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评《追忆与思考》

我国新时期到来后，随着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言论空间的逐步扩大，亲人们、师友们纪念已故父母、师友的文章和文集愈来愈多。到2006年止，出版的纪念文集达千种以上。它们在弘扬被纪念人物的思想和生平方面，在批判极左路线的祸国殃民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人民的作用。但在这些纪念文集中，很多文集缺少对被纪念人物形象的多层面描叙，缺少对极左路线之所以得逞的深入思考，因此纪念文集出版后很快又被人们忘记。2007年出版的《回忆与思考──纪念我的父母荃麟和葛琴》(作者小鹰)，却以其对邵荃麟(1907─1971)、葛琴(1908─1995)在四个层面上的刻画，对极左路线何以愈演愈烈、特别是对毛泽东功过的深入思考，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小鹰是在四个层面上追忆与描摩他的父亲邵荃麟和母亲葛琴的。邵荃麟是新中国初期文学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也是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葛琴则是鲁迅曾经赞许过的丁玲、葛琴、萧红三位女作家中的一个，鲁迅对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写过序言，誉之为“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总退却〉序》，后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作家、文论家，几乎谁都知道邵荃麟和葛琴。小鹰追忆他的父母，首先从亲人的层面写起。

对小鹰来说，邵荃麟和葛琴是他的好爸爸、好妈妈。邵荃麟和葛琴尽管也引导子女的课外阅读，有时还和子女一起讨论作品，但从不暗示希望子女将来做什么，在选择志愿的问题上，他俩非常尊重子女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姐姐邵济安(小琴)喜欢大自然，跑野外，她报考了北京大学地质专业，父母完全支持。小鹰爱好物理，很喜欢它的规律性，逻辑和准确，宁愿拒绝高中政治处对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保送，也还是要报考他想考的大学。邵荃麟同样表示赞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怎样讲，你说说看你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到底在哪里?”小鹰得到录取通知后，邵荃麟祝贺他考上了他理想的学校。尽管邵荃麟工作很忙，在家里还得看作品，读文件，做批示，但他还是抽空与子女们一起游戏、玩乐。小鹰喜欢踢足球，邵荃麟便和他对踢。原来邵荃麟早年曾在复旦大学足球队踢过边锋。他还和小鹰一起下象棋。葛琴对子女更是呵护有加。发下新书后，教子女“如何用牛皮纸来包书皮”。葛琴当子女处于危急状态时，便用自已的身子保护他们。所以，在家庭里，邵荃麟夫妇、大女儿小琴、大儿子小鹰、小儿子小鸥，其乐融融，洋溢着民主自由的气氛。

其次，小鹰又从邵荃麟、葛琴还是机警的地下工作者的层面描叙父母。邵荃麟于1926年1月加入共青团，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葛琴则在1926年11月入党。从此，他俩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邵荃麟不是书呆子，他在地下工作中养成严格遵守地下党纪律的习惯，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多次警觉地保护了组织和同志。葛琴担任地下党中央机关的内部交通，传递文件、运送枪械。她常在陈皮梅、茯苓饼一类的点心盒里夹带秘密文件，然后穿上一件狸猫皮大衣，装扮成阔太太的样子上街执行任务。他俩在抗战开始后，在浙江和福建以办杂志报刊为公开身份，迎来送往，为新四军输送和接待了大量的干部。在桂林、重庆、汉口、香港也为不少革命的青年安排工作，掩护逃亡。他俩曾直接帮助诗人塞风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邵荃麟还策划部署了学者吴大琨打入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做军事顾问，通过吴大琨把从东江游击纵队获取的关于当地日本空军的准确情报翻译转告了美军，使得日本空军受到沉重的打击。险恶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加上特务的跟踪，叛徒的出卖，使得他俩地下工作的生活变得格外动荡和危险。他俩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机警的智慧、果断的行动，保证了他俩在二十多年的地下工作中成绩卓著，不曾出过半点差错。如果单写邵荃麟、葛琴在这方面的言行、事迹，他俩将是另一种光辉形象。

