动？爸爸为了取得经验，与作家张天翼、艾芜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和妈妈于4月中旬一起来到浙江杭州开展调查研究。(左图，荃麟和葛琴1957年在浙江，前排从左至右：葛琴、陈学昭、邵荃麟、艾芜，后排从左至右：张天翼、曹湘渠。)
在取得浙江省委和省文联党组的支持下，爸爸拜访了陈学昭、宋云彬和许钦文等党内外的老作家，亲赴几个越剧团听取艺人们对党员和领导的意见。4月30日他们又出席了一个有浙江文艺界7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气氛热烈，与会者发言相当踊跃。爸爸对人讲，
“他们这一次的视察任务基本完成了，深感不虚此行。一方面，他觉得文艺界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真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遵循‘双百’方针，将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中肯的；另一方面，他从浙江取得一条重要的经验：只要党委重视并亲自动手发动大家鸣放，不仅党员和非党员群众的隔阂可以消除，就是有‘墙’有‘沟’，也不难拆‘墙’填‘沟’。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一定能顺利完成。”[1]我相信爸爸是真心诚意地要搞好这次整风运动，要在文艺工作中贯彻“双百”方针。他非常认真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总结分析，工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艾芜回忆道[2]，
一九五七年邵荃麟和我，都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奉命到浙江视察。邵荃麟听取来访者的意见，非常的认真。记得在他家乡的宁波，文艺工作者和传统戏的艺人，不断来谈一些问题。招待所的午饭已摆出一个多钟头了，葛琴同志叫我去催他三四次，他还是笔不停地记录人家提出的问题。葛琴同志对我抱怨他：“身体那么不好，还不顾自己一下。身体好点，活得久一点，不是更能多做工作么？”那次印象很深。他的忘我的劳动，超过已往任何时候。他讲话，往往到了最后几句，声音微弱了，连旁边的人都不大听得清楚，但他还不肯休息。
然而，到了五月中，形势开始变化。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整风运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机会。他感觉受到了威胁，决定来个急转弯，在全国开展反击右派的斗争。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的人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的“右派分子”。与爸爸浙江之行有牵连的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源、省文联主席宋云彬，留法回国的老党员作家陈学昭、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郑伯永和省政协副秘书长、作家曹湘渠等无一幸免，被卷入“右派”的其它文艺界人士就不计其数了。浙江省委把爸爸也告到中宣部，罪状是“煽风点火，鼓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注]据说是由于周恩来和周扬力保才得以过关。不过，文化革命中又重提此事，并成为旧中宣部“包庇‘漏网右派’邵荃麟”的罪状。
[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浙江省委宣传部1957年8月23日发函中宣部，在《对邵荃麟在浙江放火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称：“邵荃麟来浙江视察，声言是来帮助文艺界打开一个缺口……刚到杭州不久，即召集郑伯永、陈学昭（均党内右派分子）、曹湘渠前去汇报情况，要郑等替他安排座谈和视察日程，并指示郑伯永积极起来，要在困难的环境下，很好坚持。在文艺座谈会上，邵荃麟两次发言，……对浙江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的反党进攻，起了鼓动作用。”[3]
“反右运动”来势汹汹，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干部，爸爸自然要“积极”地参加。不过，在实际上他是尽其可能地保护了许多干部。作家黄秋耘(右图，晚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黄秋耘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参加革命的干部，曾经搞过党的军事和情报工作。他与爸爸在1942年就曾相识，自1947年年初开始，他们在香港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1954年秋天，爸爸与新华总社社长吴冷西谈妥，把他从福建新华社调到北京，安置在作协主办的《文艺学习》月刊工作。他自己说：
