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李云突然走了，深陷惆怅的我感到寂寞和无聊，便去东翻西翻，似乎想找回些什么来。忽然翻出一张旧照片，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五十年前。

1968年10月，我从清华毕业后，因父母在文革中的问题，被分配到青海西宁的818医院(原来叫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名义上是去同位素科，实际上是在锅炉房劳动，以便进一步“改造”。不久我便收到李云的来信，说他也分到了西宁，向我问起青海的情形。我告诉他，青海虽处高原，且历来是个充军发配的场所，但正因为此，它也是个民风淳朴、藏龙卧虎之处。此地麻五类、黑五类出身者众多，相濡以沫，人情味足，加上“天高皇帝远”，政治环境反而宽松。这一条在文革当中，尤其重要。

年底前，李云和同班的陆承蒙都来到西宁，我们三人在一起过了第一个新年。那天可能是因为太晚，他们已没有公交车回招待所了，记得是同位素科的侯德燕大夫破例把我们按排在那还未开张的病房里住了一夜。侯大夫是黄埔一期的国军侯镜如中将之女。他们二位下车伊始便受到这种人性化的殊荣待遇，可见我以上所言不虚。多年之后，我在纽约又见到侯大夫，她竟然也还记得这件事。

不久，李云分到西宁市化工二厂做电工，厂子离我不远，骑车只要几分钟。陆承蒙则去了青海地质局第十一地质队搞铀矿地质，只有冬天收队时才可以回到西宁来相聚。他走之前，我们仨去照了这张合影。李云长我一岁，他像大哥一样，中规中矩地站在我们身后。从此，我们走上了社会的人生。

李云各方面都比较成熟，能团结人，的确像是位大哥哥。许多和他接触过的人，无论是工人还是大学生，都有这种感觉。因此，有事没事，我也常跑去找他。记得69年过春节，医院食堂发给每人半斤猪肉，我拿到之后，不知怎么办好，因我们都是单身，没有做饭的地方。於是就去找李云。李云想了想，说“你让食堂给你绞成肉末，我们来汆丸子吧！”

食堂的一位中年师傅很快就帮我绞了，记得事先他还抓了把葱放在里面，临了，又拆开绞肉机把剩在机器中的肉末也都摳了出来给我，因为食堂的绞肉机是大型的，里面至少存有一两多。在那个什么都匮乏的年代，这还是相当可观的！那位师傅的名字是马林扬，但大家都管他叫马牛羊，可能因为他为人老实厚道罢？

然後，我和李云偷偷弄了个电炉，煮了锅水，汆了丸子，在一起饱餐了一顿，也就过了个大年。然而，可恶的是，李云吃了我的肉丸子，也没有嘴软，多年之后，还为此事当众笑话过我一番。

西宁这里分来的大学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分别成帮结伙。我们这一帮人里不少是清华体育代表队的，因此业余常在一起打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跑步甚至游泳。李云也一定不会忘记，我们一同郊游北山寺和塔尔寺，在北川幽静可爱的白桦树林里踏青；又更常去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迎来送往或出差探亲。是的，对我们而言，车站永远是个寄托着盼望与欢聚的地方──只是那时多数还不知道“机场”为何物？

假日我们聚餐，吃手抓羊肉、清炖鳇鱼，喝加盐的复茶──当地老乡说得好：“茶无盐，水一般；人无钱，鬼一般呐！”偶尔大家也会行令猜拳，“喝给一箇”，嘴里还念叨着描述青海的民谚：“轱辘大车小，房上可以赛跑”，“大姑娘不洗澡，风能吹着石头跑。”

青海天高云淡，地广人稀，到了藏民的牧区更有一种纯朴粗旷的感觉。

我的女友蒙爱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後，直接分配到黄南牧区的一个村级诊所。我们结婚之後，有几年分居两地。我看望她时，曾随她去过一个她出诊过的放牧帐房。那里每个帐房有藏獒，都是些现实版的，凶悍异常。生人去了，打老远就要先喊藏民把狗拴住，否则，它们会跳到马背上来咬你，没得商量！帐房附近地域空旷寂静，其节奏之慢，往往让人以为时间停滞了──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受或幻觉。

