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旅

如果记忆不错，葛琴大姐今年该是七十一岁。

她以小说《总退却》一书成为三十年代享誉国际的中国女作家。

近况如何，粗知大概。到了北京，考虑要不要去看她，朋友说：不要去看她吧！你会哭的。打电话的时候，还在犹豫。终于拿起电话，约人民出版社的M兄到民族饭店来，陪我乘车前往。M兄于荃麟家是熟人，相见时较为方便。

在车里计算分别的时间，不觉吃了一惊，三十七年了！同在一片国土上，何致如此睽违？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同时想到战时在桂林的情景，和荃麟、葛琴夫妇同在一家报馆中，一室之隔，朝夕相见。还有绀弩和彭燕郊，都是邻舍。乡下无处可去，消遣只是串来串去聊天，彼此讨香烟，讨火，讨稿纸，有时其实并不要讨，借口罢了。葛琴尤其活跃，健谈，那时第二个孩子出世不久，大女儿已三岁，胖胖的长脸，像美总统罗斯福的面型，大家就给她一个绰号：罗斯福。奶着的是男孩子，现在该四十出头了吧？她抱着他、背着他，一面走一面哼着歌，四处蹓哒，一坐下来，就说：

“没有事吗？不如说故事吧！今天讲一个张天翼讲过的笑话，改编的三国志。”

我就递过烟去，给她点火。她一面比划一面说，说完了大家笑，她尤其高声，笑到喘气，真所谓声震屋瓦。我暗地想，她就是英文所称的George girl。不过她有一个特别手势，时常出手迅疾地掠鬓边的头发，左一掠，右一掠，忙得很，完全是个少女神态，不像有过两个孩子的三十岁妇人。

于是开开玩笑，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形容她：

没有人欣赏。

她写了一篇小说，题名好像是《守夜人》，拿报馆里守夜巡更的老头儿作模特儿，把排字工友的生活铺写开来。登在桂林的杂志上，排字工友们大为“欣赏”了，不过以为是“出我们的丑”，向她抗议，表示不满。

排字工友全是湖南来的，领班是个有严重肺病的人，骨瘦如柴，一家数口，生活的担子全挑在他身上，熬夜拼版，直到天光才睡，不断咳嗽吐痰，两只眼睛经常通红。而所有的排字工人，生活也都贫苦。她如实地写了出来，却不料得到了这样的反应，工友们背地里不叫她葛先生，而叫她“上海婆”了。

这天我走到她的房间里，荃麟到城里去了，见她一个人独自坐在书桌前，笑口常开的面容收敛了，闷闷不乐，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开口，她却说：

“群众不懂小说！”

“作家所付给的同情，读者各有感想。例如鲁迅写《阿Q正传》，人们却拿来做嘲笑的材料，甚至猜测在影射什么人，为了攻讦谁，挖苦谁。这类事如果放在心上，作家还来不及难过哩！”

我是小弟弟，对大姐劝说几句，她又高兴起来，露出整齐的牙齿笑了。

荃麟和葛琴在皖南事变前到桂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邵荃麟评论选集》，后附《邵荃麟传略》，说是皖南事变后才转移到桂林，那是记错的。这时已在事变之后，大家的心情有些黯淡，不免也流露在作家的作品中。但在事变之前，是颇不相同的。

有一天，我正在写社论，她跑到我的房间里来，快乐地说：

“绀弩这个人，可爱又可恶！”

我问怎么回事，她说：

“何家槐从柳州来了，绀弩要我请客，在XX酒家饮茶，我答应了 …… ”

“只你们三个人？”

“荃麟也去了，一共四个。”葛琴说，“香烟吸完了，绀弩又有说话：既然请客，也该请香烟啊！买包好一点的烟好不好？我就去买了一包强盗牌香烟来。不知何家槐是不吸烟的，绀弩一把抓在手里，拆开之后，给我一枝，荃麟面前放一枝，留下的插入自己的衣袋，说既然请客，理当由客人据有，我吸烟反要问他讨。我说绀弩可爱的地方在这里，可恶的地方也在这里。”

听完之后，大家笑弯腰，连眼泪也笑出来。

这一切，都不是在眼前吗？克鲁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说：“一切历史都是眼前史”，也许倒不致令人觉得突兀。

车子到了XX胡同，M兄记得是三十五号门牌，我下了车一直走到门前，门里迎出一个微微发胖的中年人来，问讯之下，回答是摇头：

“我们不姓邵。”