“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写了不少杂文、随笔、评论、和散文、小说，其中一些是有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观点的，有些作品和文章还抒发着对生活的低沉的情调。”[4] 这样的人在 “反右运动”中自然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然而，他后来又写道[5]：当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许多人都为我并没有划为右派分子感到十分诧异。因为在反右派斗争初期，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包括我在内的文艺界十个人“供批判用”的言论集，计有冯雪峰、丁玲、陈企霞、艾青、秦兆阳、刘宾雁、萧乾、徐懋庸、刘绍棠和我。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十个人都已经被中央内定为“右派”了，结果除了我一个人“漏网”外，其余九个人都无一幸免，其中有些人甚至被划为“极右分子”。我为什么会幸免呢，事后我才知道，主要是得力于邵荃麟的力保(当时他是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也就是第一把手，他的话当然是“一言重于九鼎”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丁宁同志在一篇题为《孺子牛》的文章中透露，在某一次讨论“右派”名单时，邵荃麟极力为我辩护，列举我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功勋”是从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香港抢救出一批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认为，象我这样的老共产党员可能犯错误，但是绝对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然，也确实由于我干过多年机要工作，曾经打进过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军事机关刺探情报，假如把象我这样的人划为“右派”，又不好把我关禁起来，就不能排除会发生泄密的危险，不得不慎重考虑。
黄秋耘讲的是事实，不过有两点看法太过天真了一些。第一，反右以及历届其它政治运动的实践表明，若当局要把什么人打成敌人，单是他的历史功绩是不足以成为障碍物的；至于如何处理可能泄密的危险，那只是个技术问题。第二，邵荃麟的地位也还到不了说想保谁，就可以保得下来的地步。事情不是“一言九鼎”那么简单，这里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和技巧。还是看看韦君宜[6]怎么讲这件事的。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暴风突然卷起，许多年轻人由于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乱说话，而成了右派。那时我还和黄秋耘同志一起在《文艺学习》编辑部里。他写了一些赞扬《本部内部消息》这类的评论，我写了一篇抨击公路管理工作混乱的报道，另外，由于我们编的刊物登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文章，便遭到一顿大批判。荃麟同志当时身带重病，他咳着喘着写了一篇万字长文：《评苔花集及其作者》，评论秋耘同志的作品。他这次的态度是严厉的，少有的严厉。但是“定性”是明确的 ── 这个集子 的作者不是敌人。就这样，使黄秋耘同志未致陷入“右派”的可怕罗网。我自然更从轻了。这件事使我们想起来就不能不感激。这决不是他对我们个人的偏私“包庇”，他是尽一切可能努力，在这场大政治运动里保下几个他确认并非敌人的干部。
除了在文艺思想上这样的“严厉批评”和“表态定性”之外，荃麟还要对在运动中起作用的作协的中层干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让他们也了解历史，能全面地看一个人。黄秋耘文中提到的时任作协办公室主任的丁宁就是这样一个干部，她回忆道[7]：
大家都说，荃麟待人温和中带着冷峻，理智多于温情，但有时却又一反常态，对人，特别是对自己所了解的同志，会忽然迸发出无法控制的强烈情感。记得在1957年的“反右”期间，一个晚上，有几个人坐在荃麟家里，谈论着运动，谈论着一些被波及的人，谈论着舆论界的一些反映。外面下着小雨，院中的树叶发出低低地哭诉般的声音，空气郁闷。荃麟坐在一张藤椅上，不断咳嗽，手里却不离香烟，看来心绪很不好。
“……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这话他激动地重复了几次。
“我当然了解他，很多文艺界的老人也了解他。他是一个好同志。”
那声音低而颤抖，那感情纯净透明。我好象感觉他哭了。渐渐地他平静下来，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叙述谈话所指的那个同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从敌占区救护自己人的一段生动卓绝的事迹。那故事代替了荃麟的全部语言，深切地打动了在座的每个人的心。
而到了运动最后的关键时刻，列席党组会议的原作协秘书长张僖的回忆则是这样[8]：
“韦君宜和黄秋耘没有被划成右派，……在党组讨论划右派的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极力主张不划韦君宜的意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黄秋耘是韦君宜的副手，保下与自己没有历史关系的韦君宜，黄秋耘也就自然容易过关了，这是一种微妙的斗争策略。果然，其结果正如张僖所说，
“当有人主张划黄秋耘右派的时候，刘白羽认为不划韦君宜而划黄秋耘是没有说服力的。邵荃麟也表示赞同。”这样，爸爸的策略争取到了同盟军，且让别人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自己成为附议，目标不大而目的也就达到了。张僖在文中也提到，周扬曾“赤膊上阵”地想保下诗人艾青，
