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章詒和的“文”与聂绀弩的“化”

小 鹰

自今年二月“聂绀弩刑事档案”被曝光以来，章詒和女士以名人黄苗子“告密”和冯亦代“卧底”二文把议论推向了高潮。如何正确理解这类事和文？我也谈几点意见如下。

一，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或社会的治理，为了防止罪犯的发生，以至防范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除了配置警察、保安、特务、线民监控调查、掌握动态之外，也还需要官员参奏、百姓举报来作相应的配合。在技术发达的信息时代，更有录象、窃听、邮检等办法辅助。事实上，美国和台湾早已对所有电话全部录音、实行重点对象监听的措施，此举在法律上也得到保障。这类情治举措，无论是谁上台掌权，只要不是书呆子，都会采取的。尽管这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公正，但它却是人类现阶段生活的现实，在哪里都逃不掉。问题在于，当局是否“草木皆兵”、滥用手段？且又如何处置所获情报？对相关的人和事处理是否合法得当？

二，“密告”二字属贬义词，使人联想到“卖友求荣”、“陷害忠良”；而“举报”与“揭发”则比较中性。怎样使用恰当，要看内容和性质。

在我们的社会中，贪污腐败、营私舞弊、贩毒走私、卖淫拐卖、阴谋恐怖、邪教诈骗，以至假冒伪劣等都是人人痛恨的现象。对这类勾当的举报、揭发，甚至卧底，都是英雄行为、正义之举，应当鼓励。否则，乐的只是贪官和恶棍。

这里，经济或刑事犯罪往往是有清楚的司法定义，容易区分。说到政治罪就比较难定，是非界限通常由权力当局或公众意志以国家安全为由而划定。美国在伊拉克悬赏后，经举报擒获萨达姆，美国人认为是义举，而原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则可能认为是叛卖。立场观点不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

法治国家里，自由思想、宗教信仰不构成犯罪，也容许公开批评政治。然各国亦皆有敏感警觉的范围；若又被指认为涉嫌行动、妨害他人时，麻烦将至，有时会弄得与政治罪、间谍罪或刑事罪的界限模糊起来。好在除法律之外，尚有民主程序可循、为公众舆论监督，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官员野蛮执法。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即为一例。

专制国家里，历来有“文字狱”、“可恶罪”的风气。法西斯独裁也好，“朕即国家”也好，都是“无法无天”、“不可理喻”。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到近代的“政治暗杀”，当局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尤为恐惧；又实行“愚民政策”，固守“舆论一律”，动辄以“反党反革命”论处，以“人民的敌人”定罪，结果是极度地扼杀思想文化、摧残人材。

另一方面，值得深思的是：在人类社会中，每当政坛上有人作法，“呼风唤雨”，下面总有人不问是非，顶礼膜拜，在不同层次上跟着“推波助澜”。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除了单纯的利益追逐之外，还涉及到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学。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冲动和理智、虚伪和真诚，投机和轻信等心理活动，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人性中的贪婪、自私、虚荣、嫉妒与仁爱、公义、内疚、宽恕等成分，此消彼长、混杂斗争；生物体自我保护的意识、趋利避害的本能、存活求生的欲望、利弊得失的权衡、生死离别的痛苦、家庭情爱的纠缠，往往导致对邪恶现实的无奈和容忍、于渺茫未来的盼望或幻想。人们在谎言与良心、诱惑和人格之间不断挣扎，分辨不清；在疲劳和沮丧当中判断失误，在利诱和许诺面前妥协交易，在分化和压力之下瓦解崩溃；如此等等，竟酿成多少人间悲剧？

总之，人性总有软弱的时候，加之历史局限，人一生中难免会做些蠢事、丑事，有时甚至是真诚主动地去“愚蠢”。

因此，行为究竟属于“正义举报”还是“无耻密告”，当事人须独立思考，以信念良知判断。虽然众人往往习惯于追随潮流，以一时的“成王败寇”论事，然而，历史的“是非曲折”还宜以大尺度审视，当从长计议为妥。

三，冯亦代卧底一事，说明即使文化名人也有良莠不分、把持不住的时候，难免失足。然而，他晚年临终前下决心出版日记，坦诚披露自己反右后曾“忍辱负重”、甘当线民之举，是很不容易的事，说明已受到良心的谴责。若再揪出示众、不依不饶，有些不通情理，似属文革遗风。

