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内容]

家 庭 往 事

小 鹰

一、动荡岁月 辗转神州

七、风雨故人 患难之交

二、慈父良母 快乐少年

八、困难时期 开通包容

三、启蒙时期 自由成长

九、凶潮恶浪 逆流而上

四、文化指点 艺术熏陶

十、诀别父亲 难慰英灵

五、解除羁绊 选择学业

十一、总理援手 老母幸存

六、跃进年代 实难苟同

十二、丹心汉青 死而不亡


[开卷说明]

2006年是父亲邵荃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他的忌辰三十五周年,今年又是母亲葛琴诞辰一百周年。我在此回忆家庭往事,写出来是为了纪念故人、寄托哀思和表达敬意。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发现,通过这些普通家庭生活的侧面,会有助于了解和研究荃麟、葛琴,以及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并从中吸取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一、动荡岁月 辗转神州

我是在1943年5月于桂林开始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出生不久我便尝到了动荡的滋味。这一年8月,父母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省委遭到破坏,浙江省全部党员名册被国民党特务搜去。为了避免损失,党组织决定父母立即离开桂林,先找个地方隐蔽一下。于是,父母带着大我三岁的姐姐和我到小城全州住了几个月。待到事态平静下来,经组织同意,才于11月返回桂林。多年之后,由妈妈的回忆,我才知道这里边的蹊跷原来是这样:“1948年秋冬,国民党要人黄绍雄在香港见到爸爸,谈起当年他任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时,他曾从重庆系统的特务手中,硬把那抄获的几本共产党地下党员名册要了去,几经交涉,黄还是没有还给他们。”无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保全了我的一家。我父母一生的经历和日常生活也告诉我,一个真实的世界决不是“非黑即白”那样简单,相反,她“五彩缤纷”。因此,我们观察历史上的人和事,要客观一些,多样化一些,头脑也应当复杂一些,才好。于是,这事件成了我写作本篇的一个“引子”。

1943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桂林本来算是后方,1944年夏天日本兵进一步南侵,先后攻占了长沙、湘潭、衡阳等地,直逼桂林,于是抗战史上有名的“湘桂撤退”便开始了。作为地下党在桂林的文化工作组的负责人,爸爸帮助送走和安置了所有的进步文化人士之后,和妈妈一起带着姐姐和我挤上了西行的火车,我们家也开始逃难了。可以想象得到,战乱时期的火车会有多么拥挤和混乱,我们一家四口只能在车厢尾部靠门的地板处觅得一块栖身之地。火车的燃料又不足,开开停停地走得很慢。有一阵子食物接济不上,饿得姐姐和我哇哇大哭。妈妈想起随身还带有一小包白糖,于是取来化成糖水,用竹筷蘸着,轮流送到我们像小鸟一样大张的嘴里去嘬一嘬。妈妈聪明又合理地使用分配了这一点儿能量,才使我们得以度过难关。

然而爸爸的情形更糟,他本来就患有肺病,体质瘦弱,一路又发着烧,只能半躺半坐地休息。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日本人的飞机又来空袭逃难的火车,于是车上的难民争先恐后地夺路下车掩蔽躲藏。爸爸病得这么历害,妈妈又得照看两个幼儿,我们反正是跑不动,爸妈就决定留在车厢里。车厢里其余的人一下子跑得精光,只有另一位老太婆没下车,估摸大约也是跑不动的。这时飞机真的在近处丢了炸弹,火光把爸爸的脸都映红了。那位老太婆在我们旁边捣蒜般地磕头,嘴里不停地念着佛。那飞机大约看到人群四散,便抛下火车去扫射那些狂奔的难民。结果,我们留在车厢里反倒变得安全了。

据爸妈回忆,逃难时一路上虽然艰苦,难民们彼此间也还互相照应提携,相处得不错。有次车停半路待料或修理,停车时间很长,结果还有些热心分子临时在铁路旁的小树林里组织了个晚会,不少人自告奋勇地表演了文艺节目。这些异地他乡、萍水相逢的难民,聚集在明亮的月光下自娱自乐,还蛮有诗意。

就这样一路颠沛流离,辗转贵阳,于年底总算是来到了重庆。其时爸爸任中共重庆局文委委员,也主编《文艺杂志》。此外,为了生活,他还不得不另找点翻译小说之类的事来做。由于工作关系,爸爸和妈妈常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有一次在中苏文化协会开晚会,爸爸把姐姐也带去,她还记得见到周恩来的有趣情节。

1945年,重庆

爸爸回忆道,那时找住处很困难,刚到重庆时先“在旅馆里耽了一个多月,又搬到朋友的出版社里住上两个月,直到去年三月里,才搬到张家花园文协里,总算勉强安定下来了。”[1]据后来搬入续住的作家艾芜讲,那是一间外边下大雨里边要打伞的草房。妈妈说重庆老鼠很猖狂,爸爸睡在地铺上耳朵还被它咬过一口。那时我和姐姐又轮流出麻疹,据说麻疹病人怕光,她就把房间窗户都遮住来照料我们。两个多月关在暗室里不见阳光,烧火做饭弄得灰头土脸,待我们痊愈后,妈妈自己说,“我都快变成‘白毛女’了。”(照片摄於1945年重庆张家花园文协茅舍。)

在文协先后同住过的友人有聂绀弩、骆宾基、叶以群、彭燕郊、黄碧野等。彭燕郊还记得“到作家宿舍这个小茅屋来的常客是冯雪峰,几乎每天晚上都从民国路走来。《新华日报》的刘白羽、何其芳、乔冠华也常来,胡风进城,总是住在文协,文协就在坡上,住在文协的以群更是常来。他们来。总要谈很久,谈时局,谈文艺问题。”[2]。(照片摄於1945年重庆张家花园文协茅舍。后排站立者左一是骆宾基,左三、四是荃麟和葛琴,前排左一是黄碧野。)

1945年的8月中,抗战胜利了,山城重庆一片欢腾,不久,市面上便充斥着廉价销售的各种美国军需物资。爸爸从摊贩手里买过一件蓝黑色的军用夹大衣,那衣襟里边上下各有一个褡絆,是用来放卡宾枪的地方,除此之外,完全看不出那是件军用品。它的式样雅致,料子上乘,我上高中后还穿过。爸爸也买过一些美国的军用罐头,他后来笑着告诉我,“那些罐头除了营养和可口之外,里边总还会有一两支香烟。这实在是考虑得很周到啊!”他抽烟一向很凶,对此自然颇有体会。

1946年初爸爸受周恩来派遣,离开了重庆到汉口作文化统战工作。几个月后,妈妈应《大刚报》之邀主编文艺副刊《大江》,于是带着我们也来到了汉口。秋天我的弟弟在那里出生,从此我们家里又添了一个成员。(左图)战后的食物供应较抗战时期稍好,他从小长得胖胖的,我们戏称之为“肥仔”。妈妈开玩笑说,他是用英国奶粉、美国桔子喂出来的。那会儿正值二战后复兴时期,国人憧憬着和平与繁荣,生活还算稳定,姐姐和我也第一次有了机会到照相馆去拍个照片。(右下)现在看着自己那时的童装打扮,我不由得记起四十年代抗战之后张乐平先生作的漫画集《三毛流浪记》,那里面画的三毛故事常以都市里平民庆祝“四·四”儿童节为背景,我看起来便好像是其中的那一类儿童角色。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国共和谈破裂,美国军事调停失败,大规模内战即将开始。1946年冬爸爸奉周恩来、董必武指示先行香港开展工作,妈妈则准备把我们两个大孩子寄放在老家宜兴的乡下,随后赴港。不料,妈妈带着我们回宜兴时差点儿出了事。妈妈一到老家,国民党特务就有报告,说是共匪要人×××的夫人到了,还带了十几个女同志要进山打游击,要求当地驻军派兵逮捕。消息走漏到外公那里,家里有些慌乱,有人主张硬拼,有人主张快走,外公与妈妈决定处惊不变,以攻为守。妈妈首先请外公派人到外乡去投信给在CC派系的《大刚报》任职的国际新闻社社员王淮冰,而王以《大刚报》公函的回信自然得到邮检部门的“特别关照”。外公则据此公函替妈妈刊印公务名片,带她出外拜客。同时,外公又是当地丁山小学校长,他即刻以举行小学运动会之名,邀请当地士绅官员和社会名流参加开幕典礼。在这典礼的社交场合中,妈妈大方地以小学校友和汉口《大刚报》文艺副刊主编的身分被介绍给大家。结果有些敌伪人员反而主动打招呼,说“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了。”妈妈在这些交谊与应酬中镇定自若,处之泰然,使得有关方面终于认为那个有关“共匪”的报告是不攻自破的谣言。待一切风波平静之后,妈妈才改变初衷,带著我们从容地离开了宜兴,经上海赴香港与爸爸会合。

我大约是从1947年初到香港后才开始记事的。那时我们住在北角马宝道62号三楼的一间公寓,它有一个临街的阳台,从那里可以直望到远处的海。附近有一片二战后留下的荒场,那里还可见到钢筋水泥的地堡和生锈的钢盔、铁丝网什么的。我和姐姐常在那里玩,称之为“公园”。后来爸爸的一位朋友来看我们,并给我们全家照了一张当时还罕见的彩色幻灯照片,地点就是在那“公园”里,背景依稀可见那座地堡。这张珍贵的美国幻灯照片居然也逃过了“文化革命”的大劫,被我带到国外。隔了好久才又将幻灯照片翻制成普通照片,这时已经是五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当时香港聚集着许多进步文人,像是章汉夫、夏衍、乔冠华和龚澎、冯乃超、茅盾、阳翰笙、胡绳、许涤新、叶以群、林默涵、杜宣、欧阳予倩、聂绀弩、楼适夷、张天翼、蒋牧良、宋云彬、冯英子、黄秋耘、杜麦青、李声韵、左洪涛、胡希明、周而复、周钢鸣、邹荻帆、张毕来、章泯、于伶等,因此那时家里常有客人来。只要门铃一响,我和姐姐总喜欢高声喊着“宾各?”(广东话,谁呀?)抢着去应门。 有时候,来人很多,那就是要“开会”了。姐姐和我往往就会很乐意地被“赶到”外边去玩。香港夏天很热,我们打赤脚,满街跑,到小摊去买木瓜水喝。记得有一次,我肚子上还被邻居的狼狗咬了一口。在街上或“公园”玩到天黑之后,回家便要爬好长一段狭窄而黑暗的水泥楼梯,那是我最为害怕的事。一步步摸索着上到了门口,姐姐便总是从后面紧紧地把我贴到在大门上,我因而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只是急迫地期盼妈妈快来开门。(照片:1948年葛琴和作家朋友在香港,从右至左:蒋牧良、葛琴、张天翼、周而复。)

如果不去“公园”,那我们就在阳台上,用纸做些英美小国旗朝街上的行人挥舞,希望有人能注意到我们。那时的香港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区行人不多,偶尔却也可见到一两个外国水手。假如他们果真抬起头,朝我们笑一笑,挥挥手,那我们就会赶快缩回头来,藏在那水泥栏墙之后咯咯地笑上好半天,然后再偷看他们是否走远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漫无目的地朝下张望,见到一个戴蓝头巾的老妇人正在慢慢地过街,我认出她是附近的一个乞丐。这时一辆汽车急驶而来,竟一下将她撞倒。我清楚地看到她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动了。“妈!”我惊恐地大叫起来,这时汽车已经急刹车停住。正在室内写作的妈妈冲了出来,朝下只看了一眼,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一把把不知所措的我拉开了阳台,用她的身体把我死死地顶牢在后墙上。这时小弟也蹒跚地从屋里跑了过来看稀奇,还没等到阳台门口,早已被妈妈一把捞住,用一只手照样按在墙边。我在那边手脚乱动,徒劳无功地试图推开她那对我来说已是硕大无比的屁股。过了好一会儿,妈妈才把我们二人拖回室内,并把阳台门锁死。

晚上小弟早已熟睡,妈妈看我还没睡着,便来摸我的头。这时我小声地问她,“你干吗要使劲顶住我呢?”我还在想着白天发生的那件事。“我弄痛你了么?”妈妈带着歉意轻轻地说,“我是怕你晚上会作噩梦呀。”她的回答使我感到满意,那晚我睡得很好,什么梦也没有作,但那车祸的景象已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待我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危急时不顾一切地保护幼仔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母性的本能。