“在一次会上说到艾青的问题，周扬说：‘艾青就是这么个人，就爱说些怪话，能不能不划？’可结果艾青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可见，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反右派”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中，要想保下一个人来，并不是随便说一声就可以做到的事。现在有些人自己并没有经过反右的风云，连基本事实也没搞清楚，更不用说探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际关系，远远一望，便以义人状愤然地指责邵荃麟是“文艺官僚”、“打手帮凶”。对他们来讲，似乎当时只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方可称之为道。以这种态度和逻辑来评论历史事件也是太简单了一些。面对着中央业已内定的名单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邵荃麟无须“落井下石”，完全可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公事公办”，对黄秋耘、韦君宜等不闻不问，听任他们被打成右派。然而，爸爸却强撑病体，找人谈话、写文章，尽其可能地挽救了一批人免于“右派”的厄运。试想，不“严厉批判”又怎么能保得下来？中国社会里历来流行着“墙倒众人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事哲学，荃麟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正直、勇气和智慧是“难能可贵”的。
(返回目录)当然，以爸爸的位置和能力，他是不可能保下文艺界所有不该打成“右派”的人，但是，从对他们事后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则可以看出这位老人良善的人道主义。据原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回忆[9]，
在大风浪中，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保护了好些人。
他极力保护在过去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一位老党员、文学批评家，他成功了。
他力图保护作家、文学批评家、出色的文学编辑秦兆阳。秦兆阳因为众所周知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时他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已离职。他身体不好，荃麟批准他到北戴河去休养。荃麟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一再地说：秦兆阳是学术思想问题，要给他时间思考、检讨，将来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帮助，要和反右派斗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后来不可能按照荃麟设想的那样进行。1958年夏天，秦兆阳还是被错划了，不久下放到广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荃麟还是令人感动地，设想细致周到地把秦兆阳安排进工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要不然便可能让秦兆阳下放到经过穷折腾的生活更差、劳动条件更差的农村环境，何况又戴着右派帽子，以他那患有严重神经衰弱和胃病的身子，怕是支持不下去了。
同样，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许觉民也有回忆[10]说：
1957年的运动使不少人都戴上了帽子。此时我知道，荃麟因知晓有些熟人的底子的缘故，便尽量设法挽救了一些瀕于边缘的朋友，我十分激赏他的这种见义勇为之举。自然，有些人他是无力去挽救的，例如冯雪峰便是，但是荃麟力主不要去改变雪峰的生活待遇。我由此窥见了荃麟蕴藏得很深的一番苦心。
反右时爸爸也曾力图保住王蒙。那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作家，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叫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便被说成是“大毒草”。
“但荃麟在一个编辑座谈会上，却逆风直呼：‘我认为这样的文章，不能算是毒草。’”[7] 多年之后，王蒙本人生平第一次写文章纪念的亡者，便是荃麟。他很有感情地回忆道[11]，然后是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我受到的教训，受到的考验都是空前的。然后到了六二年，我再一次坐在您客厅的沙发上。“经过了一番惊涛骇浪，我们谈谈心。”您是用这句话开始我们的谈话的，“这些年，我常常和XX同志、XXX同志谈过你，对你被划为右派，我们觉得很惋惜……”您这样说。是的，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知道了在反右斗争中您力图保护一些人免受不公正的对待的情况，知道您也曾力图保护我。当然，十二级大风吹起的时候，有时您也无能为力，而且，最后您连自己也没能保护住。然而，您的心意仍然温暖着、慰藉着大风里被连根拔起的小草儿们的心。您是一棵老树，把自己摆在防风的前哨上，您努力减轻着树苗和青草的不幸。就在六二年的这次会面中，您谈了一系列有关我的工作、创作的设想，您还勉励我要向茅盾、巴金等老一辈作家学习，要学外语，要有大思想家的学识和气魄……回想这些，许多方面我都没能达到您寄予的期望，我愧对您……
然后是第三次，大约是六三年的初夏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文艺界已经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气氛。这个时候，第二次决定付印了的我的五十年代的旧作《青春万岁》，又面临了新的困难。后来我把清样寄给了您，才十天，您把我找了去，说是您因为感冒在家，把它读完了。您说：“你写得真切，你很会写散文。”您说：“我的孩子也看了，他说就是这样的。”您说：“可如果发表了，会有人提出批评的。他们会说，为什么没有写和工农兵相结合呀……”我说：“可我写的是在校的中学生啊……” “是啊，是啊，”您沉吟着，“不过，以你的处境，你恐怕经不住再一次批判了……”您忧虑地说。您的忧虑里充满了那么多长者对于后辈的爱护之情，使我热泪盈眶了。您说“先把它摆一摆吧，作家写出东西来，先摆一摆，也是常有的。”您说得对，但我当时也只不过二十八岁，我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怎样的风暴，继五七年打出清样而使搁浅以后，再一次打出清样“摆起来”，这使我颇不好过。大概我的脸上现出这样暗淡的表情了吧？您又说：“不然，由哪个地方出版社出，我也不反对。”看，您又要保护作者，又不希望作品长久被埋没，为了这，您真是殚思极虑，费尽了心！
