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英 子

1940年的5月，我在那儿工作的邵阳《力报》被国民党政府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八个字的莫须有罪名查封了，我也被弄到警备司令部去吃了一个短时期的官司。放出来后，就进了桂林《力报》。

我到的第一天，桂林《力报》总经理张稚琴先生在美丽川菜馆请我吃饭，并约了报社的一些同事作陪，在陪客中间，就有一位是邵荃麟。他长长的个子，瘦瘦的脸，生着一脸浓密的胡子。穿着一套用白帆布缝制的西服，戴一顶法国式的软木帽，很有一点洋人的气派，一眼看去，就是一个很有点教养的知识分子。同他一起的是他的夫人葛琴，她的个子不高，结实健康，一开口，我就听出她的宜兴口音。那时我们到广西去，有点万里流亡的味道，偶然听到一点江南的口音，就感到特别亲切。因此一开始就同荃麟夫妇熟悉起来。

桂林《力报》的社址在江东岸的社公岩，江东岸，就是漓江东岸，社公岩距离市区约六华里左右。那时荃麟担任《力报》的主笔，每星期为《力报》撰写两篇社论；葛琴则与聂绀弩一起主编《力报》副刊《新垦地》。我初去的时候，担任《力报》采访部主任，因为市区不易找到房子，我把采访部安在青年会宿舍，平常不大去报社，同他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但不久之后，要我去担任总编辑，我只好搬进报社去，每天晚上值班。

报社房子是临时造起来的简易木屋，屋顶上盖着树皮，房与房之间用竹子编好、涂上泥巴的墙壁隔开。说也巧，我和荃麟夫妇所住的房间，只隔了一垛泥墙，动息相闻。那时我晚上编报，白天休息，每天除了进城之外，余下的时间就在荃麟夫妇的房间中闲谈，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这种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这时我才知道，荃麟原在浙江工作，因为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才转移到福建，但没有好久，又无法呆下去了，于是来到了桂林。那时桂林包括整个广西都是桂系的天下，桂系同蒋介石之间有一定矛盾，他们的抗战态度又比较积极，同时，白崇禧的西南行营撤销以后，改成为军事委员会西南办公厅，由李济深担任主任。在这些原因下，桂林保持着一定限度的自由空气。当时，进步文化人很多齐集桂林，桂林也就成为当时西南的文化中心了。因此荃麟夫妇，能在桂林呆较长时间，一直到抗战后期，桂林撤退时为止。

当时桂林共有五家报纸，一是《救亡日报》，由夏衍负责，他是公开的党的报纸；二是《力报》，是一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报纸；三是《广西日报》，是代表桂系的报纸；四是《大公报》，是以“小骂大帮忙”著名的报纸；五是《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立场是非常明白的。这五家报纸，既有竞争，也有斗争。我那时只有25岁，年少气盛，有些问题常常沉不住气，一跳三丈高。在这些时候，荃麟总是非常沉着，耐心地同我分析形势，权衡得失，商定对策。我总觉得他什么事情都非常冷静，想得很多，很全面，而且沉默寡言，不动声色。我暴跳如雷的时候，他常常只用一、二句话，使我平息下来，明白过来。虽然名义上我在负责编辑部，但实际上我把他当作老大哥，不少事情都是同他商量后作出决定的。

大概我去《力报》不久，有一次，邵阳《力报》的同事唐旭之夫妇到社公岩来。这位同志原是邵阳《力报》的主笔，我们两人每天轮流写社论。邵阳《力报》被封之前，我们已得到消息，因为他是党员，所以通知他先行撤退，他才幸免于难的。那次来社公岩，我以为是来找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来找荃麟。这时我也才知道，荃麟在《力报》时，实际上还担负着党的领导工作。唐旭之的来桂林，是同他联系工作的。解放以后，唐是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和教育厅长，后来也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去见马克思了。

荃麟夫妇那时还只有一个孩子，还在吃奶，因为她长得胖胖的，我常常叫她罗斯福，而荃麟呢，我有时叫他塞拉西，因为他穿着那套白西装，戴上那顶软木帽，同报上登出来的流亡在英国的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的照片极其相像。我一叫他们父女的名字，常常引得葛琴哈哈大笑，骂我淘气。那时物价飞涨，生活已经非常艰苦了，报社的伙食又坏，不少人都面有饥色。荃麟的身体不好，他们又有孩子，葛琴弄了一只煤炉，放在房间中，有时自己弄点吃的，也总忘不了隔着那垛墙壁叫我过去，参与他们那种微不足道的“家宴”。我总把葛琴当作大姐，而她呢，也好像义不容辞地负起了大姐的责任，使我们在那种政治上受到迫害，经济上又极其穷困的环境中，不知疲劳，坚持下去。

