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回忆]

荃 麟 啊 荃 麟

冯 英 子

1940年的5月,我在那儿工作的邵阳《力报》被国民党政府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八个字的莫须有罪名查封了,我也被弄到警备司令部去吃了一个短时期的官司。放出来后,就进了桂林《力报》。

我到的第一天,桂林《力报》总经理张稚琴先生在美丽川菜馆请我吃饭,并约了报社的一些同事作陪,在陪客中间,就有一位是邵荃麟。他长长的个子,瘦瘦的脸,生着一脸浓密的胡子。穿着一套用白帆布缝制的西服,戴一顶法国式的软木帽,很有一点洋人的气派,一眼看去,就是一个很有点教养的知识分子。同他一起的是他的夫人葛琴,她的个子不高,结实健康,一开口,我就听出她的宜兴口音。那时我们到广西去,有点万里流亡的味道,偶然听到一点江南的口音,就感到特别亲切。因此一开始就同荃麟夫妇熟悉起来。

桂林《力报》的社址在江东岸的社公岩,江东岸,就是漓江东岸,社公岩距离市区约六华里左右。那时荃麟担任《力报》的主笔,每星期为《力报》撰写两篇社论;葛琴则与聂绀弩一起主编《力报》副刊《新垦地》。我初去的时候,担任《力报》采访部主任,因为市区不易找到房子,我把采访部安在青年会宿舍,平常不大去报社,同他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但不久之后,要我去担任总编辑,我只好搬进报社去,每天晚上值班。

报社房子是临时造起来的简易木屋,屋顶上盖着树皮,房与房之间用竹子编好、涂上泥巴的墙壁隔开。说也巧,我和荃麟夫妇所住的房间,只隔了一垛泥墙,动息相闻。那时我晚上编报,白天休息,每天除了进城之外,余下的时间就在荃麟夫妇的房间中闲谈,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这种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这时我才知道,荃麟原在浙江工作,因为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才转移到福建,但没有好久,又无法呆下去了,于是来到了桂林。那时桂林包括整个广西都是桂系的天下,桂系同蒋介石之间有一定矛盾,他们的抗战态度又比较积极,同时,白崇禧的西南行营撤销以后,改成为军事委员会西南办公厅,由李济深担任主任。在这些原因下,桂林保持着一定限度的自由空气。当时,进步文化人很多齐集桂林,桂林也就成为当时西南的文化中心了。因此荃麟夫妇,能在桂林呆较长时间,一直到抗战后期,桂林撤退时为止。

当时桂林共有五家报纸,一是《救亡日报》,由夏衍负责,他是公开的党的报纸;二是《力报》,是一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报纸;三是《广西日报》,是代表桂系的报纸;四是《大公报》,是以“小骂大帮忙”著名的报纸;五是《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立场是非常明白的。这五家报纸,既有竞争,也有斗争。我那时只有25岁,年少气盛,有些问题常常沉不住气,一跳三丈高。在这些时候,荃麟总是非常沉着,耐心地同我分析形势,权衡得失,商定对策。我总觉得他什么事情都非常冷静,想得很多,很全面,而且沉默寡言,不动声色。我暴跳如雷的时候,他常常只用一、二句话,使我平息下来,明白过来。虽然名义上我在负责编辑部,但实际上我把他当作老大哥,不少事情都是同他商量后作出决定的。

大概我去《力报》不久,有一次,邵阳《力报》的同事唐旭之夫妇到社公岩来。这位同志原是邵阳《力报》的主笔,我们两人每天轮流写社论。邵阳《力报》被封之前,我们已得到消息,因为他是党员,所以通知他先行撤退,他才幸免于难的。那次来社公岩,我以为是来找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来找荃麟。这时我也才知道,荃麟在《力报》时,实际上还担负着党的领导工作。唐旭之的来桂林,是同他联系工作的。解放以后,唐是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和教育厅长,后来也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去见马克思了。

荃麟夫妇那时还只有一个孩子,还在吃奶,因为她长得胖胖的,我常常叫她罗斯福,而荃麟呢,我有时叫他塞拉西,因为他穿着那套白西装,戴上那顶软木帽,同报上登出来的流亡在英国的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的照片极其相像。我一叫他们父女的名字,常常引得葛琴哈哈大笑,骂我淘气。那时物价飞涨,生活已经非常艰苦了,报社的伙食又坏,不少人都面有饥色。荃麟的身体不好,他们又有孩子,葛琴弄了一只煤炉,放在房间中,有时自己弄点吃的,也总忘不了隔着那垛墙壁叫我过去,参与他们那种微不足道的“家宴”。我总把葛琴当作大姐,而她呢,也好像义不容辞地负起了大姐的责任,使我们在那种政治上受到迫害,经济上又极其穷困的环境中,不知疲劳,坚持下去。