现在看来，当时对作品这样“摆一摆”的建议，的确是对作者的一种明智而老到的保护措施。同样值得称道的是，王蒙也没有为了迎合潮流而去修改发表自己的作品。几十年后，《青春万岁》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并赢得了广大青年的心。1963年12月下旬王蒙去了新疆，据原作协秘书长张僖回忆，
“王蒙在去新疆前，邵荃麟请王蒙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邵荃麟的罪状之一。”[8] (返回目录)文艺界另一个有名的“右派”就是丁玲(左图，晚年)。早在1955年她与陈企霞一起曾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陈丹晨最近写道[12]：
1955年反“丁陈反党集团”时，邵在青岛养病，直到1957年初回北京上班，因此没有介入此事，得以全身而未沾连。1956年，对丁陈问题进行重新甄别时，邵“经过深思熟虑、极其慎重”地表态支持为丁陈平反，并认为“丁玲是一位卓越的革命作家，他一向很敬重，说她‘反党’显然不能成立……又强调文艺界应加强团结，过火的斗争，误伤同志，这一惨痛教训应汲取”。（丁宁：《忠诚与屈辱》）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形势骤变。[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多次召见几位作协领导，当面一再强调：“有一股右的潮流，十分猖獗”；“丁陈是歪风的代表”，对“丁陈斗争要继续”，“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荃麟竟被人发现似乎“有些折中，态度不鲜明”。他仍然“还是非常强调实事求是”。（《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112、116、128页）直至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央对文艺界指示“驳倒右派，斗争要狠”后，他才开始转向；至于心里是怎麽想的，无人知晓。到了后期，处理丁玲时，他代表党组与丁玲谈话说：政协小组会讨论过，丁玲“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和写作，稍微降低或保留原工资……”丁玲听了，“的确心动了，如果真能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的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丁玲：《风雪人间》第196页）果然，最后的结局是“撤消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这与邵的善意宽容的设想完全是两回事。这也正是丁玲已经预见到了的。因为丁玲知道邵的与人为善的方案是难以为另一些人接受的。
同样，在丁玲丈夫陈明的印象中，“邵荃麟没有延安整风那一套东西，整丁玲没有张牙舞爪，比较善良，很多领导人不愿见右派，他见了丁玲，还谈了全国政协会议情况，并好心建议丁玲下乡时改一个名字。”（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124页）”
[注]：这里有些细节需要补充一下。反右初期，邵荃麟对“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仍持否定态度。1957年5月17日作协召开机关全体人员的整风动员会，邵荃麟在动员报告中谈到宗派主义、党内团结等问题时说，“比如陈企霞、丁玲同志的问题，过去说是反党小集团，现在这条结论不能成立”，“要坐下来好好谈。”到了6月6日，在第一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他还是说：“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帽子应该摘掉。”并要求大家“重新来讨论丁陈错误的性质，得到公平合理的结论。”[3]此后，才有文后提到的陆定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介入指示“反击”的“骤变”。(小鹰注)
我自己也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因“右派”被下放北大荒劳动的作家丁玲回京，还特地带了农场生产的大蒜等农产品来家里看望爸爸，并讲述了她在边疆的生活和打算。我对她那一次见面时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有印象。我想，那时大势已定，爸爸未必能给她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对于受害者而言，在困难时可以找到人来友善地听听说说，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除了这样善待不幸的“来访者”之外，据爸妈的老朋友王淮冰说，有一位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曾收到过荃麟同志的一封长信，受到了许多鼓励。（王淮冰：《秋菊傲霜忆荃麟》，1979年12月9日《新华日报》）
著名的老作家巴金(左图，1960年代)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也被政治运动整得战战兢兢，和许多文人一样，往往要“言不由衷”地表态自责。爸爸体谅和理解他们的处境，尊重和保护他们的人格。巴金在《随想录》[13]里这样记道：