然而，邵荃麟、葛琴之所以为文学界所熟知，主要还是因为一个是理论家，一个是作家，因此，小鹰又从这一层面上对父母作了叙写。邵荃麟有《论主观问题》、《论批评》、《邵荃麟评论选集》、《新中国文学十年》等等多种理论著作。其文艺思想中始终贯串着现实主义精神。他对恩格斯的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过具有创意的分析和阐释。小鹰记得，“爸爸和我曾过这样一个谈话：‘有人很欣赏《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的一个比喻，即文学家像是拿着一面镜子在市场街道上行走的人。’爸爸说，‘但是这种对生活和社会简单镜面式的反映却是被动的，而且是非常表面化的，文学应当有它的主动的和深刻的一面。’”邵荃麟强调的是揭露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细节，因为只有真实关系才是本质。邵荃麟于1962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写“中间人物”的主张，虽然因这一主张而获祸，但确实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创见：“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也有旧的东西。……只有把人物放在矛盾中来写，不然性格不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实践，特别是新时期三十年间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证明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正确。邵荃麟认为，只有能够深入广大的生活领域，使自己思想能够驰骋自如，能够发挥高度的创造性的创作自由，才是真正的创作自由。任何自由都伴随着约束，伴随创作自由的约束应当是作者的良心和对读者的诚恳的服务精神。邵荃麟说过：“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成功，必须是具有一个伟大的良心和社会的责任感。”邵荃麟的现实主义观，他的一系列有新见的现实主义主张，折射了中国现实主义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小鹰关于邵荃麟现实主义观的叙写，写得生动，有味，不仅揭示了邵荃麟的现实主义真谛，而且展现了邵荃麟作为一个理论家的独特风貌。葛琴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的短篇小说集《总退却》、《生命》、《伴侣》、《一个被迫害的女人》、《结亲》、《葛琴创作集》，她的电影文学剧本《女司机》、《三年》、《海燕》等，都是为人称道的佳作。小鹰则以新中国成立前葛琴创作的小说《贵宾》为例，追忆了他母亲葛琴如何因这篇现实主义小说而受到严重迫害，以致在“文革”中成了偏瘫又不会说话的人。《贵宾》是1949年1月1日发表在香港的《小说》月刊2卷l期上的一篇小说。作品的主角“陆锦霞会长”，尽管也参加过一些革命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地位和身份，但她旧有的思想作风总是同新时代、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陆锦霞对人民群众、对基层干部，颐指气使，跋扈专横。有个老头儿怀疑：“说不定她，她，她是毛主席夫人吧?”另一位乡民不同意：“吹！毛主席夫人哪会是这样的?”葛琴写陆锦霞时，只是对社会上常见的一些类似人物所作的艺术概括和集中，并无影射江青的意思。但江青在“文革”中得知有这么一篇小说，便对号入座，以为写的就是她，便将葛琴逮捕入狱，往死里打。无独有偶，邵荃麟也有一篇小说《客人》，主角是“黄蘋”，江青更以为写的是她(江青曾用名蓝蘋)。其实《客人》中的黄蘋，是一位从都市来的著名女士，自高自大、自我中心，夸夸其谈，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客人”。于是，便给他俩加上“夫唱妇随”的罪名，邵荃麟被残酷迫害致死，葛琴被非人迫害致残。今天看来，《贵宾》事件、《客人》事件，都是江青制造的闹剧，但在“文革”中却成了邵荃麟、葛琴逃不过去的悲剧。小鹰从理论家、小说家的层面上追忆他的父母亲，不只写出了邵荃麟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家、葛琴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真实形象，而且也揭露了由于“文革”的荒谬、荒唐所造成的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