在妈妈身上我还看到女性的细心,智慧和勇气。那时我们楼上住着位英国佬,大块头,样子凶凶的。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闯到我们家里来,对着爸爸比手划脚地叫喊,一副蛮横的样子。当瘦弱的爸爸平静地与之论理的时候,妈妈一下子插了进来。她站在爸爸和那人中间,喊声比那人还要响些,三下两下就把那个英国男人推出了门外。后来我问妈妈,“你怎么不怕他会打你呢?”妈妈笑笑说“其实我也有些害怕,但我猜这种人总还想要保持点儿绅士的风度,他是轻易不敢对一个女人动手的。可是对爸爸就不一定了。”

我们家里有一位麻脸的女佣,名叫阿林,平日负责烧饭和照看小弟。后来听说她曾是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战士,双手都会开枪,在战斗中负伤后,来香港养伤;而她似乎对我们父母的身分也有所知,但彼此间都心照不宣。只是有一天,有警方突然到家里来搜查或干什么事,妈妈已经来不及收拾东西,于是立即把一包文件快速地递给了阿林,什么话也没有说。阿林心领神会,接过后即刻麻利地藏到厨房的什么地方去了。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妈妈讲给我们听的故事。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爸爸任副书记的香港工委开始动员、组织和安排进步的文化人士陆续回到解放区。1949年8月爸妈自己也开始准备撤离香港北上。那时家里是内紧外松,一切家具摆设不变,白天在客厅照样会客,卧室里则在紧张打包。我们每个孩子也都去拍了快照,大约是用作于身分文件。临走时妈妈付了一笔钱遣散了阿林,我们自然也同她依依不舍地作了告别。据后来了解,我们离开香港一周后当局才知道已是人去楼空,那时我们早已过了仍为国民党盘踞的台湾海峡。(照片:荃麟(右)和胡绳在香港《三联书店》,1948年)

走的那晚我还记得先是到一个地方去吃饭,再去海边上了汽船,然后悄悄地登上一艘苏联货船,藏身于舱底。孩子们被告诫不得出声。过了一会儿,便听见有人在甲板上大声喧哗,吆喝了一阵之后一切又回复平静。后来妈妈告诉我们,那是海关在例行公事,大约这里面也使了些银两,一切也就是走走形式罢了。那次同船北上的还有乔冠华和龚澎一家,以及章士钊等最后一批撤离的民主人士。平生头一次坐海船长途旅行对我自然是很开心的事,我还记得和苏联船员一起吃早饭的情景,那西餐番茄酱实在很好吃。我们最后在大连上岸,那里天气已经很冷了,招待所门口有戴皮帽的卫兵站岗。我们终于来到了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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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父良母 快乐少年

1949年9月全家又来到北京,住在东四九条胡同的一个青砖铺地并带有迴廊的很大的四合院里,院旁的天井中还有颗大枣树。记得西房住着曹华一家五口、秦威和欧阳红樱的四口、邢逸梅家六口,北房则是夏康农一家五口和我们。除了夏家的孩子大些之外,其余的年龄都差不多。我很快便忘记了一口广东话,学会了地道的北京话,并和院子里其他孩子玩得很熟。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公安局禁止毒品吗啡的通令,一个同院的小孩就对我姐姐说“好,我要去公安局告你爸爸,他用吗啡!”晚上姐姐忧心忡忡地告诉了爸爸这件事,爸爸听了便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这才知道,由于睡眠不足他早上是用咖啡来提神,不是吗啡,原来我们都读了白字。

事实上,平时爸爸更多地是喝浓浓的红茶,苦得要命。也许是胃寒的缘故,他从来不喝清茶。妈妈则喝绿茶,尤喜“碧螺春”。她的家乡就产茶,据《鲁迅日记》记载,早年间她还特地给鲁迅先生寄过几次家乡的茶叶。不过俩人都爱吸烟,一工作就烟不离手,爸爸有时甚至还吸浓烈的雪茄,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的。大概,这也是一种提神的办法。但是到了六十年代,有一天妈妈一下子就戒掉了多年的香烟,而爸爸也是从某一天开始,忽然只是要喝白开水,不再要喝茶了。

解放初期爸爸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每天总是提着一个大公文包忙出忙进,平时很少管我们的事。不过有一次我总也刻不好我的石膏手工模子,爸爸刚好在休息,看见后便笑着接过我的刻刀去试了几下,结果想不到用力太大,反而把底部捅了一个洞。这使得我气急败坏,大哭起来。我想这下可不能修好了,但又想不出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报复”他一下。我想起他平常最看重的就是他那些文件,于是我对他大声说,“我要烧掉你的文件!”爸爸即刻严厉地喝道:“你敢!”这可是我头一回听到他的疾声喝斥,反倒吓了一跳,不再敢说些什么,但还是在那里抽泣不止。最后自然还是妈妈来解了围,她知道,其实我本来只不过是想出出气而已。

那时院里的孩子有十来个,玩的花样自然也就很多:捉蟋蟀,斗蛐蛐儿,养蚂蚁,赛蜗牛,种蔬菜,上房够枣,摔跤,赛跑,藏猫儿,放炮仗,堆雪人,打雪仗,自制五角星形的灯笼在院里游行。我们也玩各种流行的游戏,像是抽“汉奸”(即陀螺)、踢毽子、抖空筝、拍洋画、弹玻璃球、以及“官兵捉贼”等。然而,最为有趣的还是一种能让家长也介入的集体游戏。孩子们分为两队,由一位领袖随便指名要一件东西,例如,一根筷子或几粒米,看哪一队能先派人回家去取了来。但有些物件就要家长的帮助了,比方说,“妈,快!要一根毛线!”,或者“一个扣子,快点儿!妈!”,然后一溜烟儿地飞奔而去。此时远远只见“两队人马”,或则抓耳挠腮,或则欢呼雀跃,而家长也就“被迫”跟着孩子们一块儿折腾了起来。

到了晚上,有时大伙儿会专找那冷僻黑暗的地方凑在一起讲鬼故事,以表示大胆,结果往往吓得彼此越挤越紧,最后连脚都不敢放到地上去了。有时我们也会到胡同东口的豆腐作坊去打杂拉风箱,末了准可以换来一碗新鲜豆浆喝;或者挤在人堆里看耍猴儿的变戏法,卖膏药,看猴子坐在山羊背上跑圈圈。

当然,我们那时也不是整天都在玩,上了小学总还是要做作业的。至于功课上的事嘛,我不指望能从爸妈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发了新书后,妈妈倒是会教我们如何用牛皮纸来包书皮,但遇到做不出来的“鸡兔同笼”、“韩信点兵”、“逆水顺水”一类的算术题,爸妈和我每人的答案就都不一样了。爸爸的结果有时是对的,但问他是怎么得来的,他也说不明白,只是笑着解释说,他用的是只有他才懂的“土算法”,我自然是不满意。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北京形势一度紧张到了居民玻璃窗上都要贴上纸条,以防空袭时碎裂伤人。那时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到处都是“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宣传活动。我们平时没有什么零用钱,怎样才能挣钱捐献呢?看到有手艺人给人磨刀,我们也想效法。于是先把家里的菜刀在砖头上磨了磨,倒也还亮。我们便扛着条凳,拎着水桶到胡同里去吆喝起来。结果自然是无人理睬,败兴而归。然而,孩子们的模仿心理毕竟很强,在街上看到些活报剧,我们也就自编自演起来,不过只在院里演给家长们看。内容多是由报上看来或收音机里听来的故事。例如,听到天津有七个小孩抓特务的报道,我们也就想象一番来演出,反正我们有的是小孩。我年纪属中小,口齿又不清,平时演剧总不会分到什么角色,但这一次我却可以上台自由地走来走去。下来后,爸爸奇怪地问我“你刚才在台上在做什么?”我不高兴地反问他,“你怎么看不出来?我在演一个行人呀!……大街上要是没有人走路,那算什么大街?”爸爸笑了,便表扬了我的认真精神。

除了演剧之外,所有那些孩子们的勾当,爸爸自然是不知道,而妈妈则是知道了也很少干涉,有时还给与些许支持。这里插一句,她很早就“宣称”过她对管束孩子的原则。1947年妈妈写过一篇散文《还乡行》[3],记述了她带我们三个孩子回宜兴的经过:

跨上北站的火车,一切显得那么生疏,漂亮的车厢,以及白衣服的车僮之类,都觉得很不习惯。一位高贵的太太在我对面啮着口香糖,我和我年老的父亲谈着湘桂撤退在铁棚车里不能伸脚的滋味,父亲笑了,两个大点的孩子狠命在车厢里冲来奔去,对于这种所谓阔气的场面,他们似乎并不买账,大喉咙笑,并且还打了起来,我想这是毋需管束,只要不妨害别人,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自由。

后来有一阵子我们又疯起养蚕业。这下好了,大家就有理由常到东四头条的文化部大院里,去爬树采桑叶来喂蚕;而与此同时,自然也少不了用桑椹来款待自己,弄得满嘴满舌头一片紫。那会儿每天下了学,连书包都来不及放下,第一件事便是去看那些蚕宝宝,给她们清理粪便和喂桑叶。到了秋天,蚕宝宝终于吐丝作茧,然后蛾子又破茧而出,开始扑楞着下蚕籽,忠实地完成了她们生命的最后一项职责,我们也很有兴趣地观察到了全过程。最后我们把收集到的蚕丝(有的还是金黄色的!)做成墨盒芯子送给了爸爸妈妈用,他们自然十分高兴。我们的玩耍把戏总算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参与了这么多的户外活动,身体自然免不了会受点儿伤,这儿破、那儿肿的是经常的事。但有一次我的膝盖处跌破一个大口子,我又不肯歇息,那伤口便总也不得愈合,妈妈的红药水、紫药水已经不灵了。这时爸爸注意到我的伤口已开始化脓,察验了一会儿便说“嗯,该想个办法了。”第二天他下班后便从药房买了一盒药膏和一些纱布来,亲手给我上了药,并包扎好伤口。不久伤口真的就愈合了。我记得那药膏是一个圆形的小铁盒,白底蓝字,都是些我看不懂的外文,上面还印有一个老人头像。这大约是爸爸自己上街为我买的唯一的一件东西,我很是宝贝它,并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久病成良医”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好像还真的懂一些医学。怪不得当年从浙江到福建的路途上,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和妈妈的身份是医师和护士,而同行的杜麦青叔叔则扮为药剂师呢。

但是这位“医师”本人对自己的身体却不很会保养,不但不注意休息,吃药还总要妈妈来提醒。每次妈妈把一把维生素什么的药片递到他手心,他看也不看便往嘴巴里一丢,喝两口水便罢。假如有一粒药不幸没有被冲下去的话,那他便会吐到嘴边,然后用手指漫不经心地将它丢向痰盂,同时继续他的工作。那药片有时会弹到痰盂边上,我们因此就会听到“叮”的一声。妈妈最恨的事便是这“叮”的一声。她抱怨地说“这不知道又丢了什么药了,若是掉在地上我还好检起来去补一粒。掉到痰盂里,那我就是想去补都不知道该补什么好。”

爸爸牙齿不好,咬不动水果。别人告诉妈妈,可以挤橙汁给他喝。于是,妈妈买了挤橙汁的器皿。那时橙子并不多见,每次挤的时候,孩子们便笑嘻嘻地咽着口水围在一旁观看。待妈妈用力榨干之后,我们便像狼群一样一拥而上,用尖利的小牙齿把橙渣从皮上迅速地撕下来,起劲儿地嚼着,一点都不浪费,而橙汁自然都留给爸爸喝。

有一个时期爸爸好像终于有点儿空闲时间了,我们可以在一起打百分儿或下象棋。打百分儿一般是我和妈妈一头儿,姐姐和爸爸一对。爸爸和姐姐冒险性强,不是大赢就是大输。妈妈和我比较保守,没把握就不叫牌。牌局上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胜负各有千秋,颇为有趣。我至今还记得一些好笑的情景:爸爸手中的牌运平平却要了高分,便寄望于可换上来的底牌,可是事与愿违,底牌一张不如一张。爸爸一边叹气,一边摇头,嘴上衔的香烟熏得他眯缝着眼,自言自语地在作盘算;此时稳操胜券的妈妈和我便借机去喝水、上厕所,得意地看他怎么对付他那一手破牌。

