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札记]

[说明] 1953年12月18日荃麟给诗人李季回了一封信,就他新发表的长诗《菊花石》与他作了认真的讨论。荃麟在信中不但对诗的内容和结构作了具体的分析,并且更一般地谈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指出本质的东西经过夸张和渲染或通过幻想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仍然是现实的。他鼓励作者“抓住现实生活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然后大胆地,不受拘束地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渲染和夸张。”同时,他又以该诗中“老工匠”和“荷花女”的人物性格雷同的不足为例,来说明“典型的个性化”这一概念之重要。这些对于理解荃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很有帮助。

今天从这封文情并茂的长信来看,作为作协的党组书记,荃麟对於作家们可谓是“苦口婆心”的了。他在艺术问题上与作家平等讨论,充分说理;不但完全没有戴帽打棍,反而对一些“不近情理的批评”和“左倾”简单化之端倪也有所批评。当时这样的“党的领导”似乎并不令人厌烦。荃麟在信中对《菊花石》的成败得失作了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这不仅给作者李季以启迪和帮助,同时也为作家之间以平等的态度互相探讨创作问题、为文艺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

  • 邵荃麟:关于长诗《菊花石》给李季同志的信 (1953年12月18日)
  • 李季:给《作家通讯》的信 (1953年10月3日)
  • 荃麟:关於《作家通讯》 (1953年6月)



  • 关 于 长 诗 《菊花石》 给 李 季 同 志 的 信

    邵 荃 麟

    (1953年12月18日)

    李季同志:

    你给陈淼同志的信,我看了。你对批评的态度是很严肃和诚挚的。在那次讨论会上,我的发言记录因为开文代会事情忙未及校阅,就搁下来了。现在陈淼同志又来要那记录,我觉得时间已经隔了很久,而且其中一部分意见,和艾青、水拍等同志谈的也差不多,所以不想再发表了。我只想就大家所讨论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和你讨论一下。

    我认为《菊花石》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是有许多优美的地方。这首诗里流露出诗人自己的一种高尚和真挚的感情──一个具有勤劳朴质的品质的诗人的感情。仅仅这一点,对于目前我们诗歌来说,已经很可宝贵了。你说你是在写你自己,这点我是能感察出的。

    但是这首诗从头到尾读下去时,确实感到中间有一些不够和谐和自然的地方,没有《王贵与李香香》那样浑然一致。许多人都有这样感觉,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无这样感觉?

    讨论会上许多同志都说到,这主要是由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没有结合好,或者说“盆菊”和“革命”没有结合好。我觉得这样说法不很恰当,容易使人误会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种对待的东西,仿佛描写刻盆菊这一部分是浪漫主义的,描写革命斗争的那一部分是现实主义的。事实上很难这样划分。因为浪漫主义就是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它是立足於现实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也不是仅仅局限於描写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凡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东西,经过艺术家加以夸张渲染,或通过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仍然是现实的。传说中间自然也描写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但它更多的采取幻想的形式,把读者带入到幻想的世界,即使读者明知这是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事物,但仍然被它所说服所感动,觉得合情合理,觉得很自然,很真实,它之所以具有这种艺术的说服力量,首先还是由於它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东西。优美的民间传说经口头流传愈久,愈增加了其渲染和幻想的东西,同时也愈加集中地凸出其反映现实本质的东西,因而艺术的真实性也愈强烈。运用传说这类形式来写诗,首先要抓住现实生活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然后大胆地,不受拘束地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渲染和夸张。《菊花石》某些部分使读者感到有些不够自然,我想是由於在这两方面都还不够之故。水拍同志说你对运用传说的体裁似乎还欠成熟,信心似乎还不够,我也有这样感觉。

    《菊花石》前面部分写得较好,我想是由於老工匠这个人物比较有典型性。人民中间确有一些这样忠贞於自己的艺术和生活,正直不阿,坚持不屈的老艺人。这种性格,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最可宝贵的性格。你抓住这种性格的特征,又予以一定的夸张,所以觉得真实和动人。但后来写到老工匠牺牲,荷花女上山以后,无论从荷花女的性格刻划上以及她的故事情节上,这种典型性就减弱了。初读的时候总觉得荷花女身上好像缺少一些什么,这次你来信中说:“我安排了他的女儿──荷花,为其事业的继承人和其性格的发展,人物虽然是两个,但我是当作一个统一的人物来处理的。”我觉得把两个人物作为统一的人物来处理,这是不妥当的。荷花女固然可以有她父亲的性格,但她总应该有她独特的东西。她和老工匠究竟是两个人,年龄、生活、气质、情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这个人物缺乏她独特的个性,因而使她的性格很难有典型性。我觉得不够自然的地方,大概也是描写她上山以后的一段。我想是和这有关系的。

    在另一方面,你似乎又有些拘束,对於人物和故事不敢大胆的加以渲染和夸张。有时你似乎企图把读者带到幻想的世界中去,但立刻又退回来了。特别关于盆菊的描写是如此。你似乎没有给予读者关于盆菊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因而也不容易使他们更亲切地感觉到盆菊究竟是件怎样珍贵的宝物。水拍同志关于这方面说得很多,我觉得是有理由的。