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或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后记写成，我把它寄给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想到不久曹禺经过上海，到我家来，看了我这篇后记的底稿，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是我有委曲，他回到北京便对荃麟同志讲了。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荃麟同志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我编辑《选集》，那篇难忘的后记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后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我无意间翻出它，重读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选集》里面。我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心里想着一个朋友。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可是在“文革”发动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在全国人代会上见过他一面，是那样瘦弱，那样严肃。我希望他早日渡过难关，却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坏，他居然给关进监牢，而且死在狱中。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
1958年秋，北京大学中文系正在编辑一套文艺思想斗争的资料书，爸爸同参与编辑的青年师生们谈到了巴金被姚文元批判的事。据北大严家炎教授在2008年12月接受访谈时回忆道：“在编选材料的过程中，有一次邵荃麟跟我们谈的时候发脾气了，他说：‘姚文元怎么就那么胆大妄为啊，竟然批起巴金来！’1958年秋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的批判文章，前一篇批《灭亡》，后来批到《家》、《春》、《秋》了。邵荃麟说：‘巴金现在正在国外，开亚非作家会议，做团结亚非作家的工作，国内却批判起他来了，这叫什么话！’邵荃麟又气愤地说：‘太不应该了，事先也不请示，根本不向作家协会报告，自己就在外面发这种批判文章。’”据我所知，很少有人看到过荃麟“发脾气”，但这罕见的一次却是为了保护一位作家的声誉。
受到姚文元等人揪住不放的三个月围攻批判之后，1959年春巴金在北京见到荃麟。爸爸知道他的关节炎又犯了，便给他介绍了一个中医。据巴金4月19日给萧珊的家信记载[14]，
荃麟介绍一个中医给我看病。医生每天上午八点来旅馆给我打针(指针灸，小鹰注)，另外还要吃中药，每日一付。据说这个医生去年曾去也门，治好也门国王的关节炎。
我记得这位姓叶的医生，他以前常来家里给爸爸看病，开方子。
(返回目录)
还有一位被誉为“神童”的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右图)，反右前他正“春风得意”，到处发表一些引人注目的言论。爸爸预感到他的政治处境不妙，三次与之谈话提醒不要再受邀请参加会议发言和写文章，劝他立即返回乡间。可惜“年少气盛”的刘绍棠听不进去，终于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最近从网上见有报道，
“刘绍棠多年之后醒悟说：‘这位心地高尚善良的革命长者，明明是在保护我，是想从灭顶之灾中把我拯救出来。虽然我终于在劫难逃，但是每一思及荃麟同志对我的慈爱和仁德，五内感恸。’”我不晓得他在哪里讲的这些话，不过我还记得爸爸当年向我谈起刘绍棠的遭遇时的惋惜神情。近来，又见到剧作家刘任涛对爸爸的回忆：
“荃麟秉性公正，助人为乐，在‘反右’运动中他拯救了一些边缘上的友人免遭厄运，我也是其中之一。”他没有讲这次“拯救”的具体经过是怎样，但他提到了卅年代时父母是如何鼓励他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年轻的刘任涛时任国民党少校军医，随陆军医院在龙泉待命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因而与爸妈相识。他在1998年写道[15]：由于荃麟患有肺结核，需要医药，因此我与他接触较多，两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音好友。我是军医，不能长期放弃医疗业务，因此我决定离开龙泉到江西工作。我离开龙泉时荃麟、葛琴夫妇在家为我饯行，荃麟郑重地对我说在三个多月交往中，我们发现你具有从事文艺的素质。“你热爱生活，热爱人民，这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首要条件。医学是人学，文学也是人学，前者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后者净化人的灵魂，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们希望你利用业余时间写些文艺作品。”葛琴补充说：“医学与文学并不矛盾，而是相通的。”当时我同意他俩的见解，并接受了建议，我说：“让我试试看吧。”
刘任涛果然从此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他离开龙泉到江西任军医署兵站医院院长，在行医的业余写了抗日题材的剧本《血十字》。爸妈
“看了剧本很喜欢，认为题材新颖不落巢臼，真实感人，立即推荐给金华中心剧团在金华公演，受到好评。”此后他一发不可收，不断地写了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话剧和电影剧本，同时还坚持医师的职业。父母和他也常通信件，我们家在1947年去香港路经上海时就在刘医师处落脚。解放后，他们天各一方，来往便较少了。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文学评论家竹可羽，在抗战期间被人误解而失去了党籍。他在回忆与爸爸的交往时写道[16]：