最后，小鹰从“大写的人”的层面追忆、描写了他的父、母亲。邵荃麟、葛琴的确是真正的大写的人。在全国解放前，他俩与反动派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出生入死、义无反顾，居功不沽，平等待人。尽管邵荃麟在解放前批评过胡风不该发表舒芜的《论主观》一文，批评过胡风的文艺思想，但他始终认为胡风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他与胡风彼此仍然保持友谊，正常来往。1953年，他在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发表胡风的诗作和文章。发表胡风弟子路翎的作品。他是一个没有宗派门户之见的文学评论家，在1955年反胡风斗争中，邵荃麟没有附和“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说法。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彭燕郊后来说：“我得知在许多属于我的关键性问题上，都是由于得到荃麟的证明而排除的。”“反右派”运动里，邵荃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不能不执行高层“反右派”的指令，但他尽可能地保护一些同志，不让他们被划为“右派”。黄秋耘、韦君宜，都是由于邵荃麟的保护而未作敌我矛盾处理。也有些同志，如秦兆阳、王蒙、刘绍棠，邵荃麟未能保住，然而他的“心意仍然温暖着、慰藉着大风里被连根拔起的小草儿们的心”，他“是一棵老树，把自己摆在防风的前哨上”，“努力减轻着树苗和小草的不幸”(王蒙语)。在丁玲丈夫陈明的印象中，“邵荃麟没有延安整风那一套东西，整丁玲没有张牙舞爪，比较善良，很多领导人不愿见右派，他见了丁玲，还谈了全国政协会议情况，并好心建议丁玲下乡时改一个名字。”他还在家里接待“大右派”冯雪峰。这在当时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当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后，邵荃麟于1963年1月在中宣部于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针对“大写十三年”的论调，与张春桥、姚文元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他坚持“十三年要写，一百零八年(指自鸦片战争起到新中国成立止)也要写”。葛琴则始终与邵荃麟站在一起。小鹰在“大写的人”这一层面对父母的追忆，是《追忆与思考》中写得最动人、感人的章节。

本来，小鹰的追忆已经是“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驾饰”的怀念双亲的好文章，但小鹰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思考像父母这样的优秀的中华民族好儿女，有功于党和国家的人，何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叛徒”来批斗，邵荃麟只活了64岁。而葛琴却在“文革”中成了残疾人！由是，他思考了极左路线形成过程，对毛泽东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小鹰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屈死，母亲的致残，而贬低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是有着雄才大略的。他精通文史，胆识和才智过人，有着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高明的政治斗争艺术，外交上高瞻远瞩，不屈从美苏等大国，极力保持民族独立自主。他敢于独立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卫星，以第三世界为基础与超级大国抗衡，使中国能够从一个被列强欺压的境地站立起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历史功绩折服了党内外许多人，他的诗人文采、幽默谈吐也为他增添了不少个人的魅力。对毛泽东的大功，小鹰是充分肯定的。但小鹰又认为．毛泽东晚年从辩证唯物主义滑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从反胡风到“反右派”，到“大跃进”，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2年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发动“横扫一切”、“砸烂一切”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只强调主观能动性、只强调精神因素而不顾客观条件、不按照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办事的表现。对称性蕴含着自然界中最基本的运动法则：守恒律和不变性，毛泽东却把对称性或这些运动法则理解为静止的、僵死的、消极的东西，不清楚自然界中变和不变、运动和静止、自由和规律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小鹰对毛泽东后期哲学思想片面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极左”路线和许多政治事件背后的更深刻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小鹰还进一步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他执政后种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而这种修正主义哲学能够风行持续几十年则是封建体制、封建思想存在的结果。

最后，小鹰总结说：“总体来讲，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然而，任何一位伟人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中国社会的局限性使他最终未能冲破封建势力的罗网，这是一位英雄的历史悲剧，也说明封建势力的影响是如何强大和深远。”如此看待极左路线的发展，如此看待毛泽东的功过，把对父母一生际遇的回忆，联系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毛泽东的功过问题来加以思考，这就大大超越了一般性的子女、师友怀念父母、师友的纪念文章，达到了这一类文章、文集的新的高度。尤其难得的，小鹰并非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是一个物理科学技术专家。他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追忆与思考》，也说明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是怎样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以致使科学技术专家也能写出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难以写出的著作。为此，我为小鹰贺，更希望我国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写于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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