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回忆]

我 的 带 路 人 葛 琴 老 师

虹 棉

1984年我离休以后参加旅游,在北京拜谒了阔别35年的葛琴老师。

那是8月下旬的一个炎热的夏夜,胡同里的路灯一片昏黄,在两位纳凉的老大娘指引下,顺利地找到葛琴老师的家。我走进亮着灯光的大厅,壁钟正指着21点40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有礼貌地问我找谁,我自我介绍“我是持恒函授学校的学生”。她叫我稍候,便进了右边的套间。原来她是葛老师的儿媳韩乃锦。

我打量着靠套间的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叠整整齐齐的报刊,一副放大镜和一个有盖的茶缸。她的小孙子邵程亮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人一点也不陌生,他精灵地指着桌旁的一把藤椅,跟我说:“奶奶天天都坐在这儿读书报。”我想到年近八旬,半身瘫痪的老师仍刻苦学习,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不一会儿,小韩在房门口向我招手。

穿着一件白衬衣,满头银丝,精神焕发的葛琴老师端坐在床前一张藤椅上。她微笑着向我投射出慈祥、和蔼、亲切的目光。

“老师,您好!持恒的校友向您问好!我是虹棉,35年前在香港,是您介绍我到解放区的。”我趋前紧握住老师的双手。

这双火热的手,幼年时在宜兴烧过陶瓷;入苏州乐益中学打拳练武;1926年进上海大学半工半读。这年年底举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双火热的手,为党中央传送过重要文件,在马路上散发传单,掀起多少如火如荼的抗暴斗争!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这双手搬运弹药,持枪站岗,警卫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这双火热的手,在黑云压城的旧中国,在旭日中天的新中国,曾经写下多少揭露、抨击反动派;歌颂工农兵、歌颂党的文艺作品。

《总退却》,被鲁迅先生誉为这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这是她1932年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

《女司机》,是她1950年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当新中国第一代女司机孙桂兰这一先进形象在银幕上出现,曾鼓舞了千千万万姐妹们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灯光下,我凝视着这个35年来一直镌刻在我心瓣上的熟悉的脸庞,仿佛看到35年前富有的神采。她宽广而微凸的前额上刻着许多深深的皱纹,右脸颊明显地留着严重烫伤的疤痕,右臂无力地低垂,右脚掌向里扭曲着。

刹那间,在我脑子里展现着一幅电影特写镜头:看守人吃饭去了。他们把一位被折磨得半瘫痪的受难者反锁在一间低矮、霉湿的旧仓库里。床前一个近一米高的煤炉上正加热着冷饭剩菜。饭菜烧糊了,受难者焦急而无奈,只好吃力地挪动着瘫痪的身体,不料却扑倒在火炉上,右半边脸正好贴着炉壁,皮肤全被烫掉了,手掌也严重烧伤。

这是十年浩劫的罪证,有如万箭攒心,我悲愤地把热泪咽到肚子里去。

我明知老师发音困难,但我憋不住心里话:

“听说荃麟老师的遗作已经整理,不知出版了没有?”

她欣慰地微笑点头。目光移向书柜,并以手示意。站在一旁的小韩心领神会,从柜里取出一套崭新的《邵荃麟评论选集》。葛琴老师用颤抖的左手在扉页写上“葛琴给虹棉”几个大字。我虔敬地把书捧在胸前。蓦地,老师又从我手里把书取回去,使劲地颤抖着左手补上了“1984,8,24”。

我们都为老师的思维明晰、一丝不苟而欢笑,老师也发出“呵、呵”的声音,开怀地大笑起来。

“老师,您的许多著作也该整理出版呀。”我说。她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感到我们的心好像在一起跳动着似的。

“已经有同志在上海替她整理了。”当我听到小韩的回答时,感到无比的舒坦。看看手表,已经10点15分,我不该再打扰老人家歇息,我们师生间35年的阔别重逢就在35分钟的谈叙中匆匆结束了。

我与葛琴老师师生间的情谊是从1947年开始的。当时在孙起孟、程浩飞等老同志创办的香港持恒函授学校的小阁楼里。她是一位40岁刚出头的女教师,短发齐耳,穿一件天蓝色沙士坚旗袍,玻璃丝袜,黑皮鞋,迈着轻捷的步伐,准时到来给我们讲授“文学作品选读”和“习作指导”辅导课。