但是1956年审干时候，我在桂林、重庆时的情况，都是经荃麟同志给作了有力的证明，证明我这时期一直是跟党走的，是心向党的。这个证明，直接影响到我终于恢复了党籍。……
我在北京工作的十一年中，又常去荃麟家做客。每次去，荃麟同志和葛琴同志都是留我吃了饭才让我走的。
解放初期爸爸曾劝他去搞文艺评论，并说“
搞创作要有独创的风格，搞评论要有独特的见解。”在不主张独立思考的年代里，这一类劝告是很可能会给人带来“麻烦”的。果然，1952年，我从广东土改结束回北京，因为我的评论文章被一些人说我是个狂妄分子。当时，唯一的劝我不要灰心和泄气的，就是荃麟同志。
1957年(10月)，我出了一个评论集子。……1958年1月份，我就挨了棒子，但是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主要是邵荃麟同志和作协书记处的其他同志保护了我。
刘任涛、竹可羽二位当年如何被卷入“右派”的漩涡，父亲又是如何出手相助，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了。不过，由他们的回忆可以看出：父母平易近人、重人品和才能、且不带偏见地对文学青年的培养和保护，却是一贯的。
(返回目录)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结束了，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专政待遇。我在《家庭往事》[17]里也提到爸爸与被错划为“右派”的冯雪峰、聂绀弩的情谊，从他对所有这些不应定罪的人的一贯态度，可以看出他的正直、善良，他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性。爸爸从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人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而且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事来减轻可能的伤害。他的这些作为曾被认为是领导软弱、被动，斗争性不强，到后来甚至又有了“阳奉阴违”一说。然而，1978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党中央对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的结论都作了改正，并且彻底推倒了包括“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内的许多冤假错案。历史的实践和人心的向背已表明了孰是孰非。
作为资料综述的本文，与其姐妹篇《荃麟和胡风》[17]一样，是想述说在上一世纪中叶荃麟是如何处理文人间学术上、思想上的争论，如何真心实意地团结、关心、培养和保护知识分子。对比当时盛行的“极左”的政治斗争的做法，这些事例本身就是对后者的批判。通常，一个人去世了，亲友们说些好话、纪念些好事是很寻常的事，但是，这么多非亲非故的人，在经历了那场政治大风暴之后，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于荃麟同样的感受，这就有点不寻常了。人们不由得会想一想：荃麟为什么能够那样做？他有什么值得后人来纪念的地方？这里想对此做一点剖析。
荃麟对文人的批评和关怀是出于超越血缘亲情、个人利益的宽厚仁爱之心。这是一种人世间的大爱，是人类灵魂中圣洁而又崇高的东西，有着永恒的价值。持守这一点，较之追逐政治上的功利、计较名利场和官场中的得失，於人於世都更有意义。对此，作家黄秋耘对荃麟有过近切和生动的观察[18]:
聂绀弩同志说他：“其为人也，口无恶声，胸有成竹，急人之急，损己利人。”这倒是很恰当的评语。1947年以后，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两年多，担任过党小组长、党支部组织委员、文委候补委员等职务，又同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疾言厉色地发过脾气，训斥过别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跟我私交甚笃的同志(指画家黄新波，小鹰注)把他的一些个人私生活上的“心事”全都告诉我了，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作为挚友，我同情他并且愿意替他保密，但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我是有义务向领导反映的。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后，我还是单独跟邵荃麟同志谈了，他沉吟了一会儿，把烧了大半截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戳，才慢条斯理地说：“他跟你谈过，就算是向组织上汇报过了，说明他已经有所认识，这件事就算了结了，没有必要在党小组会上或者在其他场合再提起这件事。对于艺术家和文化人，应当宽容一点嘛。我们做组织工作的，特别是作为领导，要注意后果，与人为善，树怕剥皮，人怕伤心啊！”说实话，当时我是深深地受到感动的，我同情我的好朋友，更敬佩邵荃麟同志，像他这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领导人，我一生中遇到的并不太多，而专靠整人和牺牲下级而青云直上的人，倒是有的。
……
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家，他一向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的，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也是如此。直到反右派斗争以后，他还经常向我打听王蒙和邵燕祥的消息，说他们是很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至于冯雪峰同志，则更是他家里的座上客。在文艺界的高级领导干部中，跟“右派分子”不怎么“划清界限”的，除了邵荃麟，我似乎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