至于下棋,妈妈常陪爸爸玩。开始时我喜欢在一旁观战、捉摸棋路,后来逐渐看出一些门道,加之年少气盛,便忍不住要指手划脚一番。此时爸爸便笑着对我说:“河边无青草”,妈妈则补上一句:“不用多嘴驴”。不久,见我又作踊跃状,爸爸便只是用手指点点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来示意我闭嘴。由此,慢慢地我便学会了“观棋不语”的功夫,这也是一种尊重别人独立思考的涵养。

不过爸爸说妈妈的棋下得快,但太粗心,有时甚至会误摸爸爸的棋子,以至爸爸慌忙护住,并宣称“对不起,不借!”爸爸认为我仔细,老叫我跟他下,并应允我可以悔一两次棋,或让我一两个子,作为优惠。不过,有几次我死缠烂打,最后竟弄得他精疲力竭,倒叫我很过意不去。后来我悟出,好心的妈妈可能是不想要爸爸累着,才故意同他速战速决的。有时爸爸也会兴致勃勃地摆出棋谱和我一起研究残局。只是可惜后来我功课忙了起来,便没有再多与他下棋了。

无论下棋还是打牌,我们家从不计较输赢。妈妈非常开朗、大度豪爽,爸爸则表情丰富、谈吐幽默,常常逗得我们开怀大笑。

在玩耍时,爸爸还会用扑克牌给我们变戏法,并鼓励我们思考其中规律。有些戏法动脑筋后我们可以破解其中的奥秘,也就学会了。但有时戏法竟奇妙到让我们百思不得一解,只是最后从他的狡黠的笑容和奇怪的动作里,我们猜到他是和妈妈联手作暗号来捉弄我们,这时,在我们恼怒的扑打之下爸妈就会像开心的孩子一样地大笑起来。

家里有只老黄猫,捕鼠捉雀的身手十分了得。平时非常安静,也很老练,常与爸爸抵足而眠。闲暇时爸爸会有兴趣和我一起来考查她的智力。我们用一面镜子挡住她的去路,她看见镜中的同类却又不能接触,便会突然快速地跳到镜后去看个究竟;在失望之余,便又一面盯着自己的镜像,同时用一只爪子在镜后乱摸。当做了一切她能想到的考查之后还是不得要领,她便对镜子里的同类失去了兴趣。她已证实那是个虚幻的东西,以后再给她看镜子,她记得自己的经验,便懒得再理睬了。爸爸还注意到,那猫多疑,喝水时总选择一个位置,从那里她不会看到自己的倒影,我也同意他的观察。爸爸也会像小孩一样来逗猫玩耍,他将报纸卷成一筒,冷不防把一口烟喷向凑上前来的猫,那猫吃了一吓,便“呀”地一声敏捷地跳开去,真是童心未泯。接着他又不无自嘲地对我说,“瞧,连猫也讨厌我抽烟呢!”我在家里一向也很安静,因此爸爸也常亲昵地唤我作“猫儿”。

有时爸爸会抽空给我们讲些“西游记”或“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他讲起故事来慢条斯理,绘声绘色,有问有答,也要我们参加推想和猜测,真是乐趣无穷。我们多半是坐在爸爸床上听故事,爸爸讲故事时,妈妈有时也会在一旁听一会儿,有时便高兴地去给我们做些小吃,那可真就是“锦上添花”了。那时我们两个男孩常有袜子穿破的事,姐姐从小就是半个小子,故穿破袜子也不稀奇。只是有一天讲故事时,姐姐忽然发现叫道“爸爸的袜子也是破的!”我们大家不由得相视而大笑起来。爸爸风趣地说“那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破袜党’了。”倒是妈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使劲儿推了他一把。

其实,妈妈在持家方面是个尽心、节俭而又有经验的主妇。在我小时,她把爸爸用不着的旧中山装给我用来作棉大衣的罩衣,它还长过我的膝盖。上大学後又特地把爸爸一件很体面的料子夹袄放宽了腋下后给我穿,因为那时我的肩膀已经比他宽了。可惜后来我在学校里不小心把它给弄丢了,妈妈惋惜了许久,因她为此的确花费了不少脑筋和功夫。

当我们几个孩子处於身体疯长的时期,一不留神,裤脚管已遮不住脚踝了。我们自己并不理会,照样傻傻地奔来跑去。这在夏天也就算了,到秋冬时分妈妈就会请一位熟识的老裁缝来家为我们挨个儿量体裁衣,制备冬装。妈妈在一旁看著,她对我们的尺寸心中有数,不时提醒老裁缝量得宽大些。那时的布已经要用布票定量供应,故并不宽裕。记得那精明的老裁缝每次最后都会问:“那兜布呢?”妈妈则沉吟道:“……买几块手绢吧。”那时买手绢还不要布票。所以我们衣服的口袋翻过来,里面都是各种手绢的花样。五十年代中,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叫作“棉猴”的冬衣,就是带有兜帽的棉大衣,有许多口袋,很实用,也很时尚。於是有一年妈妈便带我们去东安市场买。一位上了岁数的店主坚持说他的“棉猴”是羊毛制品,最保暖。妈妈摸了摸便说“不是”。在交换了几个“是”和“不是”之后,妈妈便索性对那个店主说,“来,我做给你看!”於是抽出一根丝,用火柴一点,然后告诉那店主:“喏,要是毛的,它就会卷起来,还有焦味道。”那老店主干笑一声,忙以一口京片子自我解嘲道:“咳,好眼力,好眼力!那赶情是,懵谁也懵不了您呐!……哎!哎!别走哇!……我这儿就给您打折了。”

我不记得我们最后是否在那里买了“棉猴”,但我记得后来给我买字典时,妈妈却大意地栽了。我早就想要一本学生小字典,路过书店时,看到一种字典很厚,但版面比我手心还小。我对妈妈说,“我眼睛好,不怕字小。”妈妈便询问价钱。那中年汉子不动声色地翻开字典,指了指页内的价码。待我回家后细细地翻阅那盼望以久的小字典,突然有所“发现”。原来那书页里印有两种价格,一种是大字本的,一种是小字本。那汉子让妈妈付的是大字本的钱。妈妈眯起眼看了一会儿,叹道:“唉,真是‘防不胜防’啊!”然后便笑了起来。

这一类生活小事恐怕只有小孩子会注意,而且往往记得很牢。

听爸爸讲故事,这是我们三人最求之不得的享受。因此,有时妈妈如果不同意我们去作什么事,而我们又辩不过她时,那我们就会趁机提出要爸爸讲故事来作为让步的条件;反过来,若是妈妈争不过我们,那她也会以让爸爸讲故事作为诱饵,来使我们放弃原来的打算。我们发现这样做双方都不吃亏,因而爸爸的故事便常常成了双方交易的筹码。

但是,妈妈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可以协谈的。

有一年夏天,弟弟和我要去什刹海游泳池游泳。当时的规定是凭游泳证买票入场,而游泳证除了本人照片之外,还要有医疗单位盖章,以证明体检合格适合游泳。于是我和弟弟去作协卫生所做体检,但是一时找不到人。我们都很失望又焦急,于是我就自作聪明地建议,用一个墨水瓶盖子,在其边缘处涂上些墨水,胡乱地印一个圆圈记号在上面充数。我相信游泳的人那么多,他们不会仔细地察看的。弟弟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反正他总是听我的,于是我们就开始行动了。正在我们东翻西找的时候,妈妈问我们在干什么?我就讲了我这个“富有创造性”的好主意。没想到妈妈一听脸色都变了,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这样做!做假印章这是要犯法的事。”我争辩道:“我们每年都游,身体又没病;这不是作假,只不过是个捷径罢了。况且我们找过医生了,可他不在嘛!”但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妈妈很坚定,还是那句话:“你们可千万不能这样做!”并且一定要我答应她以后也不这样做。实际上,叫我特别受不了的,还是说这话时她那双看著我的眼睛。是的,就是那双眼睛!那眼神是坚定的,但目光里也交织着一个母亲的忧虑、怜爱、恳求和信任,叫我无法抵御。为此我别无选择,只有默默地点头应允。(照片摄於1954年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前院。)

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因为生活中总是会有种种“捷径”的诱惑。每当我遇到这一类诱惑的时候,我总能看到母亲的那双严肃又忧伤的眼睛,想到我对她作过的承诺。母亲平时心软,待人接物总有一种“欠人三百两”的亏欠感,但母亲又是一个不会以原则做交易的人。

自解放以来,爸爸忙于政务和文艺领导工作,不再从事文艺创作,妈妈则从写小说改为写电影剧本。1949年初妈妈与夏衍一起把她自己的小说《结亲》改编为电影剧本,同年由章泯导演,拍成了电影《风雨江南》。这可能是个契机使她从此进入了电影界。1950年妈妈到大连机务段体验生活,和新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交了朋友,与她们一起生活、上技术课和讨论。回来后,把她们的事迹写成剧本,并拍成电影《女司机》。妈妈从大连也买了一个苏联“老大哥”的收音机,还有一套俄国传统的套装娃娃人。那收音机音质很好,我们一直用到“文化革命”前,文革中抄家后就不知去向了。1954年她的反映“五反”运动的剧本《三年》又被拍成电影,由张瑞芳、舒适和项堃主演。1956年妈妈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副厂长之后,虽然还是写过几个剧本,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未能拍成电影。妈妈在厂里人缘很好,平时常与我们念叨演员陈强、陈述、谢添、赵子岳的趣事,称赞崔嵬、水华、谢铁骊等导演的才能,也很器重年轻的导演史大千(老导演史东山之子)。妈妈多次说要带我们去摄影棚看拍电影,可惜始终没能成行。后来北影拍了《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毒草片”,她这个艺术副厂长自然也脱不了干系,要受到批判和做检查。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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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蒙时期 自由成长

到了初中二年级之后,我们从东总布作协机关搬到了大雅宝胡同住。那里原来是《译文》杂志的编辑部,有一个不算小的院子。放学之后,我和同学常去东单广场踢足球,回家后还要在院子里独自盘球耍一会儿。有一次爸爸正在院里散步,兴致来了,便与我对踢了几脚。别看他瘦骨伶仃,又穿着硬底皮鞋,那一脚射来,还真有些功底,像那么回事。我眼睛一亮,赶忙问他,你也会踢足球?这我才知道,他早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在校队踢过边锋,我觉得真不可思议。难怪他喜爱足球,1959年他为了看第一届全运会的足球决赛,还找了体委的熟人荣高棠帮过忙。看他年青时的照片,却也是相当潇洒英俊。据说,后来由于参加革命,在毕业前被反动的大学校方开除了。那时祖父为防止他再出“麻烦”,就安排他到日本去留学,并亲自把儿子送到轮船上。不料,启航前一刻,爸爸混在送行的人群中又溜下了船,行李都不要了。此后他就瞒著富有的家庭,仍旧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但没有了家庭的接济生活便非常困难,爸爸告诉我,“没钱吃饭时就到白俄开的饭店去,因为在那里只要要上一瓶汽水,就可以坐在饭店里随便吃面包,当然穿着还得要整齐。”这种贫困的生活,加上繁忙艰苦的革命工作,不久他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大吐血到濒死的地步。那时上海医院无人敢收,后来还是被钟爱他的祖父知道后,花了重金送入霞飞高级疗养院治疗,才勉强地拣回一条命。但从此他就失去了健康的身体,瘦成一把骨头。

那时妈妈倒是胖胖的,可是有高血压。没想到,她在苏州乐益女中读书时,曾当过学生自治会会长两年,也是校女子篮球队的主力。她会表演给我们看,她是怎样投篮的。只见她双脚并拢,持球在胸前,然后严肃地将我的小足球抛向墙上的篮筐。球丢出后,手还伸着,假如球偏向左方,那她就不由自主地会把上身向右倾侧,反则反之,似乎就此便可以把已抛出去的球又扳过来一些。每见到此,爸爸就会笑话妈妈的动作,我们也乐不可支,跟着哄哄地傻笑,但妈妈却毫不在意,照样再投。