    也有的同志说,如果这个传说不写在实际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也许会更增加传说的气氛。我觉得问题也不在这里。《菊花石》的内容不仅表现人民中间这种忠贞於艺术和生活的坚强性格,并且也表现了革命与反革命对待这种艺术劳动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不写革命,那主题也就不同了。在传说中写革命斗争,其实也同样允许夸张和渲染,是不必拘泥於事实。有些民间革命传说就是这样,问题是在作者如何去处理它。像《菊花石》中怀仁堂这个场面,我就觉得还可以更加渲染,写得更有气势。但你在这里也似乎有些拘束,因而诗的气氛就不够强烈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一个问题的看法,其它关於形式、语言等想不谈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这首诗的。讨论会上有一些对这首诗的不近情理的批评,艾青同志已经指出了。我同意他的意见。希望来信。

    敬礼

    荃 麟 十二月十八日


    原载《作家通讯》第七期,第22页,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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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邵荃麟,点击参见:

    小鹰:《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时写作的?》(2014年11月)

    荃麟:《邵荃麟致<文艺报>主编张光年》(1960年12月5日)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17日)

    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纪念“大连会议”五十周年》(2012年8月)

    小鹰等:《关于“中间人物”论的通信和讨论》(2012年7月 - 10月)

    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2014年8月增补)

    小鹰:《邵荃麟和胡风》(2011年9月增补)



    李 季 同 志 给《作家通讯》的 信


    (1953年10月3日)


    ……

    来信和《菊花石》讨论会的发言记录,都收到了。谢谢你们的关怀,也谢谢所有参加讨论会的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我深深感到,这次讨论会对我的巨大教育作用。

    我读了全部发言记录,作为作者,我是同意荃麟、袁水拍、艾青、阮章竞诸同志对诗的主题、题材和诗的缺点等所作的分析的。

    从内容上说,我是想在这首长诗里,塑造一个忠实於艺术、为艺术创造献身,处在黑暗的旧社会的淫威下,坚贞不屈的无名的民间艺术家的形象。老工匠牺牲后,我安排了他的女儿──荷花,为其事业的继承人和其性格的发展。人物虽然是两个,但我是当作一个统一的人物来处理的。我承认我是在写自己。这就是我的基本意图。很明显,我没有完成自己的预定的任务。

    在语言、形式方面,如像许多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是在有意识地作着一种新的探索。这虽然有点不自量力,但是,我总觉得:对於一个写诗的人,假若没有这么一点尝试的勇气,光只一味的停留在原地,那么,我们的事业将很难前进一步。基於这种想法,我硬着头皮进行了这个一开始就预计到将要遭到失败的试验。事实已经证明,我是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的经验,至少对於我自己是异常宝贵的。它将在我继续前进的时候,充作引路指标。

    这就是我的主要意见。(其他的话,如对若干我不能全部同意的发言等,我就不写了,因为,从记录上看,这已经在讨论会上得到了解决,或者是已经在大多数参加讨论的同志中得到了解决。)

    最后,我愿再一次向所有参加讨论的同志,表示我的谢意。这次讨论,不但分析批判了《菊花石》中所表现的缺点,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不少同志的发言中,还提出了我今后所应选取的道路。

    敬礼!

    李 季 十月三日於玉门油矿


    原载《作家通讯》第七期,第25页,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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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作家通讯》[注]

    荃 麟


    《作家通讯》是全国文协的一种内部刊物。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作家之间的联系,交流作家创作工作上的经验。

    《作家通讯》将经常刊载作家的来信,报导作家深入生活的体会与经验,作家的创作计划、情况和创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这样可以使散处各地的作家互相了解,互相讨论,以促进创作上的竞赛。

    《作家通讯》将报导作家们政治学习和文艺学习的情况和经验、创作委员会和各创作组对於目前创作上主要问题的讨论,以交流作家们的学习经验。

    此外,有关文学的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计划和情况,全国文协的重要决定和组织情况的报导,也将是本刊内容之一,使所有会员能经常了解全国文协工作的状况。

    我们要求全国文协各地的会员,全国各地文协的负责同志,特别是正在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的作家同志们,经常把自己关於生活、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写成短稿或书信寄给我们;并且也希望作家们把他们之间互相讨论创作问题的信件,交给这个刊物发表。这样,使我们能够把《作家通讯》办好。

    由於本刊是内部刊物,本刊所刊载的稿件,希勿在公开报刊上转载。


    [注] 此文原署名“编者”,是荃麟为《作家通讯》写的发刊词,刊登在1953年6月出版的第一期上。除了给诗人李季的信之外,1953年《作家通讯》第四期还发表了荃麟题为《关于〈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这是他在创作委员会小说散文组召开的杨朔小说《三千里江山》讨论会上的发言。该文已被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

    作为当年刊物的编辑之一,束沛德先生对荃麟和《作家通讯》写过生动的回忆,参见本网《纪念回忆》栏下的《我所敬重的荃麟同志》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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