蒙选从北大荒来看她姐姐，自然也就认识了李云，不久，他们二人便共坠爱河，并喜结连理。在陕西插队的李津来看他哥哥，厂里没地方住，李云就把他安排到不远的我这里来。

后来，李云调到西宁电子办公室工作。有一回，李云从市五七干校带了许多鸡蛋来，蒙爱便做了所有她能想到的以鸡蛋为主的各种菜肴，戏称为“百蛋宴”。那天清华足球队的范伯元同学很有风度地带来一束刚从干校采摘的丁香花。

“自行车上的鲜花，一路引人注目，”范自嘲地笑道：“人们还以为我是‘自行车上，公子多情’呢！”

那花，於是被放到窗台上一个普通的罐头玻璃瓶里──那时新婚的我们还没有花瓶。

窗外黑天鹅绒般的夜幕衬托着那朴素清香的白花，室内灯光明亮，有人在轻弹吉他，有人在谈论刚从外国杂志上看到的神奇的“全息摄影”技术。年青人低语欢笑，丰满又富有弹性的胸脯兴奋地随之起伏。远处天际星光闪烁，初夏凉爽的夜风吹得窗外高大的白杨树叶哗哗作响。

这一幅浪漫的图画引得范不停地赞叹。多年后他仍强调地说道，“那晚的夜空背景不是黑的，而是──紫的！”可见印象之深。

的确，那时我们年青、强壮，富有生命力，对生活和友情充满了憧憬。

我们平日私下也传阅《战争与和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及《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名著，还有《九三年》、《嘉尔曼》和《红楼梦》……；我们又一起闲聊、相互揶揄、听音乐、看电影，而桥牌更是必不可少的节目，简陋嘈杂的宿舍区里飘荡着蒙选悠扬快活的手风琴声。……

啊，难忘的青海！妳留有我们太多的青春岁月。这是生命，也是生活。

1971年6月10日，我的父亲冤死在了秦城大狱。我的母亲也早被隔离，受中央专案组一办“审查”。1972年3月1日她在干校不幸发生脑血管意外，昏迷了三天，双目失明，瘫痪，大小便失禁。可是，为“四人帮”把持的专案组竟见死不救，借口要等待“中央首长”的批准。据说后来周恩来总理发现后，立即作了三次电话指示，然仍未果，因专案组蛮横要求非有书面指示为凭据不可。待总理书面指示最终到达，已是八天之后，妈妈这才被勉强地送入积水潭医院“抢救”。

出院后妈妈已是偏瘫失语。到了这个地步，中央专案组仍然以“案情重于病情，病情服从案情”为由将她隔离关押在干校农场，不准独立开伙，还要自付三人的看护工费，也就是要自费“将牢底坐穿”的意思。

眼见病重的母亲倍受折磨，我心急如焚，向当局写了不少投诉信，均因门路不对而不果。李云得知后，便告诉我，他的妈妈与邓颖超有点私交，或许可通过她转信给周恩来总理。

那时我爱人刚好手术后有两周病假，她便提前拆线，自告奋勇回京探视婆婆，然后专程赴天津拜访。李云父母在仔细地了解了我父母的历史情况后，两位老人商讨了一夜，毅然决定给邓颖超写信申诉解除监管，回家养病；并附上了蒙爱从医生角度签写的病状及从医院抄录的病历，强调病人病情惡化，随时会有性命危險。

王振华、李何林二老(左照片)这般侠肠义骨实在令人钦佩和感动，须知，在那种年代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有谁敢替“黑帮”、“叛徒”说话？搞不好自己也会栽进去。

信发后不出十日，于1973年10月周总理即批准要求，并且还额外指示“要发给全薪作为生活费，住房问题由单位负责妥善解决。”至此妈妈才得以回家养病。

然而不久，专案组人员就矢口否认总理曾有“发给全薪作为生活费”这一条，硬说是蒙爱听错了。直到一年后我向北影厂新上任的领导谢铁骊与钱江二人问及此事。他们随即查询了电话记录，证实确有此事，就立即补发了生活费。同时，他们还要求该专案人员再亲口向我们转达“以前北影军代表领导的处理是错误的。”