妈妈在院子里也养一些花草。有一次,爸爸散步时,指着一个稍微考究些的花盆,问我懂不懂上面的诗句。那花盆上刻着两行字,

在 香 大 何 室

多 不 花 须 雅

那时我已知道古文常由右读向左,便对爸爸说,“‘雅须花不多’的意思呢,就是花太多了就不雅了。”我听到爸爸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又问道,“那上一句呢?”我楞了一会儿,不能肯定地说,“‘室何大香在’嘛,也许是……房间这么大还有香味儿?……”到此,爸爸便要我竖着来读。我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但我仍有所不甘,回嘴道,“谁叫它是这么个怪排法!而且,我那半句的解释其实和它的意思也差不多。”爸爸笑笑,摸着我的头,没接我的话。他容许我自己去想。

我们不记得家里有过什么庆祝生日之类的活动,包括爸妈本人在内。但我们偶尔也会得到一两件小礼物,不外是玩具或书本。我九岁那年就得到一本小书,是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写的《两个美国》(通俗本),大约是讲战后美国人生活中的故事。扉页上妈妈写道:“儿童节的礼物,送给亲爱的英,妈妈、爸爸,五二年国际儿童节”。(这里插一句,我的原名是小鹰,父母看我年幼不胜“鹰”字的笔划其烦,乃告之“便写‘英’字好了。”我亦以为是种解放。)但我不记得是否读了这本书,大约只是翻看了其中的插图罢了。那时我更喜欢看的是张乐平的漫画集《三毛流浪记》,爸爸也说好。记得其中有一篇题为“摆臭架子”,画的是一位绅士宁肯要瘦小的三毛站到椅子上来替他沏茶也不肯自己动手。爸爸说,这种摆臭架子的人现在还有。

爸爸喜爱美术,有时自己也画一些水彩写生。1947年还写过文章评论画家符罗飞教授和黄新波的画和木刻。他在香港时就收藏有一套几十册的日文版《世界美术全集》,从古罗马的雕像到近代的名画,应有尽有;并且印刷精美、包装讲究,每一册硬皮书外面还有个硬纸壳套。我有时会好奇地从套中抽出一册来看看,爸爸就会就此给我讲解一番。记得他曾指给我看过俄国画家列宾的一幅油画《不期而归》,它画的是一位长期被流放的革命者突然回到自己家中。“你看,列宾画得多好!”爸爸说:“那人出现的一瞬间,家里每个人的反应和表情都不同:冷漠的女仆、张望的邻居、惊喜的妻子、鄂然的母亲,以及那两个怯生又好奇的孩子也都各有性格。”爸爸又指出,画中老母亲的心境是通过正在站起那一刻略微失衡的动态,而不是平衡的静态,是通过她那背影,而非其面孔,来表现的。我们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但列宾只是画了她傴偻的背部,就可以使人感受到一位母亲的急切和焦虑,甚至好像可以听到那母爱颤抖的声音,这是何等的功力!由于年龄的关系,那时我更认同那两个小孩,长久地注视着他们,好像自己也进入了境界。

爸爸也特别欣赏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还藏有一本她的画册,其中表现饥饿、贫困、战争、悲苦的现实主义版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爸爸还多次对我讲过他很喜欢丰子恺的家庭生活漫画,着墨不多却很有味道。待我长大,初为人父之后,更颇有同感,那画的就是平和与爱。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套《世界美术全集》后来变得残缺不全了。事情是这样:那时念小学的弟弟常带同学们来家玩,名曰“温书”。不想其中一位同学竟萌生盗心,趁人不注意偷偷将画册抽出拿走,却把那硬纸壳又原放回书架,因此从外边并看不出缺失。他就这样唱起了“空城计”,一次一两本,画册便日渐减少,我们却毫不知情。这位小学生拿了画册转手便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去卖掉,不料,有一次却引起了店员的注意,盘问他:这样贵重的画册是从哪里来的?他支吾了半响终于招认了。爸爸得知此事后,大为惊讶,只是惋惜有些画册已经无法追回了。不过他并没有生气和责怪,而是惊奇地笑着告诉我这件事的始末,那神情实在好像是在讲别人如何丢了那些书。我想,就像雨果《悲惨世界》中那个老人原谅了偷银器的冉·阿让一样,他心里可能已经完全原谅了那个孩子罢。

到了初中,爸爸便开始鼓励我读一些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等。我自然看得津津有味,兴奋时便追着妈妈结结巴巴地给她讲一段,直到她听得不耐烦起来。妈妈又不愿打击我的热情和伤害我的自信心,只是一边做着她自己的事,间或提醒道:“还没有讲完么?”“还没有,快了!快了!”生性迟钝的我并不理会这暗示,仍自顾自地继续讲着。爸爸有时会考考我的记性,他说出水浒好汉的姓名,由我对出绰号来,这我不会输给他。我也翻过《封神演义》,爸爸虽不以为然,却没有禁止我读。倒是后来我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趣味,就放掉了。

一天,爸爸递给我一本刚去世不久的归侨作家高云览的遗作《小城春秋》。这好象是我认真读的第一本现代小说,且由于故事性很强,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些人物和情节。后来爸爸又推荐我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在和平的日子里》,我都喜欢看,不过更喜欢后者些。然后又看了《红岩》、《红旗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创业史》一类流行著作。记得有一年,爸爸交给我几百块钱,叫我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去按他开列的书目采购,我当然十分乐意干这项差使。从此爸爸的书架上又添了不少新书,我也就一本本地往下读,包括《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大部头,但我也很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与《罗亭》,还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以及《牛虻》、《铁流》与《毁灭》、《船长和大尉》和《州委书记》等作品。此外,欧美其它的一些作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巴尔札克、维克多·雨果、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亨利等。到了六十年代初,出版界似乎更加活跃开放了,书店里可以买到儒勒·凡尔纳和柯南·道尔的著作,如《神秘岛》、《海底两万里》和福尔摩斯探案《血字的研究》、《四签名》等。

除了阅读课外书之外,学校也很注重学生文体全面发展。初中时我们就要准备通过“劳卫制”的体育标准,高中时便可以选择参加些“国防体育”项目,如舢板、跳伞等,或去业余体校接受专门的训练。我考上了学习摩托车驾驶的科目,也参加过什刹海业余体校的排球班。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活动那时全是免费的,老师教的也很认真,没有人想从中获利或需要走后门,只要你合格并愿意坚持就行。

记得读初二时的春节假期,学校发票给大家去看京剧。京剧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曾跟着父母去看过一两次,毫无兴趣。这次是和同学一块儿去天桥看戏,那就很不一样了。一路上我们看到卖艺人耍的各种天桥把式,听到买卖人各色的吆喝。蓝天白云间盘旋着的鸽群送来阵阵悦耳的鸽哨声,附近的孩子们忙着在抖空筝和放鞭炮,人群中不乏肩扛有春节特色的风车和大串冰糖葫芦的游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刚逛完了厂甸的庙会。街道上“摩肩接踵”、“车水马龙”,这洋溢的节日气氛使得我们愈加兴奋。走进了剧场,只见烟气腾腾,人声鼎沸,卖烟卷零食的小贩们穿梭于观众之间,擦脸的热毛巾在空中飞舞,打老远就能准确地扔到看客的手中,着实让我这个初中生“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那天的节目是《小放牛》、《拾玉镯》和《三岔口》。最后压轴的任堂惠与刘利华之间的武打戏当然更对我们小男生的口味,但前两齣表达的少男少女间的爱慕之情,也很吸引我。那幽默风趣的情节,抑扬婉转的唱腔和轻盈优美的体态,给了我一种难忘的清新和健康的感觉。它似乎在我的心灵里划过了一道亮光,因我就读的“北京二中”是个传统的男校,刚步入青春期的我没有接触过任何女生。

以上这些都可以算是我的文化启蒙罢。

老实说,这些少年时代的活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所读过的书籍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中学生起码应涉猎的文艺著作,不值得炫耀。提起这些旧事,我是在想,解放后我国的文艺出版界做了多么好的工作。国内作家不断涌现着新著,鼓舞人心,憧憬未来,大量翻译的世界名著将人类的文化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开拓眼界,陶冶性情。中国与世界文明正在逐步接轨,这本来是很健康美好的状况。

我又想,解放后我们的教育界是多么孜孜不倦地在培养下一代。老师们细微地安排学生的课内外活动,提供一切便利。从那京剧节目的精心选择,便可以看出“润物细无声”的心血,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提高文化素质,欣赏“真善美”的艺术和传统,让他们认识生活,更热爱生活。

相比之下,毛泽东鼓吹的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洗脑方式,强制地灌输他自己的思想,只许“舆论一律”,不允“独立思考”,不用说培养不出任何大师,恐怕是只能制造大批野蛮愚昧的“马屁精”和“狗腿子”,他们有文无化,一到时候,便“兽性大发”,或“贪欲横行”。后来发生的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便更是把这种“教育”推到极緻的地步。所谓的“砸烂封资修”,却正是把那些人类历史中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都给翻腾了上来。这真是文明史上最荒唐的倒退,最恶心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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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指点 艺术熏陶

应当承认,除了启蒙教育之外,生长在这样一个高级干部和作家文人结合的家庭里,这种特殊的环境加上父母的悉心指点,在文化和思想上不知不觉地给了我一生相当的影响。

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干部,父母会看到一些专门翻译的西方电影。那时所谓的“内部参考片”多是些有艺术价值或政治意义的影片,供了解国外文艺动态。其中一些经过“审查”和删节,便投放国内市场放映。父母偶尔也会带我们去看,那是我们见识西方世界的窗口,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权”罢。我记得初中时看过一部1953年由法国亨利·乔治·克鲁佐编导的《恐惧的代价》。那故事是美国石油公司雇用失业人员运送危险的液体炸药去油矿灭火,结果火灭了,四位司机因不同事故也先后都死了,其中最后的那位,死时手里还攥着回乡的车票。影片中有揶揄美国大公司“唯利是图”和不人道的对话,1955年在美国上映时也被删除了。这部连获柏林和戛钠电影节大奖的影片,除了情节紧张之外,导演的手法,演技和摄影都堪称佳作,人物性格表现得很好。当然,我那时的理解并不深,只是觉得影片中的人物,举手投足,言语思考多与国内所见不同,很有新鲜感。后来又看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等电影,也听到过父母间的简短好评。

爸爸看过我的作文,极力反对我使用歇后语,认为那是近乎粗俗的文字游戏,没有什么意思。但他却鼓励我学习对对子,从“飞禽”对“走兽”、“草木”对“花卉”等开始,他出上句,我对下句。我也觉得这种思维游戏益智,也文雅得多了。上高中时,报刊上发表了陈毅元帅1936年写下的《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等诗词旧作,爸爸兴奋地即刻向我推荐。当我读到“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以及他的“绝命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等句,很佩服陈毅的幽默乐观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气概。经爸爸的努力“拉拢”,1959年12月9日陈毅欣然填表,“十分愿意”地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协有人还记得,爸爸为此曾开怀大笑。

之后不久,“人民文学”杂志又转载了邓洪和胡旷合作的短篇小说《潘虎》。爸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极力地推荐给我读,同时,也和我谈起“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文学概念。虽然我听得糊里糊涂,但潘虎这个人物的艺术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

渐渐地,我和父母间有了更深入的谈话。例如,关于文学中的现象和本质的问题,记得爸爸曾对我讲过:“有人很欣赏《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的一个比喻,即文学家像是拿着一面镜子在市场街道上行走的人。”他说,“但是这种对生活和社会的简单镜面式的反映却是被动的、而且是非常表面化的,文学应当有它的主动的和深刻的一面。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就是要揭露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他又常讲“作品的故事不过是个躯壳,躯壳里面的灵魂,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作品的灵魂呢?我后来的理解是,这灵魂便是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矛盾,以及围绕这矛盾而展开的思想情感和人性的表达。而灵魂是不可以用公式来把握的。此外,这“矛盾”二字也正是他后来在文艺创作中主张写“中间人物”的核心概念。

解放之后,在极“左”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我国的作家们不敢写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怕被人指为抹黑“社会主义”或“反党”。那时报刊上一片“花好月圆”、“歌功颂德”之声,文坛充斥着“假大空”、“高大全”式的空洞作品,爸爸对之是“一看三叹气”。于是,1962年8月他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反映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因为“他们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当我领悟到,“中间人物”就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读起文艺作品来,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那就是说,我们看一部作品,主要是要看作品的人物身上集中了什么“矛盾”,作家在“人物”身上揭示的“矛盾”越真实、越深刻,这文艺作品就越有价值,也越能感染人。从这一点来理解,阿Q和祥林嫂,以及《偷自行车的人》中的那位“小偷”,都可以说是成功的“中间人物”,因为他们无助和悲惨的“命运”中都充满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点击参见: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 (2012年8月))