我在桂林《力报》搞了一年多一点,那时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在江西吉安办了一份《前方日报》,他找范长江同志要人,长江介绍我去担任这个报的总编辑,我就离开了桂林。到1943,我因筹备另一份《中国晨报》,到桂林去约人写稿,才又见到了荃麟。皖南事变之后,桂系同蒋系的合作反共更加有力,桂林一度出现的西南文化中心,已经烟消云散,不少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陆续离开了。我记得那时正在演出田汉写的、由朱琳主演的话剧《秋声赋》,那肃杀的秋声,正是反映了桂林当时的情形。荃麟夫妇这时也已离开《力报》,在广西文化供应社工作。文化供应社的宿舍建立在一个小山岗上,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出生,葛琴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在扇着那只小煤炉,室内烟雾腾腾,一进去就呛得我眼泪夺眶而出。荃麟还是那个老样子,瘦骨峋嶙,沉着镇静,说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那次我讲了我一去江西就出事的经过,也讲了《中国晨报》的背景和打算,他答应多找一些人替我写东西,从各个方面来支持我。《中国晨报》的副刊后来由蒋牧良编辑,发表了不少进步文化人的作品,当地的国民党政府说我们是湘西的“新华日报”,其实不少稿件,倒是通过荃麟那里弄来的。

1948年底,我从上海到了香港。原来是打算去搞《文汇报》的,因为别的原因,暂时又不去了。这时荃麟夫妇也在香港,他们住在北角马宝道62号三楼,荃麟以半公开的身份,在搞着党的文化工作。我去看他们,发现荃麟比过去忙得多了,但葛琴特别热情,她要我一有空就去他们那里。这样,我又成为他们那个小客厅中的常客,经常天南地北,谈桂林的生活,谈未来的设想,大家带着一种美好的憧憬,陶醉于一种未来的天地中。

有一天,我从油麻地码头搭乘公共汽车去荃麟家中,一上车,碰到了夏衍。他说他正要找我,因为北平关于我的回电已经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北平的回电说:“同意英子来平,但京沪解放在即,长江不日南行,如可在港稍待,以返沪为宜。”他说到了荃麟那里,再具体商量。那一天荃麟研究了这个电报,主张我立刻坐飞机回上海,等待长江;葛琴则不同意,她说:“英子好不容易从上海跑出来,他又不是商人,是个穷光蛋,现在阔气地坐飞机回去,不是正好送到汤恩伯的手中吗?”最后一致同意了葛琴的看法,决定我暂时留在香港,等上海解放之后再走。这个决定后来实际使我留在香港几年之久,但荃麟对工作的热情,葛琴对朋友的负责,却是使人感动的。

上海解放后,我和另外一位朋友在夏衍的支持下在香港办了一份《周末报》,原来的目的只是想用“打了就走”的办法,揭露一下当时从大陆上纷纷到港,如雨后春笋般出版的报纸,对共产党进行造谣中伤的那些人物的背景和面目。不料一出之后,欲罢不能,对于直线上升的发行数量,觉得弃之可惜,我也只能放弃回沪的打算,暂时留在香港了。也在这个时候,由于《文汇报》不少人回了上海,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劝我进《文汇报》去帮忙,他说:“你还是同张稚琴合作一下吧,反正留在香港和回上海,都是为党工作。”那时香港《文汇报》的总经理正是原来桂林《力报》的总经理张稚琴先生。因此,我兼到了两份报纸的工作。只能留在香港了。

荃麟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任副主任,那时我经常吵着要回来,他总是写信来劝我守住这两个报的阵地,有一次他写信告诉我,说同秋江研究过,很想我去《大公报》,不过考虑下来,还是留在香港的好。正因这样,我一直到1953年才回到上海,那一年我去北京看他,那正是葛琴的《女司机》上映不久之后,谈到这个电影时,葛琴大摇其头,她说条条框框太多,七改八改,早已使她的原作面目全非了。荃麟也说,把故事片同纪录片等同起来,确实是可以研究的。不过那一次我们主要谈的还是别后情况,而且我已决定回上海工作,他特别向我介绍了一些上海的情况。

大概我到上海不久,荃麟来过一次上海,那时他主要分工是管作家协会,那次来也是为了作协的事吧,忙得很。我一到上海,就作夜班,晨昏颠倒,而且一头栽进报社之后,其他什么也听不到了。记得我们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他依然是那么消瘦,那么沉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向我打听孙师毅的情况。然而谁想得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从此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很多过去的朋友“比邻若天涯”,何况我们还远隔京沪,当然更鸡犬之声不相闻了。而不久之后,“中间人物”的问题发生了,荃麟就此一跤摔了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我始终不知道荃麟的消息。后来一个朋友的孩子在青海工作,正好与荃麟的孩子在一个单位,才间接知道了一点消息。有一次,朋友的孩子告诉我说,他的那位同事,因为父亲死了,要回北京去奔丧,但单位没有批准。从这段话中,我才知道荃麟已经离开了人间,我才知道这位为党出生入死,工作了几十年的革命者,死时连儿子都不能去奔丧,荃麟啊荃麟,人间世竟然有这样的道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竟然有这样的遭遇,一种刻骨的痛心,早已超过了对于朋友的怀念,我痛苦,我彷徨,我一连好些日子失眠,这样做法,究竟要把我们国家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但那时是连这样的悼念也没有表达的机会。

现在荃麟已经得到了昭雪,是非大白于天下,他也应当瞑目于九泉,然而,我们失去这样的朋友,党和国家失去这样的战士,又用什么能够补偿呢?我以深沉的哀痛悼念死者的时候,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原载:冯英子,《春夜纪事》,花城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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