M兄忽然省悟地叫起来，说：

“我记错了，该是五十三号。”

于是又折回来，M兄先去接个头，遇见了她的小儿子，一个结实的青年，穿一件汗背心，他的爱人，在厢屋旁做家务，他们的儿子，十岁左右，在院里玩。来客是三个，一起走进了正屋。

那是一个独家小院子，种些蜀葵和夜来香等花草，绿色盎然中，开了红红黄黄的花。这正是北京一般中等居户的家居景色。屋子相当破旧，后来才知道，一家人自到北京后，一直住在这里，不曾迁移过。

我一眼就看到葛琴，她面向外，坐一张藤圈椅里，气温是三十二度，却整整齐齐地穿一件白短衫，黑裤子，白短袜，有搭襻的黑布鞋，面前一张方桌，桌上只有两本杂志，是什么“学刊”，当面放着一只手提收音机，一只好象是闹钟。儿子说：

“刚才她听了一段戏曲。”

大概是对准了时间在听节目。葛琴的头发全白了，掩过耳朵，都向后梳。她看到了我。我大声叫她，问她好，还自报了名字，她先是鄂然，然后是张开笑口，但是没有声音，间或在喉咙里有些钝响，兴奋地用左手和我握手，紧紧地拉住了，把我的手背往她脸上贴，久久不放。──啊！她认得出我！

我真想哭，怎么没有声音的呢？听不到她清脆响亮地叫我的声音了！我的眼睛发涩，但是笑出声音来，这是在桂林冷滩瓦屋子里的笑声，是桂林丽泽门外住宅中的笑声，也是重庆开明书店仓库里的笑声，是重庆张家花园作家协会小屋子里的笑声，他们住的那些地方，我都去过，那时也爱笑，大笑，她是熟悉的。

二儿子招呼我们坐，我坐到椅子上，看她不断用迅疾的手势掠白头发，还和年轻时一样，张开了笑嘴，不能说话，只是听我和她儿子说。我发觉她右手右脚不正常，她的媳妇说，右边似乎瘫痪了，右脚板不能放平，脚底向上翻，鞋面右边着地。这时因为想面对着我，要移过藤椅来，二儿和他爱人明白意思，就把她扶起，这时果然见她右脚的鞋面着地，然后移动藤椅坐定，张开了笑嘴，等我说话。我说：“你有个好儿子，又有一个好媳妇。”

她听得明白，张了嘴笑，点头表示同意。二儿说：

“妈妈什么都听得明白，心里也有话，可是传达不出来，字可以写几个，但缀不成文的，对外交通系统给截断了。”

不过我见到她传达出高兴的情绪，正是她昔日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于是我左思右想，想到一件比较有刺激性，而且是欢乐的事。

桂林的报馆在东郊乡下，十分简陋，编竹敷泥，就算墙壁，屋顶是冷滩瓦，很容易漏水的，有个阁楼，偏偏用来存放纸张，屋子一漏，可不得了，所以隔些时一定要叫泥水匠来修葺。那天把屋顶上的一大片瓦都拆掉了，统统换过，葛琴就爬上阁楼顶，站在纸堆上，冲天而起，以便“一览众山小”，下面望上去，见她恰好站在屋顶上，有摇摇欲坠之势，都给她担心：

“喂！葛琴，你怎么了！快快下来！”

她却乐开了，象京戏里的角色使起云手来，仿佛是开山立寨的英雄，大叫一声哇呀呀，接着便大笑。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葛琴也大笑了，可是仍旧没有声音，只是张着笑嘴，不断点头，不过特别重实了，好象在说：

“是呀！是呀！怎么你还记得这件事？”

这就相当清楚了，她的头脑里储存着许多记忆，没有丧失，但是不能传达出来。这就不能不使许多人怀疑：究竟是用什么手术把她整成这个样子的？她在上海地下的时候，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不少女同志的资料全在她的头脑里，有一些人的还特别储藏的多。交通系统一截断，这个储藏室就开不得门了。

葛琴的性格相当豪放，她曾告我家乡宜兴烧窑的规模，窑火冲天，蔚为壮观，她喜欢晚上站在河边，欣赏这种景色。有一个时期，上海风险大，和几个同志到她家乡去暂住，她就时常带他们去欣赏。