我想,早年“耳濡目染”地接触到那些国内外优秀的作品,又经父母的点拨,对我的审美观点和艺术欣赏能力肯定有积极的影响。

爸爸的英文相当好,他36岁时把Constance Garnett英译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书翻译为中文,那是俄国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还没有出生,爸妈带着姐姐来到桂林。由于肺病爸爸还在吐血和低烧,但为生活所迫,他决意要翻译些东西来补贴家用。陀氏的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爸爸,在贫病交困时边读边译,他的情感常常与书中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底层人物发生共鸣。妈妈回忆道:“当时,他每译一段,总要和我一起诵读,读后我很激动。他自己也常常连续几天吃不下,睡不好。”

虽然这书后来印过六版,1956年正值纪念陀氏逝世75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此书,爸爸又将译文重新校正了一次,交由他们出版了。书出版后,爸爸自然和我们谈起他心爱的这本书,和书中他所爱的那些人物。那时我在初中,并听不太懂,只记得爸爸笑谈到书中开头的那位神秘老人和他那条同样神秘的老狗的故事,以及爸爸那宁波口音低声的诵读声:“我们老了,老了,啊,主呀,我们多老呀!”我觉得很好笑,也很好玩。然而,在文革之后我又重读此书,陀氏给了我相当大的震撼,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将人的灵魂深处显示于人。”

除了陀氏的这本书,二战末期爸爸还把苏联反法西斯小说《阴影和曙光》的英译本翻译出来,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

知道爸爸谙练英文后,我有时会问他一些英语的问题。例如,我知道美国的3K党是Ku Klux Klan的缩写,但这三个英文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字典里没有说。爸爸告诉我,那是旧时来复枪推弹上膛的声音,代表着杀戮,同时像希特勒纳粹党的党徽一样,要给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感。这种解释相当合理可信,但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的?多年后我来到美国,也问过一些搞历史的老美,至今也没有得到确切的印证。

1944年爸爸把当时美国左翼作家Michael Gold的《碾煤机》等几篇小说编为英语短篇文选出版,作为年青人的英语读物。书中作者用了许多美国下层社会中通用的俚语(slang),还用了一些移民的洋泾浜英语(Pidgen English),根本不成文法,因此爸爸作了不少注释。他写道:“这一些言语的不成文法,在中国读者看来虽然较难懂,然而在学习英文文学上却是重要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语言啊。”(《碾煤机》序)我来美国后,曾读过美国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的小说原著,发现其中也是俚语满篇,文法和拼写都不正规,弄得我一头雾水,读起来相当吃力。但后来终于读出些味道来了,正如爸爸所说,这些读音不对,文法也不通的话语,恰恰表达出书中人物的身分、地位和口吻,非常传神。我不能想像,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竟可以把这种充满方言土语的原文小说作为英语读物,那水准可真是够高的。当然,有了注释会好很多,但爸爸作的注释,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虽然在复旦大学读过经济,但因从事革命活动,还没有毕业就被校方开除了。生活压力,工作繁忙,时局战乱,颠沛流离,加之身患肺病,他是从哪里学习的英文呢?特别是还能够读懂那些不正规的英文文学!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个未解之谜了。

待我更大一些,我开始翻阅家里有的一些仅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出于对物理学的兴趣,我曾请求爸爸定购了一册《爱因斯坦传》和一些西方哲学书籍。六十年代初,在王府井外文书店里,凭学生证便可经过一道不起眼的楼梯上到另一个门市部,在那里我买到过影印的外文书和一些半公开发行的译本,涉及科学和自然哲学等西方思想。除了“囫囵吞枣”地阅读这些“杂书”之外,我也去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正统书籍,也很喜欢读国内编译的“自然辩证法”杂志。到了六十年代,党内有文件要高级干部研读马列的书,还开了书单子,甚至指明有关的段落。爸爸找来读时,发现书中那些要紧处划有许多红道子,才知道是我已读过了的。他有些吃惊,但又很高兴,便同我有了更多的交流,更不禁止我看他的“参考消息”、“宣教动态”等内部文件。在他的书房里我也读到过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打印稿,他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讲话生动活泼,令人耳目一新。

在家里,不可避免地,我可以听到父母间、父母和友人间的对话,即使是三言两语,也会传递出些信息。在中苏关系交恶之前很早,我就听到“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事情,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爸爸也出席了政府的招待会,回来之后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其貌不扬”的评语。还有一次爸爸忽然对我讲起在延安时的文人王实味,说他是在从延安撤退时,因实在走不动路,被看押他的警卫员开枪打死了。这一类的“只言片语”给了我一个印象,国际和国内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如报刊上所公开宣传的那样,而高级干部中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看法也并非都一样。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大会堂首演,我们大学班上也有同学参加了合唱。那时社会上一片赞美之声,但我母亲却并不以为然,她淡淡地对我说,那不过是各式各样的列队走路法罢了。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我相信也不是她的发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发了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杀气腾腾”的批示,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界对这种造神运动肯定有抵触情绪,只是我母亲性情爽朗,口无遮拦,私下就讲了出来。我是同意她的看法的,在大学班里的政治讨论时,我也说过,“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的话,这显然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格格不入”。不过,那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文革中我更没有想过要去揭发这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这只是个深藏于我内心的秘密,因为我爱我的母亲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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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除羁绊 选择学业

父母尽管引导我的课外阅读,有时也和我们一起讨论作品,但从不暗示希望我们将来做什么。在选择志愿的问题上,父母非常尊重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姐姐是个假小子,体格又好,是国家游泳二级运动员,多次比赛获奖。她喜欢大自然、跑野外,就报考了北大地质专业。父母没有任何异议,完全支持。弟弟喜欢外语,算是接近文科了,也如愿以偿。我自己虽然也爱好文学,但自认为这方面天分不够。我是一个细节取向的人,讲起故事来没完没了;又喜好推理思考,不善言辞交际。高中时开始迷恋上物理,很喜欢它的规律性,逻辑和准确。于是我决定学物理,父母也都赞成。

可是1961年到了高三年级末,出了一个问题。那时为发展国防事业,全国新成立了不少军事工程院校,需要学员。于是有关部门要求一些中学推荐保送些应届毕业生,可免试直升到这些院校。我也被学校选中,举荐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本不喜欢搞军工,况且学什么专业也不知道,说是到了那里才分配。可是当时正统的舆论都是要求“个人志愿坚决服从国家分配”,“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这一类口号,对年轻人有着相当大的压力;而且,保送也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捷径”,放弃之后万一我考砸了,怎么办?左思右想,我一时甚为矛盾,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便向父母吐露了我的苦恼。妈妈的回答很爽快,“什么哈尔滨,不去!”,但这不解决我的问题。爸爸则先和蔼地问我“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怎样讲,你说说看你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到底在哪里?”接着又反问我“那么学习物理科学就不是国家的需要了?”然后循循诱导地讲了青年人选择志愿的正确原则,批评了社会上那些不顾个人意愿,不讲个人自由的“左派”理论。爸爸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中肯的分析使我霍然开朗。第二天我就回复了学校的政治处,那位老师听了之后,嘴巴张开,眼睛瞪得老大,脸色也很不好看。我就不与她再纠缠,赶紧开溜为妙。

高考发榜那天,我下午很晚才得到录取通知。爸爸祝贺我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又笑道:“原来是今天发榜,怪不得我看到你一天心神不定、慌慌张张,几次跑门口去看信箱。”那时高考对中学生来讲是件大事,爸爸感叹地说:“今晚不知会有多少孩子睡不着觉了,考上的睡不着,没考上的或考的不理想的也睡不着了。”

我感激开明的老爸,他不仅帮助我做了一个我一生很重要的决定,而且也教给我尊重自由,独立思考,不向潮流压力妥协的勇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处理事情。

现在时代进步了,青年们不会为我遇到过的愚蠢羁绊苦恼。他们可以自由地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不再做毛时代的“螺丝钉”,被人随意地拧到“革命机器”上去。这是人性的解放,是自由对专制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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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跃进年代 实难苟同

五十年代中期我们曾住在东总布胡同的作协机关大院里。据原作协秘书长张僖讲,这原是北洋时期自杀了的铁路局长的私宅,后又成为日本宪兵司令部,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这确实是一座很大的院落,其中有带喷泉的假山、迴廊,倒处种着名贵的花树;经过几套庭院后,可见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除了一楼为机关办公用之外,和我们同住楼上的有艾青、陈企霞等。记得东边院子里的小楼里住有张天翼、沙汀、严文井、周立波等;陈白尘、赵树理、刘白羽、艾芜、陈翔鹤、金近、李季、郭小川等作家好像也住在机关附近。因此,晚饭之后,常可见到他们,三三两两地在院中散步交谈,彼此问候,也讲些笑话。其中数张天翼讲的笑话最多,爸妈和他卅年代就是至交,一直称呼他为“老天”。 我觉得他的相貌和举止与相声大师侯宝林有点神似,往往周围听得人都笑弯了腰,他却仍然一本正经、若无其事。文革后期我去景山东街的住处去看望过张天翼伯伯,那时他已不幸因脑中风而失语,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可是”、“也许”等虚词的声音来,却不能组成有意义的话了,但在老人无奈的脸上仍可见到幽默的神采。(照片: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夫妇和作协院内的孩子们。)

到了1958年,全国都在“大跃进”的狂热中,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蒙在鼓里,兴奋地跟着投入这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7月中体弱的爸爸在妈妈的陪同下,和陕西作协主席胡采等人一起冒着酷暑去访问西安郊区的白庙村。这村子不大,只有93户人家,但在那个年代里它以人人能编唱诗歌而著名,算是一种群众文化运动的新形式。

他们进村不久,在村民院子里举行的座谈会(下图)很快地就变成了现场的“赛诗会”。有备而来的男女老少都有诗歌当场朗诵,这对于访问者来说无异於一种挑战。记得妈妈对我说,有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端了一盘煮鸡蛋来,口中念道:“房顶喜鹊叫喳喳,荃麟爷爷到咱家,问了爸爸问妈妈,想知爷爷爱吃啥,妈说爷爷工作忙,多吃鸡蛋身健壮,清早起来忙煮蛋,爷爷多吃我喜欢。”念完最后一句后,她鞠了一躬,便把一盘鸡蛋放到了爸爸面前。“这下可是点了名的,”妈妈讲,“幸亏你爸爸还是有点急才,他当场便即兴应对了一首。”

我现在已记不全这应对的诗歌了,但还记得是以“这个鸡蛋不敢尝”的谦句开头,后面就有“白庙村是诗歌村,老年诗人七十三,少年诗人十三春。”等赞扬句,都是他根据进村后了解到的情况现编的。此后,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西瓜香瓜也都端了上来。当然,这些应景的诗并非怎么好,但是表示能与村民一致,即时融入意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假如当时来自全国作协的“荃麟爷爷”光低着头吃鸡蛋,笑而不答,或只说些“同志们好!”的套话,那就很没味儿,也很尴尬了。

不过,爸爸对“大跃进”以来的浮夸和狂热是抵制和反感的。那时报上争先恐后地报道各地虚报的粮食亩产值,消息一个比一个“匪夷所思”,美其名曰“放卫星”。我记得《人民日报》的一幅漫画,画的就是中国的“粮食卫星”和苏联的人造卫星一起在太空携手翱翔。爸爸在看到它的当时便不满地对我讲,“我们这种‘卫星’怎么好去同人家的相比?毫无道理!”说罢就把报纸扔到一边去了。一九五九年九月,作协党组开整风生活会,爸爸也坦诚地讲过:“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有时也不是很正确的,如有人说大炼钢铁赔本,我会同意这个意见的。”[4]