我在桂林《力报》搞了一年多一点，那时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在江西吉安办了一份《前方日报》，他找范长江同志要人，长江介绍我去担任这个报的总编辑，我就离开了桂林。到1943，我因筹备另一份《中国晨报》，到桂林去约人写稿，才又见到了荃麟。皖南事变之后，桂系同蒋系的合作反共更加有力，桂林一度出现的西南文化中心，已经烟消云散，不少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陆续离开了。我记得那时正在演出田汉写的、由朱琳主演的话剧《秋声赋》，那肃杀的秋声，正是反映了桂林当时的情形。荃麟夫妇这时也已离开《力报》，在广西文化供应社工作。文化供应社的宿舍建立在一个小山岗上，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出生，葛琴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在扇着那只小煤炉，室内烟雾腾腾，一进去就呛得我眼泪夺眶而出。荃麟还是那个老样子，瘦骨峋嶙，沉着镇静，说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那次我讲了我一去江西就出事的经过，也讲了《中国晨报》的背景和打算，他答应多找一些人替我写东西，从各个方面来支持我。《中国晨报》的副刊后来由蒋牧良编辑，发表了不少进步文化人的作品，当地的国民党政府说我们是湘西的“新华日报”，其实不少稿件，倒是通过荃麟那里弄来的。

1948年底，我从上海到了香港。原来是打算去搞《文汇报》的，因为别的原因，暂时又不去了。这时荃麟夫妇也在香港，他们住在北角马宝道62号三楼，荃麟以半公开的身份，在搞着党的文化工作。我去看他们，发现荃麟比过去忙得多了，但葛琴特别热情，她要我一有空就去他们那里。这样，我又成为他们那个小客厅中的常客，经常天南地北，谈桂林的生活，谈未来的设想，大家带着一种美好的憧憬，陶醉于一种未来的天地中。

有一天，我从油麻地码头搭乘公共汽车去荃麟家中，一上车，碰到了夏衍。他说他正要找我，因为北平关于我的回电已经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北平的回电说：“同意英子来平，但京沪解放在即，长江不日南行，如可在港稍待，以返沪为宜。”他说到了荃麟那里，再具体商量。那一天荃麟研究了这个电报，主张我立刻坐飞机回上海，等待长江；葛琴则不同意，她说：“英子好不容易从上海跑出来，他又不是商人，是个穷光蛋，现在阔气地坐飞机回去，不是正好送到汤恩伯的手中吗？”最后一致同意了葛琴的看法，决定我暂时留在香港，等上海解放之后再走。这个决定后来实际使我留在香港几年之久，但荃麟对工作的热情，葛琴对朋友的负责，却是使人感动的。

上海解放后，我和另外一位朋友在夏衍的支持下在香港办了一份《周末报》，原来的目的只是想用“打了就走”的办法，揭露一下当时从大陆上纷纷到港，如雨后春笋般出版的报纸，对共产党进行造谣中伤的那些人物的背景和面目。不料一出之后，欲罢不能，对于直线上升的发行数量，觉得弃之可惜，我也只能放弃回沪的打算，暂时留在香港了。也在这个时候，由于《文汇报》不少人回了上海，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劝我进《文汇报》去帮忙，他说：“你还是同张稚琴合作一下吧，反正留在香港和回上海，都是为党工作。”那时香港《文汇报》的总经理正是原来桂林《力报》的总经理张稚琴先生。因此，我兼到了两份报纸的工作。只能留在香港了。

荃麟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任副主任，那时我经常吵着要回来，他总是写信来劝我守住这两个报的阵地，有一次他写信告诉我，说同秋江研究过，很想我去《大公报》，不过考虑下来，还是留在香港的好。正因这样，我一直到1953年才回到上海，那一年我去北京看他，那正是葛琴的《女司机》上映不久之后，谈到这个电影时，葛琴大摇其头，她说条条框框太多，七改八改，早已使她的原作面目全非了。荃麟也说，把故事片同纪录片等同起来，确实是可以研究的。不过那一次我们主要谈的还是别后情况，而且我已决定回上海工作，他特别向我介绍了一些上海的情况。

大概我到上海不久，荃麟来过一次上海，那时他主要分工是管作家协会，那次来也是为了作协的事吧，忙得很。我一到上海，就作夜班，晨昏颠倒，而且一头栽进报社之后，其他什么也听不到了。记得我们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他依然是那么消瘦，那么沉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向我打听孙师毅的情况。然而谁想得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从此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很多过去的朋友“比邻若天涯”，何况我们还远隔京沪，当然更鸡犬之声不相闻了。而不久之后，“中间人物”的问题发生了，荃麟就此一跤摔了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我始终不知道荃麟的消息。后来一个朋友的孩子在青海工作，正好与荃麟的孩子在一个单位，才间接知道了一点消息。有一次，朋友的孩子告诉我说，他的那位同事，因为父亲死了，要回北京去奔丧，但单位没有批准。从这段话中，我才知道荃麟已经离开了人间，我才知道这位为党出生入死，工作了几十年的革命者，死时连儿子都不能去奔丧，荃麟啊荃麟，人间世竟然有这样的道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竟然有这样的遭遇，一种刻骨的痛心，早已超过了对于朋友的怀念，我痛苦，我彷徨，我一连好些日子失眠，这样做法，究竟要把我们国家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但那时是连这样的悼念也没有表达的机会。

现在荃麟已经得到了昭雪，是非大白于天下，他也应当瞑目于九泉，然而，我们失去这样的朋友，党和国家失去这样的战士，又用什么能够补偿呢？我以深沉的哀痛悼念死者的时候，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原载：冯英子，《春夜纪事》，花城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