这里插一句，五十年代中期，我母亲出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副厂长，她很看重年轻的导演谢铁骊，谢铁骊後来导演了据柔石卅年代小说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1963年首演时，我妈为该片很说了些好话，于是，文革中这成了她“文艺黑线”干将的罪状之一。而钱江则是著名地下党特工钱壮飞之子，钱牺牲後，他成为周恩来的养子。钱江是名摄影师，于北影拍摄过的《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洪湖赤卫队》等电影，在文革中也都被认为是“毒草片”，受到全国批判。作为分管艺术的副厂长，妈妈自然又是脱不了干系。

像谢、钱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文革中後期得以在北影掌权，大约属于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回潮”。1974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而毛泽东本人後来对毛远新的谈话中，也有“走资派还在走”的哀叹。可见，即使在文革中，两种势力较劲仍然很厉害。

因此，只有在“四人帮”倒台之後，特别是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以来，母亲才能真正得到平反。

1990年夏我回国省亲，那时母亲由于白内障双目已完全失明，我见她每次吃完饭总要转着碗用手指摸一圈，确信没有一粒米留在碗里才罢手。老人的这种本能似的举动，看了叫人非常心疼。蒙爱和我同王振华先生谈起，她便热心介绍联系了民盟人士眼科主任金崇华大夫来家实施针拨术。不久母亲便得以重见光明，那种欢快的心情自是“不言而喻”。

这是在王振华先生的帮助下，母亲第二次重见天日了。以后母亲一直活到1995年1月，享年87岁。

要是没有李云和他父母“见义勇为”，我的母亲早就不在人间了。

1979年我通过了教育部公费出国的考试，获准到麻州大学物理系作访问学者，同时蒙爱也得到她在美国的大姨和姨父担保，应邀到纽约州立大学(雪城)上州医学院外科作访问教授。那时我们的儿子刚4岁，我们只好设法把他送到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全托，周末或生病时托付李云夫妇照管。

临行前，我们去李云家辞行。李云的父亲，北京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原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教授，对我说：“啊！去Massachusetts？”──他那浓重的安徽口音，听起来好像是“满山秋色”州，诗意十足，令人神往──“那拼写可是有两个S和两个T连着的。”

他接著又叮嘱道：“出远门，路上辛苦，困了时，用手抓住包，用脚勾住行李，还可以打个盹。”老人一边说，一边认真地做样子给我们看。李云和我们俩见了，便一齐都笑了起来。

不久，李云也有机会到美国作访问学者，请我帮助他联系学校。我在美国找了不少人，替他发了一些申请信，最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计算机系接受了他。李云准备80年8月赴美，他说或许可以把我们儿子带来，与我们团聚。那年的夏初，蒙爱结束了在上州医学院的研究，已获得在麻州大学读研究院的许可，这样我们也有条件把孩子接过来了。我们很快就办好了一切手续，把文件寄给李云去为孩子办签证。

李云是个办事细致周全的人。他担心万一签证不批准，那就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就设法走了个“洋后门”。

这“洋后门”的关系，说来话长。

1935年，蒙爱的二舅李温平在密西根大学攻读运输工程博士，1938年成为修筑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师。1944年为运送军需和战略物资，他与美军希德拉克上校(Robert F. Seedlock，毕业于西点军校，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硕士)一起共同抢修滇缅公路和另筑一段中印公路。由于山区地形复杂，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程。经过艰苦卓绝的拼搏，中美两支筑路队伍终于会师，打通了这条命脉，为盟军在西南战场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温平博士的才干和为人赢得了希德拉克上校极大的尊敬，他们亦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右下照片说明：1945年1月20日，首辆卡车通过中缅边界线驶往昆明，右二为李温平，右三为希德拉克)