的确，爸爸对作品、对同事多是宽厚和理解，强调看总体、看大节，恰如文中所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领导人，我一生遇到的并不太多”。另外“在文艺界的高级领导干部中，跟‘右派分子’不怎么‘划清界限’的，除了邵荃麟，我似乎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这两个“不多”颇为中肯地说明了他为人处事的原则，特别是与那种年代里盛行的盲目紧跟、人人自保、对“犯错误”的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爸爸之所以能够在那些狂热的政治风云中保持冷静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始终坚持实行着自己关于“独立思考”的理念[19]:
在我们社会里，独立思考往往被忽略。作家当然应该了解政策，但是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去了解、认识。
然而，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要这样行出来，往往又需要有敢于“以卵击石”、“以身试法”的勇气，以及巧妙的斗争艺术和智慧。
历史证明爸爸仁爱无私的道德观念和“实事求是”的处事原则是正确的，他的为人做事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坦荡包容的胸怀也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
Farewell
死而不亡者，寿也。
老子《道德经》三十三章
2009年5月修订
2012年9月增补
[1] 曹湘渠，《忆邵荃麟同志1957年杭州之行》，原载《耆英影事 ── 现代文化名人与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72页。
[2] 艾芜，《悼邵荃麟同志》，原载《文艺报》1979年第4期；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59页。
[3] 洪子诚，《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
[4] 黄秋耘，《往事与哀思 ── 追念邵荃麟同志》，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4月15日第4版；收录于《往事与哀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后又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225页。
[5] 黄秋耘，《不寻常的夏天》，载《风雨年华》(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5月第2版，184页。
[6] 韦君宜，《心中的楷模》，原载《文汇报》1979年10月21日第4版；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239页。
[7] 丁宁，《孺子牛 ── 忆邵荃麟同志》，原载《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13页；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246页。
[8] 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90 ─ 95页。
[9] 涂光群，《回忆邵荃麟》，《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5月第1版；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 10月第1 版，262页。
[10] 许觉民，《追忆荃麟》，原载《南方日报》，1998年7月19日第10 版，《海风·风雨故人》，署名“洁泯”；收于许觉民：《风雨故旧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 版；后又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16页。
[11] 王蒙，《祭长者 ── 邵荃麟同志》，原载《新疆文艺》，1979年第6期，59页；收于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后又作为代序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页。
[12] 丹晨，《邵荃麟的悲情人生》，载《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401页。
[13] 巴金，《怀念非英兄》，载《随想录》，作家出版社，北京，2005年10月第1版，620页。
[14] 李小林，《家书 ── 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1994年10月第1版，304页。
[15] 刘任涛，《缅怀邵荃麟葛琴夫妇》，载《刘任涛文集》；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47页。
[16] 竹可羽，《怀念邵荃麟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23页。
[17] 小鹰，载《追忆与思考 ── 纪念我的父母荃麟和葛琴》，自费出版物，2007年12月。
[18] 黄秋耘，《我走上了文学道路》，载《风雨年华》(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127 - 131页。
[19] 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根据记录稿整理，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