葛琴老师在香港期间工作忙,活动多,她担任《小说月刊》编委,协助邵荃麟老师编辑《大众文艺丛刊》,做香港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她还创作了《结亲》、《骡夫丁大福》、《教授夫妇》、《贵宾》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结亲》创作于1948年4月,是描写江南农村解放前夕,某恶霸地主妄图逃避人民清算,千方百计想和当地解放军军属攀亲的故事。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后,由香港南群影业公司摄制,著名演员冯哲、李露玲等主演,这一讽刺喜剧片曾经吸引了香港广大观众。

葛琴老师还挤出许多宝贵时间,坚持“持恒函校”的授课和批改作业。“函校开始,我整天埋在同学们的稿件堆里。同学们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坦直恳切的自白。他们说述自己的经历、遭遇,说述爱好文艺的动机,对文艺的看法,打算怎么向它加工努力等等,真情洋溢,使人隔着纸面亲切地看见他们每个人,这印象是不能忘记的。”这是葛琴老师发表于1948年9月的《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香港《文艺生活》第7期)创作回忆录的开头自白。葛琴老师心底多么重视、热爱同学们,同样,我们同学个个都尊敬和热爱葛琴老师。

葛琴老师热情坦率,乐观奋发的性格流露在她开朗的脸上,舒展的眉间。她为我们讲授文学名著,侃侃而谈而又娓娓动听,往往持续两三个小时;她那富有神采的炯炯目光仿佛告诉我们,她是永不疲倦的。她异乎常人的坚毅深深感染和激励着我们。每讲到一个章节结束的时候,她微笑着走进同学中间,向我们提问,启发我们思考。我们特别爱听她推荐的解放区文艺作品,心弦被拨动着,好像有一块磁铁吸引着我们。作品里的人物故事,使我们越听越向往,常常浸沉入解放区人民斗争的遐想中。

“习作指导”课,她让我们自由命题,每月至少交习作一篇。批改作业,严肃认真,要求也很严格。在我们习作中出现错、漏字或句子不通顺,语意不连贯的地方,她用红笔标上(1)(2)(3)(4)等数码,然后在另一张白纸上按标号逐条详批细改,或启发我们自己修改。末了,对习作提出总的意见,并要我们自行修改誊正后再交给她审阅。如有必要,她在面授辅导课时也给我们当面批改。新中国建立后,我归队任教20多年,在教学实践中,一直遵循着当年葛琴老师教育我们和批改作业的方法,受到学生的欢迎。

葛琴老师还经常选一些优秀习作介绍到报刊上发表,同学们都乐意接近平易近人的葛琴老师。我们在她的教导鼓励下,写作能力都有提高。梅淑文同学精通英语,讲、读、写、翻译样样都行;但认识汉字不多。她参加学习,在葛琴老师手把手精心教导下,不但学会汉字,还能写几百字的短文。

葛琴老师教书育人,热情帮助同学提高政治觉悟。1949年春,有一次,葛琴老师约我到她的寓所。那是座落在湾仔洛克道临海的一幢楼房。一入门,门背后有个小小的信插,上面写着“民主之家”四个字。葛琴老师对我说:“你有一定的觉悟,文笔比较流畅,有激情,这些都是创作必具的条件之一;但你最欠缺的是革命斗争的实践,那是写作的源泉啊!”我把希望投身到解放斗争中去锻炼,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决心说出来,她非常高兴,鼓励我,并许诺要作为我参加革命的介绍人。谈话结束时,她对我说:“你准备着,很快,组织会派人跟你联系,并指导你该怎样离开香港到解放区去的。”临别,葛琴老师像慈母般对我殷殷叮嘱,她一直站在楼梯口用亲切的微笑目送我。时光如流,四十多年转瞬逝去。但是,葛琴老师送别我时坚毅的表情,亲切的微笑却永远刻在我的心瓣上。解放前,香港持恒函授学校动员组织了不少同学奔赴解放区参加解放斗争,葛琴老师为此作出她的贡献。

10年浩劫,葛琴老师一家是重灾户,她既痛失革命爱侣邵荃麟老师,自己身心又受尽折磨,偏瘫失语,特别是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力。她生命的后期,是在被迫害和疾病斗争中,在子女、儿媳小琴、小鸥、乃锦的护理下度过的,表现出高度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

她的无我的崇高精神境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

录自《持恒纪念集》,吴长翼,邱国忠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北京,3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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