战后，希德拉克上校晋升为少将，1946年12月李温平也获得了美国政府杜鲁门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自由勋章”(The Medal of Freedom)是美国政府向民间人士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但是，1957年温平舅舅因修建南京长江大桥与苏联专家的意见不合，被打成工程界的大“右派”，送到东北的兴凯湖农场去劳改。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这枚勋章一直没能颁发到温平舅舅的手中。

李云从蒙选母亲李璧夏医生那里听说此事，知道希德拉克将军正好在北京探访二舅，就去请他帮忙。希德拉克将军二话没说，当即带着李云和我们不到5岁的儿子去了领事馆。事后李云告诉我们，领事和将军谈笑甚欢，他只大略翻看了我们的证明文件，很痛快地就批了。然后，希德拉克将军拉着李云他们就走，低声说道：“Let's get out here before they change their mind!”(在他们变卦之前，我们快走 ！)

李云办事，就是这么认真负责到底。

在赴美的前一晚，我们孩子突然问他的老叔，想带一张中国地图走。弄得我的弟弟一头雾水，说：“这么晚了，让我到哪里去给你找地图呢？”可能是这孩子留恋奶奶，留恋北京的姨，怕万一将来回来找不着路吧？

不过，李云千虑，也不免有所一失。那时中美还没有直通的航线，要绕道走法国换机。李云忘了要替我孩子办理在法国的过境签证。结果，由于等着补办签证，同机的几十名赴美学者不得不同在巴黎机场滞留了几小时。也许是看着李云面善，孩子可怜，大家也没有计较什么。

那天我到华盛顿国际机场去接机，李云还没出关，远远看到我，便把孩子举了起来，让我们父子见面。到了旅馆，孩子急着要大便，因马桶较高，脚够不着地，李云又弄了把椅子来，让孩子用小手扶住椅背，以免掉到便池里。他处处想得比我都周到！这就是李云。

1982年的春天，我开车到DC来开物理学年会，蒙爱和孩子与我同行。希德拉克将军知道后，便与他夫人Hortense一起请我们到军官俱乐部去吃饭，席间讲起二战结束后，他在北平时最喜欢看有Monkey King的Peaking Opera，讲得比手划脚、眉飞色舞。他指的是“孙悟空大闹天空”那一齣武打京戏。饭后将军送给孩子一张当红的棒球明星卡片，他冲孩子眨了眨眼，笑着说：“收集这类卡片吧，几十年后，它会值很多钱的！”

后来，我们的孩子也同希德拉克将军通过几封信，把PBS播放的二战时修建滇缅公路的历史记录片录下来给他寄了去，还寄过有孙悟空画像的一些小物件。作为回赠，将军也给他寄了一套访问苏联时换来的硬币。他每次来信总是客气地称孩子为Master，就是小少爷的意思。希德拉克将军夫妇待人彬彬有礼，又喜欢孩子，他真像是位和善的圣诞老人！(左照片说明：1982年春与希德拉克将军夫妇合影于华盛顿DC军官俱乐部。)

1984年温平舅舅应邀来美访问，是希德拉克将军亲手把那枚迟到的勋章挂在了温平舅舅的胸前。这是中美前辈们一段共同抗日的佳话。

后来，经蒙爱联系，蒙选也来了美国，在大姨家附近的Syracuse大学读了钢琴表演硕士。圣诞节时李云两口曾来麻州看我们，大冷天我们去访问了哈佛和MIT的校园，在寒风中一同欢笑地漫步于查尔斯河畔。

蒙爱和蒙选在加拿大的堂兄Alec医生和太太Eudora夏天请我们五人去访问他们，两位姑姑及其他的堂兄、堂姐也住在附近。在与那里的亲戚团聚时，蒙选热情地为他们弹了一些中国民歌，也应亲友们的要求弹奏了萧邦。Alec有三个小孩，与我的孩子同龄，他们在一起很玩得来。临别时，Alec夫妇把圣经分别赠送给我们。李云回国前，我们又一起去看了大姨和姨父，并游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些亲友在文革之前可都算是“里通外国”的海外关系啊！