“真是可以令人奋发，胸怀宽敞，心旷神怡的景色！”她说。

荃麟患了相当重的肺病，吐血盈盅，那时是无药可医的，她毅然把照顾他的担子担起来，由同志而夫妇。这就不是平常的女孩子能做的事。女性的妩媚和慈爱，在她来说，都是明快而刚健的线条构成的。即使现在，这种性格依然流露未变。

她比之出狱时，健康情况是好了不少，右肢瘫痪却改善不大，储藏库始终打不开，没有通道，说不出话。

二儿给我看荃麟追悼会的几张照片，有一张是她由人扶着在嚎啕痛哭。是悲是喜，仍是浑然完整的，大概感情神经切断不易整掉，还有罅隙可循，而且相当流畅。

老作家K先生遭四人帮逮捕下狱后，他的夫人曾有一个时期不能说话，这是K夫人亲自告诉我的。但后来事态稳定了，就慢慢好起来。葛琴也是这类窒息吗？或者更为严重，以致久久不能恢复吧？也许是服用或注射了某种药物致此？有不少人一直是这样怀疑的，但是医生们以为并没有这样的药物。

由于深切的关心，才延伸为疑惑，久久不解。右肢瘫痪者往往影响到说话，葛琴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剧烈的刺激和震荡，加之又长期故意不给治疗，受到非人道的虐待，能够不死，已算大命了！

现在有些人一听到人道主义，要紧的不是别的，而是立刻设法加上形容词。无论什么人，有了病就给治疗，迅速而妥善，有什么不好？在重金钱的社会中，因贫困而得不到应有的照料，而在浩劫之中，或由于冤狱，或由于歧视，得不到照料，还加上刻意的虐待，和公然谋杀无异。

四人帮被审之初，有人问一位老作家：你以为应该如何判处江青？回答是主张劳动改造，也叫她尝尝一天劳动十四小时的味道。因为这位老作家受过这样的虐待。这就是宋儒所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说的是意气话。意气话并非绝不可说，但这里却透露了人道和法治意识问题，以为这种办法(也即是所谓“制度”)是可以的，只是误用到了老作家头上，如倒过来放在江青之流头上就合适了。没有想到，有了人道和法治，便没有这类劳动十四小时的办法，老作家身上也就惹不上，中国人都惹不上，而江青之流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革命家的目的不是针对“制度”，而是针对个人吗？不准有酷刑，不准有虐待，无论是谁，都该给予人道的待遇，这难道不是合理的原则吗？

现在我坐在故人荃麟的屋子里，音容已渺，尸骨不存，不知去向了，不敢与她说过去的遭遇，也不敢谈什么可能引起忧伤的事，只讲几件过去使大家快乐欢笑的事，于是她兴奋地不断点头，无声地笑着，真希望把许多旧的回忆唤醒，一涌而出，夺关斩将似的，把阻塞的通道打开！然而没有办法，领导的关怀，医生的诊治，都是悉力以赴的，能够到达今天的境地，病势在稳定中且见进步，似乎已到了止境，不能再有突破了。

真是可悲！

但是我的脸上，不能显示半点忧伤的神色，这是相当难的。至此方知朋友劝我不要去看葛琴的用意，实在不仅是要哭的问题。

没有看到“罗斯福”，她在大学里教书。也没有见到大儿子，出国深造去了，读的是物理。二儿是目录学专家，今天是假期，夫妇都在家里。我没问他是大儿还是二儿，他说是三十八岁，就知道是二儿了。本来是满屋图书的，现在只剩两个书橱，剩下一橱办的书，放得散散落落，二儿说这些便是劫余。墙上挂着周总理像，没有别的像，于是也看到了葛琴，也看到了荃麟。

其实我一向看到他们，而现在则更为清晰。尝读清初黄煌编的《碧血录》，记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的事，其序云：“逆璫毒流天下，缙绅最烈，杨左六君子之逮为最先；未几缪周七君子继之。读燕客目击所记拷掠之惨，振古未闻 …… ”燕客所叙用刑经过极详，是天启年间魏党凶残的一个写照。而浩劫之狱，尤多骇人听闻，透过《碧血录》，隐隐看到故人的遭遇。而今葛琴不能说话，狱中如何受折磨，比之说话更能说明许多事。不知是不是今日也有一个“燕客”，再编一部《碧血录》出来？

我和她握手告别，她又紧紧地把我的手贴在她的脸上，我只有祝福她，和她的儿女一起，平静地安度晚年，希望有一天把记忆储藏库的通道打开。

一九八二、九、六。香港

录自《持故小集》，高旅，北京三联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