章詒和女士本人在压力之下也曾有过告密行为，且后果严重。她诚恳忏悔，自认有罪。一向“嫉恶如仇”的聂绀弩(右图)却原谅了她，“罪不在你，错不在你。”；接着他这样评论了《圣经》故事中出卖耶稣的犹大和下令将耶稣钉十字架的总督彼拉多：“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聂本人也曾受胡风事件之牵连，但在舒芜与胡风反目后，交出与胡风往来信件的旧事上，他也持同样观点，并不因此专责舒芜，且事后仍与之频有往来。这就是聂绀弩的境界，或曰：文中之化。

然而，“我没错”的章女士完全没有读懂聂绀弩。在痛斥“告密者”之后，仍追杀不已，进而问道：“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她的水准便在于能“推断”出：罪在聂绀弩夫人周颖身上！

四，章在2003年写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里对周颖已多有贬损，看了叫人不服。这次在揭密告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最后，莫名其妙地又拿出周颖来开涮，暗示周颖之“不贞”对聂的伤害比告密者还甚，更加可恶。是故，聂已再无“心思”去“计较” 告密者也。

且不说聂氏究竟是无暇还是无意去追究告密者，而她却是耿耿於怀，不把周颖彻底搞臭是誓不罢休的。从告密案忽然扯到周颖人品，在他们夫妻私生活关系上闪烁其辞，作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却又没有什么内容，实在不能不说是章文的败笔。

聂绀弩和周颖的夫妇关系究竟如何？女儿海燕的自杀对他们又有什么影响？本文后边附上了舒芜的文章，读者读后自当“一目了然”。有文无化的章詒和女士在别人的家庭事务、隐私问题上捕风捉影、大作文章，向不谙世事的读者煽情蛊惑、毁人声誉，这类行径与告密者无甚区别，看起来同样令人生厌。

不过，细看之下，她却什么事情也没有说，只不过是精心设计背景、大力渲染气氛，似有似无的表述、欲言又止的挑逗罢了。其实，这正是一种“杀人”的妙法：要的就是引导你自己去猜想和憎恶。

章女士擅长文字，且是娴熟这一手法的。

五，章文《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若作为文学小说，颇有可读性。在章女士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吝啬小气、忘恩负义、猥琐不堪的女人。但如果指名道姓地说，此人就是周颖，从道德的角度看，那就要审慎地对待了，特别是对一个已作古的人。对死人当然可以批评，但更要注重真凭实据，因为死人已是无法替自己辩护矣。

章文发表以后，偏有一与周婆聂公熟识的姚锡佩仗义出来替周颖打抱不平，并以事实澄清了对周的一些指责(见附记)。姚尚保留有周颖于筹备聂绀弩追悼会期间“最初手书的四页发送讣闻的名单”(照片一)；姚又特别查对了当年的签到簿，证实章母李健生的确参加过聂绀弩的追悼会(照片二)。因此，事实并非如章文所示：由于无情无义的小人周颖作梗，不发通知，致使聂绀弩生前挚友、恩人李健生竟连他的追悼会都不能参加。

照片一：筹备聂绀弩追悼会期间，周颖最初手书的发送讣闻的名单。中部划线打勾的名字为李健生。

照片二：聂绀弩追悼会签到簿上李健生的签名

读毕姚文，我奇怪，章詒和为什么要在“去了没去？”这么简单的事情上扯谎呢？我又重读章文，细究之下，发现章女士其实并没有“扯谎”，只是她写得很有“技巧”罢了。现引述原文如下：

读者不难看出，在一些背景事物上，她的记忆清晰、叙述生动且富有细节，但在关键处却“语焉不详”。例如，她说母亲一直在等追悼会的通知。这自然是一定的！到底收到过没有？她却没有直说。又如，她意外得知并告诉母亲关于聂绀弩追悼会的事，“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这也是可能的，但她同样也没有明确否认母亲参加过聂氏的追悼会。她小心地选择了规避，是因为她知道这些事情的确发生过，恐还有其它人也会记得。