还有一件事,爸爸是发了火的。

在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里,似乎明天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一切都要“集体化”、“公有化”,越“左”越好。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个别人也自以为了不起地跟着瞎起劲,要成立什么“城市人民公社”、办集体食堂。一天早上,爸爸失眠了一夜,还穿着睡衣,便起来先吃早饭。忽然客厅的大门被人拉开,撞进来一位神气活现的中年妇女,自称是居委会的什么人。爸爸沉下脸问她有什么事?她一边东张西望地打量着室内的家俱摆设,一边漫不经心地答道,“没什么事,就是来串门看看,……”一向文静的爸爸突然发怒了,爆发出一连串大声的质问:“你有什么权力可以这样随便闯到别人家里来?!门也不敲一下,为什么?是谁教你们这样做的?”我记得爸爸当时是拍了桌子的,把围在颈项上的毛巾也扯了下来。那女人大约是“一路顺风”,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抵抗”,一时嗫嚅,答不上话。后来还是妈妈出来圆场,硬把爸爸推回内室,才结束了这场风波。

我没有想到爸爸会生这么大的气。通夜失眠致使情绪不好可能是个原因,但以往就是失眠或病痛更厉害时,也从没有见他向别人发过脾气。看来,这类蛮横无理的行径是触发了他的不满心境。爸爸算是个高级干部,那会儿的基层还没人敢把一位“朝廷命官”的这类言行当作“反对群众运动”来随便批判斗争一番。

同样,那时的文人也还是颇受尊重的。每年春节期间,文联所属的各个协会常在文联大楼里举行“团拜”,就是艺术家们凑在一起,互相拜年,省得彼此串门之累。有一年春节适逢“流感”流行,人人小心提防。爸爸“团拜”回家之后,对我们讲起:“今天茅公(指茅盾)来了,他一进门,不像以往那样和大家一一握手,而是双手抱拳在胸,向各位一併致意。”爸爸一边做样子,一边笑着说:“我看中国的这种问候方式较西洋人的握手礼节要科学些,这样就不会互相传染病菌了。”我同意他,同时,觉得这种姿态也很侠气、豪爽,更有风味。

这些昇平景象中文人间的友情趣事,其实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对于人情世故、人性和友谊的严峻考验,往往是表现在风雨来临的时候。正是所谓“患难识知己”,后者使人更加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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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雨故人 患难之交

解放后,政治运动很多,爸爸虽然尽其可能加以保护,但仍有不少文化界的老朋友纷纷中箭落马,冯雪峰便是其中之一。

冯雪峰(右图)早年以“湖畔诗人”闻名,是爸妈在三十年代就认识的老朋友了。我从小从父母那里听到过他的传奇故事。看了他编剧的电影《上饶集中营》后就知道冯伯伯当年就是那样站过铁刺笼的;他是鲁迅先生的好友,早年又到过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到陕北。

三十年代初妈妈开始文学创作,她的处女作《总退却》于1932年5月20日发表在丁玲和雪峰主办的《北斗》杂志二卷第二期。同期还有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豆腐阿姐》。雪峰亦化名丹仁发表了评论,在热情肯定这两篇小说的同时也诚恳坦率地指出它们的缺点和不足。1937年冯雪峰因路线方针问题在上海与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吵翻了,一怒之下于年底告长假回老家写作去了。1938年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冯雪峰在浙江丽水汽车站巧遇妈妈,方得知荃麟在金华。老友相逢,格外欣喜,此后乡居义乌的雪峰便常去金华走动。在彻夜长谈中,爸爸经常向他介绍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斗争策略,也畅谈雪峰正在写作的关于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的构思。他们还谈到鲁迅,雪峰告诉爸爸,“鲁迅先生曾和他谈起过,当他写《阿Q正传》的时候,越写内心越痛苦。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索性把他提早枪毙。”[5]

1939年冬爸爸专程赴东南局汇报,经过研究,东南局决定恢复冯雪峰的组织关系,并参加东南局文委和荃麟一道工作。

“皖南事变”之前东南一带形势吃紧,记得妈妈对我讲过,当时爸爸通知雪峰立即转移,但他有点迟疑,慢了一步,结果被抓到“上饶集中营”吃了不少苦头。雪峰在被捕时神色自若,并特意换上了35年被枪杀的瞿秋白先生生前送给他的灰呢长衫,以示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不过雪峰被捕时并未暴露身份,1942年秋党中央动用社会关系将他保外就医。雪峰在浙江住了半年多,又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因此他不得不转移它方。1943年5月他来到桂林即同爸爸联系上,爸妈对他的到来十分欣慰。爸爸随即将雪峰的情况转报在重庆南方局的周恩来,同时对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悉心关怀和照料。生死离别的老友重逢自然话多,他们常常谈起革命形势和文艺理论,谈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文艺思想相当一致。事实上,当雪峰还在集中营里生死未卜时,爸爸便已把他所作的11篇论文编为《鲁迅论及其他》一书(增订后改名为《过来的时代》),署名雪峰,交由桂林“充实出版社”于1942年10月出版了。到五月底周恩来派李亚群送来路费,要雪峰立即到重庆去。由此,冯雪峰便又一次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当时的重庆形势微妙复杂,雪峰去后被安排在社会名声很坏的姚蓬子的作家书屋那里住,一些党内同志和进步文人对此不甚理解,以至颇为反感。1944年底爸妈也来到重庆,爸爸对此却完全理解,并告诉那些朋友“要尊敬雪峰同志,他对党对革命做了很多贡献,他住在作家书屋有党的特定任务,也有利开展统战工作。”还说:“他所经历的道路是很不平凡的,不懂得这一点是不容易理解雪峰同志的。”后来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爸爸又告诉这些同志,“雪峰最早获得蒋介石蓄意利用谈判的机会,企图把毛泽东长期软禁的情报,报告了周恩来同志,使党中央和南方局及早制定了逼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来回的有效措施。”[6]这一点恐怕与雪峰当时灰色的处境和地位不无关系。

1957年反右时,由于复杂的历史渊源,冯雪峰被错误地定为右派,但父母和他照样来往。每次冯伯伯来我们家,爸妈都热情招待,彼此谈笑风生仍像过去一样。不过,有几次他们谈兴正酣,恰好有不适宜的外人来造访。警觉的妈妈从窗户里望见后,就立即把冯伯伯的衣帽递给他,而冯伯伯也会意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立即转入侧室,又进入毗连的洗手间;妈妈则赶快把剩余的茶水、烟灰缸清理掉。待那人踱入客厅与爸妈寒暄时,在洗手间的冯伯伯便从旁门悄悄地溜出院外。我不只一次地见过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并不以为奇怪,但也不体会其中的苦涩,只是觉得很好笑,有时还在洗手间和他随便聊上几句。冯伯伯和爸妈都是地下工作的行家,这种手脚向来做得很利索。不过,这一类事还是瞒不过熟人好友。难怪险些被打成右派的黄秋耘后来曾写道,“至于冯雪峰同志,则更是他家里的座上客。在文艺界的高级领导干部中,跟‘右派分子’不怎么‘划清界限’的,除了邵荃麟,我似乎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7]

1975年9月我为母亲的“叛徒”罪名平反的事,找过冯伯伯调查真相。那时我知道他已患上了肺癌,冯伯伯还是在他那破旧、狭小的住所里很热情地接待了我。1933年上半年冯雪峰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部长是朱镜我,妈妈是中央局宣传部的机要内交。他详细地追述了当时的历史,用事实揭穿了中央专案组“叛徒”的诬陷,并亲笔给我写了证明材料。最后他又关切地问候我母亲的身体和我自己的情况。当他得知我在青海工作时,就有点踌躇地问我,能否设法帮他搞到一点麝香?那是为了要配他治疗肺癌的中药用。我听了便笑道,“不用去搞,我家里现在就有一个。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原来我爱人在青海藏族牧区作过多年医生,与藏民老乡关系很好,他们送给过她亲手猎得的麝香。我旋即回家,从刚生完孩子不久的爱人那里取了来,便给冯伯伯送去。冯伯伯非要给我钱不可,我忙说“这是藏民送给我们的,我怎么可以收下你的钱?”但我知道这位浙东老人的倔脾气,实在拗不过他,便取了十几元了事。之后,他又再一次送我这个晚辈走过那个大杂院,站在门外看我离去。待我骑车已远,回首相望时,仍可见那饱经风霜、满头白发的老人停立在那里挥别,初秋的微风吹动他的衣衫,我禁不住流下眼泪来。想不到几个月后,他竟就辞世走了。

爸妈在待人接物上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榜样。老一辈的交情也传给了下一代,我姐姐与夏熊、雪明也老早就是好朋友。除冯雪峰之外,我在家里还见过其他文艺界的右派分子与父母长谈,赶上时间爸妈就留他们一道吃饭,我们对此都习以为常。有一年的春节期间,因“右派”被下放北大荒劳动的作家丁玲回京,还特地带了农场生产的大蒜等农产品来家里看望爸爸,并讲述了她在边疆的生活和打算。至今我还记得她那一次的音容笑貌。

曾被打为“右派”和“反革命”的、很有才华的作家聂绀弩(1903-1986, 右图)也是爸妈多年的好友。他在后来写的《挽邵荃麟同志》[8]旧体诗的小引中,这样评述爸爸:

邵荃麟同志出生入死,孜孜不倦,为党工作了四十余年。其为人也:“口无恶声,胸有成算,急人之急,损己利人。”解放抗战期间,在金华、桂林、重庆等处,解放后在北京,均与之相处有日,知之较深。不幸于1971年,受“四人帮”迫害致死。因以鲁迅先生《野草》意成诗数首,聊志哀思,工拙及关合与否,均非所计。

在三年困难时期,爸妈曾备酒赠烟接待尚未“摘帽”的聂绀弩。聂绀弩伯伯后来在他的另一挽诗[9]中这样忆道:

天苍苍兮地茫茫,遁上江东父老堂。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除了这样落难的朋友之外,爸妈还有不少多年前一同共过事而今地位并不显赫,甚至仍是“小人物”的朋友。再相见时,爸妈都是真诚地欢喜相待,不忘旧日的友情;而他们也像以往一样,愿意来向爸妈倾诉心声,寻觅可能的帮助。这与社会中常见的“人一阔(或一为官),脸就变”,对于旧识的一般往来亦“避之唯恐不及”的世俗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现在有些人思维方式很简单,对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人事关系的错综复杂不甚了解,又全然不懂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情谊之深切,占有一点史料便迫不及待地下结论,认为邵荃麟在反右时不惜充当打手,卖友求荣,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官僚。在这些不及其项背又指指点点的铁面才子判官面前,我还能说些什么?只是我的感觉好像是父母又一次被钉上了“十字架”。这一类“国粹”式的逻辑和风格怎么会如此长盛不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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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困难时期 开通包容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我仍记忆犹新。1959年粮食开始减定量了,男孩子从36斤减到32斤,女孩可能要低到28斤。爸妈告诉我们,国家现在有困难,要我们正确对待。这是我记得的少有的几次政治性谈话之一。

当时副食很缺乏,肉蛋油糖是罕见的东西。学校曾组织我们去采集树叶,说是用来培养“小球藻”,并说它如何富含蛋白质,但后来我从没有见到过这类食品。姐姐在大学里,不久便开始浮肿,额头一按一个坑。我们在家,有妈妈操持,好一些,但也常常只是薄粥度日。不用说,我们家那只老黄猫也饿得发慌,不过她倒也聪明,转来转去地开始打那鱼缸里金鱼的主意。我们的鱼缸里总有那么几条金鱼,可是后来发现日渐减少,不知为什么?一天我放学回来,看到那猫站在茶几上的鱼缸边,双眼圆睁,竖着尾巴,正专注又耐心地用她那扁平的爪子试着把金鱼从水里撩拨到外边地上,那些金鱼在鱼缸里慌忙乱窜。显然,那猫自是得手过几次的,而且技巧也不断在提高。同时,那猫好像也有“罪恶感”似的,自知做了坏事,一见到我,便立即拔足逃匿。我告诉了妈妈,我们就采取措施把金鱼保护了起来。由此事我得出结论,决不要低估任何小动物的智力,他们很善于向环境学习如何生存的本领。

当我也进入大学后,学校的伙食不好,功课又重,往往到了上午第四节,那已是饥肠辘辘,不堪忍受。好在校方没有搞“突出政治”,反而只排些“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一类“画饼充饥”的课程在这些时间。一旦下课铃声响起,大家便冲锋似地奔向食堂。那时,同学中也听说有人偷改饭卡的事,而且方法相当巧妙,我不由得想起我们老黄猫果腹的应变本领,不禁哑然失笑。不过,我却从来不去计较或鄙视这些同学。爸妈好像早有预见似地告诫过我们,假如你们同学里有人偷吃些东西,千万不要责难人家,人家一定是饿坏了的缘故。不像你们在北京有个家,周末还可以回来打牙祭。

