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从毛泽东与李政道关于对称性的对话所想到的

小 鹰

1974年5月底毛泽东与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有过一次关于对称性的谈话[1]

“告诉我,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始这样问道。

在毛看来,对称只是一种静止的、均衡的概念,李政道写道: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类社会的整个进化过程是基于“动力学”变化的。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坚持认为,这在自然界也一定是对的。因而,他完全不能理解,对称在物理学中会被捧到如此高的地位。

李政道随即以铅笔和本子作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我把一支铅笔放在本子上,再使本子倾斜朝向毛泽东,然后又朝向我。这支铅笔就在本子上来回滚动。我指出,尽管没有一个瞬时是静止的,然而整体而言,这个动力学过程也有对称性。对称这个概念决不是静止的,它要比其通常的含义普遍得多,而且适用于一切自然现象,从宇宙的产生到每个微观的亚核反应过程。毛泽东赞赏这简单的演示。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向一位物理学家讨教对称性问题,我想,他可能是想在自然科学中验证自己的“斗争哲学”,或寻求对它的支持。尽管李政道为他作了很好的解释,但是我怀疑毛并未理解其中的精髓。

对称性实际上就是变换中的不变性。在千变万化的物理运动中,对称性的规则意味着对运动的约束和限制,同时,它也为人类认识运动提供了一把相对不变的衡量的尺度。说得具体一些,1918年德国女数学家爱米·诺忒(Emmy Noether)揭示和证明了:时间、空间在平移和转动中的对称性与能量、动量和角动量的守恒定律有着深刻的关联。这种思想后来又被推广到更多的对称性和守恒律中去。现在可以说,几乎每一种物理空间的对称性都对应着一种物理量的守恒,在对称性未被破坏之前,该物理量在运动中保持不变;反过来,对于每一个守恒的物理量也一定存在着某种与之相关的空间对称性。这些对称性或守恒律就是物质运动的最基本的客观规律,要是没有它,这宇宙将会是何等的混乱!人们可以认识它,应用它,但不能违反它或改变它。客观规律的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宇宙可以被理解的依据也正是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对称在物理学中会被捧到如此高的地位”。对称性蕴含着自然界中最基本的运动法则:守恒律和不变性,甚至也决定了物质的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然而,毛泽东却把对称性或这些运动法则理解为静止的、僵死的、消极的东西,不清楚自然界中变和不变、平衡与不平衡、运动和静止、自由和规律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住所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夫妇。朱莉回忆道[2]

毛泽东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放下了那种矫饰的人,即以为这个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他的语调实际上是怀疑的,对他的人民,尤其是对年轻人,几乎是失望的。“年轻人软弱,”他对我们说,“必须提醒他们需要斗争。”……“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什么也靠不住。”他告诉我们。

然后他忽然问道:“你们怎样想?”

他的问题突如其来,以至大卫和我一时都踌躇了起来。接着我们便齐声说道:“我同意……”。我们的嗓音如同彼此空洞的回音。当毛期待我们说出更多的话时却是一阵沉默。最后他再一次地说,“这种斗争很可能会持续两三百年之久。”

当毛谈到斗争时,正如朱莉所写,

他变得活跃起来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像个年轻人。他一起戳着两个食指,用力地强调需要斗争。对于毛来说,斗争不只是一个词语,那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

是的,我们是需要斗争,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本身也并没有错,因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而且是每天都仍在发生着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按照客观规律来“斗争”、来“改造世界”,搞“主观论”、“唯意志论”是行不通的。

除了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之外,“主观论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主观意志、强调运动和斗争,却不讲按客观规律办事。文革中盛行的口号是“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1958年的大跃进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结果自然是像唐·吉珂德与想像中的“魔鬼”风车搏斗一样,被引力定律重重地摔到地面上。

从大尺度上来看,所有这些荒唐事的本质只是一个,那就是毛泽东不顾我国长期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和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体系,自建国以来竭尽全力地要改变唯物的社会发展规律,改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辩证法则,妄图一步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他的斗争意志不可谓不强,化费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他还是失败了。原因何在?从毛泽东和李政道关于对称性的对话,我们可以追寻到他那套“斗争哲学”的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根基。

只是主观地强调运动和斗争,不讲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大的缺失。这种缺失也明显地表现在他后期关于矛盾同一性的问题上,也就是对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认识。在毛看来,似乎只有“分”和“对立”才意味着革命和斗争,而“合”与“统一”则代表“修正”和投降。

这里谈到的对于毛后期的哲学思想片面性的分析,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许多政治事件背后的更深刻的认识论上的根源。现在一些批判毛路线的文章往往止步于“揭发控诉”的阶段,局限于披露史实、搞清真相。这些当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如果不进一步从哲学上、从认识论上加以深入的分析,就难以防止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毛泽东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他执政后种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而这种修正主义哲学能够在我国风行持续几十年之久,则是封建体制、封建思想存在的结果。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要破除封建主义,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中除了尊重客观条件之外,还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没有任何可以取巧的地方。遵行客观规律才有自由意志可言,否则,只能像共工一样,头触天柱而亡。我们在1976年不是已经有过一次“不周山下红旗乱”,需要女娲来补天了吗?

(本文摘自《大尺度的思考》一文,原载《追忆与思考》,小鹰,自费出版物,2007年;后收入邵荃麟和葛琴纪念网站:http://www.azcolabs.com,《正文内容》栏。)



[1] 李政道,《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1999年5月第1版。

[2] Julie Nixon Eisenhower,《Special People》,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NY, 1977,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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