现在大姨走了，Alec走了，李云也走了，我们都老了。可是，他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已长大成人，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后代的后代也在茁壮成长。新陈代谢，自然规律，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永葆青春和活力。只是李云走得太早、太快，令人非常痛惜。

李云回国后，几次来美出差，都设法到我这里来相见。前几年他两次路过芝加哥，我的孩子正在那里做外科医生，他每次都要抽空去见姨父和姨。有一次孩子刚赶到他们正在吃饭的餐馆，还没坐下，就被急诊又召回了医院，但还算是见上了一面。蒙爱和我回京时，也总会住在李云家，从和平里到鲍家街。平时他常帮我们买药、寄书或在国内办事，有求必应，不厌其烦，节假日我们也总有相互问候。

晚年时，李云策划组织了多次旅游，我只参加过九寨沟和阿拉斯加的两次，已颇能体会他的领导和协调的能力。旅途中他对大家的体贴和关心无微不至，总是急人之急，全力相助，对一些琐碎婆妈之事，也不推诿。我私下问他：“连这事你也要管？”他微笑不语，似以成习。蒙爱和我常对他说，你的“爱心”比我们多，更像是个基督徒。为此，我们又常戏称他为“李周到”、“李过虑”，有时也叫他“李铁嘴”、“理常有”，因为你无法抵挡他关心你的“理由”和他的幽默。和李云在一起，总使人感到踏实和愉快。

不过，李云曾多次对我感慨道，他父母有过像李霁野和王冶秋那样的终生挚友，我也对他说，我的双亲同冯雪峰与聂绀弩也是神交，我很敬慕老一辈文人之间的那种精神境界，希望我们也能够这样，真正成为Soul Mate，而不只是限于在生活琐事上的友谊。因此，多年来，我和李云相互信任，无话不谈。从政治观点到宗教信仰，虽然有些话题他不感兴趣，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看法也会有不同，但彼此都能包容和理解。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争论，相反，我们有时会直争到他的手机没电，然后我告诉他，“好，今天先饶了你，下次再说！”

每次同他争论，对我都有所启发，这也是使我思想系统化的过程。我欣赏也得益於这种一对一的、有深度的对话。在人的一生中，不是有很多人愿意敞开心门并能够同你有这“君子之交”的，它可遇而不可求。

去年10月2日李云给我送来一篇《科学的终点竟是信仰的起点》。我不完全认同文中的观点，所以这样回了他：

我几次回京，当我们家人单独相处时，饭前总会有简短的感恩祷告，李云每次都会大声地说“阿门！”。有一次，说完之后，他还“若有所思”地对我又说了一遍：“我说‘阿门’了！”当时我心里一热，极为感动，但我不认为那是对我说的，我哪里配？我知道，他是在向天父表达自己的心声，天父喜悦这孩子般的真诚。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19章14节)

“基督教”本身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人类的“罪性”与“拯救”、“死亡”与“生命”、“桎梏”与“自由”等观念，基督徒管这叫做“信仰”，中国现在缺的正是这种“信仰”或“文明”。当然，有人认为那是“迷信”，但如果在美国的时间够长，并且刻意寻求深层，人们就不难找到这“信仰”，也会更理解那“普世的价值”。

我虽然已经受洗，但和李云一样，坦承仍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李云的孙女说：“爷爷爱耶稣，不爱去教会。”这一句无忌的童言说到了点。的确，基督教有许多不同的教派，人意很多也很杂，解释不同，区别很大，有的教训怪异，行径疯癫，近乎于邪教，要小心分辨。还有些教会喜欢“孤芳自赏”、“惟我独尊”，又“自以为义”、“强加于人”，反而让许多独立思考的追求者“敬而远之”。这类“教会”，还是不去为好。

但圣经只有一本，真意是在其中，要靠自己去理解体会，抓住要义，寻求正确解决“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无需任何“中介”。而顶要紧的，是存有一颗敬畏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1章7节)

圣经把这奥秘告诉世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章7节)

愿李云美丽的灵魂安息天家！

2017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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