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评论]

[说明]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4月,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中国文联礼堂,对文联系统干部作报告,本文的[附录]是文学评论家陈丹晨在会上记录的部分讲话内容,其中林默涵讲到了“错误与教训”。2012年9月2日陈丹晨在致小鹰信中讲,“无意中在我的资料卷宗中找到一段林默涵在文革前夕讲话中有关的内容……我写《一件麻烦的案子》时,忘了这个资料,否则加上去,可以证明林对此不让翻案的原因。供参考吧!”在10月6日的信里,陈又补充道:“但有一个背景想说明:林在讲话前曾去上海见江青,表面上是为请示‘毛泽东诗词’定稿,其实他从那里探听到一些江青正在搞的《纪要》内容,回京后作此报告,借此表示紧跟。所以大批三十年代文艺,几乎全部否定,源出于此。”


  • 小鹰:“文化大革命”和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 (2012年10月)


  • [附录] 林默涵文革前夕关于批判文艺界的讲话 (1966年4月)





  • “文化大革命”和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

    小 鹰


    林默涵的这段讲话把文革前夕的主导思想和霸蛮的气势表达得淋漓尽致,它可以进博物馆,让后人了解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不过,林只是个忠实的传声筒而已,他所讲的显然都是从当时正在搞《纪要》[注]的江青那里批发而来,连口气都像是她的。看来,江青在那时就已“肆无忌惮”地点了全部卅年代名人的名: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冯乃超等,这和后来文革中她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林提到文艺界中要批判的几种所谓资产阶级“主义”中,第一条竟是:“一种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受俄国影响,如鲁迅。”这种原始设定的靶标次序表达了“文革派”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痛恨。其它的几条,如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以及苏联教条主义,也许还都可以容忍,或可作为胁从“陪绑”,唯独这“批判现实主义”最可恶,因它鼓励“写小说反党”,写“中间人物”更“是直接丑化攻击现实”,属首恶必办!而“受俄国影响”的鲁迅,也因此直接被点了名,甚至把他列在各位“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之首。

    这一点倒是印证了反右之后毛泽东关于鲁迅现在“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说法了(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显然,毛当权后是极不喜欢暴露现实真实关系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这才是要狠命扼杀主张写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及其转化的“中间人物”论的最根本的原因。

    后来正式发表的《纪要》,经过毛本人和毛指派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精心修改之后,要“老到”许多,没有那么露骨了。其中,不再简单地骂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是受了俄国的影响,否则,岂不就是把自己放到帝俄沙皇的位置上了吗?因此,正相反,毛还亲自加上了肯定鲁迅的话,但《纪要》仍然是强调“无产阶级”文艺要四个“歌颂”,并给“批判现实主义”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这样一来,活着的“鲁迅”便是“走资派”,而死去的鲁迅却可被毛用来作为一块能打人的石头了。

    《纪要》最终精心筛选定下的靶子是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黑八论”,其中,涉及荃麟的就有三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反题材决定”论。它们都与现实主义有关联,批它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文艺不许讲真话!只能歌颂而不许批评现政权!不歌颂,便坐牢,毛泽东关于鲁迅命运的这个“估计”,实际上也是讲给其他要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人听的。而这倒是应验了鲁迅先生自己的预见: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26日)

    “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鲁迅致曹聚仁的信,1934年4月30日)

    “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

    (李霁野,《忆鲁迅先生》,《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12月1日)

    一点没错,鲁迅果然是深“受俄国影响”,他所说的,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政治革命家”所要做的那些事情,便也就是“现实主义”和坚持“现实主义”的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下场!

    林默涵的那个“直白”的讲话,可以说是剥去画皮后的《纪要》的纪要。“四人帮”垮台了,但他们的思想在那时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陈丹晨当年插手的为邵荃麟及其“中间人物”论平反一事,的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案子。

    [注]《纪要》的全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它是正式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由毛泽东于1966年4月批发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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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林默涵文革前夕关于批判文艺界的一段讲话

    错误与教训

    1961─1962文艺领域破坏和削弱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厚古薄今,宣扬帝王将相,宣传封建道德。这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封建复辟活动。假借历史人物,影射攻击现实,诽谤现实。这不仅在历史学上有,在戏剧、小说方面也都有。谢瑶环就是田汉,海瑞就是吴晗。

    二、是直接丑化攻击现实。这方面不可能做的很露骨,于是提出来要写“中间人物”。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怀疑,认为大多数农民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很反动的思想。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也是不相信人民群众中有先进人物的。不写先进人物就是不要无产阶级。所谓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就是有先进思想的人们。这样一来,我们舞台上将是过去的帝王将相,现在的中间人物,动摇人物,再加上风花雪月、轻歌曼舞,这怎麽为社会主义服务呢?夏衍、齐燕铭、田汉利用文艺、团体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是被他们重视的。夏衍公开宣传离经叛道。这些主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别是三十年代的那些作者夏衍、邵荃麟、田汉、吕骥、蔡若虹……情况特别复杂……

    一种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受俄国影响,如鲁迅。

    再一种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受左拉影响,如茅盾,没有什麽理想,写些色情的东西。

    再一种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受歌德影响,如郭老。

    再一种受唯美主义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影响,如田汉。

    还有一种受苏联教条主义拉普的影响,如冯乃超……

    五花八门,但都是资产阶级……队伍很复杂,思想很乱……要批判他们,否则后患无穷……有些人认为批判太厉害了,妨碍积极性。妨碍了什麽积极性了?!妨碍了你的资产阶级积极性了?!……你写不了了!?不写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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