爸妈这一类开通、包容的态度也表现在对待文艺活动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内也放过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毒草”的电影,像《五朵金花》、《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早春二月》、《怒潮》、《红日》、《洪湖赤卫队》、《柳堡的故事》,其实都很受同学欢迎。后来大学里也放映些香港电影,看得人就更多了。那时的香港电影没有什么警匪打斗片、武侠动作片,多是反映社会普通阶层的生活故事,像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妈妈告诉我们,人家喜欢看香港电影,就是因为有人情味,有故事,能打动人。那时大学里周末也常开舞会,我是不去的,因为我不善交际,宁肯去看书。

总之,困难时期过去之后,好像一切又都开始变得顺当起来,生活也丰富多彩了。过年时,除了食堂丰盛的会餐之外,有的宿舍同学早起后,会惊愕地发现自己的门栏上已被邻舍戏謔地贴上了“肥猪满圈”、“六畜兴旺”等祝愿吉祥的春联。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1962年初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讲了话,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纠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一时间文化界、科教界人心舒畅,工作积极性陡涨。那一年(恐怕也只有那一年)高考录取的所谓“政治条件”降低了,许多成绩优秀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可以被录取到“保密专业”学习,大学中的政治气氛也一度变得宽松起来。

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一早我们起床时,同室一位睡上铺的老兄坐起来叫道:“不好了!肯尼迪被打死了!”原来他半夜里听到“美国之音”报导的惊人消息,忍不住要向我们宣布。自解放以来,似乎偷听敌台总是和“里通外国”的反叛行为相联系,但那时至少在我们宿舍里却没有人会计较这些事,更没有人去“打小报告”。我们都为这消息震惊,不过因忙着上课一时无法顾及。过了几天,“参考消息”就证实了此事。这张平时一直是大家午饭后抢着阅读的小报,现在就更是围着十几个脑袋,或沉默不语,或议论纷纷。当时除了这份允许大学生阅读的“参考消息”之外,大胆偷听“美国之音”也是我们获得海外消息的一个途径。青年人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这种心情和做法,在现在看来是很正常和普通的事,但当时禁锢人们思想的“正统”却认为这是“想望资本主义”的倾向,是政治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表现。

果然,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几年间,党内“极左”路线的头子,从几乎崩溃的经济局面中缓过劲儿来,“憋了一肚子的气”,力图要扭转自己被动的地位,又开始祭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知识分子充斥的文艺界首当其冲,严重的考验终于轮到了父亲自己身上。

在文革风暴来临之前,1964年春末北京大雅宝寓所院内,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此后,全家就再没有在一起照过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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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凶潮恶浪 逆流而上

当凶潮恶浪涌来时,父亲没有退缩,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更没有“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在文学题材的“十三年与一百零八年”之争中,他坚持原则,不向“极左派”妥协;在他主持召开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勇于提出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文学主张,鼓励写矛盾,写转化,维护作家自由创作的权力。这些明白浅显的道理并非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也没有什么“发明权”可争。这里全部的价值在于可贵的勇气。真理是朴素的,但在特定险恶的逆境中要能够坚持真理,需要的就是勇气。爸爸的勇气则来源于对“革命现实主义”的透彻理解和忠诚不二。

不久,他的文艺思想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了钦点的蛮横批判。在报刊公开批判之前,爸妈和我们作了一次谈话,要我们有所思想准备。爸爸仍然十分平静,他说“我将会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学术权威’等几顶‘帽子’。不过,据我在党内多年的经验,估计过几年这些‘帽子’就会逐步摘去。”

然而,这次他的“经验”和“估计”落空了。实际上,那时也没有什么人能料到随后的“文化革命”会是何等地阴毒残酷。为了“置之死地而后快”,爸爸也因罗织的十恶不赦的“叛徒”罪名而被囚禁起来,受到了法西斯式的野蛮迫害。

在文革刚开始时他还可以在家写材料,被迫地交待所谓“反党罪行”。有一天深夜父亲突然来到我的卧室,对我讲“57年初毛主席曾召见过我们几个文学家,他引用‘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与毒草齐放’来谈双百方针和鼓励鸣放的问题。这是主席同我们面对面讲的话,就像是现在你和我这样近。”说到此时,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我们之间的距离。“我记录下来就如实地向有关部门作了传达。后来主席发表的文章调子却完全变了。现在他们要我交待我是如何篡改‘最高指示’的?如何煽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每每写到这里就写不下去了。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不能讲假话呀!”虽然那时“伟大领袖”的威望已不容置疑,我还是完全相信父亲所言,非常理解和同情他的处境,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那时天真的我还意识不到文革的实质和政治斗争的残酷,便傻傻地建议道“要不,你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反映?给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写封信,怎么样?”父亲立即摇摇头,不再说什么了。临走时又说了一句,“我这样同你讲一讲,也还好过一点。”

后来我非常后悔提出了这样愚蠢的建议来。此外,我又想起妈妈很早以前说过的一件小事,就是父亲早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与陈伯达对过弈,这位先生输了棋还急眼儿红了脸,很不高兴。我想,这么个小心眼儿的家伙,躲他还来不及呐。

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蛊惑煽动,父亲从单位回家时,邻近的小孩也开始会向他这个“黑帮分子”丢石块了。父亲多年的司机老卢(卢中秋)住在前院,平时与我们家相处得很好。他身材魁梧,为人豪爽,在街坊邻里中颇有些威望。此时虽不再开车,但他常会有意地“闲坐”在大门外,及时地喝住那些领头骚扰父亲的小恶棍。我至今还记得,他以身体护住瘦弱的父亲,用洪亮的声音对他们喊道:“嗨!我说你小乖子,去去去!上那边儿玩儿去,这儿没你们的事儿!”

到了八月,“红卫兵”的抄家、打砸抢已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约是月底的一天,我看到父母脸色很不好,正在激动地谈论着什么事。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著名作家老舍不堪“红卫兵”虐待已经投湖自尽。不知他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但老舍先生却是父亲很敬重的一位作家。看来不但文化,而且文化人也真的要被革了命去的。

一天晚上我到北大去看已留校作教师的姐姐,她担心在家的父母,自己又一时离不开,便建议我回家看看,并帮助家里料理一下。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于是立刻又骑车赶回城里。当我走进家门时,看到父母还好,才放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父母仍然很平静,还问了我学校和社会上运动的情况,也问了姐姐和弟弟。我带了一些油印的红卫兵小报给他们,这是他们想看的东西。妈妈已预料到很快会被隔离的可能,便把家里的事简单地向我作了一些交待。一直在沉思的爸爸则不无担忧地说起,“现在连少奇同志也要打倒,这下国家的事态可就严重了。”那时夜已深沉,我们相对而坐,良久默然无语。

第二天,果然来了一帮作协机关的“红卫兵”,约二十多人,其中有些还是熟面孔。他们把爸爸围在院子当中,挥舞胳臂、吼着、叫着。妈妈赶快示意我走开,我想,她一定是不希望我看到这种丑恶和可怕的事情,就像当我幼年时看到车祸那样。但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我没有离去,而是站在稍远的地方冷眼观看。不久,妈妈也被罚站一旁。一个人开始给爸爸乱剪头发,连揪带扯,但还没有剃成当时盛行的阴阳头,可能是机关“红卫兵”的“革命性”还不如“小将”们罢。不过,他们对室内的一些字画、装饰品、花瓶一类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则照砸、照取不误;又翻箱倒柜地检查“四旧”,结果给爸爸补养的一盒昂贵的西洋参也不翼而飞了,同时“飞走”的还有几枚民国时期的“袁大头”(光洋)。可见其中也不乏老到识货之辈,与“小将”们相比,不过各有所长而已。事后,爸爸没有说话,吃了些东西就躺下睡了;我和妈妈作了些简单的收拾。后来姐姐有点儿埋怨我,说:“叫你回家‘料理’一下的意思,就是要你把可能招惹事非的东西先收一收,省得叫他们给砸了。”我承认我没想到这一层,男孩这方面大概比较粗心吧。那夜晚的宁静和沉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心思作任何其它事情,只愿那样子和父母再多待一会儿。

往后,形势变得愈加险恶,父亲被隔离在文联大楼不许回家,要在食堂吃饭。父亲原来肠胃就很弱,只能吃很软的饭,加上满口假牙,吃起食堂的大锅饭来就相当困难。据一位目击者后来告诉我们,有一次父亲吃完饭起身刚要走,一位“革命斗士”走了过来。他指着父亲碗里一团嚼不烂而吐出的菜帮子,说这是浪费粮食!非要父亲吃下去不可。目击者说,父亲平静地看了那人一会儿,便捡起那团东西放到嘴里使劲地咽了下去。然后同样平静地对那人说:“你现在总可以让我走了吧。”那位“革命斗士”才悻悻然地走开。后来我听说,文革中田汉也受到过类似的侮辱和虐待。

有一天,有人送来爸爸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假牙折断了。今天把家里一付假牙即送来。
       今天炉子停火了。请再送一只暖水壶来。明天送床毯子来。

爸爸当时的生活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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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诀别父亲 难慰英灵

后来文联的人都被下放到外地,文联没有食堂了。但是像父亲这样的“要犯”们仍然关在里面,于是吃饭就要由家里送。有一天家里阿姨把饭做好,我刚好在家,我便骑车送到文联大楼。我按照规定由传达室打电话请看守下来取。电话打了好几次,一个多钟头以后仍不见人影下来。眼看饭菜要凉了,我又坚持不肯把饭菜留在那里就回家。结果传达室的老头儿也看不过去了,就告诉我父亲关在几楼几号,要我自己送上去。于是我就赶快跑了上去,楼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什么人。到了父亲的门口,见那门却是半开着的,我隐约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但只能看见一条穿着睡裤的瘦腿,并听到喘息的声音。那就是父亲,没有错!就在我要推门进去时,一个家伙发现了我。他厉声喝问道“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说:“谁教你们不下去拿饭!都一个多钟头了!”我也不跟他客气,并且故意大声地说,希望父亲能听到我的声音。那家伙自知理亏,便说:“把饭给我,快点儿下去吧。”我也没敢坚持要进到房间里去见父亲一面,我怕那些家伙以后会拿他出气。“造反派”故意让他饿饭、吃冷饭,非要由此类虐待得一些快感不成?!我不由得想起《水滸》中押解好汉林冲的二位公人,董超和薛霸,的嘴脸来,他们仰仗高太尉的权势,挖空心思,干尽阴损缺德的事。

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的接近了。

不久,我们连送饭的权力也没有了,因为父亲已被中央专案组关押到臭名昭著的秦城大狱去,从此便断绝了音信。直到七一年姐姐在江西农场干校得到通知,才知道父亲已于六月十日被专案组迫害去世。

那时我在青海,在江西干校的姐姐写信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去厂里的政治处请假。人事科长为人刁钻,说是要研究研究,然不久即怒而告知不准。还是待我不错的车间党支部书记悄悄地告诉我,那人事科长一封明码电报,拍往中央,说是:“邵荃麟已死,其子要求回京奔丧,可否?”他自以为阶级斗争观念很强,如此请示汇报,必得上边赏识。没想到反恼了不可一世的中央专案组,说他泄露了党的机密。他挨了一顿骂,自然把气又撒在我头上。

其实,说这位科长“泄了密”,是一点也不冤枉他。正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他的所作所为,不久就在厂里流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邵荃麟已死,不许儿子奔丧”的消息竟不胫而走,居然很快就能传到父母的老友、远在上海的报界前辈冯英子(1915-2009,右图)那里。冯老先生痛哀荃麟的被迫害至死,愤怒不平,后将此事写入了他的悼念文章《荃麟啊荃麟》(冯英子:《荃麟啊荃麟》(1986年))。这是我2006年才知道的事情,冯英子这样写道[10]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我始终不知道荃麟的消息。后来一个朋友的孩子在青海工作,正好与荃麟的孩子在一个单位,才间接知道了一点消息。有一次,朋友的孩子告诉我说,他的那位同事,因为父亲死了,要回北京去奔丧,但单位没有批准。从这段话中,我才知道荃麟已经离开了人间,我才知道这位为党出生入死,工作了几十年的革命者,死时连儿子都不能去奔丧。荃麟啊荃麟,人世间竟然有这样的道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竟然有这样的遭遇,一种刻骨的痛心,早已超过了对于朋友的怀念,我痛苦,我彷徨,我一连好些日子失眠,这样做法,究竟要把我们国家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但那时是连这样的悼念也没有表达的机会。

其实,当时过后不久我也想明白了,在那种时候,回北京去又有什么丧事可奔呢?人死后连骨灰也给扔了,难道只是去看那些人拉长的驴脸吗?

