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 盾

第一次会见邵荃麟同志，是在桂林。那时，太平洋战争后，香港为日本军占领，东江游击队及在港地下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用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的计划和宏伟的规模，把陷在香港的一千多文化人，通过东江游击区，护送到了桂林及其他安全地区。我和我的妻是到桂林的。此时，在桂林找房子，非常困难，幸亏葛琴同志把她家作厨房用的一间小屋让给我们，才解决了问题。邵荃麟同志和葛琴同志住在这座楼房的朝北的一小间，虽说在楼上，但不见太阳。楼上朝南还有几大间，那是阳光充足的，住着金仲华及其妹，还有宋云彬及其妻、女等。还住着一个“皮包书店”的老板的外室（用那时的话，就是抗战夫人）。

邵荃麟同志此时正在文化供应社工作，编《文化杂志》。宋云彬也是在文化供应当编辑，但好像清闲得很，每夜都拉人打牌，直到深夜。打牌的四个人是宋夫妇、金仲华以及那位“抗战夫人”。他们时而大笑，时而高声互相抱怨，静夜听了，特别刺耳，使人不能安寝。我有时会从楼下大声抗议，但邵荃麟同志夫妇二人却始终忍受，这大概是因为宋、金二人乃统战对象，所以特别表示优容罢。

抗战前我在上海时，也许会见过葛琴同志，现在记不清了，但记得读过她的作品，印象很深。现在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因大家忙于工作，也不能有较多的时间来谈论文艺上的问题。邵荃麟同志当时还领导桂林的一些青年组织讲演会，请人讲演，我曾讲演过一次，讲演整理后登在当时桂林的刊物上。我觉得他当时实在太忙，虽然很想和他多谈谈，却又实在不忍再剥夺他休息的时间。因为我只写文章，白天忙，到了晚上，就休息，但邵荃麟同志却常常晚上还在写作或看书。

解放后，邵荃麟同志到作协来工作了，这就有时间常常向他请教了。他考虑问题的周到，见解的深刻，以及从容安详的态度，都使我很钦佩。但是他身体之弱，却使我惊骇。他大概比我小这么十来岁罢，但是他骨瘦如柴，常常咳嗽。可是他抱病工作，丝毫不苟。

大连会议是邵荃麟同志知道我打算到大连度暑期，因而就我的方便，把会议地址决定在大连。我白天到会，听大家发言，晚上我就没有事了，但是荃麟同志及其他同志晚上还有分组会，还要做总结，所以是日夜操劳的。

要不要描写中间人物？我与荃麟同志意见一样。但我却不知道他因此惹下了“杀身大祸”。我不知道他曾因此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争论。怪不得文化大革命时一些红卫兵几次向我探询：中间人物论是谁提出来的？我答以“记不起来了”。他们还要问我有没有记录（指开会时我自己作的记录），意欲查看。我答以“没有”。这也是实情，我向来不会当场自作记录，因为手慢，记了这句，就掉了那句，还不如不记。

我向来不会写报告。作协第二次会议时的报告，我起草后，经过荃麟同志的详细修改，这才定稿的。类此的帮助，实在很多，也记不清。例如批判胡风思想时的文章，我的第一稿请他看后，他觉得没有抓住要点，对我作了详细的解释。于是我据以写第二稿，他看了很满意，说和第一稿大不同了，可以送出去了。我当时也很高兴，因为提高了对自己的信心，原来我也还不太笨，经过学习努力是可以一点一点进步的。

现在，“四人帮”虽已打倒，但流毒仍深，我们要学习荃麟同志的考虑周到、细致深入的工作方法，和坚持原则的精神，清算极左的思想，为双百方针之贯彻，为文艺表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邵荃麟同志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遗著，编纂成《邵荃麟评论选集》，这对于我们了解邵荃麟同志的为人及其文艺思想将是很有帮助的。

1979年8月30日北京

原载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后增加最后一小节，作为“代序”收录于：《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