看来，这里一些真像被略去不表、按下不提，这里一切行文都是陪衬和暗示，只要效果能引导读者按常人逻辑推理，自行想像地补上那缺失的环节，得出与事实相反的印象就好。

如果事情的确是这样，那就很可怕了。

作为小说，作家对于素材的处理，常有人物的张冠李戴、场景的移花接木、事件的时光倒错、空间的腾挪位移；甚至采取印象派和意识流的模糊手法、跳跃思维、暗示影射、渲染煽情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为人修史写传则不可以任意作这类剪辑编排，不可以故意将关键真事隐去，为的只是让人去感受和意会自己那不实的议论。一些所谓的“纪实”作品中常可见有这类不良的文字风气，有分析头脑的读者是不会被它们牵着鼻子走的。

或许，作者会这样说：“瞧！我什么也没有说呀！假如你那样推想，那是‘你错了’。我的笔并没有流人的血。”

在重证据的法治国度里，涉及到真人的声誉时，“隐瞒真相”虽然不能构成“诽谤罪”或“伪证罪”，但仍然可以构成“有意误导罪”，被人一纸告上公堂。

还是《圣经》说得好：“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本文首发于2009年6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2009年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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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按：作者自己后来将第一首第七句“空山”改为“郊山”，第二首第六句“恩情”改为“辉光”。）

这就是他们夫妇(右图，[注])赠答的开始。那时，聂老从山西出狱回北京不久，住在东直门外新源里，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聂老是“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卧病在床。周大姐平生习惯于社会政治活动，很少在家里，现在则成天又是添煤，又是打水，忙得满头大汗。一天忙完了，坐下来，二老对饮一壶酒，下两盘棋，闲话聂老在北大荒劳改，在山西监狱，周大姐两次万里寻夫（探春千里、万里迎春）等等旧事，泛论及于自由平等、民主集中这些大问题。喝的是青梅酒，仿佛竟有当日曹刘“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慨。这一对患难老夫妻的如此“斜日恩情”，我读了很感动，回信说：夫妻间的日常家庭生活，古人少有入诗的。元稹的《遣悲怀》之所以成为名篇，就因为写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日常生活。聂老这两首诗，也就好在写尽了夫妻日常生活，但又出乎元稹诗境之外，有鲜明的时代性，乃是今天中国阅历风波的知识分子夫妻的日常生活，等等。

于是，聂老回我一封极有风趣的信──

一看题目我就明白了。原来，聂老和周大姐的唯一爱女聂海燕，因为夫妻家庭纠纷，于1976年9月间自杀。一个月后，聂老自山西出狱回京。我第一次去看他，刚开口要对此表示慰问，才说出半句，不知怎么敏感到他大概还不知道这个噩耗，幸喜他耳聋没有听见，我马上咽住。后来了解，周大姐的确没有马上将噩耗告诉聂老，编造各种理由来搪塞聂老日益加紧的追问。现在，终于，聂老知道了。于是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作为《赠周大姐》二首的续篇。我默默地读了，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也默默地看我读完，一句话也没有说。是的，还有什么可说呢？我只将字迹歪斜潦草的原诗稿好好保存下来。

这首诗是典型的“聂体”。在这样悲惨的题目下，开口竟是“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意气风发，一下子就站到与苦难战斗的制高点上。不写自己惊变之际作为父亲的失女之痛，而写周大姐作为母亲的“膝下全虚空母爱，胸中不痛岂人情？”哭女而转慰妻，以父爱来体贴母爱，倍加沉痛。“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咱家损罐瓶”，把一家的苦难联系到千万家的苦难，却把家破人亡的大悲剧，说成只是损失了一些罐罐瓶瓶，里面有沉痛的讽刺。从来龙争虎斗当中，英雄们常说“不怕打烂瓶瓶罐罐”，轻描淡写的“瓶瓶罐罐”四个字，流露出英雄们不屑一顾的神情，岂不是包括着千家万户小民的生命财产么？最后，“稀古翁妪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我这个七十老翁还有你，不算鳏夫，你这个七十老妪还有我，不算寡妇，我们俩相偕相伴走下去吧。这样最大的沉痛，这样最大的坚强，紧密地结合起来，实在是前无古人。

这一对“非鳏未寡”的“稀古翁妪”，的确是在以“相慰乐”来同苦难战斗。于是，就有了周大姐的答诗──原来是聂老代周大姐做的。聂老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后附了这一组诗──