直到文革之后,我才零星地得知一点关于父亲在狱中的情况。1975年9月20日,我去看望了曾与父亲同狱的原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他告诉我,他们关在秦城,吃过专门为“犯人”制作的“橡子面”,那是二战时日本人给中国劳工们吃的东西,叫你吃了拉不出屎来;也穿过现代的充气“紧身服”,它能使人混身血脉不通,动弹不了,叫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这里真可以反用“他老人家”发动文革时的一句名言:“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黄秋耘在《风雨年华》一书中还这样记述过父亲生命最后的时刻:“后来他死在十三陵附近的秦城监狱里。据当时关在他对门牢房中的刘白羽告诉我说,邵临死前的那个晚上高声惨叫了好一会儿,是由于疾病折磨还是由于被拷打,他也不知道。”[11]而专案组则是这样告诉我,父亲“是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1971年6月10日死于北京的262医院,第二天即火化了,未保留骨灰。”

我这里想拜托有心的读者关注一下,在当时京郊的那所军方262医院里,现在是否还能查到邵荃麟(可能用的是化名或代号)的病历?是否有他入院时身体状况的记录,和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父亲终年时只有六十四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动荡的流亡不曾摧残他的革命斗志,繁重的工作负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怨言,生活的贫乏困苦没有让他屈服,肺结核和各种时疫疾病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国民党的军警特宪未能将他捕杀,日本人的炸弹也没有把他炸死。然而,父亲就这样地走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还是聂绀弩伯伯在《挽荃麟》[9]中感叹道:

十载铁窗无限事,多少心思念荃麟。

出狱惊闻君骨灰,意不欲悲心自悲。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

天下事岂尔可为?家太高明恶鬼窥。

是啊,家太高明恶鬼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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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总理援手 老母幸存

文化革命开始后,妈妈也被北影厂单位批斗,1968年3月又被中央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但生活上一些必需品还得由家里供应,因此我们偶尔还会得到妈妈要东西写的便笺。1968年入冬之前,她惦记着我快要分配到远方,写的便笺就是关照阿姨帮助我们及早准备冬衣,特别又提到“邵荃麟今年要买一件短棉大衣,我的就是去年那一件就够了”。看来妈妈心里始终挂念着我们每一个人,但又恐怕阿姨太过负担。另一张便笺则是这样写道:

济安、济群:

请把我交济安的一个定期存褶1000元;交给济群的一个活期存褶(已忘数字,也可能是用的小英的名字),交前来同志带我保存为盼。小鸥、济安前后给我的信,我都收到了。我近来身体还好,望勿为念。

妈葛琴

1968年7月5日

如果当时找不着,以后带回家交袁阿姨带来给我。又及

这显然是妈妈被迫写的条子,她被隔离监管中要存褶干什么?我没有见过这位“同志”,也不记得我们是否交了存褶出去,如果交了出去,那一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这种借文革的名义明抢暗夺的事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这还算是客气的了。

后来妈妈又被弄到五七干校去劳动。1972年3月1日在干校不幸发生脑血管意外,昏迷了三天,双目失明,瘫痪,大小便失禁。可是为“四人帮”把持的专案组竟见死不救,借口要等待“中央首长”的批准。据说后来周恩来总理发现后,立即作了三次电话指示,然仍未果,因专案组蛮横要求非有书面指示为凭据不可。待总理书面指示最终到达,已是八天之后,妈妈这才被勉强地送入积水潭医院“抢救”。

在病情稳定之後,经过积水潭医院的一位老中医精心的针灸治疗,妈妈已开始能够说些简单的话语,老中医、病友和我们都很高兴。但是,有人不想让她恢复讲话,在专案组的干涉之下,院方不得不停止了这位老中医的治疗,改由“红医站”的几个女孩来“练习”扎针,从此病情很快就倒退了。

出院后妈妈已是偏瘫失语。到了这个地步,中央专案组仍然以“案情重于病情,病情服从案情”为由将她隔离关押在干校农场,不准独立开伙,还要自付三人的看护工费,也就是要自费“将牢底坐穿”的意思。

眼见病重的母亲倍受折磨,我心急如焚,向当局写了不少投诉信,均因门路不对而不果。此时,我的同窗好友告诉我,他的妈妈与邓颖超有点私交,或许可通过她转信给周恩来总理。他妈妈是原河北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振华,爸爸是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是国内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见右图)。那时我爱人刚好手术后病休在京,她便携我信专程赴天津拜访。这对教授夫妇不是什么政界要人,也没有强硬后台,要介入此事须担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我母亲的案子是由“四人帮”一手控制的中央专案组一办管,已准备打成“叛徒”永世不得翻身。在那种年代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有谁敢替“黑帮”、“叛徒”说话?搞不好自己也会栽进去。然而,在仔细地了解了我父母的历史情况之后,两位老人商讨了一夜,毅然决定给邓颖超写信,请她将我要求接偏瘫的母亲回家养病的申诉信转交总理。他们还亲自斟词酌句帮我修改了信件。这般侠肠义骨实在令人钦佩和感动。

信发后不出十日,于1973年10月周总理即批准要求,并且还额外指示“要发给全薪作为生活费,住房问题由单位负责妥善解决。”至此妈妈才得以回家养病。然而不久,亲口向我病休在京的爱人传达这三条指示的专案组人员就矢口否认总理曾有“发给全薪作为生活费”这一条,硬说是她听错了。直到1974年10月我向北影厂新上任的领导谢铁骊与钱江二同志问及此事。他们随即查询了记录,证实确有此事,就立即补发了生活费。同时,他们还要求该专案人员再亲口向我们转达“以前北影领导的处理是错误的。”

1975年7月底中央专案组一办人员终于来家向妈妈宣布结论。那天是我孩子出生不到一周,我刚好在京,但是来人不许我旁听。几个大汉神神秘秘地围着偏瘫又不会说话的妈妈,硬要她用左手在结论书上签字划押。後来经多方了解,才知道是被定为叛徒,清除出党。妈妈在历史上从未被捕过,怎么就成了叛徒?我自然不服,先后找了许多与妈妈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包括冯雪峰、茅盾、夏衍、楼适夷、冯乃超、夏之栩、林默涵等。他们都感到惊奇,认为那纯粹是中央专案组编造的鬼话。他们仔细地回忆了历史,并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据反驳这一结论。据此,我也多次向中央申诉,要求复查。但只有在“四人帮”倒台之後,特别是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以来,这些申诉才被认真对待。

母亲回到家里,虽然在政治上还没有平反,但精神上和生活上毕竟要好过得多。特别是许多老友熟人闻讯后纷纷前来探望,给母亲带来了不少欢乐和慰藉。这些人自己也多是经过文革磨难,其中不少年事已高,加之我们住处交通不便,来一次很不容易。母亲虽不能说话,但有清晰的辨认和明确的表达。在他们述说不幸遭遇时会眼圈发红流出眼泪,并发出同情的“啊!啊!”的单声;而听到对多年前往事的回忆,则会频频点头,并爆发出她那特有的爽朗笑声。就我所见到过或知道的来访者中有老作家骆宾基、艾芜、沙汀、楼适夷、骆耕漠、李何林和王振华夫妇、汤逊安和林秋若夫妇、邹荻帆夫妇、韦君宜、黄秋耘、王蒙、邵燕祥、王淮冰、竹可羽、于逢、高旅、周而复、菡子、杨子敏等。记得还有司机老卢一家四口穿戴整洁,带着点心水果,按照北京人的礼节,很正式地“来瞧瞧老太太!”此外,1979年的一天,电影界的大“右派”锺惦斐来了,他看我倒茶时对他的名字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便急忙补充道,“就是《电影的锣鼓》……”话音未落,我便说:“噢!那就是你?”说罢,我们三人就相视大笑起来。文章《电影的锣鼓》就是当年锺被打成“右派”的依据。锺惦斐听说我不久要去美国进修物理,立刻兴奋地对我讲起美国西部片的艺术性,要我一定好好看看。唉,文人的习性真是难改啊!1981年6月,作家阮波又特地把妈妈卅年代初在上海一起作地下工作时同被誉为“三剑客”的老战友夏之栩、陶桓馥带来,让三位老人重逢欢聚在一堂。(见右图,自右至左分别为葛、夏、陶。)

1990年夏我回国省亲,那时母亲由于白内障双目已完全失明,我见她每次吃完饭总要转着碗用手指摸一圈,确信没有一粒米留在碗里才罢手。老人的这种本能似的举动,看了叫人非常心疼。我爱人和我同王振华先生谈起,她便热心介绍联系了民盟人士眼科金崇华大夫来家实施针拨术。不久母亲便得以重见光明,那种欢快的心情自是“不言而喻”。这是在王振华先生的帮助下,母亲第二次重见天日了。以后母亲一直活到1995年1月,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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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丹心汉青 死而不亡

说老实话,我很不情愿去回想文革中发生过的种种疯狂的事件。四十年来,许多事也不曾对任何人讲过,宁愿将它永远埋藏在自己心中。现在下决心把它们写出来,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既然写出来了,这些令人发指的迫害虐待暴行也的确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世人皆知,二战时德国法西斯政权对犹太人采取肉体上虐待消灭,精神上侮辱摧残,经济上掠夺制裁。“文化革命”中无数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所遭受到的种种野蛮行径与之又有何不同?只不过我们的还要加上强烈的封建色彩罢了。“四人帮”一伙及其支持者固然要在政治上对此负责,但是作为个别的施虐参与者,又是如何会积极追随并堕落到这般毫无人性可言的地步呢?作为对比,在文革黑暗的岁月中,也有许多正直的人不畏强暴,敢于“仗义执言”,富有同情心,使人感到安慰和温暖。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和希望。

“四人帮”倒台之后,父亲母亲的冤案才逐步得到平反昭雪。在这前后许多人已写了感人至深的纪念文字,回忆了他们与父母一起战斗的经历,表达了他们对故人的敬意。这种同志之间质朴的、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是多么可贵,又多么令人想望。

的确,父亲、母亲和同时代的许多普通的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革命环境下,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一部平凡的、但是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是一部有活力的真人的历史。这里我们不光是纪念荃麟和葛琴两个人,而是一批与时代同时成长的革命青年。他们有过缺点错误,有过幼稚简单,生活道路坎坷不平;他们富有人性,也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然而绝不是那种仅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和人生。读了这一篇篇生动的追忆如同看到一幅幅图画,使我心境无法平静,禁不住也画了这一幅小图来响应。正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汉青。


Farewell






死而不亡者,寿也。

老子《道德经》三十三章


综观父亲母亲革命战斗的一生,其性格为人、思想和实践、以及他们最终的悲惨遭遇,都与其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分不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荃麟和葛琴本人也是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罢?

2006年3月到5月

2009年9月修订,2014年8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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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荃麟,《阴影与曙光》译记,原载《中学生》,1946年12月第182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北京第1版,下册506页。

[2] 彭燕郊,《荃麟──共产主义圣徒》,原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辑;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44页。

[3] 葛琴,《还乡行》,原载《现代妇女》,1947年第8卷第4期。

[4] 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载《读书》1998年4月。

[5] 荃麟,《阿Q的死》,原载《文学批评》,1946年3月第2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北京第1版,下册477页。

[6] 汤逊安,《他首先是共产党人》,载《东海》1980年第1期。

[7] 黄秋耘,《我走上了文学道路》,载《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版,131页。

[8] 聂绀弩,《挽邵荃麟同志》,原载《羊城晚报》,1986年4月8日第2版;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384页。

[9] 聂绀弩,《挽荃麟》,原载《散宜生诗》(增订注释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387页。

[10] 冯英子,《荃麟啊荃麟》,原载冯英子:《春夜纪事》,花城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53页。

[11] 黄秋耘,《在夜气如磐的日子里》,载《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版,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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